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 第3卷 世界的时间

200万弗罗林，债券顺利地被认购完毕。一位从“第一手”打听到这个消息的灵通人士说：“现在要看国会是否批准背着它付出的额外佣金。”348

一般说来，发起借款的私人商行(钱庄)亲自把款项交付借款人，并保证负责分配将来领到的利息(这一切均收取佣金)。随后，“钱庄”与几名专业人员分片承包，各自负责推销一定数量的债券。这就需要动用相当数量的储蓄。债券终于进入交易所，开始我们在谈到英国时描述的种种交易活动。349把债券从平价抬高几个百分点，简直易如反掌。只要大张旗鼓地宣传一番就够了，有时只要假意宣布债券认购已告结束。耍弄这类花招的人当然利用这次涨价，抛售他们买进的或留在自己手里的债券。同样，在因政治危机或战争可能导致债券跌价时，他们也最早把债券卖出。

这些交易极其频繁，因而出现了一系列特殊的术语：“钱庄”的人被称作“借贷商人”(banquiersnégociants)、“借贷经纪人”(ban-quiers négociateurs)和“证券掮客”(courtiers en fonds);一般的跑街和商业经纪人则是“承办人”(entrepreneurs)，正是他们向个人兜售“债券”，并从事“讨价还价”。人们也称他们为证券商人。不让他们参与其事，那简直就是疯狂行为，他们会让计划彻底破产。以上术语是我从叶卡特琳娜二世派驻阿姆斯特丹的领事奥尔特考普那里得来的。我们从他的来往信件中看到，王公们每年都因财政窘迫，派遣他们的代理人到处借债，却并不每次如愿以偿。奥尔特考普于1770年4月写道：“瑞典向霍尔内卡·霍盖公司的借款目前正在谈判中，为数据说达500万，先借100万。第一笔款100万已经借到，其中至少有一半已拨到布拉那特，甚至有消息说，这是用耶稣会的钱兑付的。”350至于尚待商谈的债款，人们普遍认为，“筹集资金将遇到许多困难”。奥尔特考普当时正根据俄国政府的指令，亲自在向霍普公司、安德烈·费尔斯父子公司和克利福特父子公司借款，并已“取得联系”，这些公司是“该市主要的批发商”。351困难在于圣彼得堡“不是一个重要的汇兑市场，不能利用每个邮班签发和转发汇票”。最好的办法是在阿姆斯特丹就地付款，将来通过向荷兰出口铜，供还本付息之用。1763年3月，352萨克森选侯要求借款160万弗罗林，应莱比锡商人的愿望，款项用“市价很高的荷兰杜加”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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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政府较晚才在阿姆斯特丹市场要求借款，这些借款对法国政府和对荷兰债权人都是灾难：1788年8月26日法国停止偿还债款，使债权人惊得目瞪口呆。奥尔特考普写道：“消息传到，如雷轰顶，给所有外国债务谈判带来猛烈而可怕的冲击，许多公司很可能因此垮台。”债券一下猛跌60%至20%。353规模巨大的霍普公司对英国债券投资很多，却绝妙地对法国债款始终保持距离。210究竟这是事出偶然，或者经过深思熟虑？总之，它不必因此感到后悔。在1789年，人们将看到，公司首脑对阿姆斯特丹交易所的“影响无出其右，在他到场以前，交易行市不能确定”。354“巴达维亚革命”期间，他将为英国向荷兰提供援助从中牵线。3551789年，他甚至阻挠法国政府在比利时采购粮食。356

离开阿姆斯特丹，从另一个角度观察

我们且离开辽阔商业网的中心，离开阿姆斯特丹这个居高临下的控制塔。现在的问题是要看整个商业网(依我之见，这是上层建筑)怎样与下层的经济基础相会合。我们所关心的正是这一连串的交接、焊接和搭接，因为它们揭示出一种主导经济怎样能在利用各次等经济的同时，不用亲自承担效益最小的任务和生产，并且往往不用直接监视市场的次等环节。

第三章 城市统治下的欧洲旧经济：阿姆斯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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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的地区，根据主导经济实行统治的性质和效能，有着不同的解决方案。我想以下四组例子足以显示这些不同：波罗的海诸国，法国，英国，南洋群岛。

波罗的海沿岸

波罗的海地区的情形十分复杂，因而我们选定的范例不可能涵盖全部地区。内地的一些山区、林区或布满湖泊和泥炭地的沼泽与外地没有正常的交通联系。

这些荒凉区域的出现，首先是因为人口极其稀少。例如从达尔河流域开始的瑞典的诺尔兰是一片广袤的林区，西边与挪威边境的荒山秃岭相邻，东边则与波罗的海沿岸的一块狭长条耕作区相接。水流湍急的江河从西向东穿越其境，河道每年在解冻后，利用放排，可运输为数可观的树干，其情景至今依旧。诺尔兰的面积占瑞典领土一半以上，357但在中世纪末，居民不过六七万人。这块处于原始状态的土地只在可被开发的狭小范围内，主要由斯德哥尔摩商会进行了开发；总的来说，属于真正的边缘地区。达尔河谷历来被认为是一条鸿沟。瑞典的一句古谚说：“河流以北，不再能见到栎树、螯虾和贵族”，358我们还可以说，再也见不到小麦。

诺尔兰的例子远非独一无二；我们还能想到芬兰的许多地区(那里树木丛生，湖泊密布)以及立陶宛和波兰内地许多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的地区。但是，无论如何，到处都有一些经济活动在这基础水平上发展起来:内陆地区的整个经济活动表现为创造剩余产品的乡村生活；在沿海地区，经济活动始终十分活跃，令人惊奇的是有时几个村庄从事近海运输；城市经济的崛起更多地依靠武力，很少以和解的方式实现；最后，民族经济已逐渐形成和开始活跃：丹麦、瑞典、莫斯科公国、波兰以及自勃兰登堡选帝侯即位(1640年)后不懈地进行深入变革的普鲁士国家。正是这些规模实体，正是这些民族经济，它们将陆续扮演政治主角，并在波罗的海地区互相争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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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荷兰的帮助下，瑞典的军火工业逐渐发展，并成为欧洲重要工业基地之一。这里是于利塔布鲁埃克冶炼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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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块地域拥有在17和18世纪可能存在的各种经济形态，可供我们进行观察，从一家一户的个体经济(Hauswirtschaft)到城市经济(Stadtwirtschaft)和民族经济(Territorialwirtschaft),359应有尽有。一个经济世界在大海帮助下终于打入其间，覆盖整个这块地域。这个经济世界居高临下地包围、限制、约束乃至带动下层的各种经济，因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根本不平等不能没有一定的相互服务为补充：我剥削你，但我有时也帮助你。

为了确定我们的观点，我们不妨简单地说，虽然擅长航海的诺212曼人、汉萨同盟、荷兰和英国先后在波罗的海地区实现过这种形式的经济控制，但他们都没有建立经济基础，而没有现成的基础，高层的经济控制就会落空。我曾说过，威尼斯一度曾控制了亚得里亚海经济，但没有创造这种经济；360这话讲的是同一个意思。

我们这里将主要以瑞典为例：瑞典的民族经济正在形成，形成的时间既早又晚。所以说早，因为瑞典的政治地域在11世纪就以乌普萨拉以及梅拉伦湖沿岸为起点逐渐形成，随着与西哥得兰和东哥得兰的合并，重心逐渐向南转移。但瑞典的经济十分落后；吕贝克人从13世纪初即在斯德哥尔摩经商，直到15世纪末，他们仍很活跃；361斯德哥尔摩濒临波罗的海，扼守梅拉伦湖(其面积约等于莱芒湖的两倍)出口的咽喉，只是在1523年瓦塞王朝建立后，该城才完全取得成功，从此再无抗衡的对手。可见，如同其他民族经济一样，瑞典的经济地域是在先已形成的政治地域范围内慢慢形成的。但这种缓慢在瑞典也有相当明显的特殊理由。

首先是交通困难，乃至与世隔绝(瑞典的康庄大道建于18世纪以后)，36240万平方公里以上的宽广土地，又经过长年征伐，兼并了一系列领地(芬兰、里伏尼亚、波美拉尼亚、梅克伦堡以及不来梅和费尔登主教领地)。直到1660年左右，整个国土的面积(包括瑞典在内)扩展到90万平方公里。瑞典分别于1720年(与丹麦订立斯德哥尔摩和约)和1721年(与俄国订立尼斯泰兹和约)丧失部分版图，但芬兰这一大块殖民地仍长期归瑞典所有，363直到1809年被俄国亚历山大一世兼并为止。如果加上瑞典试图用其领地包围起来的波罗的海水域(40万平方公里)，全部面积超过100万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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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的另一弱点是人口不足，120万瑞典人，50万芬兰人，100万其他各国的臣民，364分布在波罗的海和北海沿岸。克洛德诺尔特曼365正确地指出，路易十四统治下的法国臣民共2000万人，而瑞典控制下的人口则不过300万，二者恰成鲜明对照。因此，如果不付出无限的努力为代价，瑞典的“强盛”366便绝无可能。早已实行的官僚集权制本身要靠昂贵的开支维持，因此瑞典建立的税收制度超出了常理允许的限度，正是依靠这一税收制度，古斯塔夫·阿道夫及其继承人才得以推行穷兵黩武的政策。

最后的也是最严酷的一项劣势，作为运输要道的波罗的海水域不在瑞典的控制之下。直到奥格斯堡同盟战争(1689—1697年)时为止，瑞典的商船力量十分薄弱：船只数量虽然很多，但吨位极小，只是一些没有甲板的小船从事近海运输。诞生于17世纪的瑞典海军甚至在1679年建立卡尔斯克鲁纳基地后，367仍不能与丹麦舰队抗衡，后来也不能与俄国舰队较量。海上交通最初实际上为汉萨同盟所垄断，16世纪后，又由荷兰所垄断。1597年，波罗的海当时已完全被纳入荷兰的交换网内，驶往波罗的海的荷兰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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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几乎达2000艘之多。368虽然瑞典从开拓疆土中得到很多好处，并通过控制北德意志水陆要道而收取关税，但它不能不受阿姆斯特丹资本主义的操纵。在15世纪，斯德哥尔摩作为对外贸易的中心，几乎把所有货物都运往汉萨同盟，特别是运往吕贝克；369后来，商品又向阿姆斯特丹出口。依附关系已经确立：即使瑞典人也213完全明白，如果借机脱离荷兰，那就等于放弃利润丰厚的波罗的海贸易和给本国当胸一击。因此，他们虽然对苛刻的主人怀有敌意，却不愿接受法国或英国的帮助，摆脱自身的束缚。瑞典当局于1659年警告英国人，370他们不应把荷兰人逐出波罗的海，除非他们能取而代之！

直到17世纪70年代，当英国在波罗的海的扩张努力日趋明朗时，荷兰仍排斥一切竞争。荷兰商人不满足于在阿姆斯特丹遥控瑞典的商业。许多荷兰商人，而且是大商人，如德·海尔、特里普、克隆斯特朗、布洛马埃尔、卡比尔乔、韦威斯台、乌斯林克、斯皮林克等，371纷纷在瑞典定居，有的加入瑞典国籍，取得贵族证书，从而具有完全的行动自由。

荷兰商人向瑞典经济深入渗透，甚至打进生产部门，使用廉价的农民劳动力。阿姆斯特丹控制着瑞典北部的林业产品(木料、厚木板、薄木板、船用桅杆、柏油、焦油、树脂)以及离首都和梅拉伦湖不远的贝尔斯拉格矿区的全部活动；矿区面积达15000平方公里。矿产包括金、银、铅、锌、铜和铁。后两种矿产在瑞典生产中占决定地位，铜矿生产于1670年左右因法隆矿枯竭而停止，铁矿生产随即发展起来，对英国出口的铁锭和铁板逐渐在增加。在贝尔斯拉格四周，一些高炉、锻铁炉、火炮和炮弹制造厂纷纷拔地而起。372冶金业的发达显然有助于瑞典的政治强盛，但对它的经济独立并无好处，因为采矿部门在17世纪附属于阿姆斯特丹，正如在前几个世纪曾附属于吕贝克一样。德·海尔和特里普的样板企业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么新颖。列日地区操瓦隆语的工人(“铁业大王”路易·德·海尔是列日人)把砖砌高炉引进到贝尔斯拉格；但德意志工人早已用木料和泥土在当地建造了很高的高炉。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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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在1720至1721年间只剩下芬兰一块领地，它竭力朝西发展，以弥补在波罗的海方面所受的挫折。就在那时，1618年建于卡特加特海峡的哥德堡，作为瑞典开向西方的窗户，蒸蒸日上地发展起来。瑞典的商船队逐渐成长壮大，船只的数量和吨位都有所增加（1723年为228艘，三年后，即1726年，增至480艘），商船开始驶出波罗的海；1732年，第一艘芬兰船从奥博出发，抵达西班牙；374比这早一年，1731年6月14日，375瑞典印度公司获国王恩准开业。设在哥特堡的这家公司将经历相当长时间的繁荣(红利高达40%，甚至100%)。瑞典利用西欧诸国的海上纠纷，采取中立立场，借机得利。瑞典往往应他国的请求，用中立国旗号掩护下的船只开展有利可图的活动。376

瑞典海运业的这种扩展在某种意义上是一次解放。瑞典从此可直接取得西欧的盐、葡萄酒和纺织品，以及殖民地产品，不再需要中间环节。由于它注定要通过出口货物和提供劳务来弥补贸易支付的不平衡，瑞典力图准备一笔现金积余，以便解决里克斯银行(初建于1657年，重建于1668年)377的钞票流通受阻的问题。瑞典为此一心一意地推行重商主义政策，发奋创立工业，但其结果却有好有坏：造船工业相当成功，高级丝织毛织工业则很差劲。瑞典终究离不开阿姆斯特丹的金融流通渠道，欣欣向荣的瑞典印度公司接纳了许多外国人参加，特别是英国人，他们不仅提供资金，而且提供船员和分行业务负责人。378由此可见，摆脱国际经济的控制殊非易事，国际经济总会找出压倒对方的手段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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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汶·埃里克·阿斯特隆不久前的一份报告379等于带我们去做一次芬兰旅行，这次旅行的好处是把我们领到拉普斯特朗和维堡的集市，接触交换的最低极限。维堡是个矗立在芬兰湾沿岸的南方要塞，我们在这里可见到农民的贸易，也就是G.米克维茨、V.尼特马和A.素恩所说的“朋友交往”(“söbberei”一词来自“so-ber”，在爱沙尼亚和里伏尼亚有“朋友”的意思)，或芬兰历史学家所说的“宾客相待”(“majmiseri”来自芬兰语的“majanies”，意思是“客人”)。这些词事前向我们指出，这是一种脱离常规的交换类型，它向我们重新提出卡尔·波拉尼及其门生曾经思考过但尚未得到完满解答的那些问题。380

与挪威或瑞典相比，芬兰离西方更远，西方去那里也更不容易。芬兰主要提供林业加工产品出口，首先是柏油。维堡的柏油贸易纳入一个三角体系:作为生产者的农民；希望农民能用现金纳税的国家；唯一能向农民供给一点现金的商人，即便他们随后通过必要的物物交换(用盐换柏油)又把现金收回。商人、农民和国家之间像在玩一种三人游戏，总督则充当中间人和裁判。

维堡的商人，这个小城市中的“资产者”，都是德意志人。按照惯例，当农民作为供货人和顾客进城时，商人把他留在家里，同时照管他的食宿和其他开支。结果不难预料，农民必定欠债，债务便端端正正地记在维堡德意志商人的账册上。381但这些商人不过是代理人而已，采购的指令和所付的货款都来自斯德哥尔摩，而斯德哥尔摩又接受阿姆斯特丹的指令和信贷。由于柏油是项很大的买卖(每年砍伐100万至150万株树)，382由于从事木材干馏的农民经常光顾集市，能在附近的小海港打听到食盐的价格(盐价至关重要)，由于他们又是自由农民，他们得以逐渐摆脱那种“宾客相待”(majmiseri)的联系，柏油公司于1648年在斯德哥尔摩成立，密切关注并实际上操纵柏油和食盐的价格。最后，农民还受经济形势变化的影响。例如，由于黑麦价格上涨比柏油更快，人们在18世纪末大事砍伐，改森林为耕地。处在经济基层的芬兰农民虽有一定的回旋余地，却并不是自己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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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有这种相对的自由呢?斯汶·埃里克·阿斯特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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