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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获胜
里昂尽管保持了活力,却得不到欧洲最先进地区以及当时正在蓬勃高涨的国际经济的积极支持。面对首都的竞争,外部助力也许是使里昂夺取法国经济活动的中心地位的唯一手段。这两个城市的斗争的性质及过程很难弄清,最终是巴黎获胜。
然而巴黎的优势只是花了很长时间,以一种极其特殊的形式才建立起来的。巴黎压倒里昂并不是商业战的胜利。直到奈克尔时代(1781年左右),里昂仍是法国第一商埠,出口额为1.43亿里佛,进口额6890万,总计2.117亿;进出口差额7390万。如果不考虑图尔里佛本身的价格波动,这些数字便等于1698年的九倍。而巴黎同一时期的进出口总额仅为2490万里佛,略高于里昂贸易额的十分之一。201
巴黎的优势来自“金融资本主义”的崛起,这一崛起的时间比人们通常以为的要早。而要使这成为可能,里昂必定已丧失了它以前的作用的一部分乃至大部分。
有鉴于此,我们能否假设,里昂交易会体系在1709年的危机中遭到首次严重打击?这一年的危机实际上是投入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法国遇到的金融危机。路易十四政府的固定放款人萨缪尔·贝尔纳因国王把付款日期最终推迟到1709年4月,几乎陷于破产的境地。关于众说纷纭的这个悲惨事件,我们拥有大量文件和证词。202我们还必须把这场极其复杂的赌局的底蕴弄明白。除开里昂不谈,这场赌局首先涉及热那亚银行家,而萨缪尔·贝尔纳本人多年来一直是他们的客户与同谋,有时也是坚定的对手。为了能在法国境外,在德国、意大利以及在路易十四的军队正在作战的西班牙支取资金,贝尔纳向热那亚银行家借款,提出以法国政府1701年以来发行的纸币作偿还担保;借款随后在里昂交易会上,以贝尔纳向他在当地的客户贝特朗·卡斯当签发汇票的方式偿还。为了给后者提供资金,“贝尔纳寄给他一些可在下届交易会上兑现的期票”。这套办法其实就是玩空头汇票游戏,一切顺利的时候,谁也不吃亏,热那亚银行家和其他放款人的钱可用铸币,或用贬值折算的纸币(当时人的说法是“亏损”)偿还,而对于贝尔纳本人来说,大宗付款每次都被推到一年以后兑现。干这一行的基本要领是一再拖延时间,直到国王偿清欠债为止。可是要国王付款又谈何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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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总监很快就使完了所有方便、可靠的招数,现在必须想出新的办法。1709年盛传将创立一家私人银行或国家银行,其职能是借钱给国王。然后再由国王借钱给商人。这家银行将发行起息的、可与国王纸币兑换的票据。此举等于恢复国王纸币的信用。在里昂听到这一消息的人无不额手称庆。
显然,这一招如果成功,所有金融家都会堕入萨缪尔·贝尔纳的彀中。“集中”将对他有利,是他出来领导银行,支撑并大量调度纸币。德马雷财政总监对这一前景并不感到高兴。法国各大港口和商埠的批发商们也持反对意见,几乎可以说,这是“举国一致”的反对。一个无名之辈想必在别人指使下说道:“有人讲贝尔纳和尼古拉先生以及其他犹太人、新教徒和外国人自告奋勇要承办这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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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这家银行应该交给笃信罗马天主教[……〕并对陛下矢忠不渝的法国商人经营才是正理。”203事实上,组建银行的方案不啻赌扑克时的冒叫,与1694年导致建立英格兰银行的设想有类似之处。这个方案在法国却失败了,形势迅速恶化,人人自危。银行体制如纸糊的城堡一般倒塌。尤其是1709年4月,贝特朗·卡斯当又在火上浇油。他不无理由地怀疑萨缪尔·贝尔纳的支付能284力,在汇兑公所拒绝按例接受向他开出的汇票,并声称他不能保持“收支平衡”。由此引起“一片恐慌”。萨缪尔·贝尔纳确实处境维艰,为了报效国王,他被卷入一些莫名其妙的复杂困境之中。9月22日,204他费了好大劲,经过无数次联系和争取,才从财政总监德马雷那里弄到“特准延期三年”结清债务的裁决,他总算免于破产。1709年3月27日,圣马洛和南特的几艘船从南海返航,在路易港卸下价值“7451178图尔里佛”的里亚尔、金银条和贵金属餐具,国王的财政信用得以恢复。205
但是眼前我们关注的重点是里昂城市,而不是这次复杂、混乱的金融动荡。1709年,面对不能如期结清欠账的情况,里昂的支付能力又如何呢?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里昂人自己好作抱怨,往往把局势说得漆黑一团。不过十五年以来,这个商埠确实遇到严重的困难。“1695年起,德国人和瑞士人不再光顾交易会。”2061697年的一份回忆录指出一种相当奇怪的做法(活跃但是守旧的博尔扎诺交易会上也是这么做的):从一届交易会到下一届交易会的转账都记在“各自的资产负债表上”。207这就成了严格意义上的账目游戏,债权和债务不再以“记名和不记名票据”的形式流通,从而与安特卫普的做法大不相同。一小撮“资本家”独享交易会上转账的“应收债款”的利息。这是一个封闭系统。人们简捷明了地解释说,如果票据在流通过程中一再有人背书,那么小批发商和小零售商就有可能“做更多的生意”,就能参与“大批发商和代理商相反要把他们从中排挤出去”的交易。这种做法与“欧洲所有商埠”的通行规则相抵触,但却一直延续到里昂交易会的终结。208可以认为,它不利于促进里昂的商务,不能帮助它对抗国际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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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竞争是存在的,里昂通过贝荣纳取得比亚斯特,又眼看着金银铸币从自己这里流走,既从正常途径流向马赛、勒旺或者斯特拉斯堡的铸币所,也从秘密渠道大量流向日内瓦。里昂商人用现金在日内瓦换得阿姆斯特丹开往巴黎的汇票,从中获取厚利。难道这已是里昂处于劣势的证据?里昂巡按使特鲁台纳在给财政总监的信中附和了该地商人或夸大或属实的怨言。209据商人们说,日内瓦的竞争会使里昂失去其交易会和信贷职能。特鲁台纳1707年11月15日致德马雷的信说:“很担心里昂商埠的全部贸易会立即迁到日内瓦去。日内瓦人早想在他们那里开辟汇兑市场,如里昂、诺维和莱比锡一样举办交易会并结清账目。”210这是事实,还是为影响政府决策而故意唬人?总之,两年以后,即1709年,形势果真严重了。特鲁台纳在一封信中说:“贝尔纳事件彻底断送了里昂商埠的前程,此间局势日益恶化。”211商人们确实运用技术手段使商埠停止运转。里昂结账通常“都用票据或结账方式,所以一笔3000万里佛的贷款往往不必支付50万现金。票据一旦停用,即使市面上的现金比平时多一百倍,付款也不可能进行”。里昂的工场全靠信贷开工,金融罢工使它们不得不减少生产。结果是,“工场部分停产,使10000至12000名工人陷入赖救济为生的困境,因为停工期间他们没有任何收入。这个数字与日俱增,如不及时找出办法,大可担忧工厂商店统统关闭……”212这里虽有夸大,但绝非捕风捉影。无论如何,里昂的危机波及法国各交易会和商埠。1709年8月2日的一封信指出博盖尔交易会“冷冷清清”,十分“萧条”。213可以作结论说:1709年在里昂爆发的这场深刻的危机确实来势凶猛,虽然我们不能充分判断其性质,也不能精确测定其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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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毫无疑问的是,里昂本已受到挑战的优势未能抵挡约翰·劳体系危机带来的突然、强烈的冲击。里昂当初拒绝皇家银行设在本埠是否失策?皇家银行当然会与传统的交易会竞争,使后者处境困难乃至无法维持,214但这样做也会抑制巴黎的蓬勃发展。因为当时法国发狂地、争先恐后地涌向首都的坎冈波瓦街。这个不折不扣的交易场所,其热闹嘈杂与伦敦的交易所街相比毫不逊色。约翰·劳体系的失败最终使巴黎和法国失去1716年由约翰·劳设立的皇家银行,但是政府不久(1724年)就在巴黎建立新交易所,其金融地位为首都所当之无愧。
巴黎的成功从此已成定局。但在巴黎持续不断的前进中,公认的决定性转折却出现相当晚,约在1760年左右,即在七年战争中同盟关系突然改变和战争结束之间。“巴黎于是占据优势地位,它处于西欧大陆这个整体的中心,是一个经济网络的汇合点。这一经济网络在扩张中不再如不久前那样遇到敌对的政治壁垒。两个世纪以来包围法国的哈布斯堡王族领地形成的障碍已被粉碎。〔……从波旁王族入主西班牙和意大利到同盟关系的改变,法国四周开放地区逐渐扩大:西班牙、意大利、南德意志与西德意志、尼德兰。巴黎到卡迪斯、到热那亚(再从这里到那不勒斯)、到奥斯坦德和布鲁塞尔(到维也纳的中转站)以及到阿姆斯特丹的道路从此畅通无阻,三十年间(1763—1792年)未被战争所切断,巴黎于是成为西欧大陆的政治和金融中心。商务发达,资金源源不断地涌来”。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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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吸引力的增长在国内国外均可感到。市郊阡陌纵横、市内声色犬马的法国首都能成为一个巨大的经济中心,一个投入激烈国际竞争的民族市场的理想中心吗?南特驻商事院的代表戴加佐·杜哈莱在1700年撰写的长篇备忘录中预先对这个问题作了否定的回答。216他抱怨法国社会对商人缺乏尊重,认为其原因部分在于“外国人〔显然指荷兰人和英国人对商业的伟大及高尚有比我们更明确、更直接的认识,因为这些国家的宫廷都设在海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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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6有机会亲眼目睹满载全世界的财富的船舶从四面八方驶来,容易看到商业的值得称道。如果法国商业有同样的幸运,那么不需要别的引诱就能使全国从商”。可惜巴黎不在英吉利海峡的岸边。1715年,约翰·劳刚开始其冒险事业时,已看到“巴黎作为经济大都会的抱负大受限制,因为城市距海远,河流不通航意思想必是说海船不能直达,人们不能把它建设成对外贸易的重镇,但它可以成为世界第一汇兑中心”。217巴黎即使在路易十四时代也未能变成世界第一金融中心,但肯定在法国首屈一指。然而,如同约翰·劳隐约预见的那样,巴黎的首要地位不是完整的。法国的两极结构仍将继续下去。
地区间的历史差异
巴黎与里昂之间的冲突状态远不能概括法兰西地域上的全部张力和对抗。但是这些差别和张力本身是否具有某种整体意义呢?少数历史学家持肯定的意见。
弗朗克·斯普纳218认为,16世纪的法国大体上以巴黎为子午线分成两个部分:东部大部分地区属于内陆:皮卡第、香巴尼、洛林(尚未并入法国)、勃艮第、弗朗什-孔代(仍属西班牙)、萨瓦(隶属都灵,但1536至1559年间一度被法国人占领)、多菲内、普罗旺斯、罗讷河谷、中央高原的一部分、朗格多克的全部或一部分;巴黎子午线以西是濒临大西洋或英吉利海峡的地区。铸币数量的多寡是划分两大区域的标准。这一标准既有效,也大可商榷,因为必须承认,马赛和里昂也在“劣势”区域中。勃艮第与布列塔尼或普瓦图之间的反差同样明显:前一地区使用铜币,219后两个地区则接纳西班牙的里亚尔。法国西部在16世纪由于大西洋贸易的兴盛而活跃起来,其动力策源地来自迪耶普、鲁昂、勒阿弗尔、翁弗勒尔、圣马洛、南特、雷恩、拉罗歇尔、波尔多、贝荣纳,除了雷恩,其他都是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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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需要知道,尽管法国水手和海盗越来越多,西部地区的发展从什么时候起,为什么放慢了速度,乃至停顿下来。A.L.罗斯220和其他几位历史学家提出过这个问题,但没有真正找到明确的答案。1557年发生强烈的金融危机,1540至1570年间的跨周期经济衰退又加剧了这一危机:假如把1557年当作断裂点,那就是用商业资本主义一度出现的故障来解释法国西部大西洋沿岸地区过早退缩的原因。221我们差不多有把握说,故障确实曾经出现;而对于这一退缩,却把握不大。皮埃尔·莱翁222断言,法国西部“向来自东方的影响广开大门(早在17世纪),从佛兰德到布列塔尼和曼恩的法国土地盛产呢绒和布料,其地位远比从事采矿和冶金业的内地优越”。也就是说,东西部的反差将延续下去,可能一直延续到路易十四个人统治的初期时间上的断裂点并不明晰。
然而,早晚总要形成一条从南特到里昂223的新的分界线:不是子午线,而是近似于纬线。在这条界线以北是技术发达、经济活跃的法国,那里用马拉犁,农田连绵成片;界线以南的法国除了个别例外,越来越变得落后。比埃尔·戈贝尔224认为,甚至存在南北两种不同经济形势:北方相对健康,南方处于强烈的衰退冲击之下。让·德吕莫进一步说:“……至少应使17世纪的法国部分地区同南方的经济形势相脱钩,并且不宜把法兰西王国始终看作一个整体”。225如果这一看法正确,那就是说,法国再次适应了世界经济生活的外部条件。当时的世界经济生活促使欧洲向北部发展,并使脆弱、可塑的法国朝着英吉利海峡、尼德兰和北海的方向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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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以后,直到19世纪初,南北分界线基本上没有变动。安吉维尔(1819年)认为,这条线仍从鲁昂伸向埃夫勒,然后到日内瓦。界线以南则是“一派乡村景色,不见都市风貌”,分散的农舍与“未开化的法国”并行不悖。这话未免言过其实,但是反差确实十分明显。226
最后,我们看到分界线又逐渐变动,巴黎的子午线恢复了原来的地位。不过由它划分的两个区域已改变了面貌:西部是不发达地带,是“法国的沙漠”;东部是与占统治地位的、向外扩张的德国经济相联系的先进地带。
两个法国各自势力的消长因此是随着时间而改变的。没有一条固定不变的界线把法国领土一分为二,而是先后出现好几条界线。至少有三条,可能更多。或者不妨说只有一条界线,但它像时针一样移动。这就意味着:
1.在一个已知的地域内,进步和落后的分界线不断变动,某个地区的发达或不发达不是一成不变的,最落后的地区可能发展成最先进的地区,在总体对抗的表层之下潜在着地区的多样性,前者涵盖后者,但不能取消后者,人们透过前者可以看到后者。
2.法国作为经济地域只有被放回到欧洲的大环境中去才能得到解释:南特至里昂一线以北地区在17至19世纪的明显发展不能仅仅用内因(三年轮作制的优越性,耕田用的马匹数量增加,人口迅速增长)作解释,外因(法国在与北欧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的接触过程中改变了自己,正如它在15世纪曾被光辉灿烂的意大利所吸引,在16世纪曾被大西洋所吸引一样)在这里也发挥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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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成或反对从鲁昂到日内瓦划线
上文我们介绍了15与18世纪之间法国地域先后出现的“二裂变现象”,可为有关法国地域历史多样性的讨论指出一个方向,但不能真正解决这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法兰西这个整体不能分成若干个一次便能确认其特性和称谓的次整体:这些次整体不断在调整、适应和改组,不断改变电压的压强。
安德烈·雷蒙的一幅地图(参见422页)根据奈克尔时代法国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地区差别,提出了三裂变而不是二裂变的设想。这幅地图取自那本精妙的18世纪法国地图集(集子已经完工,可惜尚未出版)。主要的特征是,从布列塔尼到汝拉山脉附近,好比有一道长长的粗线横贯法国全境,形成一个人口极其稀少的地带,至少也可说是人口增长停滞或极其缓慢的地带。这一粗线隔开两个情况较好的区域:北方的卡昂、阿朗松、巴黎、鲁昂、马恩河畔沙隆、苏瓦西、亚眠、里尔等财政区,瓦朗谢讷财政区、三主教区、洛林和阿尔萨斯的人口增长尤其迅速;南方从阿基坦到阿尔卑斯山形成一个极其活跃的地带。在这一地带,越过中央高原、阿尔卑斯山和汝拉山的阻隔,人口向极需劳动力的城市和富庶的平原集结;没有外来的临时劳力的帮助,这些城市和平原就不能维持正常生活。
从鲁昂(或从圣马洛,从南特)到日内瓦划出的线并不是显示法国所有对立现象的、具有决定意义的断裂带。安德烈·雷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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