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 第3卷 世界的时间

Y.贝尔纳与J.-C.考利比较复杂的说法：“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创造的资源、财富和劳务的总和”。91重要的是应该懂得，如克洛德·维蒙92所说，国民收入可从三个角度考察：生产、个人和国家所得的收入，以及开支。我们要做的事情不是求出一个总和，而是至少三个总和。只要人们稍微动点脑子，自会明白需要求出的

用17幅图画表示的联合省的“生活资料”或国民生产总值。W.考克作版画，1794年。

1. 纺织。2.黄油与奶酪生产。3.捕鲱鱼。4.捕鲸。5.泥炭开采。6.造船。7.阿姆斯特丹市政厅与公秤所。8.森林工业、锯木业与造纸业。9.泰瑟尔岛。10.开矿。11.葡萄酒销售业。12.农业与粮食贸易。13.烟草、糖与咖啡销售业。15.鹿特丹交易所。16.商站。17.阿姆斯特丹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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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和会有所增减，全看你是去掉还是保留税收总额，是去掉还是保留在生产过程中占用的资金的利息，是按出厂价格(各生产要素的成本)还是市场价格(包括税款)进行计算……我劝愿意钻进这个迷宫的历史学家参考保尔·贝洛什93那篇提纲挈领的文章，他教读者在视不同情况增减2%、5%或10%的同时，怎样从一个总和过渡到另一个总和。

需要记住三个重要的等式：(一)国民生产总值=国民生产净值加税收额再加占用资金的利息；(二)国民生产净值=国民收入净值；(三)国民收入净值=消费加储蓄。

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历史学家至少有三条路可走：从消费、收入或生产出发。但是不能要求过高。我们心安理得地摆弄的这些数字，据今天的了解，约有10%到20%的误差，有关过去经济的数字误差至少达30%。因此不可能做到精确。我们凭借的是些变数和粗略的和数。何况历史学家们已经习惯于且不管是好习惯还是坏习惯谈论国民生产总值，而不把它同净产值相区分。区分又有什么用处？国民收入或国民产值(毛值或净值)在我们的视野内混淆不清。对于某一时代和某一经济，我们寻找的和找到的只是其财富的最低记录，只是一个近似数，它只是与其他经济的数量级相比才有意义。

人均国民收入是一项比率：分子是国民生产总值，分母是人口。如果生产增长速度大于人口增长，人均国民收入就增加，反之就减少；另有第三种可能性，即比率不变，人均国民收入原地踏步。对于企图测定经济增长的人来说，确定国民大众平均生活水平以及这一水平变化的系数是解开困难的钥匙。历史学家长期以来一直努力通过价格和实际工资的运动，或者通过家庭主妇“菜篮子”的变化来了解这一系数。让·符拉斯蒂埃、勒内·格朗达米和威廉·阿贝尔的图表(见本书第一卷)以及费尔普斯·布朗和歇拉·霍普金斯的图表(见本卷)概括了这些尝试的结果。它们如果未能说明平均收入的实际水平，至少说明了这一水平的变化趋势。人们一直认为最低工资—即泥瓦匠帮工(我们对这个人物相当了解，这个人物对历史研究具有独一无二的价值)的工资—大体上随着平均生活水平的变化而变化。保尔·贝洛什94最近一篇具有振聋发聩意义的文章说明了这个观点。如果人们知道小工的工资——即“保底工资”(类似法国的“法定最低工资”)——的精确数额，按照贝洛什的说法，只要将日工资乘以196，就能得出他根据统计资料研究的19世纪的人均国民收入。从结构主义观点来看，这就是发现了一种特别能说明问题的相互关系。这个出人意料和最初令人难以置信的系数是根据19世纪的丰富统计数字测算的，而不是从理论上推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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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系数对19世纪的欧洲相当适用。保尔·贝洛什95对1688年以及1770至1778年的英国进行了探索，这次未免过于仓促，他算出1688年，在格里高利·金的时代，这一系数约为160，而在1770至1778年间则在260上下。于是，他更加仓促地得出结论说，“计算取得的全部数据允许我们假设，采用平均为200的系数应是研究16、17和18世纪欧洲社会的可靠途径”。我没有他那么自信，从他的看法中，我记住的是这所谓的系数曾有上升趋势，这意味着，假定其他条件不变，人均收入曾相对地呈上升趋势。

威尼斯兵工厂的工人1534年的日工资为22索地(夏季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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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冬季20)，96乘以200即得到4400索地的平均收入，即35杜加，相当于羊毛行业工匠年工资(148杜加)的四分之一。虽说毛织工匠在威尼斯地位优越，但是35杜加的年收入我总觉得少了一点。如果我们接受这个数字，威尼斯的国民生产总值(20万居民)97则为700万杜加。我用别的算法算出的数字为740万杜加，98威尼斯史专家们还认为这个数字太低。两个数字接近毕竟不是坏事。

另一个例子：1525年左右，奥尔良的小工日工资为2苏9德尼埃。99如果人们同样用200去乘(居民数为1500万)，得出的国民收入数将大大高于弗·斯普纳的图表标出的最高数。所以，200这个比数对威尼斯偏低，对同一时期的奥尔良又显得太高。

最后一个例子：1707年，沃邦在《国王十一税》中把织工的工资选定为“工人”的平均工资。织工平均每年工作180天，日工资为12苏，即年薪为108里佛。100以这个工资为基数，平均收入(12苏×200)应为2400苏或120里佛。按这种算法，织工的生活水准就略低于平均水平(108：120)，这倒是正常的。假定法国当时的人口为1900万，法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约为2280万里佛。这一结果与夏尔·杜铎从沃邦101的分行业估计数字出发计算得出的结果几乎完全一致。这一次，200的比数似乎十分恰当。

当然，还需要做上百次类似上面做过的核对，才能对这种算法建立信念，或者大致上可以放心。初看起来，这种核对工作并不困难。我们掌握许多资料。如我们刚才提到的夏尔·杜铎102就曾想弄清楚，法国王室的实际收入在漫长的历史年代中是否有所增加。总之，他试图借用我们今天的说法根据不变价格，不变的里佛，计算王室的收入。那就需要比较不同时代的价格。他选择的价格很有趣(是否说明问题是另一回事):一头山羊羔、一只鸡、一只小鹅、一头牛犊、一头猪、一只兔……在这些他认为有代表性的物价之中，他记下一名壮工的工资：1508年，在奥弗涅为6德尼埃；同一时期在香巴尼为1苏……然后他去寻求这些价格与1735年，路易十五时代的价格的对应关系：小工的工资那时增加到夏天12苏，冬天6苏。照此计算，200这个系数会把我们引到什么地方？它似乎不适用于16世纪，最发达的国家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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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保尔·贝洛什的尝试使无数彼此孤立、一直无人注意的工资数据获得意义。它使我们可以进行比较。它也重新提出(如果我没有理解错)从未得到彻底解决的旧制度下工作日与休息日数量的问题，迫使我们再次闯入工资史的莽莽丛林。18世纪的一份工资究竟是什么呢?难道首先不应该拿它同一个家庭的开支(不是一个人的生活)作番对照吗？这就有一系列工作等待我们去做。

三个模糊的概念

我们已明确了手段和工具。还需要明确一些概念。至少有三个词有待讨论：增长(croissance)、发展(développement)和进步(progrès)。前两个词在法语里可以互换，犹如英语的growth和development，德语的 Wachstum和 Entwicklung(后一个词为熊彼得103所用，但日趋消失)；意大利语基本上只用一个词，sviluppo;西班牙语有两个词，crecimiento和desarollo,只有拉丁美洲的经济学家区分这两个词的意义。据A.古尔德说，他们必须区别与结构有关的发展(desarollo)和主要涉及人均收入的增长(crecimiento)。104为了迅速而稳妥地推行经济现代化计划，确实不能不区分两个并不始终齐头并进的指标，一个涉及国民生产总值，另一个与人均收入有关。概括地说，如果我的观察目标是国民生产总值，我就关心“发展”，如果我转向人均国民收入，我就更注意“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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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上，这两种运动在某些经济中是重合的，如在西方就是这样，人们于是趋向于只用一个词；反之，在另一些经济里它们有所区别，甚至互相对立。历史学家面临的形势更加复杂：他所看到的既有“增长”也有“负增长”；既有发展(13、16、18世纪)，也有停滞和后退(14、17世纪)。14世纪的欧洲曾有朝着旧式城市和社会结构方向的倒退，前资本主义结构发展的一度停顿。与此同时，令人困惑的却是人均收入都在增长。西欧人吃的面包和肉从没有像在15世纪那么多。105

不仅如此，还有别的对立。如18世纪欧洲各国的竞争中，葡萄牙虽然没有更新结构，但因开发巴西获利颇丰，因而人均国民收入高于法国。葡萄牙国王大概是欧洲最富有的君主。对于这样一个葡萄牙，你既不能说它在发展，也不能说它在后退，今天的科威特也同样如此，虽然它有世界最高的人均收入。

在这场讨论中，遗憾的是“进步”一词几乎完全被抛在一边。它的意义大致上与“发展”相同，而历史学家为图方便，区分中性发展(不打破现有的结构)和非中性进步(冲破原来的框架)。106所以，如果不死抠字眼，我们也许可以说发展是非中性进步，而石油给科威特源源不断带来的财富，巴西黄金给蓬巴尔的葡萄牙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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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财富，则是中性进步。

数量级和相关系数

1976年普拉托讨论会107表明，许多历史学家对历史宏观经济计量持怀疑乃至敌对态度。我们掌握的数字不但分散，而且不甚可靠。今天的统计学家会摒弃这些数字，因为他还有别的数字可资凭借。不幸的是我们的情况与他们不同。虽说在追溯历史时不能得出量值系列，但我们尽可以找出量值之间的相关系数，逐步重建一些总和，进而算出另一些总和。也就是说模仿厄内斯特·瓦杰曼在《作为侦探的数字》108中的做法，这本小书写得很怪，很少有人读过。当然，这里的侦探不是数字，而是处理数字的人。

既然我们掌握的仅是数量级，我们的目的总的说来是要让这些数字相互验证和彼此核实。难道没有一些几乎不存争议的比例吗？如根据19世纪前的人口数，大致可确定城乡居民的比例：18世纪的荷兰在这一方面创下记录，其城乡人口各占50%。109同一时期的英国，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30%，110法国则占15%至17%。111这些百分比本身都是整体指示性数据。

推测人口密度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但很少有人做这项工作。厄内斯特·瓦杰曼为1939年绘制的图表112并非如他本人认为的那样，适用于所有时代。我在下面复制这张图表，是因为它包含一个可能的真理，即存在一些密度界线，越过这些界线就进入吉利时期或不祥时期。有利或不利的人口密度对前工业化时代的经济和社会影响之大，犹如它们今天对于不发达国家的影响。一个民族市场的成熟或瓦解，其部分原因在于人口。人口增长并非始本图表(见《经济、社会、文明年鉴》，1960年第501页，费尔南·布罗代尔根据瓦杰曼在《世界经济》，1952年第1期，第59至62页提供的材料绘制)区分两种人口密度，一种(空白栏)属于吉利时期，另一种(灰点栏)属于不祥时期，不管涉及哪一个国家。资料来自三十来个国家1939年的统计。使用了三个数据：人口密度、就业人口平均收入(黑圈)和婴儿死亡率(白圈)。瓦杰曼在从空间转入时间时，草率地作结论说，一国的人口在增长过程中每当越过表中所示的某一界线，便交替地从吉利时期转入不祥时期。图中左侧指标为“就业人口平均收入(美元)”；右侧为“婴儿死亡率”；图下指标示“人口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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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如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具有进步的和建设性的作用。不如说，它在一定时期内可能起这个作用，但是过了某一界线，形势就出现逆转。困难在于，我认为，这条界线随着市场和生产的技术，随着交换的性质和数量发生变化。

观察就业人口在经济各部门的分布情况，113也有必要。我们了解1662年联合省，1141688年左右的英国，1151758年的法国116和1783年的丹麦117的就业分布情况……格里高利·金估计英国1688年国民产值为4300万英镑，其中农业占2000多万镑，工业略低于1000万镑，商业略高于500万镑。这些比例不同于魁奈的模式118（农业占500亿图尔里佛，工业加商业占200亿）：路易十五时代的法国比英国在更大程度上被淹没在农村活动的汪洋大海里。唯有威廉·阿贝尔119根据魁奈的模式作了近似计算，他认为16世纪的德国，在经历三十年战争的残摧前，较之18世纪的法国，更加具有农业国的深刻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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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产值和工业产值之间的比例关系(A/I)在各地都发生有利于工业的变化，但这一变化十分缓慢。直到1811至1821年间，120英国工业产值才超过农业。法国工业产值在1885年前仍低于农业，德国与美国的工业产值赶上来较早，前者于1865年，121后者于1869年。122我对15世纪整个地中海地区作了不太有把握的计算，123得出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的比率为1：5，这一比率可能适用于同时代的整个欧洲。如果我的估计正确，人们就能由此看到欧洲走过了多长的一段路。

另一个相关系数是国民财富和国民产值之间的比例关系。凯恩斯习惯把他那个时代世界各国的资本储备估计为国民收入的三倍或四倍。加尔曼和戈德斯密斯124确定19世纪美国资本储备和国民收入的比率分别为3：1和4：1;对于当今一些发展中国家，比率则为从5：1到3：1。西蒙·库兹涅茨125认为，过去经济中的比率在3：1和7:1之间徘徊。格里高利·金的估计确实很难在这里应用。金认为，1688年英国的国民财富高达6.5亿英镑，其中土地占2.34亿镑，劳动力占3.3亿镑，余下的8.6亿镑分解为牲畜(2500万镑)、贵金属(2800万镑)和其他(3300万镑)。如果从中扣除劳动力代表的数额，则英国的国民财富达3.2亿镑，国民产值为4340万镑，比率为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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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丽丝·汉森·琼斯126通过对几个美洲殖民地的调查，计算出它们的国民财富，然后利用上述的可能系数推算各殖民地1774年的人均收入。她得到的数字在200美元(比率为1：5)和335美元(比率为1：3)之间，于是她得出结论说，美国在独立前的生活水平高于欧洲各国。这一结论如果正确，自有其意义。

国债与国民生产总值

国家财政涉及许多数字，在它们之间能找到相关系数。这些系数为重建以往的宏观经济计量的尝试提供了最基本的框架。

例如在国债(我们知道它在18世纪英国起的作用)和国民生产总值之间存在某种比例关系。127国债最多可以达到国民收入的两倍，否则就会引起麻烦。据此也就得到证明，英国的财政状况良好，因为即便在最困难的时候，如1783和1801年，英国国债也未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两倍。上限从未被冲破。

假定这是一项普遍适用的法则，那么法国在1561年也并非岌岌可危。那年1月13日，掌玺大臣米歇尔·德·洛比塔尔承认，国债已达4300万里佛，128即国家预算的四倍，引起全国的震惊，而根据可能系数算出的法国当时的国民生产总值至少为2亿里佛。玛丽·泰利莎时代的奥地利也没有危险：奥地利皇位继承战争(1748年)后，国家收入为4000万弗洛林，债台高筑，达2.8亿弗洛林，但是当时奥地利的国民生产总值应为5亿至6亿弗洛林。即便国民生产总值仅为2亿弗洛林，这一国债总额原则上还是可以承受的。随后的七年战争开支浩大，玛丽·泰莉莎终于下决心放弃好战政策。她甚至改善了财政状况，把国债利率降低到4%。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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