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 第3卷 世界的时间

圣马洛显然并不置身于布列塔尼之外，布列塔尼的布匹归它出口；它也不置身于法国之外，它的快船定期向卡迪斯运去法国最296贵重、最易脱手的货物：里昂与图尔的绸缎、金银线织物、海狸皮。当然它也转售外国商品，既有它自己运回来的，也有别人带给它的。但就圣马洛商业的整体而言，与英国的贸易占着枢纽地位。圣马洛人在英国购买的商品数量很多，以至他们要用开给伦敦的汇票来结账。荷兰占第二位，荷兰商船给圣马洛运来杉木板、桅杆、缆绳、苎麻和柏油。圣马洛人在纽芬兰海域捕鳕鱼，然后把渔获运往西班牙和地中海。他们也常去安的列斯群岛，圣多明各一度是他们的殖民地。他们在卡迪斯大发其财，卡迪斯从1650年起事实上成了西班牙对美洲贸易的专用港口；早在1672年前，248圣马洛人已在卡迪斯活动，他们先做白银生意，后来在当地创立实力雄厚的、活跃的商行，从而扎下根子。所以，1698年乃至更晚的时候，圣马洛人最关心的是不要错过大帆船在卡迪斯启航的日期，大帆船驶往卡塔赫纳，事先不预告船期；更重要的是要赶上驶往新西班牙的船队，“船期必为7月10日或15日”。通常需待“船只启航后十八个月到两年”，美洲贸易所得才能返回圣马洛，平均年入为700万里佛现金，最好的年份高达1100万。此外，圣马洛船只从地中海返航时在卡迪斯停泊，“带回现金10万至20万比亚斯特”。早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前，国王“于1698年9月发布诏书建立南海公司，又称太平洋公司”。249从此以后走私活动和直接开发美洲银矿的活动异常发达。这些活动具有世界历史的意义，可说是圣马洛海员乃至法国海员1701到1720年间进行的最奇特的、最297耸人听闻的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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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方面的卓越成就使圣马洛彻底成为一个置身法国之外、自成天地的海上绿洲。它拥有那么多的现金，没有必要开设与其他商埠往来的汇兑市场。250何况这个城市与布列塔尼的陆路联系稀少，与诺曼底和巴黎的联系更差。1714年，从圣马洛到“距该城九法里的蓬托尔松没有定期驿车”。251蓬托尔松濒临库埃农河，这条沿海小河流经圣马洛以东，是布列塔尼和诺曼底的分界线。信件因此受到耽误，“每周二与周六从卡昂发出一班驿车，每周四从雷恩开来另一班；错过班期，信件就不能及时送达。”252圣马洛人当然啧有烦言，但是他们并不急于改变这一状况，因为他们没有迫切的需要。

内 地

一边是呈圆周状的边疆；另一边是大而无当的内地。地处边疆的城市灿烂夺目，早熟，相对富庶(波尔多在图尔尼时代相当于凡尔赛加安特卫普)。253困守内地的城市黯淡无光，窘迫穷困(巴黎的杰出成就是个例外)，其雕栏玉砌也往往是昔日的遗产，传统的霞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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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进一步从事探索之前，我们对这一巨大的观察场不能不感到手足无措。我们掌握极其丰富的资料，研究报告数以千计，绝大多数又限于某一个省的特殊情形。而在民族市场中起重要作用的，显然是各省的相互关系。诚然，“普查的传统始于1664年，王国所有财政区在那年同时展开调查”。254我们因而掌握一些“共时性”剖面或认识。其中最著名的该是勃艮第公爵领地的调查，或称“巡按使调查”，始于1697年，费了大劲到1703年才告完成；财务总监奥利大张旗鼓进行的调查素负盛名，1745年调查甫告完成，适逢大臣失宠，报告因此被束之高阁。直到1952年，丹维尔才偶然发现由调查组一名成员起草的报告提要，此人系学士院院士，姓名不详。255

但是，这类共时性认识具有明显的缺陷；它们主要偏于描述，而我们需要的是进行统计，取得数字，至少也要用图表显示这些描述，以便一目了然，而描述文字初读之下往往不够明白晓畅。我曾试图粗略地图解巡按使调查的结果，用红铅笔标出各财政区的对外贸易，用蓝铅笔标出财政区之间的交换，用黑铅笔标出同一财政区内部的短程贸易。我由此确信，法国在17世纪末开始形成一个网眼细密的市场网，也即民族市场。然而这幅地图仍停留在草图阶段。必须有个专门班子投入工作才能使之完善，尤其需要利用其他资料来平衡已知数据，这样做等于就国内贸易量和对外贸易量作一比较，而对于这个决定性问题我们只拥有一些先入为主的判断，即认定国内贸易额大大高于对外贸易额，至少是后者的二至三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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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掌握的“共时性认识”的另一个缺陷是它们彼此过于相似乃至重复，因为它们涉及同一个相对短促的时段，即从1697到1745和到1780年，前后还不到一百年时间。这就不能区分结构的恒在和随机的变迁。我们很想通过各省的相互关系就某些深层规律理出一个头绪；这个头绪理应存在，我们却还抓不住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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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总监奥利的调查提供了几把有用的钥匙。他根据“居民的贫富状况”把法国各省划分为五个等级：“富裕”“小康”“小康和贫困兼而有之”“贫穷”“赤贫”。第三等级(“小康和贫穷兼而有之”)与第四和第五等级(“贫穷”“赤贫”)之间的界线，也就是贫困地区与相对富裕地区之间的界线。这条线大致区分条件优越的北方与条件不利的南方。但是，一方面，南北两部分全都存在例外地区，规律并不绝对可靠。北方的香巴尼人口稀少(每平方公里17人），属于贫穷地区，阿朗松财政区干脆就是赤贫区；南方的拉罗歇尔财政区以及波尔多和鲁西永地区属于“富裕”地区。另一方面，北部与南部的地理分界线并不如人们期待的那样构成界于富裕和贫穷之间的第三级地区。这一分界地带从西向东伸展，首先是个“贫穷”地区(大西洋沿岸的普瓦图)，然后是利摩日和里永财政区这两个“赤贫”地区(虽然里永财政区内的下奥弗涅是富庶地带)，接下去的里昂地区和多菲内仍是贫穷和赤贫地区，最后的萨瓦地区还未归属法国。这些地区位于法国的心脏，却是法国地域中最有代表性的落后地带，其中多半还是移民输出区，如利穆赞、奥弗涅、多菲内、萨瓦。不过移民通常把钱带回老家，从而改善原籍的生活(上奥弗涅虽然“赤贫”，可能并不比“富裕”的利马涅更加贫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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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条标志穷困的轴线呈南北走向，从贫穷的朗格多克到同样贫穷的香巴尼。对这条线是否保留了16世纪区分大陆法国和海洋法国的那条南北轴线的遗迹，我还有点怀疑。总之，奥利的调查表明，法国领土上的贫富差别比人们原先设想的要复杂得多。

安德烈·雷蒙256绘制的地图恰恰也说明了这一点。他提供了1780年前后几年的三套指数：粮食产量、小麦价格、税收负担。我们当然还可以加上大致可靠的人口数据。为绘制这些地图付出了惊人的劳动。可惜每当人们企图把这些指数联系起来解释，就会遇到困难。布列塔尼似乎勉强保持平衡，因为税收负担不太重(这是设置三级会议的省份的特权)，而粮食输出则是当地粮价居高不下的首要原因。何况，每当时机有利，如在1709年，257粮价高昂往往带来厚利。勃艮第粮食产量既高，税收负担又较轻，经由索恩河和罗讷河运出小麦十分频繁；在这个地区小麦价格高可能是有利的。相反，在普瓦图、利穆赞、多菲内，贫困与粮食的产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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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价格高完全投契。

与人口数字和人口密度作比较也还得不出满意的结果。必须同意厄内斯特·瓦杰曼的看法：人口密度仅为一般经济状况作证。我们不妨就把每平方公里30人定作一条界线，试着去测定其意义。人口密度低于这条界线先验地不利于经济发展，高于这条界线便是有利。法国南方各地基本上符合这个标准，但是1745年经济不发达的蒙托邦财政区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48人，与标准不符。

有没有别的办法呢？有的，但是很复杂。安德烈·雷蒙的图表使我们得以重视每个财政区的小麦平均年产量及价格；按“念一税”258的指数推算，我们可以算出土地收益，至少得出一个数量级(因为二十分之一是个原则比例，实际从未达到)。然后再把这些土地收益加起来，看在法国国民生产总值中占多大的比例。这样我们就得到一个系数，再把这个系数用于某一财政区的土地收益，我们就算出该财政区国民生产总值及人均收入，后者是最能说明问题的数据。如此这般，我们就能掌握各省的人均收入数字，据此判断法国财富的分布差别就心安理得了。完成这项任务需要胆大心细，安德烈·雷蒙是唯一合适的人选。可惜他没有去做，至少他还没有公布他得到的结果。

所以，若说旧制度下法国的实际情形及内部关系还有待发现，这并不过分。让-克洛德·佩罗的近著《法国地区统计的黄金时代》汇集了从共和四年至十二年(1796—1804年)间有关的全部书刊资料目录。这批资料数量惊人，不是从财政区，而是按行政省为统计单位，259从这个基础出发可以做大量调查工作，得到的结果足以补偿我们为之付出的辛苦劳动。但是还必须躲开18世纪的“数字梦呓”，尽可能地上溯到更远的时代。此外，法国内部关系体系的演变过程中是否仍保留了以上的结构性不平衡，在这方面作一番检验恐怕也大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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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围征服腹地

外围城市在内地这个“中立”——我们意思是说缺乏抵抗力——区域广事征服，这一事实清楚地说明内地大体上属于法国生活的次等区域，在这方面如有例外也正好证实了规律。外围城市组织内地产品的出口，控制进口。它们统治着并从内部吞噬一个可塑性极大的法国。例如，波尔多就吞并了佩里戈尔。260不过还有更好的例子。

乔治·弗莱什在一部近著261中恰如其分地提出了这个问题。18世纪以图卢兹为中心的南部地区和比利牛斯地区占据法国内地的一大块面积。尽管有加龙河的水道，宝贵的南方运河和众多可以利用的陆路，这块土地仍是“陆地的囚徒”。与该地区的内陆性起着同等作用的，是来自里昂、波尔多与马赛三方面的吸引；图卢兹四周各地区和图卢兹本身因而沦为“卫星地带”。从这个角度去看小麦贸易地图，就不必添加说明文字了。如果再加上里昂对丝绸的吸引力，支配图卢兹命运的那个三角形当即一目了然。所以，无论是小麦还是丝绸，甚至16世纪的菘蓝染料，都未能解救图卢兹，历史命定它陷于次等地位不能自拔。“仰人鼻息的贸易”和“寄人篱下的商业网”，乔治·弗莱什以上的话说得恰到好处。甚至小麦贸易也不由本地商人独立经营，而是为波尔多或马赛的批发商充当经纪人。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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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关键性城市(即位于国土边缘的海港和大陆商埠)为出发点，法国分割成若干从属性地区，这些地区和区域通过城市作媒介，与左右脉搏跳动的欧洲经济沟通。从这个角度去考察经商的法国与务农的法国的对话，才能把握其真相。商业社会尽管有这些优势，却不能在法国战胜土地社会，这正是因为后者深厚邃密，很难从深部把它动员起来。这也还因为，法国在国际秩序中未能如阿姆斯特丹、伦敦那样占据领先地位，它缺乏雄踞首位所必须具备的活力，不能带动、激活那些并不始终主动地、不惜任何代价地寻求扩张的地区性经济。

英国的商业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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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怎样变成了一个统一的民族市场？提出这个问题十分重

要，因为它立即引出第二个问题：英国民族市场怎样因其自身的重量和环境的便利在扩大的欧洲经济中奠定领先地位？

这一领先地位是慢慢确立的：乌得勒支条约(1713年)签订时初露端倪，到1763年，七年战争行将结束时，彰明较著，到凡尔赛条约(1783年)后则已不容置疑。英国以战败国(其实大谬不然)身份签约，实际上荷兰既被淘汰，英国此时肯定成了世界经济的中心。

这一初胜决定了英国将取得第二个胜利，即工业革命。但是胜利本身的原因可上溯到英国久远的往昔，所以我以为区分商业领先地位和随后形成的工业领先地位是合乎逻辑的，工业领先地位的问题我们留待后面一章再去谈论。

英国怎样变成一个岛国

在1453至1558年之间，即在百年战争结束到弗朗斯瓦德·吉兹夺回加来那一年之间，英国不知不觉地变成了一个岛(请原谅我使用这个说法)，即一个与大陆隔开的独立地域。直到这个有决定意义的时期之前，尽管有英吉利海峡、北海和加来海峡的阻隔，英国与法国、尼德兰和欧洲犹如血肉相连。它在百年战争期间与法国的长期冲突(实际上这是第二次百年战争，第一次百年战争是金雀花王室与卡佩王室的战争)，按照菲力浦·德弗里斯的正确说法，只是“省际冲突”。263这就是说，英格兰作为英法地域的一个省(或几个省的群体)而行事，英法地域的整体或绝大部分是这场无休止的斗争的争夺目标。英国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内投入、沉浸在法国这个巨大的战场，而法国则致力于慢慢地摆脱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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