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 第3卷 世界的时间

27.一个省及其“地区”：18世纪的萨瓦

任何一个省都由牢固程度不等的单位组成，其中大部分单位一直延续至今。（根据保尔·吉省奈：《萨瓦史》，1973年，第313页。)

有任何力量能粉碎这些自古形成的联系。何况，意大利和德意志在19世纪实现统一前，一直是若干个省或“邦”的集合体。法国虽说早已形成“民族”，有时却很容易分裂成若干各据一方的省，如在宗教战争(1562—1598年)漫长、深刻的危机时期便是如此，难道还有什么能比这更说明问题的吗？

省区和省级市场

这些幅员相当广大、性质相当单一的省级单位，从前其实是些小型民族。它们曾建立或试图建立各自的民族市场，或者不如说，各自的区域市场，以示区别。

人们甚至能够从省区的命运大致上看出民族市场，乃至国际市场未来的性质和形态。同样的规律性和同样的过程在不同的层次重复出现。与经济世界一样，民族市场是上层建筑和外壳。省级市场在自身的范围内起着相同的作用。就是说，省在从前构成一个民族经济体系，甚至是个小型化的经济世界；尽管规模相差悬殊，本书开头阐述的理论逐字逐句适用于省级市场；省级市场也有其区域以及居统治地位的城市，有其“地区”和外围，有的地带比较发达，有的几乎处于自给自足状态……而且这些相当广阔的区域的统一性正是建立在种种相互补充的、发达程度不等的多样性的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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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省级市场的中心，总有一个或几个城市发号施令。在勃艮第，是第戎；在多菲内，是格勒诺布尔；在阿基坦，是波尔多；在葡萄牙，是里斯本；在威尼西亚，是威尼斯；在托斯卡纳，是佛罗伦萨；在皮埃蒙特，是都灵……在诺曼底则有鲁昂和卡昂；在香巴尼则有兰斯和特鲁瓦；在巴伐利亚则有雷根斯堡和慕尼黑，前者是自由市，一座大桥雄踞多瑙河上，后者是维特尔斯巴赫家族在13世纪创建的大都会；在朗格多克则有图卢兹和蒙彼利埃；在普罗旺斯则有马赛和艾克斯；在洛林则有南锡和麦茨；在萨瓦先有尚贝里，后有阿讷西，最重要的还是日内瓦；在卡斯蒂利亚则有巴利阿多里德、托莱多和马德里；最后举一个突出的例子，在西西里有巴勒莫和墨西拿，前者是小麦集散地，后者是丝织业中心，长期统治该地区的西班牙当局对二者特意表现不偏不倚，以便分而治之。

当然，只要霸权不是独占，而是分享，早晚便会发生冲突：最终是某一城市独霸，或者必将独霸。长期对峙，悬而不决，只能是区域经济发展不佳的信号：两个枝权同时往上长的杉树可能长不大。存在这种势不两立的情形可能标志省级地域有双重导向或双重结构：不是一个朗格多克，而是两个；不是一个诺曼底，而是至少有两个诺曼底……这种情况表明省级市场不够统一，无力把若干区域连成一体，各区域趋向于自给自足，或者向别的外部渠道开放：确实，任何区域市场都同时受到民族市场与国际市场的影响。区域市场可能由此产生皲裂、断裂、落差以及下层小区域的各行其是。此外还有其他许多原因足以妨碍省级市场的统一，诸如重商主义时代国家和王公的策划干预，或者是强大而精明的邻国横加干涉。1768年签订赖斯韦克和约后，法国货币涌入洛林，这实际上是法国的一种统治手段，新任洛林公爵无力抗拒。331768年，奥地利统治的尼德兰对联合省实行价格战，后者深受其苦。海牙有人埋怨说：“科本茨尔伯爵34竭尽全力把商旅吸引到尼德兰去，到处修桥补路，以便保证货物运输畅通。”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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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回来，一个闭关自守的省级市场本身就意味着经济停滞。不管它是否愿意，省级市场必定要向外部市场(民族的或国际的)开放。所以，对于不再自铸货币，走私盛行的洛林，外国货币总还是带来一股活力。最穷困的省份即便无力向外提供或购买任何物品，也有劳动力可供输出，如萨瓦、奥弗涅或利穆赞。随着18世纪的门户开放，贸易盈亏日趋重要，据此可测定经济状况。何况从这个时期起，由于经济及远程贸易的发展，维持各省特色肯定已不合时宜。各省的长远命运是融合在一个民族整体中，不管它们怎样抗拒或者有多大抵触。1768年，科西嘉在众目睽睽之下并入法国；这个岛屿无论如何再也别想独立了。但是地方主义并未寿终正寝；今天在科西嘉和其他地方依然存在，产生众多后果，制造众多倒退。

究竟有无民族市场？

民族市场归根到底是个由众多不规则链环组成的网络，它的形成往往冲破一切阻力：过于强大并有自己一套政策的城市，拒绝中央集权的外省，可能导致分裂和打开缺口的外国干涉；生产和交换方面的利益分歧还不算在内(请想一想法国的大西洋港口和地中海港口之间，内地和沿海地区之间的冲突)。此外还有谁也控制不了的若干自给自足的小天地。

毫不奇怪，民族市场的诞生必定与一个中央集权的政治意志有关系，这一意志体现在税收、行政或军事方面，或推行重商主义政策。利奥奈尔·洛特克鲁格36说，重商主义使经济活动的领导权由市镇向国家转移。其实更应该说由行省向国家转移。在整个欧洲，很早就有若干得天独厚的地区，它们犹如搏动强劲有力的心脏，长期致力于建立未来领土国家的政治框架。如在法国，卡佩家族的领地法兰西岛占尽地利，“再一次，一切都在索姆河与卢瓦尔河之间发生”；37英格兰有伦敦盆地；在苏格兰是洛兰兹的低地；在西班牙是卡斯蒂利亚的开阔高原；在俄罗斯则是林莽包围中广袤的莫斯科平原……再往后，意大利有皮埃蒙特；德意志有勃兰登堡，更确切地说是从莱茵河到坎尼斯堡的普鲁士国家，在瑞典是马拉尔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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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或者几乎一切都以交通要道为出发点而建立起来。我一度很喜欢埃尔温·雷德斯洛勃的《财富之路》(1943年)，该书强调指出从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到柏林的大道昔日曾是何等重要，它曾充当德国统一的工具，乃至导火线。领土国家的形成并非全靠地理因素，但是地理位置毕竟起一定的作用。

经济也在起作用。必须等到15世纪中叶的经济复苏以后，首批现代国家才重新脱颖而出，如都铎王朝的亨利七世，路易十一和西班牙的天主教国王，东欧的匈牙利、波兰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各国也纷纷取得成功。二者的相互关系显而易见。可是在这一时代，英国、法国和西班牙肯定不是欧洲大陆最发达的地区。从北意大利通过多瑙河和莱茵河的德意志诸邦直到尼德兰十字路口的狭长地带纵贯欧洲，而英法西三国位于这个居统治地位的经济地带之外。这个经济地带盛行古老的城市民族主义，容不得领土国家这一革命的政治形式。对马基雅弗利梦寐以求，而斯福萨家族本有可能实现的半岛政治统一，38意大利各城市置若罔闻，威尼斯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德意志帝国各邦对囊空如洗的奥地利的马克西米利安的改革计划也不感兴趣；39尼德兰不愿加入菲力浦二世的西班牙帝国，它的抵抗以宗教形式表现出来，因为宗教在16世纪具有多种功能，曾不止一次充当正在诞生或正在形成的政治民族主义的口号。因此民族国家和城市地带之间产生了分裂，前者建立在强力基础之上，后者则建立在财富基础之上。黄金锁链有力量拴住政治怪兽吗？16世纪的战争说明它既能又不能。到了17世纪，阿姆斯特丹已成硕果仅存的城邦国家，但它显然推迟了法国和英国的发展。需要有18世纪新的经济高涨，才能打碎枷锁，使经济置于从此力量无比、可以为所欲为的民族国家和民族市场的控制之下。所以，毫不奇怪，作为早熟政治成果的民族国家很晚才过渡到作为经济成果的民族市场，而民族市场则预示着领土国家在物质方面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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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下还需要知道，这一事先准备好的过渡怎样完成。在何时完成和为什么能完成。困难在于标记和标准同付阙如。人们首先假设，当一个政治区域内市场特别活跃，最终夺取了、占据了本区域的全部或至少最大部分交换额时，该政治区域在经济上即已统一。人们也设想在纳入交换渠道的生产与就地消费的生产之间存在某种关系。人们甚至想到，总的财富必须达到一定水平，必须跨越某些界线，才谈得上有统一的民族市场。不过这是什么样的界线呢？尤其要问，在什么时候才能跨越界线?

国内关卡林立

传统的解释过分强调行政措施的作用。关卡林立导致国土支离破碎，至少妨碍运输畅通。一旦用行政措施取消这些关卡，民族市场就开始显示其效能。这种解释不太简单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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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总拿英国做例子，英国确实早就废除了境内关卡。40英国王室早就推行中央集权，于1290年即迫使通行税征收者负责维修他们控制的道路，并限定他们的征税特权仅维持几年。采取这种措施后，交通障碍并未完全撤除，但总是减少了；这些障碍最后已变得无足轻重。骚罗德·罗杰斯的大部头著作《英国物价史》仅提供中世纪最后几百年内有关通行费征收额的几个孤立、价值不大的数字。41艾利·赫克谢尔42不仅用英国王室早就集大权于一身来解释这一过程，他还认为这与英国幅员较小有关，尤其是“海路畅通无阻”，与陆路竞争，缩小了后者的重要性。不管怎么说，外国旅行者总是感到惊讶：法国人古阿耶教士(1749年)给友人写信说：“我在介绍旅途经过时，忘记告诉你一路上不见关卡和税吏。你如到这个岛国来，在多佛尔必定受到仔细检查，过了这一关你就可以在大不列颠自由通行，谁也不会盘问你。人们既然如此对待外国人，对待本国公民就更不用说了。海关仅设在王国边境，一经检查便万事大吉。”431775年的一份法国报告内容相同：“进入英国境内，人们随身携带的每一件东西都受到检查。这一最初的检查也是王国境内唯一的检查。”44一位西班牙人45于1783年承认，“在英国旅行令人甚为愉快的是只需在上岸时接受检查，随后在王国境内任何地区都没有海关人员找你的麻烦。就我个人而言，虽说人家告诉我海关手续很严格，我在多佛尔入境和在哈里奇出境时都没有受到仔细检查。关员们很有眼力，自能认出谁会企图非法带钱出境和谁会因好奇而在境内破费。”但是并非所有旅行者都有这么好的运气或者这么好的脾气。日后将在大革命时期任巴黎市长的佩蒂昂1791年10月28日在多佛尔过关，他觉得海关检查“折腾人，相当麻烦；几乎所有物品都要上税，尤其是精装书、金银制品、皮革、香粉、乐器和版画。话说回来，经过这首次搜查以后，在王国境内再也没有别的搜查”。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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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时代，制宪会议废除法国境内关卡已近一年，它这样做无非是遵循大陆各国的普遍趋向。各国都把海关移到政治边界上，责成由武装人员充实的关卡组成漫长的保护线。47但是人们很晚才采取这些措施(奥地利于1775年，法国于1790年，威尼斯于1794年)，48而且还不一定马上实施。西班牙于1717年决定上述措施，可是政府后来又不得不开倒车，在巴斯克人居住的省份尤其如此。49法国在1726年至大革命之间撤除了4000多个路卡，这个成绩只能说是平平，因为制宪会议从1790年12月1日起50废除的境内关卡简直多不胜数。

假如民族市场诞生于这一整顿措施，那么欧洲大陆在18世纪末或19世纪初已有民族市场。这一说法显然过头了。再说，难道取消路卡就能畅通贸易？柯尔贝尔于1664年建立五大包税所的关税同盟后(五大包税所辖区的面积相当于整个英国，见下图)，法国经济活动并未立即因此加速。可能这与当时的经济形势不利有关。相反，在形势有利的情况下，经济便能适应环境，克服一切障碍。夏尔·卡里埃尔在其关于马赛商务的著作中标出罗纳河上的通行税，包括我们历史学家(根据当时人的怨言)为之谈虎色变的里昂和瓦朗斯的关税，在18世纪对1亿里佛的过境货物抽税35万里佛，即0.35%。51卢瓦尔河上的情况相同：我不认为路卡(到19世纪还有80处)不构成障碍，不迫使船工离开航道靠岸接受检查，不导致敲诈勒索、滥用权力和不合理收费，也不说它们没有延误本来就缓慢、艰难的航行。但是，如果假定卢瓦尔河的货运量与罗纳河相等(一般认为前者高于后者)，同为1亿里佛，如果我们的资料可靠，纳税额仅为187150里佛，即0.18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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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货物通运准单”允许过境商品在法国境内畅通无阻，关于这方面我们有许多比较早期的实例。531673年12月，几名英国商人抱怨他们从地中海岸启程纵贯法国全境抵达加来后，人们要求他们为每一里佛货物纳一苏的税。54这里向他们索取的无疑是一次交清的关税。1719年，1000件马赛羽纱运往圣马洛，收货人为博斯克先生与埃昂先生。货物在马赛启运时打上铅印，“抵达圣马洛后将入仓贮存，以便发往国外，不必交付任何税金”。55与粮食、面粉和蔬菜的自由流通相比，这类运输不值一提。1763年5月25日的国王敕令56免除上述货物的各种税金，甚至通行税，但该项敕令将于1770年12月23日撤销。此外，国务会议1785年10月28日的决定57明文规定“禁止在王国境内对煤炭征收通行税，税表从此不得列入此项货物”。在这个税卡林立的国家，找到这几项货物畅行无阻的例子也就不算少了。包括沃邦(1707年)在内的许多大人物早就梦想“把关卡挪到边境上，并大大缩小其职能”。58柯尔贝尔曾致力于此。这一目的于1664年未能达到，那是因为巡按使们一致反对，他们不无理由地担心粮食在王国广阔的境内自由流通将会引起饥荒。59杜尔哥1776年的尝试由于面粉战而以失败告终。十年以后，1786年，法国政府虽然有此愿望，却未采取行动取消路卡，据说这是因为，“经计算”，为执行这一措施必须付给通行税征收人800万至1000万赔偿，而“国家财政现状无力承担”。60事实上，这一数字与法国的税收总额相比尚不足挂齿。如果这个数字属实，它再次证实通行税的征收额相当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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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细节都使人想到，遍布各地的税卡本身并不是个关键问题，它们不过是与当时所有其他问题有联系的一项麻烦。作为反证，能否举英国的“收税栅”(turnpikes)为例？这是设有路卡的大路，有点像今天的高速公路。英国自1663年起准许这种道路存在，以便鼓励兴建新路。根据《法国新闻报》(1762年12月24日)的一篇文章，这类设有路卡的道路征收的“通行费殊为可观，一英国一条大路上的路卡：看守人在打开栅栏前要求付钱。欧仁拉米(1829年)作版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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