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 第3卷 世界的时间

289地图所表现的当然不是国民财富的分布，不是经济的进步或退步，而是人口的增多或减少。人口众多的地方势必向外移民与发展工业，或两者兼而有之，或选定其中一项。

至于米歇尔·莫里诺，他通常对任何太简单化的解释都持保留态度。关于以巴黎为圆心旋转的直径把法国分成两部分的假设当然不能得到他的赞同。举例说，他对从圣马洛到日内瓦划线，大致上也就是勒鲁瓦·拉杜里继安吉维尔之后提出的那条线，就大不以为然。227为了反驳这一假设，他引用了这条线划分的两个地区各自的贸易盈亏数字。如果这些数字还不足以抹掉这条界线，至少它们改变了两边的符号：财富转到南方，穷困转往北方。1750年，无疑“南部地区大大压倒北部。出口额的至少三分之二由南部提供。这一优势的原因部分在于南部盛产葡萄酒，部分在于波尔多、南特、拉罗歇尔、贝荣纳、洛里昂和马赛等港口是殖民地产品的集散地。但是原因也还在于茁壮发展的工业，布列塔尼能出售价值1250万图尔里佛的布匹，里昂出售的绸缎和丝带价值1700万，朗格多克出售的粗细呢绒价值1800万”。228

这次该轮到我表示怀疑了。根据对外贸易结算来称出法国不同地区的重量，对这一做法的意义我未能信服。显而易见的是：外销工业的分量单独没有决定性；在昨天的世界里，工业往往是贫困或生计艰难地区寻求的补偿方案。价值1200万里佛的布匹不能把布列塔尼变成法国的经济先进省份。真正的分类应该依据国民生产总值。儒尔·杜坦在1978年的爱丁堡大会上就试图这么做，他根据人均产值(与全国平均数相比)为1785年法国各地区排了一次队：229巴黎高居榜首，为280%；中部的卢瓦尔河和罗讷河流域达到100%的平均数；勃艮第、朗格多克、普罗旺斯、阿基坦、比利牛斯山区、普瓦图、奥弗涅、洛林、阿尔萨斯、利穆赞、弗朗什-孔代低于平均数；布列塔尼屈居末位。第423页的草图标出这些数值，它没有从鲁昂到日内瓦划出一条分明的界线，但贫困地区显然位于南部。 1

420

第三卷 世界的时间

海疆和边塞

事实上，如同任何其他问题一样，对地理差异问题的认识随着涉及时间的长短而有所不同。经济形势的演变必定缓慢，在由形势演变引起的变化底下，是否还存在历时更久的对抗？法国难道同任何其他“民族”一样，只是若干不同实在的重叠？而其中最基本的(至少我以为是最深厚的)实在，无论根据定义或是观察，应是最耐磨损，即最顽固地停滞不动的实在。具体说，借助地理这个不可缺少的光源，我们便能看到无数恒久的差异：山脉和平原，北方和南方、东部的大陆和西部的茫茫海雾……这类结构，这些对立，比压在人们头顶上的经济形势，给人的压力更大，它们对人们生活的各个地区有时有利，有时则不利。

但是，归根到底，对我们来说，最有代表性的结构性对抗是狭窄的边缘地带和广阔的中心地区之间的对抗。“边缘”地带沿着隔开法国与外国的曲折边界走向展开。虽说这里本应使用“外围”这个词，我们却避免用它，因为在我们的某些讨论中，这个名词对于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作者已有被经济世界得天独厚的中心弃之不顾的落后地区的意义。边疆或者以河流为天然分界线，或者与往往是人为划定的陆地边界相吻合。奇怪的是，作为一条规则，除了个

第四章 民族市场

421

1. 称四次重量

I. 法国 1787 年间的出生和死亡

本图是安德烈·雷蒙编制的地图集内业已发表的极少几张地图之一。如图所示，有的地区人口减少(雷恩、图尔、奥尔良、拉罗歇尔、佩皮尼昂等财政区），有的明显超过平均数，人口激增(瓦朗谢讷、斯特拉斯堡、贝桑松、格勒诺布尔、里昂、蒙彼利埃、里永、蒙托邦、图卢兹、波尔多)。这一人口自然增长优势可能与这些地区推广玉米和土豆等新作物有关。

II.法国大革命前夕的阅读和书写概况
本图系根据能在结婚证书上签名之男性配偶的数量而绘制，北方明显占优势。(引自弗朗斯瓦·富莱与J.乌佐夫的《读和写》，1978年）。

第三卷 世界的时间

290

III. 征税也是测量

1704年前后，政府计划对王国各城市的商人团体进行征税。里昂和鲁昂的税额高达15万里佛；波尔多、图卢兹、蒙彼利埃为4万里佛；马赛为2万……从这些数字可以测知图中其他地区的征税规模。巴黎不在征税城市之列。根据税收水平划分王国的不同地区很不容易。明显的事实是，如以经过拉罗歇尔(税额6000里佛)的纬线划界，北方小城市居多，南方则由大商埠占统治地位。

IV. 各地区的人均收入

按人均收入(物质产值)为100，图示各地区的百分比。1785年，巴黎为280，上诺曼底160，卢瓦尔-罗讷100等。是否如图所示，北方占据优势？是的，不过得出这一结果的计算很复杂，有待验算。1970年的情形可资参证。到1970年，各地区人均收入发生明显的改变。（引自儒尔·杜坦：《1840至1970年法国各地区收入的不平衡增长》，见《第七届国际经济史学大会论文集》，第368页，爱丁堡，1978年。)

第四章 民族市场 423

291

别例外，法国边缘地带总是相对富庶，而内地则相对贫困。阿尔让松自然而然地作出区分，他在1747年的《日记》中写道：“王国内地的商业比1709年[该年给人留下阴暗的回忆〕的情形更糟。那一年，由于蓬夏特朗先生出资装备私掠船，我们在海上的袭击使敌人寝食不宁；230我们的南海贸易收益颇丰；圣马洛的船带回国内的钱财数以亿计。1709年，王国内地比今天富裕一倍。”231下一年，即1748年8月19日，他再次提到“卢瓦尔河以南的王国内地陷于严重的贫困境地。去年收成不佳，当年的收成只及去年的一半。小麦涨价，乞丐从四面八方涌来”。232加里阿尼神父在《关于小麦的对话》中说得更加直截了当：“请注意，法国现在以商业、航运和工业立国，它的全部财富流向边境；所有富庶的大城市都在国境边上；内地极其贫困。”23318世纪日益增长的繁荣不但没有减弱反差，反而有所加剧。1788年9月5日一份官方报告宣称：“海港的收入不断翻番，内地城市的商务仅限于本地和邻近地区的消费，居民除了开设工场别无良策。”234一般说，工业化是落后地区的经济报复手段。

有几位历史学家敏感地意识到内部和外部的这一持久的对抗。米歇尔·莫里诺认为，法国的财富及经济活动在路易十四统治的最后几年向沿海地区转移。235此话不错，但是这一运动开始的时间要早得多，尤其是它将延续很长时间。

爱德华、福克斯写了一部标题耸人听闻的书：《另一个法国》。该书的价值在于它一口咬定存在一种结构性的对抗。根据该书的说法，自古以来就有两个法国，一个向海洋敞开，追求贸易自由和远方冒险；另一个株守内陆，反应迟钝，受到重重束缚。法国的历史便是这两个法国之间的无从沟通的对话，对方都不肯改换位置和方向，每一方都固执地想占尽一切好处，丝毫不能理解对方。

424第三卷世界的时间

在18世纪，作为最现代化的法国，“另一个”法国是财富和早期资本主义已在那里站稳脚跟的各大海港。几乎可说是一个小型的英国，而且梦想仿效英国1688年的“光荣革命”，在法国也发动一场和缓的革命。不过这个法国能单独行动并且取得胜利吗？不能。只消举吉伦特派当政时期(1792—1793年)发生的这个有名的事例，就能说明问题。与旧制度那时一样，无论在大革命时期或在帝国时期，甚至更晚的时候，总是土地稳操胜券。一方面是商业，如果任其自由，就会更加兴旺发达。另一方面是始终受土地小私有制束缚的农业，以及因缺乏财力、物力和创造力而举步维艰的工业。这便是爱德华·福克斯描述的两个法国。236

尽管这位作者富有才华，但这一持久的、重复的对话不可能概括法国的全部历史。至少可以说，边缘的法国不止一个。法国疆土既在西部止于大海这里是福克斯描述的另一个法国也在东部与欧洲大陆接壤：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意大利，瑞士各邦，德国，西属尼德兰(1714年改属奥地利)和联合省。我不认为法国这一东部边境与它的海疆同等重要，同样引人瞩目，但这个边境毕竟是存在的。如果“边境”这个词有一定意义，那么东部边境因此必然具有一种独特性。简单说，法国在其海岸拥有若干“终点”和海洋转运站：敦刻尔克、鲁昂、勒阿弗尔、卡昂、南特、拉罗歇尔、波尔多、贝荣纳、纳博讷、塞特(柯尔贝尔创建的)，马赛以及普罗旺斯的众多小港口。不妨说这是法兰西一号。法兰西二号则是辽阔的、多样的内陆，我们下文再谈。还有法兰西三号，这是由十几个城市组成的一条长长的锁链，包括格勒诺布尔、里昂、第戎、朗格勒、马恩河畔沙隆、斯特拉斯堡、南锡、麦茨、色当、梅齐埃尔、夏尔维尔、圣康坦、里尔和亚眠。它们之间还有若干次等城市，共同把网络从地中海和阿尔卑斯山一直拉向北海。里昂在这一城市地带中居枢纽地位。问题在于这一地带不如沿海城市群那样容易理解，那么整齐划一，那么轮廓分明。

第四章 民族市场

425

293

法国经济地域在东方合乎逻辑的疆界(这是我的事后之见，读者可以相信，并无任何帝国主义野心)本应从日内瓦开始划线，经由米兰、奥格斯堡、纽伦堡、科伦直到安特卫普或阿姆斯特丹，以便向南攫取伦巴第平原这一十字路口，在圣戈塔增辟通向阿尔卑斯山的门户，并且控制所谓“莱茵河走廊”这条轴线以及许多沿线城市。法国既未能夺取意大利和尼德兰，同样的原因阻止它把边境推向莱茵河(阿尔萨斯是例外)，推向与海路同样重要或差不多同样重要的道路网。意大利、莱茵地区和尼德兰长期是欧洲资本主义的“脊梁骨”，是不容别人染指的禁脔。

法国向东方的开拓，困难重重，十分缓慢。它吞并各省需要通过妥协，保留它们的部分自由和特权。阿图瓦、佛兰德、里昂地区、多菲内和普罗旺斯不受1664年五大包税所通过税率的约束；更有甚者，所谓“实际上的外国”省份，如阿尔萨斯、洛林和弗朗什-孔代，则完全划在法国税卡范围之外。在地图上标出这些省份，也就等于画出法兰西三号的位置。格林、弗朗什-孔代和阿尔萨斯对外享有完全自由，向外国商品敞开大门，并能在走私活动配合下，把外国商品运往王国内地加价出售。

如果我没有搞错，享有某种程度的行动自由，正是这些边境地带的特征。有必要进一步了解边疆地区怎样在法国和外国之间周旋。它们是否倾向一方或另一方？举例说，瑞士商人在弗朗什-孔代、阿尔萨斯和洛林占什么地位，起什么作用？18世纪他们在这些地区几乎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从多菲内到佛兰德，在1793至1794年的革命危机时期，人们对外国人也采取相同的态度，虽然外国人未必总受欢迎。在这些享有比邻近的法国地区更大自由的地域里，南锡、斯特拉斯堡、麦茨、里尔又起了什么作用？里尔的例子尤其有代表性，因为它紧靠尼德兰，离英国也很近，可以通过邻国走向全世界。

426

第三卷 世界的时间

里尔提出了法兰西三号的全部问题。用时间尺度去测量，里尔是个了不起的城市。荷兰占领结束(1713年)后，里尔及其周围地区迅速得到复兴。根据包税所1727至1728年间的视察报告，里尔“实力雄厚，其制造业和批发业足以养活本地以及佛兰德省和埃诺省的18万人”。237在里尔城内和四郊，各类纺织厂、高炉、锻造厂和熔铁厂长年开工，生产豪华织物、炉灶用铁板、铁锅铁罐、金银线饰带以及小五金；大量货物从外省和邻国向它涌来：黄油、牲畜、小麦，应有尽有。它充分利用水陆交通之便，甚至政府迫使它改变货物流向，不再运往伊普尔、图尔奈或蒙斯，而是朝西朝北运往敦刻尔克与加来，它也没有多大困难就适应要求。

里尔尤其起着交通枢纽的作用。它从荷兰、意大利、西班牙、法国、英国、西属尼德兰、波罗的海各国接受种种货物，把从甲地取得的货物转售给乙地，如把法国的葡萄酒和烧酒转销北欧。不过它与西班牙和美洲的贸易占的比例肯定最高。里尔每年运出价值四五百万里佛的商品(主要是布匹和呢料)，或者由城里的批发商自担风险，或者由代理人负责经销。返程带回的现金多于货物，1698年有人估计每年带回三四百万里佛。238不过这笔钱并不直接送到里尔“省”，它先在荷兰或英国停留，那里汇兑交易更方便，而且汇率比法国有利：别的不说，检验货币成色的方法也与法国不同。总之，虽说里尔与别的城市一样参与法国经济活动，同时它又多半置身法国经济之外。

第四章 民族市场

427

294

在作了这些解释后，我们就能更好理解某些位于内地，与边境有一段距离的城市(如特鲁瓦、第戎、朗格勒、马恩河畔沙隆和兰斯)的某种趋向。它们原来都是地处边缘的城市，后来却变成内陆城市，根深蒂固的传统在那里得以保存。法兰西三号，即面对东方和北方的法国，如同树木的外皮那样，是逐层形成的。

“另一个法国”的城市

关于濒临海洋的“另一个法国”的城市，我们对那里的情况看得要清楚得多。那里取得的成功也全靠行动和创业的自由。这些活跃的港口诚然以其贸易活动深入法国腹地，从中吸取养料，但它们的利益却往往选择海洋。1680年前后的南特希望得到什么?239它要求禁止英国船只停靠法国港口，因为英国人的小吨位快船能抢在别人前面运来纽芬兰的鳕鱼。能否排斥他们，或至少向他们征收高额关税？南特还要求用圣多明各的烟草来取代充斥法国市场的英国烟草，从荷兰人和汉堡人那里夺回他们抢走的捕鲸业利润。还有相应的其他要求:南特不断要置身法国之外。

基于同样的考虑，爱德华·福克斯在提到波尔多时问道：“究竟它属于大西洋还是属于法国?”240保尔·布代尔干脆说波尔多是个“大西洋都会”。241总之，根据1698年的一份报告，“王国的其他各省，除了布列塔尼部分地区外，不消费吉耶纳的任何食品”242:波尔多及其腹地的葡萄酒是否只供应讲究饮食的北欧等国的酒徒？同样地，贝荣纳主要关心邻近的西班牙的道路、港口和白银。住在圣灵关厢区的犹太商人遵循这一规则，1708年被指控——大概不无根据——“把他们从朗格多克和其他地方搞来的质地最差的呢绒”运往西班牙。243敦刻尔克和马赛位于法国海岸的两端，前者力图躲开英国的禁令，并插手各种活动：捕鳕鱼、与安的列斯群岛贸易、贩卖黑奴；244后者则是王国边缘所有城市中最奇怪、最有特色的一个。安德烈·雷蒙挖苦说，马赛“与其说是典型的法国海港，不如说是柏柏尔和勒旺的港口”。245

428 第三卷 世界的时间

295

为了观察得更加仔细些，我们仅选圣马洛一个城市为例。圣马洛无疑是最能说明问题的城市之一，但是它的面积很小，“与杜依勒里宫的花园一般大”。246即使在1688至1715年间的鼎盛时代，圣马洛人也宁愿把自己说得比实际更小。1701年，他们说自己的城市“仅是一块突兀的礁石，除了居民的心灵手巧没有别的产生，而正因为灵巧，他们才成了法国的运输专业户”。这些运输专业户非同小可，他们有150艘船驶向世界各大洋。247假如我们相信他们的话——事实上他们也不尽是吹嘘—他们“首先从事捕捞鳕鱼，在阿米里克·韦斯普奇和卡布拉尔之前发现了巴西和新大陆”。他们对布列塔尼公爵(1230、1384、1433、1473年)和法国国王(1587、1594、1610、1644年)出让给他们的特权津津乐道。这些特权赋予他们与布列塔尼其他港口不同的地位，但是总包税人从1688年起发布的各种规定，也给他们不断制造麻烦，从而成功地限制了他们的特权。圣马洛要求与马赛、贝莱纳、敦刻尔克和“不久以来的色当”一样被宣布为自由港，未能如愿以偿。

第四章民族市场

4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