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 第3卷 世界的时间

年可达300万英镑”。61与之相比，法国卢瓦尔河或罗纳河征收的通行税少得可怜。

说到底，人们不能不产生这样一个印象：唯独经济发展对民族市场的扩张和巩固具有决定作用。然而，奥托·兴茨认为，归根到底，一切都源自政治，源自英格兰与苏格兰(1707年)和爱尔兰(1801年)的联合，这一合并创立了不列颠诸岛的统一市场，加强49了整体的经济实力。事情肯定没有那么简单。政治因素当然起了作用，但是伊萨克·品托于1771年问道：如果苏格兰并入英格兰果真为后者增添了财富，法国吞并了萨瓦是否也会富起来呢?62拿苏格兰与萨瓦相比肯定不恰当，从这一点看，品托的论据是站不住的。但是我们将在本章看到，主要是18世纪高涨的经济形势掀动了不列颠诸岛，使苏格兰并入英国成为对双方都有利的事情。关于爱尔兰却不能这么说，因为爱尔兰的地位更接近殖民地，而不是联合王国的一个组成部分。

360

第三卷世界的时间

反对凭空设想

所以我们既摒弃各种凭空设想的、专断的定义，也反对另一种说法，即认为某种近于完善的统一性是任何民族市场形成的必备条件。如果这一标准得以成立，那么法国就谈不上民族市场。与欧洲各地一样，小麦市场在法国至关重要，它在法国分成三个区域：东北区价格较低，价格变化呈锯齿状；地中海区价格较高，但起伏不大；相当厚实的大西洋区，性质居二者之间。63照这么说来，一切就都讲不通了。我们可以附和特雷扬·斯托雅诺维奇的看法，认为“在欧洲，民族国家’与民族市场恰相吻合的地区只有英国和联合省”。但不列颠诸岛的小麦价格也不整齐划一，因为饥荒和歉收有时在苏格兰，有时在苏格兰，有时又在爱尔兰出现。

米歇尔·莫里诺持论更苛刻。他写道，“当一个民族对外没有封闭，对内没有形成统一的市场时，难道能说它是适于估算指从宏观经济计量角度所作的各种估算的基本单位吗？欧洲当今形势使我们重新意识到的地区差别，在16、17、18世纪已经存在。人们难以提供在这些遥远的年代的德国或意大利的国民生产总值，因为这两个国家在政治上是分裂的。也因为这一总值在经济上毫无用处：萨克森和莱茵主教辖区的生活方式不同；那不勒斯王国、教皇国、托斯卡纳和威尼斯共和国也各按自己的方式生活。”64

第四章民族市场

361

我们不去逐条批驳这种看法(就英国而言，在英格兰、康沃尔郡、威尔士、苏格兰、爱尔兰之间，乃至在整个不列颠群岛的“高地”与“低地”之间，不也存在地区差别吗？今天世界各地，省与省之间不也存在强烈差异吗？)，但要指出，威廉·阿贝尔65曾想计算德国16世纪的国民生产总值。海关史专家奥托·斯托尔兹66认为18世纪末横贯整个德意志帝国的通衢大道“缔造了某种统一”;约尔若·塔狄克67一再讲到土耳其治下的巴尔干人从16世纪就建成民族市场，创办了若干如多瑙河畔斯特鲁米查附近的多尔雅尼交易会那样活跃、拥挤的定期集市；皮埃尔·维拉尔68认为“18世纪下半叶西班牙形成了一个对加塔洛尼亚有利的真正的民族市场”。既然如此，想要算出查理四世时代西班牙的国民生产总值，又有什么荒谬可言？至于“对外封闭”的民族的概念，很难想象在这个走私盛行的时代有一个民族能闭关自守。英国在18世纪也未能做到这一点，它的边境表面上防范甚严，其实直至1785年茶叶走私都畅行无阻；一个世纪以前，1698年，就有人说英国“四门大开，货物一经入境便得到安全，因而走私尤其容易”。69丝绸、天鹅绒、烧酒等商品，主要来自法国，在海岸上某一看守疏忽的地点卸货后，便能安然运交市场和转卖商，不必担心再有盘问检查。

251 无论如何，我们并不寻求一个“完善的”民族市场，这样一种市场今天也不存在。我们寻求的是一种类型的内部机制及其与广大世界的关系，即卡尔·布歇尔7针对“城市经济”而相应地称之为“领土经济”的东西。关于城市经济，我们在前面几章里已经讲得很多了；领土经济是一个庞大的经济体系，在空间延伸很广，如人们有时所说，“遍及全国”，同时它又相当统一，使政府能够程度不同地加以操纵。重商主义恰恰意识到从总体上操纵一国经济的可能性，或简单地说是在摸索建立民族市场的途径。

362

第三卷 世界的时间

领土经济和城市经济

人们只是通过与民族市场提出的问题相比较，才能了解领土经济和城市经济的内在差别。

这里说的是内在差别。因为一眼可见的差别，如体积和面积的差别，其实并不如表面所见的那么大。略加夸张，我们可以说“领土”是个面，城市国家只是一个点。但是，无论占统治地位的领土或占统治地位的城市，都把一个外部区域置于自己控制之下，都要为自己扩张地域。就威尼斯、阿姆斯特丹或大不列颠而言，都要形成不折不扣的经济世界。这两大经济形式原先占有的空间后来已被大大超越，以致已失去其最初作为区分标准的重要性。尤其，在这一超越过程中，两大体系彼此相似。威尼斯在勒旺地区是殖民大国，犹如荷兰在南洋群岛，英国在印度一样。城市和领土以同样方式紧紧抓住一个国际经济体系，后者支撑了它们，它们也加强了后者。城市和领土的统治手段，“运行”手段乃至逐日生活手段都是相同的：舰队、军队、暴力，必要时行使狡计乃至背信弃义—请想一想威尼斯的十人会议和后来的英国情报部，就会明白。“中央”银行71最早在威尼斯出现(1585年)，后来在阿姆斯特丹(1609年)和英国(1694年)成立。查理·金特尔伯吉72认为中央银行是“在别无选择时使用的办法”，我却以为它们首先是权力与国际统治的工具：我帮助你，救活你，但是你得听我摆布。正如我为使读者也使我自己信服而反复指出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与世界一样古老，任何强力的统治都分泌资本主义。

第四章 民族市场

363

如果从经济世界的角度看问题，那么从威尼斯到阿姆斯特丹再到英国，就没有离开同一个运动，始终停留在同一个整体实在之中。民族体系和城市体系的差异和对立在于它们各自特有的结构。城邦国家逃避粗笨的第一产业：威尼斯、热那亚、阿姆斯特丹吃的小麦、食油、盐乃至肉类等，统统来自对外贸易；它们从外部得到它们消费的木材、原料乃至许多手工产品。是谁，用什么方式古老的或现代的一生产这些产品对它们无关紧要：它们只要在过程终端接收产品就够了，在过程终端自有它们的代理人或本地商人为它252们把产品贮存起来。为它们的生存以及它们的奢侈所必需的第一产业全部或大部都在它们的国土之外，别人为它们生产，它们不需要为生产在经济或社会方面遇到困难而操心。它们大概未必充分意识到自己占了大便宜，更多的倒是想到不便之处。它们为仰给于国外感到不安(虽然金钱的力量实际上使这种依赖性化为乌有)。所有占统治地位的城市确实都努力扩大领土，发展自己的农业和工业。是什么样的农业和工业呢？必定是最值钱的，最有利可图的产品。因为，既然总要进口，佛罗伦萨不如进口西西里的小麦，而在托斯卡纳种植葡萄和橄榄。所以城邦国家的情况必定是：(一)其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之间保持“现代化”的关系；(二)若有农业，必定优先发展有厚利可图的种植业，而且自然地吸引资本主义投资。荷兰很早发展了一个“先进”的农业部门，并不是事出偶然，也不是因为它的土质好；(三)它们拥有一些奢侈品工业，往往很兴隆。

城市经济就这样摆脱了被达尼埃尔·托尔内称之为一切有效发展必经阶段的“农业经济”。相反，致力于政治统一和经济建设的领土国家，长期陷于发展缓慢的农业经济而不能自拔，其处境与当今许多不发达国家相同。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通常都要借助战争实现其政治统一，因而开支甚多，更加需要广辟税源，而收税就需要设置管理机构，为维持管理机构又需要更多的钱和更多的税……但是，在农村人口占90%的国家里，税收是否成功要看国家能否有效地向农民收税，看农民是否放弃自给自足，是否同意生产剩余产品，在市场上出售，并养活城市。而这还不过是第一步。因为农民还应该随后也富裕起来，也要求消费手工业产品，从而也出力养活手工业者。正在形成中的领土国家要做的事情委实太多，无暇立即去征服世界大市场。为了生存，为了收支平衡，它需要促进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商品化，组织笨重的行政机器。它为此消耗全部精力。我很愿意从这个角度介绍查理七世和路易十一时代的法国历史。但是这段历史已尽人皆知，它的说服力也就减弱了。那就不妨举莫斯科公国，乃至大莫卧儿帝国前的德里苏丹国为例。后者是个奇妙的例子，我们下文还要提到。德里苏丹国早在14世纪上半叶就在其辽阔疆域内发展一种货币经济。这一货币经济以市场为依托，并通过市场，开发和促进乡村经济。国家财政收入严重依赖农业的收成。穆哈马德·土格鲁格苏丹(1325—1351年在位)为此推广开凿水井，向农民提供资金和种子，并通过行政部门的推动，鼓励农民选种甘蔗等高产值作物。73

364

第三卷 世界的时间

有鉴于此，资本主义所取得的最早的成就，资本主义最早对经济世界的出色控制，应归功于城市，也就不足为奇了。同样不足为奇的是，伦敦作为民族国家的首都，花了这么长时间才赶上比它更

第四章 民族市场

365

1780年丹麦人口的社会经济分布

灵活、更敏捷的阿姆斯特丹。任何民族市场的形成，都必须在农253业、商业、运输、工业、供应与需求之间达到艰难的平衡，英国自从达到这一平衡后，便显示自己对小小荷兰的无比优越；荷兰这个蕞尔小国从此已永远丧失称霸世界的资格，而业已建立了民族市场的英国却如虎添翼。查理·金特尔伯吉74问过，为什么震撼荷兰的商业革命没有把它引向工业革命。其中一条理由无疑是荷兰不拥有真正的民族市场。对于安托尼奥·加西亚-巴克洛·贡萨雷兹75就18世纪西班牙提出的问题可作同样答复，西班牙与殖民地的贸易尽管飞速发展，工业革命却举步维艰(加塔洛尼亚除外)。这是否因为西班牙的民族市场还不完善，各部分之间缺乏联系，经济出现明显的呆滞现象？

366

第三卷 世界的时间

计 量

254

我们需要做的，是给正在形成或已经形成的国民经济的总体过一次磅，是记下它们在这一或那一时期的重量，看它们是增长了，还是萎缩了。此外还需要比较它们在某一时期各自达到的水平。我们因此需要借鉴比拉瓦锡(1791年)的经典计算还早得多的许多早期计量成果。威廉·配第76(1623—1687)曾试图比较联合省与法国：二者人口之比为1：3，耕地之比为1：81，财富之比为1：3;格里高利·金77(1648—1712)也就他那个时代的三大强国荷兰、英国和法国作比较。此外还有十来个“计算者”加入这一行列，从沃邦到伊萨克·品托直至杜尔哥本人。布阿吉尔贝尔(1648—1714)有一段悲怆的文字(1696年的法国确实也没有令人欣喜或宽慰的景象)，我们今天读来犹受感动：“……且不说事情可能会怎么变，仅就既成事实而言，人们确认〔法国国民生产总值今天与四十年前相比，其工商业收益每年约少五六百万。而且这一病症日益严重，收益日渐减少；因为同样的原因始终存在，甚至变本加厉，而国王的收入也未见增加。从1660年以来，国王收入的增长幅度很小，仅增加了三分之一左右，而二百年以前，总是每隔三十年增加一倍”。78这段文字确实动人。同样值得钦佩的是，伊萨克·品托79把英国从土地到矿产的整个国民产值划为11个项目，这一区分与今天宏观经济计量使用的分类界线大致相似。

第四章 民族市场

367

通过从前有关国民“财富”的研究，通过我们能够收集到的零碎数字，是否有可能根据“总量分析观点”80去观察过去？1924年81前后开始形成的宏观经济计量法已使我们习惯于从这一角度看问题。这种计算方法当然有其缺点，但是保尔·贝洛什说得对，82它们暂时仍不失为通过当今的经济我补充说，也是通过过去的经济—把握经济增长这个根本问题的唯一方法。

我甚至同意让·马克祖斯基的意见，83认为宏观经济计量不仅是一门技术，而且本身已是一门科学，它与政治经济学合并，将使后者成为一门实验科学。

请读者不要误会我的意图，我并不在为具有革命意义的经济史树立第一批界桩。我只希望在明确了对历史学家有用的有关宏观经济计量的几个概念后，就回到基本的计算上来，我们掌握的资料与本书的篇幅只允许我们从事基本计算。我只求得出一些数量级，努力阐明一些关系、系数与接近真实的(如果还谈不上可靠的)乘数，指出通向尚未开展而且近期内不可能开展的大量研究工作的道路。这些数量级至少能使我们猜到建立某种历史宏观计量学的可能性。

三个变量，三个数量级

第一个变量是国民财富，是缓慢波动的财富积累；第二个变量是国民收入，是一种流量；第三个变量是人均收入，是按人计算的一种比率。

368

第三卷 世界的时间

255

国民财富是一国财富的总量，是国民经济积储的总和，是正在投入或可能投入生产过程的资本总额。这个概念当年曾使“算术家们”84为之神往，可惜今天已很少使用。我曾向一位经济学家85请教若干问题，他在答复其中一个问题时说：今天还不存在“国民财富的宏观计量学”，因而使“这类计量不够正规，并使我们的计量科学不够完善”。对于企图衡量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积累起来的资本的作用的历史学家来说，这一缺陷实在令人遗憾。他们有时注意到，国民财富具有显而易见的效能；有时却又发现，当资本徒劳地寻找投资场所时，单靠积储的财富不能推动经济发展；有时还发现，即使在有利时机下，国民财富仍迟迟不能投入预示未来的活动，似乎在惰性和守旧的束缚下不能自拔。英国工业革命的诞生在很大程度上处在大资本之外，伦敦之外。

我已经指出国民收入与资本积储的比例关系的重要性。86西蒙·库兹涅茨87认为这一比率为7到3比1；也就是说，一个旧式经济需要把多至七个正常年头生产的财富积储起来，以便保证生产运转。越接近现代，这个数字就越小。资本的效率可见越来越高，事情似乎也理应如此，我们这里所考虑的当然只是资本的经济效率。

国民收入初看起来是个简单概念:宏观经济计量学不就是要把“一国的经济比作一个巨大的企业”吗?88但是这个简单的概念却曾引起专家们的“烦琐”争论，乃至“笔墨官司”。89时间平息了这些论战，今天人们提供给我们的各种定义(实际上不如表面上那么清楚)彼此十分相似。姑举西蒙·库兹涅茨(1941年)的简洁公式为例：“一个国家在一年中生产的全部经济财富的净值”，90或者

第四章 民族市场

3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