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 第3卷 世界的时间

统治的迅速加重。

荷兰对亚洲的早期渗透显然经历三个阶段(欧洲任何一国对亚洲的渗透无疑也是如此)。W.H.莫尔朗417很久以前(1923年)就作了以下的区分:商船可比作一家流动百货店或者是加重了分量的一挑货郎担；商行或“商站”像是在某地区或在某商埠设立的租界；最后为领土占领。澳门属于第二类，巴达维亚则意味着对爪哇的殖民征服已经开始；至于“流动百货店”，我们在17世纪初期可举的例子多不胜数。

例如，1599至1601年间，418保尔·旺卡埃顿受布拉邦特新公司(voorkompanie)419的派遣，率船四艘前往东印度，返回时只剩下两艘。1600年8月6日，船队首次在万丹靠岸。因为港内停泊的荷兰船只太多，也就是说货少主顾多，保尔·旺卡埃顿的两艘船改道前往帕萨芒，据说在这个小港口胡椒供货极其充足。但货主出售时惯于作弊，航行条件又很恶劣。经过一番犹豫，这两艘船决定前往苏门答腊西端的亚齐，并于1600年11月21日抵达。算来已有多少时间白白过去！他们从泰瑟尔岛来到万丹共花了七个半月，接着又花三个半月才抵达他们心目中的理想港口。旅行者其实正是自投虎口：狡诈的亚齐国王在向他们索取了1000本洋以后，便虚言搪塞，迁延时日。为了争取主动，荷兰人躲在自己的船上，又扣住滞留港内的商船九艘，其中三艘恰巧装载着胡椒；处事谨慎的胜利者接着对这些船“妥善看管”。谈判继续进行，直到1601年1月21日至22日晚间，荷兰人迫于无奈，离开了暗藏祸心的亚齐港；临走前，他们烧毁被他们俘获的两艘船，以示薄惩。就这样，在这小虫蛀食木质船身的危险的赤道海域，他们又耽搁了两个月时间。除了返回万丹，他们没有别的出路；经过七个星期的航行后，他们于3月15日到达万丹。那里倒是没有任何困难：万丹像是南洋群岛的威尼斯。同时到达的一些荷兰船故意抬价，但货物仍照常装船，4月22日，两艘船终于扬帆启航，返回欧洲。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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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项经验可以看出，在一个与欧洲极不相同的陌生而复杂的世界里，企图打进流通渠道已十分困难，且不说控制这一流通渠道。就万丹而言，每当荷兰人在这个商埠出现，便有中间商迎上前来；他们等着新到的客商，以便把后者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只是在荷兰人垄断了马鲁古的香料贸易后，情形才开始颠倒过来。只有首先实现这一垄断，然后才能逐一打入各流通渠道，使自己成为享有优惠条件的，乃至不可缺少的贸易伙伴。但是，荷兰商人由于想把东方的一切全都抓到手里，结果反而铸下了大错；限制生产，迫使土著商人破产，造成居民的贫困和大批死亡，这些做法无异杀鸡取蛋，哪怕取的是金蛋。

能否作个归纳？

以上所举的例子具有抽样调查的价值，其目的是从中心的高电压出发，也从其他地区的软弱与迁就出发，反映一种整体情况，表现一个经济世界的运转方式。只是当次等经济和被统治经济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有规律地受占统治地位的经济侵占时，中心地区的统治才有成功的可能。

与周围次等强国(即欧洲)的联系可不费力气地自动进行：吸引力，交换机制，资金和信贷流转，足以保持联系。何况，在荷兰贸易总额中，欧洲占五分之四，海外不过占五分之一。我们已经说过，中心之所以始终能保持热量和效力，正是因为它与一些发达的、有时与它竞争的次等强国相邻。中国没有发展成为一个闯劲十足的经济世界，难道仅仅因为它没有占据有利的中心位置，或换句话说，因为没有一个足够强大的半边缘区为中心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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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极端外沿的真正边缘区显然只能用武力和强暴加以压服，甚至可以说，通过推行殖民主义这个早已存在的老办法。荷兰在锡兰和爪哇推行殖民主义；西班牙在美洲发明这个办法；英国在印度接着使用这个办法。但早在13世纪，威尼斯和热那亚已经作为殖民强国出现在各自控制的区域：热那亚在费奥多西亚和希俄斯岛；威尼斯在塞浦路斯、康提亚和科孚。显而易见，这在当时是人们所能实现的最绝对的统治。

阿姆斯特丹的衰落

我们已经大致看到荷兰飞黄腾达的经过。18世纪末，荷兰光艳夺目的历史开始黯然失色。光线的暗淡意味着一种后退，一种衰退，但不是历史学家所常用和滥用的那种“没落”。阿姆斯特丹的地位无疑已被伦敦所取代，正如威尼斯曾被安特卫普所取代，伦敦将被纽约所取代一样。但是这个城市继续存在，而且仍有利润可得，甚至至今还是世界资本主义的制高点之一。

在18世纪，阿姆斯特丹把自己的某些商业利益出让给汉堡、伦敦乃至巴黎，但它也取得其他一些利益，保持着某些贸易联系，当地的交易活动依旧极其兴旺。阿姆斯特丹以各种方式提供资金，帮助欧洲的经济高涨，尤其在战争期间(长期商业信贷，海运保险，分保等)；与此同时，由于“承兑”业务的增加，阿姆斯特丹更扩大了银行的作用。因而在18世纪末，波尔多有人说，“众所周知”，该城大宗贸易的三分之一依赖荷兰的贷款。421最后，阿姆斯特丹通过向欧洲各国发放贷款，获利颇丰。理查·蒂尔登·拉普422在谈到17世纪已告衰颓的威尼斯时指出，威尼斯采用调整、转业、开拓等措施，使国民生产总值仍保持上个世纪的高水平；他这是建议我们在给衰退的城市清理亏空时应持审慎态度。“银行”的扩散确实意味着阿姆斯特丹的资金逐渐在改变性质；阿姆斯特丹的金融寡头逐渐形成一个对外封闭的放款人集团；正如在威尼斯或热那亚一样，这些食利者退出商业活动，坐享既得特权，甚至寻求联省共和国统领的保护。我们也许可以责备这少数特权者不该扮演以上的角色(虽然他们往往身不由己)；但他们的确算无遗策：他们安然无恙地经历了法国革命和拿破仑帝国时期的风暴。据某些荷兰作家说，他们直到1848年仍保持原来的地位。423阿姆斯特丹的资本已从承担经济活动的基本任务(有益的任务)转而从事最精巧的金融活动。阿姆斯特丹的所作所为全系命运决定，不能由它自己负责：作为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阿姆斯特丹势必要经历早在几个世纪以前的香巴尼交易会上已露端倪的发展过程，而且正因为发展顺利，就在最精巧的金融活动的门槛上栽了跟斗，因为整个经济很难跟上这个发展势头，如果不是拒绝跟上的话。关于阿姆斯特丹的衰退，归根结蒂，其原因或动因无非是那么几条一般性真理，既适用于17世纪初的热那亚，又适用于18世纪的阿姆斯特丹，也许还适用于今天的美国，美国在操纵货币和信贷方面达到了危险的边缘。对阿姆斯特丹18世纪下半叶发生的历次危机进行一番考察，我们至少能够明白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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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3年、1772至1773年和1780至1783年的危机

从18世纪70年代开始，荷兰庞大的商业系统经历了几场严重的、灾难性的危机。这些危机性质相似，且与信贷危机似乎有关。大量商业票据(即所谓“人为的金钱”)对一般经济似乎享有某种独立性，但不能超出一定的限度。法国驻阿姆斯特丹领事马耶·杜·克莱隆在危机期间(1773年1月18日)曾隐约感觉到这个限度，他说，伦敦是个与阿姆斯特丹同样“急需用钱”的商埠，这就“证明凡事都有一个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就必须后退”。424

这些意外事故难道全都是同一个十分简单、甚至过分简单的过程造成的吗？每当票据的数量超过欧洲经济的可能，欧洲经济便自动甩掉包袱。不平衡每隔十年出现一次：1763年，1772至1773年，1780至1783年。就第一次和第三次危机而言，战争肯定曾起了作用：战争本质上促使通货膨胀，阻碍生产，当战争停止时，必须进行结算，弥补由此造成的不平衡。但从1772至1773年的危机看来，当时没有发生战争。我们能否认为，这是一场所谓旧制度的危机，根本原因在于农业生产的下降，其影响波及各种经济活动。说来说去，难道这竟是一场普通的危机？1771至1772年间，欧洲确实农业歉收，灾荒频仍。海牙的一条消息（1772年4月24日)指出，挪威因严重缺粮，“人们把树皮磨碎，权充黑麦面食用”，同样的困境在德意志地区也比比皆是。425这场猛烈的危机也许起因于此，而1771至1772年间印度那场饥荒产生的后果(导致东印度公司运转不灵)更促使了危机的加剧。以上这一切当然都有关系，但真正的动因还是信贷危机的周期反复。总之，在危机的中心，无论属于结果或者原因，每次都会出现银根紧缺的现象，贴现率猛涨，甚至上升到10%和15%这种不能承受的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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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人总把这些危机与初期某家大商行的破产联系在一起：1763年8月纳夫维尔商行的破产，4261772年12月克利福特商行的破产，4271780年10月旺·法埃林克商行的破产。428这种看法不论多么合乎情理，却不能令人信服。资金分别为500万和600万弗罗林的克利福特商行和纳夫维尔商行的破产不能不产生影响，破产事件在阿姆斯特丹交易所起着摧毁信用的引爆作用。但能否认为，假如纳夫维尔在德国经商没有导致灾难的结果，假如克利福特没有在伦敦交易所就东印度公司的股票进行疯狂的投机，假如旺·法埃林克市长在波罗的海贸易中没有做亏本的买卖，危机将不会发生或不会全面铺开?大商行的破产诚然促使了体系的倾覆，但体系事先早已摇摇欲坠。因此，最好还是在时间和空间这两方面同时扩大观察，特别应对有关的各次危机进行比较，因为这些危机相辅相成，分别标志荷兰衰退的不同阶段，因为这些危机既相似又不同，通过比较就能得到更好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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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危机之所以相似，因为它们都是现代的信贷危机，与所谓旧制度的危机有着绝对的不同，429后者起因于工农业生产的周期波动。但这些危机之间又有很大不同，查理·威尔逊认为，4301772至1773年的危机比1763年那次更严重和更深刻；他的这个看法十分正确，但1780至1783年的危机是否又更加深刻呢？从1763年到1783年，荷兰的混乱是否每隔十年就变得更加严重?这种变化是否同时又改变下层的经济框架？

第一场危机发生于1763年，紧接在七年战争(1756—1763)之后，对保持中立的荷兰来说，七年战争是个空前的商业繁荣时期。战争期间，“荷兰几乎包揽了……全部对法贸易，特别是与非洲和美洲的贸易；与非洲和美洲的贸易数量大，利润往往高达100%，乃至200%……荷兰的几位大商人从中发了财，尽管他们有许多船只被英国人夺走，其损失据说在一亿弗罗林以上”。431荷兰为恢复往日的商业繁荣，不得不大肆发展信贷活动，通过对其他商行签发新的汇票，以承兑和偿付业已到期的汇票；除了转账汇票的空前膨胀外，还有一系列通融汇票交易。432一名行家433认为，“当时唯有冒失之徒才从事大笔投资。”此事当真？明智之士又怎么能逃脱错综复杂的“流通”过程？正常信贷、强制信贷和“虚幻”信贷终于造成证券大量流通，“其数量之多，据一项确切计算，竟超过荷兰现金的15倍”。434对于莱顿的一名荷兰人提供的以上数字，我们可能感到怀疑，但明显的是，当贴现银行突然拒绝接受期票贴现时，或更正确地说，当它们无力贴现时，荷兰商人的处境将变得极其严酷。由于银根紧缺，企业纷纷倒闭，危机接踵而至，影响所及，除阿姆斯特丹以外，还有柏林、汉堡、阿尔托纳、不来梅、莱比锡435和斯德哥尔摩，436为阿姆斯特丹效力的伦敦也受很大震动。威尼斯的一封伦敦来信(注明的日期为1763年9月13日)437指出，在上星期，据传闻说，一笔50万英镑的巨款已寄往荷兰，以救阿姆斯特丹“商人集团的燃眉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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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急”二字说来也许并不恰当，其实这是荷兰人抽回投放在英国的资金。438由于危机在8月2日约瑟夫·阿隆商行(亏空120万弗罗林)和纳夫维尔商行(亏空600万弗罗林)破产时业已开始，而把资金从英国抽回荷兰则需一个月的时间，哀叹、绝望和央求在这期间到处可见可闻。更有触目惊心的事件先后发生：汉堡有几家商行破产，其中以犹太商行居多，439哥本哈根有4家，阿尔托纳有6家，440阿姆斯特丹有35家，441“有一件事以前从未发生过，在本星期初，银行存款的价格竟比现金低0.5%”。4428月19日，破产商行达到42家，443“已经知道还有几家即将破产”。俄国领事奥尔特考普看到这场灾难，毫不犹豫地指责“几名利欲熏心的大商人在战争期间大搞股票投机”。444他于8月2日写道：“水罐不离井边碎，人们早已预见并担心发生的事，不久前终于发生了。”

阿姆斯特丹交易所立即陷于瘫痪：“交易所的一切活动全告停顿……不再开展贴现和汇兑业务；445甚至没有行市；猜疑情绪十分普遍。”446唯一的办法是求得延缓，447用交易会的术语，叫“展期”。一名喜好纸上谈兵的人448主张，国家应同意“展期”、延期或者暂缓，总之，多给一点时间，以使流通渠道终于恢复畅通。此人的错误正是认为，只要联合省作出一项决定，就能解决问题，而实际上，这项决定应得到欧洲各国王公的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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