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 第3卷 世界的时间

这个问题比我们了解得更清楚，他认为，这种相对自由是因农民参加芬兰大公国的议会而得到保障的，正如斯德哥尔摩议会那样，荷兰议会包括一个第四等级，即农民等级。政策和法律保障这些边远乡村的农民的自由，就像保障瑞典农民的自由一样，瑞典农民从未沦为农奴，与贵族为敌的君主国家明确表示反对农奴制。总之，瑞典农民是自己的财产以及“祖业”383的主人，同人数日渐增多的农场工人以及同流浪汉和穷苦人(torpare)384相比，他们是得天独15厚的幸运者。确实，瑞典和芬兰还有广大地区尚待开垦。难道不正是这些待垦地区制造和维护农民的自由吗？

但我们的问题不在这里。通过芬兰这个例子，我们希望更加细微地观察农民的“商品”状况，特别是要了解产品收购者和上层批发商在什么水平上“交接”，了解大商人在哪个阶段亲自出马。位于上层环节和下层环节之间的会合点，其可变高度几乎是一项指示刻度，一种衡量尺度。荷兰人原则上不去维堡。他们只是耽在斯德哥尔摩。

最后一个例子:格但斯克(但泽)，这个城市在许多方面显得突出，它不但富有，居民众多，地理位置优越，而且比汉萨同盟的任何其他城市更善于保存其作为商站的宝贵权利。当地的少数城市贵族堪称富豪。385“资产者拥有在市内收购来自波兰的小麦和其他货物的专利权，外国人不得与波兰开展贸易，也不得把他们的货物经该市转运波兰；他们收购或出售货物，必须与资产者打交道”。我们再一次对萨瓦里·台布吕斯龙的言简意赅表示钦佩。386他只用三言两语，就把但泽的垄断解释得一清二楚：这座城市如果不是广大的波兰和外部世界之间的唯一出入口，387至少也是重要的门户。这个特点导致城市在外部受阿姆斯特丹的极大束缚：但泽的价格绝对随荷兰商埠的价格上落；388阿姆斯特丹以极大的关注维护维斯杜拉河口的城市的自由，因为这也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同时还因为，但泽在根本问题上作了让步；16和17世纪期间，荷兰的竞争结束了但泽向西开展的航海活动，但作为报偿，促成了但泽短暂的工业高涨。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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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泽与阿姆斯特丹的关系同斯德哥尔摩与阿姆斯特丹的关系没有根本的差别。不同的倒是为但泽充当后盾的波兰的情形。波兰与基于同样原因为里加作后盾的那个地区的情形相似，390就在里加控制下的那个地区，农民再次沦为农奴。在芬兰和在瑞典则相反，农民始终是自由的。确实，瑞典在中世纪没有经历过封建制。成批出口的商品小麦大力促成封建制的建立和复辟，而矿业活动或林业活动则很可能便于制造某种自由气氛。

无论如何，波兰的农民陷入了农奴制的罗网。奇怪的是，但泽宁愿找市郊的自由农民或小庄园主进行贸易，而很少找较难操纵的大贵族；但但泽商人也通过支付小麦和黑麦预购定金，或者用西方的奢侈品换取农产品，终究也把大贵族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相对而言，商业主动权基本上掌握在商人的手里。391

这里也许值得对这些国内贸易作更深入的研究，我们要知道究竟是别人登门找货主，或者是货主亲自前往但泽；要搞清货主和但泽之间的中间人的确切作用；要了解谁是维斯杜拉河上的船队的主人或组织者，谁控制着托伦的转运货仓(小麦逐年在那里翻晒储存，就像在但泽的多层谷仓一样);谁掌握但泽的卸货驳船(这些驳船因吃水较浅，能在连接城市和维斯杜拉河的运河中往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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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2年，共有1288条大小船只(波兰的和普鲁士的)抵达维斯杜拉河下游，到港的远洋海船则超过1000艘。这一切使市内200家批发商忙得不可开交，他们每天都在但泽热闹的交易所里会面。392

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自私自利的但泽怎样剥削、出卖和随意摆布波兰这个国家。

法国与荷兰的一场并非势均力敌的较量

在17世纪，几乎可以说，法国被置于小小的联省共和国的控制之下。在从佛兰德到贝莱纳的大西洋沿岸各港口，荷兰船只来访的次数成倍增加，驾驶这些船只的船员不多(7至8人)，不断装运葡萄酒、烧酒、盐、水果和其他容易变质的食品，393甚至还有布料和小麦。在这些港口，特别在波尔多和南特，都有一些荷兰商人或其代理人定居。他们表面上只是些小人物(事实上往往也是如此)，居民(我说的不是当地商人)对他们似乎不怀敌意。然而，他们逐渐发财，等到积聚了一笔可观的资金后，便动身回国。他们几年如一日地参与商埠、港口和邻近集市的经济生活。例如，我曾指出，一些荷兰商人在南特四周以预付定金的方式，收购卢瓦尔河流域生产的原汁葡萄酒。394当地商人虽然妒火中烧，烦躁不安，却也无从抗拒和消除这种竞争：运往英吉利海峡和大西洋沿岸各港口的货物往往是容易腐烂变质的食品，因而过往船只频繁是荷兰商人的主要王牌之一。如果法国船想把葡萄酒和其他土产食品直接运往阿姆斯特丹，就会遇到种种困难和阻挠。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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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法国各港口驶抵阿姆斯特丹外港泰瑟尔的船只数量(1774年)

这些船只几乎全都是荷兰船，活跃在北海、英吉利海峡和大西洋的法国沿岸。相反，朝地中海的法国港口方面的活动十分有限。

面对法国采取的许多报复措施，荷兰也不乏对抗手段。首先是不买法国的产品。荷兰只要向其他供货人接洽就够了；为此，葡萄牙和西班牙以及亚速尔群岛和马德拉岛的葡萄酒，还有加塔洛尼亚的烧酒，一时竟大受欢迎。荷兰腌制的咸鱼历来爱用布尔纳夫和布罗阿日的食盐，不用锡图巴尔或卡迪斯味道过咸的盐，但荷兰人后来学会把本国沿海的海水同伊比利亚的盐混合，以冲淡这种盐的咸味。396法国制造的奢侈品在国外极其风行。但是奢侈品并非不可取代，而总是可以模仿，可以在荷兰制造质量几乎相同的产品。蓬博纳作为路易十四派驻海牙的代表，1669年在与约翰·德·维特的一次会见中，颇感不快地看到，省督大人所戴的那顶海狸皮帽竟是荷兰产品，而在几年以前，所有这类帽子都来自法国。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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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于这不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较量，即使最聪明的法国人对此也并不都能懂得。荷兰在同法国的对抗中拥有自己的商业网和信贷手段，能够随意改变政策。所以，尽管法国坚持努力，暴跳如雷，尽管它想了各种对策，却并不比瑞典更能抛开荷兰中间商。路易十四、柯尔贝尔及其继承人都不能砸碎枷锁。荷兰人先后在奈梅亨(1678年)和赖斯韦克(1697年)的谈判中让法国撤销了以往对其贸易所加的限制。博雷加德伯爵(1711年2月15日)写道：“我国在赖斯韦克的全权代表忘记了柯尔贝尔大人的重要准则，竟认为可以同意取消每吨收五十苏的税款。”398这是多么荒唐的错误，然而，这一错误竟在乌得勒支(1713年)重演。就在旷日持久的西班牙王位战争期间，由于法国政府大批发放通行证，由于许多船只用中立国旗号作伪装，由于法国人乐于通融，由于陆路走私贸易在我国边境沿线有所加强，荷兰从不缺少法国的产品，这对荷兰自然正中下怀。

赖斯韦克和约签订后不久，法国的一份长篇报告历数荷兰玩弄的用心昭然若揭的各种花招，以及法国所采取的无数对策；法国的对策想要同时遵守和躲开路易十四政府已订协议的各项条款，但始终抓不住狡猾的对手，“荷兰人的精明在一定的意义上是粗中有细，他们只是在事关切身利害的情况下才动心”。399这种“切身利害”，也就是要让法国市场充斥荷兰生产或分销的货物。只有动武才使他们有所收敛，但战争又不是想打就能打得起来。关闭王国的港口和边界，阻碍荷兰的捕鱼作业，扰乱阿姆斯特丹商人的“私人贸易”(与荷兰公司在美洲、非洲和东印度进行的“公共贸易”相对而言)，起草这些美妙的计划自然不难，实现计划却很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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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波尔多同欧洲各港口的联系

1780至1791年间波尔多每年平均出航船只的总吨数。在这一航运量中，北欧显然占压倒多数，商船以悬挂荷兰旗号者居多(据法国领事德·利隆库尔的统计，1786年从法国开往阿姆斯特丹的273艘船全都挂荷兰旗)。所运货物主要是葡萄酒、糖、咖啡、靛青。返程则装载木材和粮食。（摘自保尔·布代尔：《波尔多在欧洲和殖民地的贸易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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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法国没有大商人，“我们所能见到的大商人，多数不过是外国的经销人或代理人”，400也就是说，荷兰批发商是他们的真正后台。法国的金路易和白银似乎凑巧都纷纷流往荷兰。401最后，我们没有足够的船只。上次战争期间，法国的劫掠行径使它“虏获适于远程贸易的众多商船，但由于缺少出资办货的商人和从事航行的船员，我们在和约签订后又让英国人和荷兰人把船赎了回去”。402

即使早在柯尔贝尔时代，情况也是如此。当法国北方公司成220立时(1669年)，“总监以及比埃尔和尼古拉·弗洛蒙兄弟虽然努力争取，鲁昂人仍拒绝参加公司……波尔多人十分勉强，迫于无奈才加入了公司”。难道因为“同荷兰人相比，他们觉得自己的船只和资金还不够充足吗”?403或者因为他们已作为中间人加入了阿姆斯特丹的商业网？总之，据1700年前后撰写长篇报告的勒波蒂埃·德·拉海斯特罗瓦404所说，一些法国商人当时为荷兰批发商充当中间人。同马蒂约·德·圣让神父于1646年叙述的情形相比，405这已是一大进步。荷兰人当时在法国商埠也充当中间人；看来他们至少部分地把这些职位让给当地商人。我们已经说过，406必须等到18世纪20年代，法国商业资本主义才开始挣脱外国控制，并出现一批能与国际经济平起平坐的法国批发商。但我们不要过分性急：据一位见证人说，18世纪末，在商业十分繁荣的波尔多，“众所周知，三分之一以上的贸易都在荷兰的控制之下”。

英国和荷兰

英国对荷兰的侵蚀很早作出了反应。克伦威尔1651年颁布的《航运法案》，于1660年为查理二世确认。英国曾四次投入到反对联合省的激烈战争(1652—1654年;1665—1667年;1672—1674年；1782—1783年)中去。荷兰每次都只招架，不还手。与此同时，英国在精明的关税政策保护下，国民生产日益繁荣兴旺。这无疑证明，英国经济的发展比法国更加均衡，不易受到外力的损害，荷兰人更加需要英国产品，他们对英国人历来相当迁就，英国港口是荷兰船只遇到恶劣气候时最好的掩蔽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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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也不要以为英国逃脱了荷兰的控制。查理·威尔逊407指出，任何一名肯用心计的荷兰人都有许多办法对付《航运法案》。布雷达和约(1667年)已使法案的执行有所缓和。法案禁止任何外国船只把并非本国生产的商品运往英国，但在1667年，经莱茵河运输的或在莱比锡和法兰克福收购的商品，一旦装进阿姆斯特丹仓库以后，便可被称作“荷兰”货，其中包括德国的细麻布，条件是必须在哈勒姆漂白。尤其，荷兰各大商行在伦敦设有分行：旺奈克、旺诺吞、纳夫维尔、克利福特、巴林、霍普、旺赖内普等。408因此，大海两岸常有往来，维系友情，互通声气，甚至互赠礼品，几头郁金香或风信子的球茎，几桶莱茵河的葡萄酒，几只火腿，一点荷兰的刺柏子酒……某些英国商行甚至用尼德兰语书写信件。

正是通过这些渠道、途径和联系，荷兰商人在英国的进出口贸易中扮演了中间人的角色，这种状况至少维持到1700年，也可能一直到1730年为止。运进英国的货物有俄国和波罗的海地区的毛皮、皮革、柏油和琥珀，在荷兰漂白的德国细麻布(18世纪讲究穿着的伦敦青年要求用这种麻布做衬衣，而他们的父辈则用比较土气的英国麻布缝制衬衣，只是领饰和袖饰才用德国麻布)。409至于出口，英国东印度公司拍卖的大部分殖民地产品均由荷兰人得标；荷兰商人还购买许多烟叶、食糖，间或买些小麦和锡；呢绒收购量之大“令人难以置信”，笛福于1728年指出，每年达200万英镑以上。410上述货物分别在鹿特丹和阿姆斯特丹存放，然后转运各国，主要运往德国。411英国因而也长期是荷兰仓储贸易的一个组成部分。英国的一篇杂文(1689年)甚至抨击说：“我国的所有商人都正在变成荷兰的代理人。”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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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就此问题作一番过细的研究，肯定就会发现许多卓有成效的联系，特别是由信贷和预购定金建立的联系，它们使尼德兰的商业体系在英国能长期欣欣向荣，因而英国人(法国人也如此)往往惊奇地发现，他们的产品在阿姆斯特丹的售价竟比本国还低。

尼德兰的商业活动在经过五十年(1680—1730)的发达兴旺以后，413从1730年起，开始在欧洲衰落。只是到18世纪下半叶，尼德兰商人才抱怨“不再参与真正的贸易活动，而只是充当海上运输和发送货物的一般经纪人”。414说得更清楚些，情况已颠倒了过来。英国从此已摆脱了外国的监护，随时准备夺取世界的权杖。

尤其，荷兰的商业衰退帮助了英国取得它在17世纪深感缺少的东西：国家发放大笔公债的可能。荷兰历来拒绝把资金借给英国国家，认为后者提供的保证是不可接受的。但在17世纪的最后十年，设在伦敦的国会接受了以特定的税收基金为国家公债还本付息提供保证的原则。从此，荷兰人才逐渐慷慨解囊。英国的抵押债款投资简便，利息丰厚(比荷兰息率高)，在阿姆斯特丹交易所是引人注目的投资对象；所有这些重要条件，他们在法国统统找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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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如此，荷兰大商人的剩余资金纷纷流往英国。整个18世纪期间，他们大量认购英国公债，还就印度公司、南海公司或英格兰银行的股票以及其他英国有价证券进行投机。伦敦的荷兰侨民的数量和富有均属空前。他们在奥斯汀兄弟教堂集会，就像巴勒莫的热那亚人以圣乔治教堂为中心一样。除开新教徒(其中很多是最初流亡到阿姆斯特丹的胡格诺派教徒)以外，商人中还有犹太教徒，他们构成另一个侨民团体，虽然实力不如新教徒；二者如果合在一起，人们简直会觉得，英国已被荷兰所侵占。415

这也恰恰正是英国人的感觉，查理·威尔逊416甚至认为，英国人“厌恶”公债的一个原因正是觉得国债已受外国的控制。其实，荷兰资金的源源流入给英国信贷输送了活力。正如品托所说，英国的财富虽不如法国，但其信用却更“可靠”，因英国始终能得到必要的贷款，不但及时，而且充足。这是一个极大的有利条件！

出乎荷兰意外的是，1782至1783年间，英国竟以兵戎相见，把它打翻在地。这个结局难道是不可预见的吗？18世纪的荷兰实际上听任由英国的民族市场所征服；荷兰大商人在伦敦的社会环境中生活更舒适，赚钱更多，甚至还能享受在节俭的阿姆斯特丹得不到的娱乐。在荷兰的牌局中，英国看来是张相当奇特的牌，一张能打赢的牌，后来突然又变成打输的牌。

离开欧洲，来到南洋群岛

利用荷兰最初几次远航南洋群岛的机会，我们能否试图观察到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一种统治过程从无到有的诞生以及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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