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 第3卷 世界的时间

事实上，国债造成的困难在很大程度上同时取决于财政管理状况和公众信心的大小。法国1789年的国债并未超过国家的承受能力(债务为30亿，国民生产总值为20亿左右)；一切正常或者理应太平无事。但是法国的财政政策既不连贯，效率又低，远不如英国那么精明。法国处在一场财政危机和一场政治危机夹击之下，但并非仅仅因国家贫穷而发生了危机。

另一些比例关系

我们将探讨货币总量、国民财富、国民收入和国家预算之间的比例关系。

格里高利·金130估计在他本国流通的贵金属总量为2800万英镑，而国民财富为3.2亿英镑，前者等于后者的11.42%。如果我们接受二者的大致比例为1：10，路易十六时代法国的货币储备估计为10亿或12亿图尔里佛(我以为这个数字太低)，那么当时法国的国民财富至少为100亿至120亿。我们也可以比较英国1668年的货币储备和国民生产总值(不仅是国民财富)，但是与货币流通量作比较不可能带来较大的收获。确实，当时的人总要隔好长时间，才想起估计一下货币流通量：我们有时在一百年内只找到一个数字，这还算运气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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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国家预算通常是逐年公布的；我们在预算中能找到令人欣慰的系列性资料。因此1976年的普拉托一周讨论会选定“国家财政和国民生产总值”为讨论题目。这个讨论会如果没有解决任何问题，至少清理了场地。前工业经济中，国民生产总值除以国家预算的商数通常应停留在10和20之间。20为最低系数，即预算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纳税人额手称庆)，10为最高系数，到那时引起的就不止是一般的怨言了。沃邦对税收持现代观念(《国王十一税法草案》建议废除现有的一切直接税、间接税和通行税，代之以单一的“所得税”，任何收益均“不得豁免”，每人“根据自己的收入”131纳税)，他认为税率绝不应超过10%。他估量了法国各行业就业人员的收入，根据社会各阶层的收入状况调整税率，算出这个一揽子方案所能提供的税收，从而证明自己的建议完全有理。他最后得出结论说，假如税收达到国民总收入的10%，这将超过法国迄今为止的最大战争预算，即1.6亿法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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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到18世纪情况就变了。彼得·马赛厄斯和帕特里克·奥布赖恩132在一篇很具启发性的文章里介绍了从1715年起法国和英国的税收状况。他们算出的数字，拿来与沃邦的数字比较，可惜不尽相宜，因为这些数字只涉及实物生产。(农业和“工业”生产)而沃邦的数字还加上城市不动产收入、磨坊收入以及公私劳务264收入(仆役、王国行政、自由职业、运输、商业……)然而比较英法两国税收额占实物生产的比例还是有意义的。在法国，从1715至1800年，比例几乎一直高于10%（1715年11%，1735年17%，1770和1775年分别为9%和10%，1803年10%）。英国的税收负担特别重：1715年为17%，1750年18%，1800年拿破仑战争期间为24%。1850年降为10%。

显然，税收压力的轻重程度起到很好的指示作用，因为税额视不同的国家和时代而异，至少随着战争而变化。于是我们找到一个方法：为使问题简单化，作为一个假设，我们可从通常的5%至10%这一系数出发推算：如圣马克市政会议的税收总额于1588年为1131542杜加，133威尼斯国民生产总值应在1100万和2200万杜加之间。如1779年沙皇的收入(俄国仍是旧式经济)达到2500万至3000万卢布，134国民生产总值应在1.25亿至3亿卢布之间。

“剪刀差”极大。但是，一旦我们确定这个差别，对照各国的情况，就能看出它们各自的税收压力的大小。16世纪末的威尼斯与其他一些城市经济一样，税收压力超过领土国家习惯的比例。后者一般在5%的低水平上徘徊，而威尼斯似乎突破了10%的上限。我曾尝试用不同方法从羊毛业工匠和兵工厂小工的工资135出发计算威尼斯的国民生产总值，得出的数字远远低于1100万杜加，约在700万至770万杜加之间。也就是说威尼斯的税收负担在那个时代大得惊人，约占国民总产值的14%至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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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用威尼斯以外的例子去核实城市经济承受的税收压力已处于最高极限。吕西安·费弗尔在研究麦茨并入法国那一年(1552年)136的经济情况时预感到这一事实，但拿不出明显的证据。城邦国家的税收在16世纪是否达到了危险的界线，越过这个界线，旧制度下的经济就有崩溃的危险？关于在城市统治下的经济(包括18世纪阿姆斯特丹经济在内)的衰退，这是否提供了补充解释？

今天的经济显示自己有能力承受国家贪得无厌的榨取。1974年，国家税收等于法国和联邦德国国民生产总值的38%，英国的36%，美国的33%(1975年)，意大利的32%，日本的22%。137税收增加相对来说是近几年开始的现象，由于国家扮演保护人的角色，把增加税收作为抑制通货膨胀和减少消费的手段，这一现象就一年比一年加剧。通货膨胀依旧如脱缰之马，一些持反对意见的经济学家138于是认为税收过重应对当前的危机与通货膨胀负很大的责任。人们清楚地认识到，高税收负担的界线一旦被越过，就会使高度发达的经济蒙受危险。虽然当今的界线与几百年前西方最发达的经济的界线不在同一个水平上，但是今天发现的问题与过去的问题属于同一性质。

承认在预算和国民产值之间有一个相关系数，这就赋予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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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指示的价值。人们也就觉察到，许多当代人，甚至许多历史学家，他们的看法未免太简单化。据他们说无所不能的国家若要充5实国库，只需增加税收，或者绕个弯，从间接税下手就行了；各种政体，特别是专制政体，无不视间接税为取之不竭的财源。人们反复说，由于1635年“公开”宣战的需要，黎塞留大大增加了法国的税务收入：从1635至1642年，法国的税收增加一倍乃至两倍。事实上，如果国民产值不同时增长，税收既不可能真正增加，也不可能引起预算的持续增长。17世纪上半叶可能正属于这一情形，我们因此要赞同勒内·巴雷尔的意见，对黎塞留时代经济活力的习惯看法作出修正。

从消费推算国民生产总值

为确定国民生产总值，既可从生产出发，也可从消费出发进行推算。若昂·鲁宾逊给国民收入所下的定义是“组成一个民族的所有家庭在一年内的支出总额(加上净投资支出和出口的盈余或差额)”。139根据这个法则，如果我知道某一经济的“活动者”的平均消费量，我先能算出该经济的总消费量，再加上节省的生产总量—大致相当于储蓄——以及外贸的盈余或差额，我就得出国民生产总值的近似值。

艾利·赫克谢尔在《瑞典经济史》(1954年)140中最早作过这种尝试。弗朗克·斯普纳利用同一方法在下文复制的图表上绘出法国1500至1750年间的国民生产总值曲线，安德列契·维赞斯基研究了16世纪的波兰国民收入。141后者写道：“即使数字〔以往的宏观经济计量〕不够精确，也总比含糊的文字表述更具体、更接近历史实在”，而历史学家们一直满足于文字表述。他接着解释说：“我们的假设很简单：任何国家的居民都要吃饭，食物开支因此占据国民收入的大部分；更确切地说，相当于农业生产加上加工、运输费用等。国民收入的余下部分由不生产其消费品的那一部分居民的劳动价值构成。”国民总产值可见包括三个要素： $\mathrm { C } ^ { 1 }$ 农业人口的食物消费； $\mathrm { C ^ { 2 } }$ ，非农业人口的消费； $\mathrm { T }$ ，非农业人口的劳动。如果把外贸盈亏撇开不算，国民生产总值 $= { \bf C } ^ { _ { 1 } } + { \bf C } ^ { _ { 2 } } + { \bf T }$ 。这种简单化计算有一个方便，是T大致上等于 $\mathrm { C } ^ { 2 }$ :雇佣劳动者(首先是城市人口)的收入比他们为维持生存繁衍所必需的费用多不了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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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维赞斯基区分城市和农村两种国民收入。关于如何精确划分城市和乡村，我们且不要提太多的问题，先假定问题已经解决。在这两种收入中，城市的国民收入比较容易增长，而这一增长势必带动整个国民收入的增长。所以，只要观察城市的人口演变就能了解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情况。举例说，参照乔治·杜潘142关于法国1811至1911年间城市人口增长的一整套几乎连贯的数字——平均增长速度为每年1.2%——这条曲线表明，法国国民生产总值也应以同样速度递增。

这一推算不足为奇：城市(所有历史学家都同意这一点)是积累的主要工具，是增长的动力，是劳动进一步分工的实施者。作为欧洲整体的上层建筑，城市可能与所有上层建筑一样，部分地带有寄生性，143尽管它对增长的一般过程是不可缺少的。从15世纪起，正是城市决定着“原生性工业”的巨大运动，即城市手工业向乡村转移：利用乃至征用某些农村的半闲散劳力。商业资本主义躲过城市行会设置的障碍，在农村建立一个隶属于城市的新的工业区。因为一切来自城市，一切也从城市出发。英国工业革命将归功于伯明翰、锡菲尔、利兹、曼彻斯特、利物浦等先锋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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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克·斯普纳的计算

弗朗克·斯普纳144的经典著作《1493—1680年间的世界经济与法国货币铸造》于1956年先用法文出版，作者在该书英文版提供了一幅尚未发表过的、对法国历史具有特殊意义的图表。国民生产总值、国王预算和货币流通总量都在图表内分别表现出来。唯独预算用一条连续曲线表示，因为关于预算我们掌握许多官方数字；国民生产总值与货币总量用两条曲线表示，一条高，一条低，这就立即表明，我们在这方面没有把握。

国民生产总值系根据表现为面包价格的平均消费量算出(好像被消费的热量都由这唯一的食物提供似的)，面包价格和人口总数有增有减，而国民生产总值的曲线却始终上升这是一个基本特点。

我认为这一图表具有很高价值。从中可以看出，预算和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大致为1：20，这证明没有出现不能承受的税收压力。货币总量直到1600年一直与预算同步增长；它在1600至1640年间停滞不前，乃至有所下降，而预算始终保持上升的势头。但是，1640年后货币总量的曲线开始离开其余两条曲线，就像中了邪似的扶摇直上。欧洲中心的法国似乎突然被贵金属与铸币所淹没。这是否应归罪于1680年起美洲银矿的复兴(但法国货币流通量激增始于1640年)?我国航海活动的复兴也不能辞其咎?圣马洛商船在太平洋沿岸的活动(但在时间上要晚得多)可能也起了作用：据说它们把价值一亿多里佛的白银带到法国。无论如何，法国长期收集贵金属，而大量的贵金属储备却对预算和国民生产总值居然不产生影响，这岂非咄咄怪事！尤其因为，如果说法国因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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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引自弗朗克·斯普纳的《1493—1725年间的世界经济与法国货币铸造》，1972年，第306页。关于图表的说明，请看上页的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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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7西班牙贸易有盈余而不断取得贵金属，它朝其他方向的贸易却有亏空必须弥补，至少对勒旺的贸易是如此；此外，它还要通过萨缪尔·贝尔纳家族、安东尼·克洛扎家族和日内瓦银行家向欧洲各地输出货币，路易十四对外用兵频仍，国王必须供养派驻国外的大批部队。尽管如此，法国却在积累资金，积储财富。布阿吉尔贝尔1697年说：“…虽然法国的白银储备达到空前的程度”，145这句脱口说出的话使我们百思不得其解。我们也很难解释路易十四统治末期商人们的见解。在他们看来，与在王国境内流通或谨慎地收藏起来的白银数量相比，八亿纸币(很快贬值)简直无足挂齿。总之，货币储备的增加不能用约翰·劳的体系来解释，我倒是认为前者解释了后者，前者使后者成为可能。这一过程延续到18世纪，而且作为法国经济的一种奇怪结构确立下来。我们的疑问结果仍未得到真正的回答。

明显的连贯性

通过总量分析考察欧洲历史，可以发现几个明显的连贯性。

首先是国民生产总值始终排除一切干扰，有规律地上升。请看英国18与19世纪的国民生产总值曲线。如果弗朗克·斯普纳的见解正确，法国国民生产总值从路易十二时代起，还可能从更早的时代起，一直在增长。这一增长势头在1750年前很明显，在路易十五统治后仍保持下来，一直延续至今。波折当然是有的，但为时很短，在长时段增长的洪流中，不过是几圈涟漪罢了。总之，这些曲线与我们习见的表示经济形势的曲线不同，甚至与百年趋势曲线也不同。两次世界大战曾使增长突然中断，但是不管这两次中断有多严重，它们也不过是中断而已。过去的战争造成的损失更易弥补。何况，一个社会虽然往往因自身的过错而破产，但它也具有复兴的高超本领：法国历史上曾多次在失败后东山再起，这种情形肯定不是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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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连贯性是国家地位的不断上升，这可从国家提成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的增长测知。事实是预算在增长，国家的胃口越来越大，势必要吞噬一切。重要的是通过宏观经济计量确认这个事实，即使这样做的结果，仍是回到传统的看法，回到使用德国语言和具有德国文化的史学家们经常发表的原则性见解上去。威纳尔·纳夫146毫不犹豫地写道：“有话应该首先对国家说。”威纳尔·桑巴特147则把国家比作庞大的企业，“其领导人以获取、占用尽可能多的金银为主要目的”。对国家应该说句公道话:是总体经济强制我们把国家放到它所在的那个重要位置上去。让·布维埃148说得对：“国家的分量从来不轻”。

至少，在15世纪下半叶经济复苏后，国家的作用不容小觑。国家地位在长时段的上升在某种意义上不就是整个欧洲的历史？国家在5世纪随着罗马的陷落而灭亡，后来随着11至13世纪的工业革命东山再起，然后在14世纪中期的黑死病和异乎寻常的经济萧条后再次解体。国家向黑暗深渊的这一次坠落，是欧洲历史上最大的惨剧，我承认被它吓得目瞪口呆，毛骨悚然。世界历史上不乏更悲惨的灾祸，如蒙古人侵入亚洲，大多数美洲印第安人在白人到达后被消灭等。但是任何别的地方发生的同样规模的灾难都没有导致如此巨大的复兴努力，没有导致从15世纪中叶开始的持续进步，而工业革命和现代国家的经济正是这一进步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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