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 第3卷 世界的时间

第四章

民族市场

似乎没有比“民族市场”这一古典概念更言之成理的了。当然这只是对于历史学家而言，因为今天各种经济词典都不收此词。这一概念确指某个政治地域业已取得的经济统一性，该地域必定相当宽广，其范围首先是今天我们所说的“领土国家”，也即是从前人们更常说的“民族国家”。既然在这一框架里政治成熟先于经济成熟，那么就需要知道，从经济上说，这些国家在何时，以何种方式并基于何种原因取得某种内部统一性以及作为一个整体出现在世界其他地区面前的能力。总之，我们试图弄清，民族市场的出现怎样改变了欧洲历史的发展方向，并使以城市为主体的经济集合降到次等地位。

民族市场的崛起必定与流通的加速，农业与非农业生产的增长以及总需求的膨胀相呼应，人们可以设想，所有这些条件的取得，似乎是市场经济正常扩张的必然结果，无须资本主义从中插手。事实上，市场经济往往具有地区性，往往局限于产品交换为它划定的范围之内。因此，从地区市场发展到民族市场，把几个范围不广，几乎独立而且往往颇具个性的经济区连为一体，不是自发完成的。统一的民族市场既是在政治意志的强制下(虽说政治意志在这一方面并不始终有效)，也是在资本主义的商业扩张，尤其是在远程对外贸易的强制下，才得以形成的。对外贸易的繁荣通常是统一的民族市场终告诞生的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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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使我们想到，民族市场应该首先在资本主义体系的网络中，在某个经济世界的中心或其邻近地区发育成长。此外，我们还想到，民族市场的发育与由进一步的国际分工导致的地理差异有着相辅相成的关系。更何况，反过来看，民族市场的“重量”在各国争夺世界霸权的不断斗争中起了作用，具体地说是在18世纪，作为城市的阿姆斯特丹与作为“民族国家”的英国之间的抗争。民族市场是在内外因素推动下对工业革命的发端至关重要的一个变化得以在其内部完成的框架之一，我指的是内部多种需求的增长，它使各生产部门加速发展，为进步开辟道路。

就民族市场作一番研究无疑是有益的。难处在于这一研究要求与之适应的方法和工具。经济学家们在近三四十年间为了“宏观经济计量”的需要发明了这些工具和方法，但他们当然想不到历史学家的特殊问题。历史学家能否让这种宏观经济学为自己效力呢？显而易见的是，我们为研究过去所掌握的贫乏材料与当今我们眼看人们为称出国民经济的重量而运用的庞大数据不可同日而语。而且，原则上说，我们离可以直接观察的现时越远，遇到的困难就越大。更为不幸的是，至今没有人真正力图把今天的研究方法用于调查过去。2在这一领域越俎代庖，出色地从事历史研究的少数几名经济学家，如让·马克祖斯基和罗倍特·威廉·福吉尔，3没有追溯到遥远的过去，前者最远没有超过18世纪，后者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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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霍拉为约翰·奥吉比的《不列颠》(1675年)一书所配的卷首插画，展现一条从伦敦出发的道路。该画大体上反映17世纪末英国人对自己的国家的财富的看法：海外贸易(远景的船和近景的地球仪)，普遍的陆路贸易(右上方的马车、几名骑马人、一名商贩)，畜牧业(羊、牛、马)和农业之间已达成某种平衡。独缺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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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超过19世纪。他们的研究限于数据相对丰富的时代，不过一旦离开这些若明若暗的地区，他们就不能对我们有所裨益，甚至不能为我们祝福。唯有西蒙·库兹涅茨在这方面对我们有点帮助，我已在上文说过。4

然而，问题偏偏出在这里。我们需要称出国民经济的“总重量”，5需要发扬库兹涅茨和W.列昂捷夫的精神，而不是在他们背后亦步亦趋，历史学家为把握以往的工资和物价状况，曾借用了莱斯库尔、阿富塔里翁与瓦杰曼，尤其是弗朗斯瓦·西米昂的先驱思想。在这方面，我们历史学家曾卓有建树。但是我们此次能否成功，却殊无把握。由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与传统经济形势的演变并不完全合拍，6不但传统的经济形势帮不了我们的忙，而且我们每前进一步都必须推翻我们知道的，或者自以为知道的东西。唯一的好处—不过这很重要—是在接触不习惯的方法和概念时，我们不得不用新的眼光去观察事物。

初级单位与高级单位

民族市场占地广阔，自动划分为较小的单位，它是彼此相似而又互不相聚的若干较小地域的总和，它对这些地域兼容并蓄，强制它们建立某些相互联系。首先，我们很难指出，在这些按不同节奏生活然而又不断相互影响的地域之间，哪一个曾是最重要的，哪一个将决定整体的建成。在各种市场长期复杂的协调过程中，经常可以见到，国际市场在一个国家十分兴旺发达，若干地方市场也相当活跃，而介于二者之间的民族市场或区域市场却停滞不前。7但这条规律有时会颠倒过来，特别在历史悠久的地区，那里的国际市场往往只是比一个多元化的、早已存在的省级经济略高一筹而已。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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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于任何民族市场的形成都必须研究其组成成分的多样性，每一组合形式往往都呈现一种特殊风貌。在这一领域与在其他领域一样，很难进行笼统的概括。

大大小小的地域

这些地域中最基本的、最根深蒂固的，是人口学家所说的“隔离群”，即乡村居民的最小单位。任何一个人群如不足四五百人，9确实不能维持生存，尤其不能孳育繁衍。在旧制度下的欧洲，这一基本单位相当于一个村庄或几个邻近的村庄。它们之间多少具有联系，并共同组成一个拥有耕地、荒地、道路和居住区的社会单位。皮埃尔·德·圣雅科布1讲到这一点时借用了“已开垦的林中空地”的说法，这一说法本是指上布列塔尼常见的那种在森林中开辟出来的一方空地。整个情形于是不言自明，犹如打开的书本那样一目了然。

在这成千上万个小单位11各自的狭小圈子内，历史发展十分缓慢，人们因循守旧，世代沿袭，甚至景观也几乎不变：这里是耕地、草场、菜园、果园、大麻田；那里是宅旁树木，可供放牧的荒地；工具永远不变：锹、镐、犁、磨坊、铁匠炉、车匠作坊……

最小型的经济单位便凌驾在这些狭小圈子12之上，把它们组织起来(只要它们不是极度自给自足的):这便是由一个集镇(设置集市，有时还办交易会)及散布在其四周、依赖它生存的几个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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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681至1790年香巴尼地区五个村庄的婚姻关系

勃雷古尔、栋热、居德蒙、米塞、鲁夫洛瓦(分别用字母B、D、G、M、R、代表)是富庶的种植葡萄的香巴尼地区的五个村庄，它们共计约有1500名居民，此数高于旧制度下一个典型的“隔离群”的居民数。据统计，这五个乡村教区一百年间共缔结1505起婚姻，其中56.3%属于同一个教区成员之间的联姻，12.4%系五教区之间的联姻。余下的31.3%有一方配偶是“外乡人”(总数为471)，图上仅显示涉及外乡人的数字，他们中大部分来自距这五个村庄10公里以内的地区。（据G.何倍洛的《五个乡村教区(17至18世纪)》，《历史人口学研究》，197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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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的整体。每一村庄距离镇的距离以村民前往集镇当天可以返回为限。但是这一整体的规模同时取决于运输手段、居民密度以及土地的肥沃程度。人口越稀少，土壤越贫瘠，乡村与集镇的距离就越大：18世纪，阿尔卑斯山区沙莫尼以北的瓦洛西小山谷与世240隔绝，山民们必须走很长一段崎岖山路才能抵达山下瓦莱地区的马蒂尼镇，以便购买大米、食糖，间或也买点胡椒和割点肉，因为该地瓦洛西竟无肉铺；这是1743年的事。13位于另一个极端，是紧贴大城市的众多繁荣的村庄，如托莱多周围的“山地种植园”(pueblos de los montes)，14它们早在 16 世纪前就把产品(羊毛、织物、皮革)送往佐科道维尔广场的集市出售。由于邻近的城市需求甚多，这类村庄已脱离农业，演化成为某种市郊。总之，应该在这两种极端典型之间想象集镇与附近村庄的关系。

可是，怎样才能对初级经济下这类小天地的重量、幅员或体积有所认识呢？威廉·阿贝尔15算出一个有3000居民的小城为能无求于人，需要以85平方公里的乡村土地为依托。但是3000居民在前工业世界里已超过一个集镇的通常规模；至于85平方公里，我又觉得这个数目还不够大，除非这里仅指耕地。在这种情况下，数字需要扩大一倍以上，以便把树林、草场、荒地增加进去。16这样就会得出约170平方公里的面积。1969年法国共有3321个乡(据《市镇词典》)。“乡”本是旧时行政单位，有的还渊源于更古老的单位。如果说“乡”大致上可视作基本经济集体，法国既有55万平方公里土地，每个“乡”今天应平均占地160至170平方公里，拥有15000至16000名居民。

“乡”是否被纳入更高级的，因而幅员更广的区域单位呢？法国地理学家们17一直持肯定的意见，他们提出了他们认为至关重要的“地区”概念。当然，法国领土上这四五百个“地区”的幅员在历史上有过变动，它们的疆界不太分明，多少取决于土壤和气候条件以及政治和经济联系。这些地区犬牙交错，各有特色，面积自100018至1500或1700平方公里不等；它们代表的单位相对说来分量较重。博韦齐、布赖、欧日、洛林的沃夫尔、奥特森林、瓦洛阿、19图洛瓦(1505平方公里）、20塔朗泰斯21（近1700平方公里）、福西尼(1661平方公里)22的面积都不超过这一界线，可以证实我们的观察。然而，奥斯塔河谷多崇山峻岭和辽阔的山地牧场，其面积(3298平方公里)远远超过标准，关于这一地区的历史情况，有本写得很好的著作23可供参考。反之，洛代沃瓦这个最具特色的地区，局促于莱尔格河水系的范围，面积仅798平方公里，这是朗格多克最小的主教管区之一；贝济耶(1673平方公里)、蒙彼利埃(1484平方公里)、阿莱斯(1791平方公里)大体符合标准。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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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横贯法国，乃至走出法国，横贯欧洲去寻找体积、标准与特色各不相同的地区。但是这样做就算完成任务了吗？主要的应是看清，从波兰到西班牙，从意大利到英国，哪些“地区”与一个居高临下统治它的城市唇齿相依。试举一些精确的实例，图洛瓦地区便属于这一情况，图勒是该地区的权力中心；25曼图亚地区亦然，其面积在2000与2400平方公里之间变动，俯首贴耳地屈从贡扎格家族26统治下的曼图亚城。任何“地区”只要有一个中心，必定呈现为一个经济实体。但是“地区”也是也许首先是文化实体，是一块有特殊颜色的瓷片；西方世界，尤其“以多样化著称”27的法国，这幅镶嵌画的斑烂色彩正是由若干色块和谐地组成的。为此，我们也许应该研究民俗，探求服装、方言、土谚、习俗(十公里或二十公里以外的习俗即不同）、房屋、屋顶的式样和材料，室内空间的划分，家具、烹饪习惯等—这一切落实到一块土地上，便形成一种生活艺术，人们适应环境，量力而行，寻求与别地不必相同的快乐。在“地区”这个层面上，人们也可以发现某些行政职能。但是行政区与“地区”肯定不完全吻合，尤其在法国，400个任意划定的大小司法区和400至500个地理“地区”实在大相径庭。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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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一级的层面上，“省”29以巨人的姿态而出现，他们的疆域自然有大有小，因为建造它们的历史力量在各处使的劲头不尽相同。维达尔·德·拉布拉什在《欧洲的国家和民族》(1889年)一书中着重介绍了“区域”，其实就是省，可惜不够详细。西方世界正是由若干个省组成的。拉维斯的《法国史》以出色的“法国地理概况”(1911年)开卷，他更看重的是“地区”，而不是自然区域或行省。总的来说，还是米希勒在《法国概貌》中为法国各省的丰姿多彩勾画出最生动的形象，在他看来，这一多样性便是“法兰西的启示”。30当各省并非出于自愿，而是在武力逼迫下合并时，这一多样性并未消失，各省早已组成现代法兰西在其中成长壮大的行政框架。马基雅弗利31不胜欣羡地赞扬法国花几百年时间把从前与托斯卡纳、西西里或米兰地区一样独立的地域耐心地逐一征服，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这是法国王室完成的一项杰作。有的地域面积更大：在法国，“地区”的面积比“乡”大十倍，省又由十来个地区组成，面积为15000至25000平方公里，这在从前是块很大的地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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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根据运输速度来衡量，路易十一时代单独一个勃艮第地区便相当于今天的几百个法国。

既然如此，省在从前不就等于我们今天的祖国吗？让·董特在谈到佛兰德时写道：“中世纪〔和中世纪后的社会生活的框架正在这里；不是王国，不是领主辖区(前者太大，有点不着边际，后者又太小)，而是这个区域性的邦国，不管它是否有其组织形式。”32总之，省在长时期内都是“大小最合理想的政治结构”，当今欧洲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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