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 第3卷 世界的时间

最好的办法难道不是把铸币以及金条和银锭运达阿姆斯特丹吗?纳夫维尔家族(并不单是他们)曾在哈勒姆附近的乡村别业开办了一个工厂，以便“提纯和改铸德意志地区向他们交付的几百万桶普鲁士劣质银币”。弗里德里希二世在七年战争期间发行的这部分劣质铸币，是与阿姆斯特丹犹太商人有联系的德国犹太商人在当地积攒下的。449几乎单纯从事汇兑业务的阿姆斯特丹犹太商人在危机的打击下受到很大震动，就靠得来的这笔金属铸币签发汇票。那不勒斯驻海牙领事写道：“依法莲和杰切格是为普鲁士国王铸造货币的犹太商人，他们在前天(1763年8月16日)用武装押送的邮车把300万埃居运往汉堡，听说其他银行家也把大笔款项交给荷兰，以维持他们的信用。”450

输入现金是个好办法。何况，从8月4日开始，阿姆斯特丹银行一反以往的惯例，同意代客“存放金锭和银锭”，451这一措施使以天然状态交付的贵金属立即能投入货币流通。

关于这场猛烈的、严酷的信用危机，我们这里不必再多啰嗦，受危机打击而倒闭的只是一些实力单薄的商行，危机把那些小不点儿的投机者从市场上清扫干净，因而从某种角度看，特别是如果站在这场金融地震的震中进行观察，危机总的说来还是健康的和有益的。别处则不然：在汉堡，早在8月初，当纳夫维尔破产的惊人消息传出前，港口停满了等待装货、准备开往东方的其他港口的船只；452在鹿特丹，从4月起，453当地“百姓”已揭竿而起，“资产阶级不得不拿起武器驱散暴乱者”。而位于震中的阿姆斯特丹，似乎没有遇到这种麻烦和发生这种动乱。风暴过去后，它不难恢复元气：“这里的商人兼银行家犹如涅槃的凤凰一样获得重生，或者更恰当地说，他们重振旗鼓，最后以破产了的各商埠的债权人身份而出现。”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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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3年，随着克利福特商行的倒闭（1772年12月28日），危机又重新开始，并逐渐全面铺开。同样的事情，同样的经过。奥尔特考普简直可把他十年前写过的信重抄一遍。交易所陷于瘫痪。2:俄国领事写道：“继克利福特父子公司之后，多家商行接连倒闭。在法国和瑞典经营各项业务的哈尼卡-霍格尔股份公司曾有两三次差一点破产。第一次，有人在一夜之间为他们调集30万弗罗林，供他们第二天付款之用”；第二次，凑巧从巴黎运来“一车金币……弗里德里希商行在圣彼得堡的客户里吉、里奇和维尔吉松等先生又调来了英国的白银”(法国运来的黄金价值约100万，英国的白银约200万)。与瑞典有重大贸易往来的格里尔公司不得不停止付款，因为他们不能“用别人的汇票为自己的汇票贴现”。凯撒·萨迪股份公司是家为维也纳宫廷经办多项生意的老字号，也“不得不随波逐流”。455这些喜好玩乐、不爱工作的意大利人确实已经看到他们的信誉有所下落。4561773年的危机对他们更是致命的打击。但某些商行其实很有实力，只是在风潮袭击下，陷于破产的境地，如果不加注意，其他商行还会接着倒闭。457阿姆斯特丹市再次决定，由当地最大的几家富商担保，从银行拨出200万现金贷款，帮助银根紧缺但有现货或可靠票据充当抵押的商人渡过难关。“但承兑的汇票将不予接受，即使由最殷实的商号承兑也是如此，否则200万现金”将起不了丝毫作用。458具有150年历史的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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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福特商行令人触目惊心的彻底破产，显然造成了普遍的猜疑，要求付款的数额远远超过了可动用的现金。

人们可以想到，1763年的情况完全一模一样。当时的人也作出了这样的判断。危机为时较短，在经历了整个戏剧性过程后，到1月底就迅速结束。关于这次危机是否比上次危机更加严重的问题，查理·威尔逊459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关键在于危机的起源地伦敦，而不是阿姆斯特丹。导致克利福特家族及其合伙人破产的灾难，是因为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特别在孟加拉处境维艰，造成股票行市暴跌。行市下跌对“赌跌”的英国投机商来得太晚，对“赌涨”的荷兰投机商则又来得太早，英国和荷兰的投机商全都栽了跟斗，特别是投机商在买进股票时通常只付其价格的20%，其余欠账。他们所受的损失委实极大。

危机既然首先从伦敦引起，英格兰银行进行了干预，迅速采取对可疑证券，随后对所有证券暂停贴现的策略。这对作为货币和信贷市场的阿姆斯特丹是个打击，英格兰银行是否因此犯了错误，至今还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总之，在这场危机中，如果有一头不死鸟安然无恙地穿过火焰，那就是伦敦；当火警过去后，伦敦继续把荷兰不断增多的剩余资本作为投资吸引过来。

阿姆斯特丹的情形不如伦敦：1773年4月，火警过后已有三个月，街上仍人心惶惶。“半个月以来，人们只听到谈论夜间的盗窃案件。因此，防卫比平时增加了一倍，各区又加强市民巡逻；但是，如果祸根不除，政府又束手无策，这种警惕又能够产生多大结果？”4601774年3月，在危机过去一年多的时间以后，商人阶级的失望情绪依然如故。领事马耶·杜·克莱隆写道：“五六家最富有的大公司前不久停止从事商业，其中包括安德烈·佩尔父子公司这对该商埠的信贷业将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安德烈·佩尔公司在国外的名声比在阿姆斯特丹更响，阿姆斯特丹的资金往往主要由该公司所提供。只要大商行离开了交易所，那里很快也就会做不成大生意。交易所既然吃不起大赔账，也就不敢再去冒险赚大钱。虽然，相对而言，荷兰的钱比任何别的国家都还多一些。”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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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历史学家的眼光来看，问题的要害所在，是谁在欧洲经济世界中居于领先地位。

还在1773年2月，我们以上讲到的那位领事，当他听说热那亚一笔150万比亚斯特的巨额借款刚发生信用破产时，立即把这一事故(以及使欧洲各商埠受到震动的各项事故)与阿姆斯特丹相联系，因为阿姆斯特丹是“欧洲各商埠的动力中心”。462但据我看，恰恰相反，阿姆斯特丹当时已不再是“中心”，不再是“震中”。中心已经是伦敦。这里或许能得出一条规律，一条相当便利的规律，就是说，任何城市，当它位居一个经济世界的中心时，就要首先在经济体系中发动定期的地震，并且随后也最早真正复苏。有了这条规律，我们将用另一种观点去观察1929年华尔街出现的黑色星期四，463在我看来，这黑色星期四其实表明了纽约已开始登上领先的地位。

当第三次危机在80年代出现时，阿姆斯特丹已不再居领先地位(至少在历史学家看是如此)。这次危机与前两次不同，不仅因为持续时间较长(至少从1780至1783年)，对荷兰的危害尤深(危机触发了第四次英荷战争)，而且还因为它汇合到范围更广的和从属于另一种类型的经济危机中去，这场经济危机与厄内斯特·拉布鲁斯在谈到1778至1791年间的法国464时所说的“跨界周期”465恰相吻合。第四次英荷战争(1781—1784年)必须置于这个跨界周期中加以研究，战争最后以英国占领锡兰和在马鲁古获得自由通行权而告终。如同欧洲其他各国一样，荷兰当时正在一场长期危机中拼命挣扎，这场危机不仅影响信贷，而且影响整个经济；荷兰的处境与路易十六统治下的法国有一定的相似之处，法国在美洲战争中虽然取胜，但国家在财政上却陷于山穷水尽和一片混乱的境地。466“法国为使美洲获得自由，付出了如此巨大的努力，以致在打下英国傲气的同时，自己却落了个虽胜犹败的结局：财政收入罗掘俱空，信贷减少，大臣意见分歧，国家四分五裂。”以上是奥尔特考普1788年6月23日对法国所下的判语。467荷兰力量的削弱，法国力量的削弱，并不如人们常说的那样，仅仅由战争所能解释得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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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长时间的和全面的危机，其结果往往使各国在世界的地位变得更加清晰，使每个国家突然都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去，使强国的地位变得更强，使弱国的地位更加低下。如果从字面上来看凡尔赛条约(1783年9月3日)，英国在政治上似乎是失败了，但它在经济上却大获全胜，因为世界的中心从此转往英国，由此产生了世界力量对比不平衡以及相应的其他后果。

恰恰就在真相大白的时候，荷兰的弱点猛然暴露无遗，其中有的弱点业已存在几十年之久。原来很有效率的荷兰政府，如今变得暮气沉沉和四分五裂；紧迫的军备计划停留于一纸空文；兵工厂无力实行现代化，468在人们的印象中，国家被分割成几个势不两232立的派别；当局为试图应付困难而开征新税，引起了普遍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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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所本身也变得“凄凉冷清”。469

巴达维亚的革命470

最后，荷兰国内突然爆发了一场政治的和社会的革命，即拥护法兰西和拥护“自由”的“爱国党”革命。

为便于理解和解释，我们可说这场革命或者始于1780年(即发生在第四次英荷战争之初);或者始于1781年(爱国党创建人旺代尔·卡佩伦发表《告荷兰人民书》);或者始于1784年(英国与联合省471于5月20日缔结巴黎和约，宣告荷兰的繁荣从此告终)。

总的看来，这场革命包含一系列的事故和骚乱，既有喋喋不休的长篇大论，又有军事对抗和武装冲突。奥尔特考普对这些反抗者很不了解，但从本能上感到厌恶，因而十分自然地予以谴责。他抨击爱国党的自命不凡，以及他们对自由一词的滥用，似乎荷兰在当时并不自由！他写道：“尤其滑稽的是，裁缝、制鞋匠、修鞋匠、面包师、酒铺掌柜以及种种市井小民，居然装模作样地打扮成军人出现。”472少数几名真正的士兵足以制服这伙乌合之众。这些冒牌军人是举行暴动的民兵，他们组成“军团”，目的是要保护民主派在某些城市(不是所有的城市)中的市政机构。针对“爱国党”的恐怖，不久便在全国各地出现了旨在拥护陆海军统领的“奥伦治派”的暴力统治。谣传、起义和镇压此起彼伏，交相呼应。骚乱不断蔓延：乌得勒支发生暴动，劫掠事件多不胜数；473一艘扬帆待发的印度船竟被洗劫一空，甚至准备发给船员的银币也不得幸免。474乱民们对贵族们(奥尔特考普有时称他们为“富翁”)施加威胁。我们这里所面对的既是一场阶级斗争，也是一场“资产阶级革英国的讽刺版画：拥护法兰西的“爱国党”对着普鲁士骑兵的人像靶练习射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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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475爱国党人主要系小资产者，法国的报道干脆称之为“资产者”，或“共和党”，或“共和主义者”。随着反对陆海军统领的某些“市政官员”的加入，爱国党运动的规模有所扩大，市政官员希望依靠爱国党运动，摆脱威廉五世这个寡廉鲜耻之徒，但无论如何，爱国党运动的规模毕竟有限，这个运动不能依靠平民，平民既醉心奥伦治党的神话，又动辄闹事、破坏、抢劫和纵火。

我们不想低估这场革命的意义(可从反面证明尼德兰的经济成就)，它是欧洲大陆的第一场革命，是法国革命的先兆(关于这个问题，人们至今谈得很不够)，是一场十分深刻的危机(竟使“资产者家庭中父子结仇、夫妻反目”476)。革命期间还形成了一整套革命的或反革命的论战用语，言辞的激烈开风气之先。1786年11月，政府某要员烦透了喋喋不休的争论，试图为自由下个定义，他在一篇冗长的演说中开宗明义指出：“该词如今已被用得如此之滥，竟使公正贤达之士莫名其妙；然而，在他们看来，这一呼声〔自由万岁!倒是全面暴动和摧毁政府的信号………自由的含义是什么？……是和平地享有天赋的权利，得到本国法律的保护，安全地耕种土地，研究科学，经营商业和从事工艺活动…除开所谓爱国党的行为以外，暂且再没有别的东西与这些宝贵的利益更加背道而驰。”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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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骚动不论多么猛烈，实际上只会导致国家分裂成两个对立的集团。正如亨利·霍普478所说：“结局只能是专制暴政，不论是君主的专制暴政，479或者是人民的专制暴政”(这里把人民与爱国党相等同，实在令人大惑不解)，只要朝这个或那个方向轻轻一推，就能把国家推向这个或那个结果。但处于衰弱状态下的国家不能单独决定自己的命运。联合省被挤在法国和英国之间，两大强国的较量决定着它的命运。法国最初似乎占了上风，法国和联合省于1785年11月10日在枫丹白露签订一项同盟协定。480但这对爱国党和对凡尔赛政府都只是虚幻的成功。英国打的是海陆军统领及其拥护者这张牌，英国的政策在当地由一位名叫詹姆士·哈里斯的异常干练的大使具体实施。例如在弗里西亚省，曾委托霍普商行有选择地发放援款。普鲁士终于出兵干涉，在吉威地区派驻部队481的法国则按兵不动。一支普鲁士军队几乎兵不血刃地进逼阿姆斯特丹，抵达莱顿的门口。本有可能组织防卫的莱顿市于1787年10月10日订立城下之盟。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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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海军统领的权力一经恢复，立即实施了一系列在今天几乎可称之为法西斯的反动暴政。上街必须佩戴奥伦治的徽饰。几千名爱国党人被迫出走；某些流亡者仍吵吵嚷嚷，但终究无济于事。反对派在国内并不放弃斗争：一些人佩戴的奥伦治徽饰小得难以察觉；另一些人则将徽饰结成V字形(vrijheid=自由);再一些人干脆不戴徽饰。48310月12日，霍普商行的合伙人戴着规定的徽饰在交易所出现时，竟然被赶了出去，并且不得不在公民卫队的护卫下回到家里。484另一次，仍然在交易所，发生了一起殴斗：一名基督教商人因不戴徽饰，485被几名拥护陆海军统领的犹太商人486围攻。这些事件，与奥伦治派推行的镇压和处决行动相比，显得微不足道。在市政机构中，地方长官及其助理纷纷被撤换，他们的财产被剥夺，名门望族的后裔竟被一些无名之辈所排挤。资产者和爱国党纷纷前往布拉邦特或法国，也许达40000人之多。487最大的不幸是小小的普鲁士军队竟如占领军般横行霸道，“普鲁士国王的部队自从进入荷兰省后便不再发饷……士兵除劫掠所得外，不再领别的薪饷，据说这本是普鲁士的所谓战时体制；可以肯定，士兵们就按这个体制行动，乡村全遭蹂躏；士兵们在城市并不一定抢劫，至少在鹿特丹没有抢劫，但他们进入店铺，索取货物，拒不付钱……在城市入口收纳捐税的也是他们。”488普鲁士于1788年撤军。但陆海军统领的反动统治已经实现，并且继续维持下去。

然而，革命的火把开始在邻国布拉邦特点燃。所谓布拉邦特其实就是布鲁塞尔，这个城市已变成一个近似阿姆斯特丹的活跃金融市场，而且处在贪得无厌的奥地利政府的强征暴敛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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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7年2月26日，逐渐宽心的奥尔特考普说了一句预言：“当欧洲对荷兰的种种疯狂已经取乐够了以后，很可能就会把目光转向法国”。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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