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 第3卷 世界的时间

教训来得很晚。如同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人一样，荷兰人最初宁愿从事劫掠，不肯为在空旷、敌对的异国定居而承担各种费用。他们于1604年洗劫了巴依亚港，因此在巴西臭名昭著。277比这早十年，即在1595年，他们肆意蹂躏与美洲种植园有着经济联系的黑非洲沿海地区。278这些入侵行动，有的已为我们所了解，有的则丝毫未留下痕迹，都表明荷兰开始对外扩张，并且胃口越来越大。

全部情形在1621年发生变化。1609年与西班牙签订的十二年停战协定未能续订。西荷两国战端重开。1621年6月9日，新成立的西印度公司获准开业。279新公司的任务是要打入西班牙和葡萄牙在新大陆的领地，自1580年西葡两国合并以来，它们的领地也连成一片。就在1621年，葡属美洲是个薄弱地区，荷兰的攻击矛头相当合乎逻辑地指向那里。濒临万圣湾和背靠低洼平原的巴西首都圣萨尔瓦多于1624年被攻克，胜利者劫掠所得的金币和银币，车载斗量，不计其数。但1625年3月28日，一支拥有70篷帆的西班牙舰队突然赶到，并在一个月后收复圣萨尔瓦多。280

五年过后，在盛产食糖的东北地区，一切又重新开始，荷兰人在那里占领了两个敌对但又互不可缺的邻近城市：地势低洼、面对海洋的累西腓是商人的城市，居高临下的奥林达是“能工巧匠”的城市。消息迅速传遍世界：在热那亚，有人说胜利者不费一枪一弹便夺得“黄金百万”；281这一细节也许并不可靠，因为葡萄牙人已把“库存的全部食糖和染料木”282付之一炬。荷兰人于1635年占领北方的帕拉伊巴，从而支配“巴西最优良和最接近欧洲的60法里海岸”，283但被占领土还是十分有限。胜利者听任地处内陆的葡属巴西继续存在；葡属巴西依旧进退自如，保留其糖厂主、榨糖作坊和黑奴，并且在南部得到于1625年重获自由的巴依亚地区的支援。最糟糕的是巴西食糖往往逃脱荷兰的监控，占领者的大船不能在沿海浅水港汊停泊，而小吨位的葡萄牙船只则往来自如，虽然它们在大洋海面或离欧洲海岸不远处有时也会被人截获。荷兰占领盛产食糖的巴西东北部产生了出人意料的结果，至此供货充裕的巴西食糖竟不再成箱地运达阿姆斯特丹，糖价随之上涨。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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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上文谈到的战争285实际上使荷属巴西处于持续的被围状态。1633年7月或9月，英国的两名嘉布遣会修士取道里斯本回国，他们在那里等待便船，偶然遇到曾为荷兰人效力的一名苏格兰士兵刚从巴西回来。后者对他们说：“他已整整八个月见不到肉，除了从荷兰运来的淡水以外，再也没有清水可喝。”286这话可能言过其实，但荷兰人确实困难重重。他们所犯的错误是想不以生产为基础，不实行真正的殖民征服，却要建造一种商业上层建筑。

1637年1月23日，287局面出现戏剧般的转折，拿骚的莫里斯出任荷属巴西总督，来到了累西腓，他将在该地停留七年。拿骚的莫里斯不愧是个杰出人物，他对当地的山川、平原、草木禽兽无不喜爱，并明智地试图为移民定居创造条件。在他就职的第一年(1637年)，攻克了屡攻不下的圣乔治达米纳要塞(1482年由葡萄牙人在几内亚海岸建立)，这并非事出偶然。第二年又从葡萄牙人手里夺得紧贴安哥拉海岸的圣保罗·德罗安达岛，随后又夺取几内亚海湾中的圣多美岛，该岛盛产食糖，且是向新大陆输送奴隶的中转站。这一切都合乎逻辑：没有黑奴，荷属巴西便不能存在；黑奴于是源源运来。但在此期间，葡萄牙起而反抗（1640年12月1日），挣脱西班牙的控制。和平的可能因此出现：葡萄牙和联合省于1641年甚至签订了十年休战协定。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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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战并未在远东实施。相反，在美洲，局势趋向缓和，西印度公司对能结束一场费用昂贵的战争极其满意。拿骚的莫里斯不想就此罢休，他把没有作战任务的武装力量用来对付西班牙，调遣手下的五艘战船前往太平洋。这些船在智利和秘鲁的海岸肆意妄为，但因缺少后勤支援，不得不返回巴西；船只到达时，正值拿骚的莫里斯打点行装，准备应召回国，召回的命令大概是根据商人的要求而发出的。

荷兰人从此以为他们能够太平无事地开发巴西。继拿骚的莫里斯之后的历任总督，“经商的能手，拙劣的政治家”，只考虑发财致富和繁荣贸易，甚至向葡萄牙人出售武器和火药，“因为他们开价极高”。于是，潜在的战争又继续进行，这场在腹地(sertāo)2898支持下进行的消耗战，终于在1654年把荷属巴西拖垮。与此同时，葡萄牙人很快恢复了在非洲沿海所丧失的圣多美、圣保罗·德罗安达等大部分据点。荷兰1657年对葡萄牙公开宣战，使荷兰西印度公司能向对手展开攻击，摧毁和劫掠他们的船只。但以战养战的原则这一次却是行不通。1657年12月，旅居巴黎的两名荷兰人，根据他们刚接到的一封荷兰来信，对局势作了很好的描述，他们说：“从葡萄牙夺得的战利品仅值150万里佛，不够抵销我们所需支付的军费约350万里佛。”290这是一场毫无出路的战争。和平慢慢实现，似乎是水到渠成。刚娶葡萄牙公主为妻的英格兰新国王查理二世出面调停，和约于1661年8月16日签字。巴西仍属葡萄牙所有，但为换取这一协议，葡萄牙不得不对荷兰商船开放其美洲殖民地的门户，降低锡图巴尔的盐价，291并承认荷兰在亚洲从葡萄牙手里夺走的利益。葡萄牙此外还连续几年通过交付食盐，分期偿还战争债务。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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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把战争失利归罪于西印度公司的经营不善。印度公司共有两家，一好一坏。彼得·德·拉古尔(1662年)写道：“上帝做主，愿东印度公司〔好的一家能及时从中吸取教训。”293坏的一家印度公司于1667年由国家给予资金接济，但始终未能振作起来。它从此满足于在几内亚海岸与苏里南和库拉索之间从事贸易：库拉索于1634年被荷兰占领；苏里南由英国1667年签订布雷达和约294出让给荷兰，作为对后者放弃新阿姆斯特丹(未来的纽约)的微薄报偿。库拉索长期是黑奴买卖以及与西属美洲进行走私交易的活跃中心，苏里南的甘蔗种植园给荷兰提供丰厚的收益，但也带来重大的忧虑。西印度公司正是依靠这两个据点苟延残喘。它一度曾想把亚速尔群岛据为己有，295并曾控制巴西一大块土地，如今终于降格以求，允许私人运输户在交纳偿金后，在公司自己的领域内进行活动。

最后，是否应该仅仅归罪于公司的经营不善？或者还应责怪公司的后方基地(泽兰是西印度公司的后方基地，正如荷兰是东印度公司的后方基地一样)支持不力？再或者是因为公司野心太大，但又起意太晚？荷兰的错误难道不正是认为，他们在新大陆可以像在安汶、班达和爪哇那样胡作非为，而新大陆则像这些人口稠密的地区那样任人支配？荷兰将与欧洲发生正面冲突，它的对手英国将协助葡萄牙进行抵抗，它也将碰上西班牙，而西班牙在美洲的地位比表面上看来要巩固得多。1699年，一名居心叵测的法国人声称，联合省的人已经“注意到，西班牙人为在至今不为人知的陌生地区开展贸易和驻扎军队，不惜经受非凡的辛苦和付出巨大的代价；他们因而决定尽可能少做这种事情”。296总之，荷兰人在他们所到之地，只求谋取利益，不愿定居和发展当地经济。我们至此是否应该认为(这就要回到我们原来的立场上来)，荷兰这个蕞尔小国一口吞不下印度洋、巴西森林以及非洲的一块富庶地区？

第三章城市统治下的欧洲旧经济：阿姆斯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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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先地位与资本主义

阿姆斯特丹的经验显然证明，任何负有高级使命的中心城市几乎以千篇一律的形式实现其领先地位。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没有什么可补充的了。我们这里关心的是，要根据一个特定的例子，在这种领先地位的范围内，看一看处在现场的资本主义可能是什么样子。与其追求抽象的定义，我们宁愿观察具体的经验。尤其，在阿姆斯特丹所观察到的资本主义同时能为以前的经验和后来的经验作证。说实在的，这里至少关系到两个观察场：

阿姆斯特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什么是阿姆斯特丹的商业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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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和商业实践？

经济世界的这个中心怎样与程度不同地受它控制的各个地区相联系？

第一个问题很简单:阿姆斯特丹发生的事并不使我们感到意外。第二个问题则不同，其目的是要复制由阿姆斯特丹居高临下地控制着的经济世界的整体结构。这个整体结构并不始终一眼便可看出，因为其中包含着大量的特殊事例。

在阿姆斯特丹，货栈兴旺，一切全都兴旺

在阿姆斯特丹，一切无不集中，无不堆积：海轮如同桶装鲱鱼挤在港内，驳船在运河上往返穿梭，商人在交易所齐集，货物不停地从仓库搬出搬进。据17世纪的一名见证人说，船队“才刚靠岸，装载的全部货物已由商人在交易所第一次会面时通过经纪人买下，船只在四五天内卸货完毕后，立即准备从事新的航行”。297如此迅速地买下全部货物，肯定不能做到。但仓库确能全部吞进，然后再全部吐出。市场上的物质、器材、商品以及种种可能的服务，数量众多，应有尽有。一项指令发出，机器立即转动。阿姆斯特丹的优势就在这里：有充足的存货可供出售，有大批货币在不断流通。在他们爬到相当的地位后，荷兰的商人和政界人物都意识到，即使在日常的活动中，他们也支配着巨大的力量。王牌在握，他们就能为所欲为，不管正当与否。

当时有人曾经(1699年)写道：“自从我对阿姆斯特丹有更深的了解后，我把它比作一个交易会，商人们带着货物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相信在交易会上能找到销路。正如参加交易会的商人通常不使用自己出售的货物一样，从欧洲各地收购货物的荷兰商人也只把他们认为绝对必要的商品留下自己使用，并把他们认为多余的，也是最昂贵的商品卖给其他国家。”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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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阿姆斯特丹比作一个交易会，这并不稀奇，但这么一比，阿200姆斯特丹的作用便基本得到澄清：汇集、储存、出售和倒卖全世界的货物。威尼斯曾经推行过这种政策；照罗杜维科·圭哈尔迪尼的说法，1567年前后的安特卫普已是“一个常设的交易会”。299阿姆斯特丹的仓储能力在当时无疑使人觉得庞大无比，不可设想，其吸引力有时导致某些简直不合逻辑的过境贸易。直到1721年，300查理·金在《大不列颠商人》301中对英国向法国出售的货物交荷兰船装运，在阿姆斯特丹卸港，再经默兹河或莱茵河送往目的地，仍感到大惑不解！这些货物为此需要纳付荷兰的出入境税，莱茵河或默兹河的通行税，以及法国边界的关税。“如果我们直接到鲁昂卸货，并只付该市的入市税，货物运往香巴尼、麦茨及莱茵河或默兹河地区的费用不是会便宜些吗？”查理·金是个英国人，他以为货物进入法国在付过一次关税后便万事大吉，302这显然是搞错了。但是，从阿姆斯特丹转口显然使流通渠道拉长，并使事情变得复杂。到了18世纪，当阿姆斯特丹不再有同样的吸引力和转移力时，直接贸易终于胜过转口贸易。

直接贸易在1669年尚未成为规律，据我们所知，西蒙·阿尔诺·德·蓬博纳、荷兰省督约翰·德·维特和旺·伯宁根303在那年曾交换过意见，旺·伯宁根的话比约翰·德·维特说得更加直截了当。旺·伯宁根对蓬博纳说，如果法国拒绝接受我们的制成品，我们就不可能继续购买法国的货物。虽说啤酒的地位已被葡萄酒所代替，让荷兰消费者忘记法国葡萄酒的味道是件极其容易的事：只要提高消费税就够了（限制消费的一项极端手段)。旺·伯宁根又补充说，如果荷兰人决定“厉行节俭和取缔奢侈”，不再使用昂贵的法国丝绸，他将继续向外国输送“他们在本国禁止使用的东西”。用明白的话来说，法国的葡萄酒、烧酒和高级织物仍将进入联合省的市场，条件是重新离开这个市场；人们将把国内消费的龙头关上，而商品储存和转口贸易不受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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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储货物是荷兰战略的中心。1665年，有人在阿姆斯特丹坚持主张把已经多次讨论过的关于从北边发现一条印度通道的计划付诸实施。东印度公司竭力予以阻挠。至于其理由，一名知情人解释说，计划一旦成功，行程将缩短六个月。公司在派出的船队返回前，便不再有时间把每年堆放在仓库里的1000万弗罗林存货推销出去。304市场上供货充裕将使存货降价。这项计划终于自动搁浅，但以上的担心可以说明一种心理状态，甚至一个经济时代。

第三章 城市统治下的欧洲旧经济：阿姆斯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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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仓储货物反映着当时商品流通的缓慢和不规律，仓储也是商人用以解决种种实际问题的方法，几乎所有问题的产生都由202于到货和发货的时断时续，信息和指令不确实或被耽误。商人如果留有库存，就能在某个市场开放时立即作出反应。各种资料表明，阿姆斯特丹操纵着欧洲的物价；之所以如此，恰恰因为阿姆斯特丹依靠其充足的存货，可随意调节商品的销售。

荷兰人在1786年仍是欧洲的“运货人”

据法国驻阿姆斯特丹领事的统计，1786年共有1504艘船到达阿姆斯特丹。所有这些船只几乎都属于荷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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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和信贷

这一仓储系统逐渐转化成为垄断。如果荷兰人“实际上是世界的运货人’、贸易的中间人和欧洲的经纪人”305（笛福语，1728年)，这并非如勒波蒂埃·德·拉海斯特罗瓦306所想，因为“世界各国愿意接受”，而是因为它们无力阻止。荷兰的仓储系统建立在互相依存的各种贸易关系的基础之上，而所有这些贸易关系又构成各种商品一系列几乎必经的流通渠道和分销渠道。为了保持这个仓储系统，必须经常注意和努力排斥各种竞争，并使整个荷兰经济服从这个基本目标。1669至1670年间，一些荷兰人在与蓬博纳谈到“其他各国企图使欧洲贸易的任务不再由他们荷兰人单独承担”307时，正确地指出，“凡不再要他们经手这项贸易的人”，完全能够使他们“丧失在世界各地包办商品交换和货物运输所产生的重大效益”，但不能替代他们扮演这一角色和把利益据为己有。308

作为商品的集散地，荷兰的这种畸形发达的职能之所以可能，仅仅因为它指导、改造乃至改变(或许应该说塑造)其他的商业职能。让-弗朗斯瓦·默隆的《政治随笔》(1735年)在谈到银行时曾指出这一点，他的认识虽然并不十分清晰，但无疑具有深远的意义。他说：“办得好的银行不用付款”，也就是说，不发行银行券。309阿姆斯特丹银行及其仿照的范例威尼斯银行310都符合这个理想。一切都“记在账上”。存户通过转账结清，使用一种所谓“银行货币”；与通用货币相比，这种虚构的货币在阿姆斯特丹和在威尼斯分别享有5%和20%的贴水。交代了这些概念过后，默隆就阿姆斯特丹与伦敦作了对照。他解释说：“阿姆斯特丹银行不得不记在账上，因为阿姆斯特丹接受的货物很多，而消费很少。从海上运来的货物大部分转送仓库。伦敦消费本国自产的食品，伦敦的银行必须支付可予兑现的证券。”311应该承认，这段文字写得不很清楚，但它就荷英两国进行了对照，前者仓储货物，开展过境贸易，后者则随着商品流通的扩大，广泛地面对国内的消费网和生产网，不断需要动用现金。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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