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 第3卷 世界的时间

活，都有信仰自由，因而许多具有自由精神的法国人21都在那里定居，以便不受追查和监督，并且称心如意地生活”。威尼斯这种天生的宽容精神，我想能部分说明它那“著名的反教权主义”，22或用一个更好的说法，它与罗马教会不妥协主义的一贯对抗。凡在商人云集的地方，必定出现宽容的奇迹。在阿明尼乌教派和戈马尔教派之间发生暴力冲突(1619—1620年)后，阿姆斯特丹坚持实行宽容，这一功绩不容抹煞。伦敦的宗教机构可谓五光十色。一名法国旅行者23于1725年说：“那里有犹太教徒，有德国、荷兰、瑞典、丹麦和法国的新教徒；有路德派、再洗礼派、千禧年派原文如1此、勃朗派、独立派或清教派以及贵格派。”此外还要加上安立甘宗、长老宗以及天主教徒，后者不论英国人或外国人，习惯在法国、西班牙或葡萄牙大使的小教堂里望弥撒。每个教派各有自己的教堂或会面地点。每个教派又各有区别于其他教派的标记。贵格派“在四分之一法里外从服饰即可认出：平顶帽，小领带，上衣扣子钉得很高，经常闭着双眼”。24

这些超级城市最鲜明的另一个特点也许是过早的和突出的社会分化。这些城市中居住着无产者、资产者和城市贵族；城市贵族有钱有势，骄矜自负，他们很快不必再像在威尼斯或热那亚的时代，竭力用贵族头衔装饰自己。25总而言之，城市贵族和无产阶级正在“两极分化”，富的变得更富，穷的变得更穷；压强很高的资本主义城市的一大痼疾，正是生活程度很高，以及永无休止的膨胀。膨胀是由超级城市的本性所决定的，它们注定要控制毗邻地区的经济。经济生活自动朝着超级城市高物价的方向集中和转移。但在压强过高的情况下，城市以及以城市为归宿的经济便有自焚的危险。在伦敦或阿姆斯特丹，生活程度之高不时超过了人们的承受限度。为了逃避地方税和高额税率，纽约的工商企业今天纷纷撤离这个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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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中心城市打动人们的逐利之心，唤醒人们的想象力，其号召力之大令人不可抗拒，似乎人人都希望参与盛会，分享奢华，并忘却日常生活的众多困难。中心城市不是展示壮观的场面吗?如果在回顾时加上幻想成分，场面之大就会达到荒唐的程度。1643年的一份游览指南26对上个世纪的安特卫普作了如下回顾：城市共有居民20万人，“包括本国人和外国人”，有时“在港口一下集中2500艘船，因不能卸货，停泊一月之久”；城市富冠全球，曾交给查理五世皇帝“300吨黄金”，每年收入“银币5亿，金币13000万”“像海水一样来回流动的汇款不计在内”。这些都是梦幻，是顷刻化为乌有的烟霭！不过，难得这一次，谚语说得对：无火不起烟！阿朗索·莫高铎1587年在其《塞维利亚史》中声称，“从外地运来城里的珍宝之多，简直能用金块和银块铺设所有的路面”!27

第二条规律(续):首要城市的地位更替

占统治地位的城市不是垂之万世的，这一地位可被其他城市所替代。在城市的最高一级是如此，在所有其他各级也是如此。这些地位更替，不论发生在什么部位(在顶峰或者在半山腰)，不论出自何种原因(纯经济的原因或者不是)，无不说明问题；它们打破历史的平静，展示一些因其稀少而显得尤其珍贵的过程。阿姆斯特丹替代安特卫普，伦敦接替阿姆斯特丹，或者纽约于1929年左右超过伦敦，都是一大块历史板块的倾斜，从而暴露出以往平衡的脆弱，以及即将建立的平衡的力量。整个经济世界都受其影响，而且影响从不仅限于经济方面，这是人们事先可以意想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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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于1421年决定迁都，放弃了因有长江之利而对航海开放的南京，为应付满族和蒙古族入侵边界的危险而定鼎北京：作为一个经济世界，庞大的中国无可挽回地实现了中心的转移；在某种意义上，它背离了利用大海之便发展经济和扩大影响的方针。北京扎根在陆地的中心，是个沉闷、闭塞和十分内向的城市。不论这一选择出于有意或者无意，它肯定具有决定性作用。正是在这时候，中国在争夺世界权杖的比赛中输了一局；中国于15世纪初从南京出发进行海上远航时便投入角逐，虽然它对此并不十分清楚。

这场冒险的意义与菲力浦二世于1582年作出的抉择不相上下。利用西班牙在欧洲的政治优势，菲力浦二世于1580年征服葡萄牙，把政府搬到里斯本，在那里住了将近三年。里斯本因此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该城市濒临大海，是进而控制和统治世界的理想场所，国王和政府迁来这里更使它身价倍增。西班牙舰队于1583年把法国人从亚速尔群岛赶走，俘虏均不经审判，被挂在船只桅桁上吊死。1582年离开里斯本，也就等于放弃了控制海外经济的一个哨所，从而让西班牙的力量困守卡斯蒂利亚几乎静止不动的心脏马德里。这是犯了多么荒唐的错误！由此造成了1588年阿尔玛达无敌舰队的覆灭。西班牙的失利与国都退居内陆有关，当时的人都能清醒地意识到达一点。在菲力浦四世的时代，还有人主张天主教国王28重温“葡萄牙的旧梦”，把王国的中心从马德迁往里斯本。其中的一位写道：“海上权力对西班牙国王比对任何一国的君主更加重要，因为唯有通过海军，才能使相距如此遥远英国跃居海上强国的象征：阿尔玛达无敌舰队的失败。格林威治国立航海博物馆(伦敦)一无名氏画作的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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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省联成一个整体。”29一位军事著作家1638年接受同样的见解，走在海军上将马汉的前面，说了以下的话：“最适合西班牙的武力是海军，但这件国家大事已经众所周知，不用我再多费唇舌，虽然在我看来，在这里议论一番并非多此一举。”30

评论可能发生而实际并未发生的事件，未免流于儿戏。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假如里斯本在天主教国王的臂助下取得了胜利，就不会出现阿姆斯特丹，至少出现得不会那么早。因为在一个经济世界的中心，只可能有一个极点。一个极点取得成功，意味着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另一个极点的后退。在奥古斯都的时代，亚历山大在地中海地区与罗马抗衡，后来罗马取胜。中世纪时代，热那亚和威尼斯为争夺东方富源，相持不下，直到基奥贾战争(1378—1381年)结束，才以威尼斯的突然胜利而告终。意大利各城邦互相争夺霸权，其激烈程度为后来的民族国家所不及。

这些胜败进退势必引起真正的动荡。当经济世界的中心都城陷落时，边缘地区也会感到强烈的震动。正是在这些边缘地区(无论是不是真正的殖民地），每次发生的事恰巧最能说明问题。威尼斯丧失了权杖，也就失去对海外的统治：埃维亚于1540年；塞浦路斯(是其王冠上的宝石)于1572年；康提亚于1669年。随着阿姆斯特丹确立了优势地位，葡萄牙便丧失其远东领地，后来又差一点丢失巴西。从1762年起，法国在与英国的竞争中遭受第一次重大失利，因而放弃了加拿大，并从此在印度一蹶不振。伦敦于1815年显示了自己充足的实力：西班牙恰好丢失了或即将丢失美洲。同样，1929年后，不久前还以伦敦为中心的世界开始以纽约为中心；结果在1945年后，欧洲各殖民帝国英国、荷兰、比利时、法国、西班牙(剩下的殖民地)以及今天的葡萄牙纷纷解体。殖民地这样接二连三地丢失，并非事出偶然。这是因为拴住它们的链环已经断裂。今天，假如美国霸权的末日来到，人们不难想象这会给整个世界带来什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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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规律(续完):城市统治的完备程度不尽相同

说到城市统治，我们不要以为它们的成就和力量可归纳为同一种类型：在历史上，这些中心城市的武力强弱不尽相同，仔细研究起来，它们的相对差异和相对不足还有待作出恰当的重新解释。

如果按传统顺序对占统治地位的西方城市(威尼斯、安特卫普、热那亚、阿姆斯特丹、伦敦)进行研究，前三个城市没有实行经济统治的整套设施(关于这些城市，我们以后还要详谈)。在14世纪末，威尼斯是个欣欣向荣的商业城市，但一半是受工业的影响和推动；城市虽然拥有金融和银行机构，但这个信贷体系仅在威尼斯经济内部起作用，这是一台由内力带动的机器。几乎没有海军的安特卫普是欧洲商业资本主义的庇护所，是供过往客商歇脚的一家西班牙客店，客人带来什么，客店也就有什么。后来的热那亚只在银行方面占优势，就像13和14世纪的佛罗伦萨一样；它之所以扮演主角，是因为有掌握贵金属的西班牙国王作它的主顾，同时还因为，在16和17世纪期间，欧洲的中心似乎不易确定：安特卫普已不再充当中心，阿姆斯特丹还没有登上舞台，因而热那亚至多是在幕间休息时上场。在阿姆斯特丹和伦敦成为中心城市后，经济世界便有了实行经济统治的整套设施，它把一切都抓到手里，从航行监督到商业扩张和工业扩张，还有信贷的全部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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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占统治地位的城市的变化，政治实力作为经济世界的架构所起的作用也有变化。从这个角度看，威尼斯是个独立的强国；15世纪初，它占有邻近的威尼西亚广大地区；1204年以来，它支配着一个殖民帝国。相反，安特卫普却几乎不掌握任何政治实力。由于领土极为逼仄，热那亚放弃政治独立，孤注一掷，寄希望于另一种统治工具金钱。阿姆斯特丹在一定程度上把联合省的财产据为己有，不管后者愿意与否。归根到底，它的“王国”比威尼西亚大不了多少。伦敦的情形完全不同，因为这个大城市支配着英格兰的民族市场以及随后的整个大不列颠诸岛，直到那么一天，世界的量度发生了变化：面对美国这个庞然大物，小小英格兰所集结的力量自然显得微不足道。

简单地说，欧洲占统治地位的城市14世纪以来先后更替的这段历史，大体上反映着潜在的、不同程度地互为联系和互为制约的各经济世界在强大的中心和软弱的中心之间往返摇摆的演变过25程。这种前后更替顺便也说明了统治武器的可变价值：航运、贸易、工业、信贷、政治强力或政治暴力……

第三条规律:地区的等级差异

经济世界的不同地区都朝着同一个中心点看齐:受极点吸引的各地区组成一个具有多种严密结构的整体。马赛的商会(1763年)说得好：“所有的贸易全都联结在一起，并且可以说，互相携手帮助。”31比这早一个世纪，阿姆斯特丹已有人从对荷兰情况的观察中得出推断，“世界贸易各部分之间紧密相联，不了解某个部分也就等于对其他部分不甚了然”。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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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联系一经建立，就要延续下去。

凭着一股热情，我曾专攻16世纪下半叶地中海的历史。我首先设想了这半个世纪里地中海各港口的航行、停泊以及购销状况。接着，我应该研究17和18世纪地中海的历史。我以为这段特殊的历史会使我感到陌生。为了摸清路数，我必须从头学起。但我很快发现，我对1660、1670或1750年地中海的情形，竟有旧地重游之感。基础设施、旅行路线、路途时间、土特产品、易货品名、停歇地点，这一切差不多全都保持原状。个别地方曾出现一点变动，但几乎纯粹属于上层建筑的领域，这既关系重大，但又微不足道，即使这些微不足道的东西，即金钱、资本、信贷以及对这种或那种产品的需求的增减，可能左右着自发的、平庸的和“自然而然的”日常生活。人们照旧居家度日，而不明白真正的主人已不再是昨天的主人，或至少对此并不十分在乎。普利亚的食油18世纪经的里雅斯特、安科纳、那不勒斯和费拉拉向北欧出口，对威尼斯出售的数量大大减少，33这确实是件重要的事，但对种植油橄榄的农民说来，这又有什么关系？

正是从这一经验中，我懂得了经济世界的构造以及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赖以同时存在、互相渗透而又始终不相混同的运行机制。几百年间陆续出现的大小水陆码头形成了地方的和地区的集市网。这种因循守旧的、以本地区为中心的地方经济，由其命运所决定，每隔一段时间便得接受“合理调整”，被一个占统治地位的地区和城市所兼并，这种状况在维持一二百年以后，再进行新的调整。似乎资源和财产的集中和向心活动34必然有利于某些得天独厚的积累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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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以前面的例子来看，有件发人深省的事，就是亚得利亚海为威尼斯效力。威尼斯市政会议至少从1383年攻克科孚那时开始，便控制了亚得利亚海；在威尼斯看来，亚得利亚海地区是它的民族市场，并声称这是它用鲜血作代价所夺得的“海湾”。只是在冬季的风暴天气，它才停止船首金饰眩目的帆桨船的巡航。然而，亚得利亚海以及沿海各城市并不是威尼斯凭空制造出来的；沿海各国的生产、交换以及从事航海的民众都是原已存在的。威尼斯只需6要把在它入侵前已有的贸易往来全都抓到手里：普利亚的食油，加尔加诺山森林的船用木材，伊斯特里亚的石料，两岸人畜所需的盐、葡萄酒、小麦等。威尼斯还集中了商旅，千百条帆船，随后根据自己的意愿对这一切进行改造，统统并入自己的经济。这种带有明显垄断倾向的控制是任何经济世界建成时的“典型”过程。威尼斯市政会议声称，亚得利亚海的所有货物不论运向何地，都应首先运往它的港口，接受它的检查，为达此目的，它不但与萨格纳和阜姆这两个海盗巢穴为敌，而且坚持不懈地同的里雅斯特、拉古萨和安科纳等商业对手相竞争。35

威尼斯建立统治的方式在别的场所也可见到。这种统治主要建立在一种摇摆不定的辩证关系的基础之上：一方面是自发地、几乎自动地发展起来的市场经济，另一方面是控制、引导和摆布这些细小活动的一种高高在上的经济。我们刚才谈到长期被威尼斯所垄断的普利亚的食油。可是不要忘记，威尼斯为此于1580年前后在产地派驻了五百多名贝加莫商人，36专门从事收购、存储和发运工作。可见，高级经济必定控制生产和指导产品销售。它为取得成功而不择手段，特别是有意识地发放信贷。英国人在梅森协定(1703年)后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在葡萄牙建立了自己的统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也以这种方式把英国人从南美排挤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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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规律(续):符合屠能的解释的区域

与马克思同为19世纪德国最伟大的经济学家的约翰·亨利希·冯·屠能(1780—1851)能够给我们提供一种解释(不是唯一的解释)。3每个经济世界无不符合他在《孤立国》一书(1826年)中描绘的草图。他写道：“不妨设想，在一块肥沃平原的中间有个城市，没有可通航的河流或运河穿过这块平原。平原的土质完全相同，且适于耕作。在离城市相当远的地方，平原的边缘与一块尚未开垦的荒漠接壤，这块荒漠使我们的国家与世界其他地方完全隔绝。此外，除开上面提到的那个大城市，平原中不再有其他城市。”38我们暂且先根据经济学的需要而离开实际，以便随后更好地理解实际。39

独一无二的城市和独一无二的乡村在与外界隔绝的条件下互相影响。每项活动既然都仅仅由距离所决定(土质绝对相同，因而不存在某个地区适宜于某种特殊作物的问题)，于是便以城市为中心，自动画出几道圆圈；第一道圈是种植蔬菜的菜园(菜地紧靠市区，甚至侵占市内空地)，再加上奶制品生产；第二和第三道圈负责生产粮食和经营畜牧。正如G.尼埃梅耶40所说，我们眼下这个小天地代表的典型能适用于塞维利亚和安达卢西亚；我们曾经说过，这个范例也能适用于伦敦或巴黎的食物供应区，41其实对任何其他城市都能适用。理论与实际相贴近，因为提供的范例几乎空无内容。不妨再用西班牙客店的形象比喻:旅客需用的一切完全自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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