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 第3卷 世界的时间

人竭力为它辩护。在洛克看来，银本位制无疑是最方便的、最适合309交换活动的货币体制。他说：“让黄金如同其他商品一样去找到它自己的比价吧。”287情况其实并不完全是这样的，因为基尼的比价由国王宸衷独断，被硬性规定为22银先令，这本是在危机前市场上的“自由”价格。而现在却等于足色的22先令，也就是说，金银比率就定在1：15.9，黄金无形中增值了：荷兰的金银比率仅为1：15。黄金因此大量涌到英国，以待善价，而新铸的银币则流出英国。在约翰·洛克再次干预下，基尼的价格在1698年被拉回到21.3先令，不过这还不足以阻止金、银的逆向流动。1717年，在铸币局总办牛顿的干预下，金银比价定为1：15.21，金价依旧居高不下，英国因此继续输出白银，同时引来大量金币。

这个局面延续整个18世纪，导致了事实上的金本位制。官方迟至1816年才正式宣布采用金本位，规定一英镑等于一个塞弗林（真实的金币，净重7.988克，纯度为11/12)。然而，从1774年起，黄金作为货币调节手段已明显地超过白银。凡有磨损的金币一概停止流通，回收后改铸成足量的新币，而重铸银币因耗费过高，不被采用。人们因此决定，凡超过25英镑的付款，银币今后不具解除债务的能力。英镑如果不是在法律上，至少在事实上开始与黄金挂钩，从而获得新的稳定性。

这些事实诚然众所周知，但是原因何在呢？这一现象的根源是金价始终居高不下，而且金价仅仅由政府直接决定。那么，政府为了推行什么政策，满足什么经济需要，才决定抬高金价？事实上，偏袒黄金必定促使白银向反方向流动。我个人一直认为，在旧货币制度下，定价较高的货币会变成足以驱逐良币的“劣币”。扩大应用所谓的格雷欣法则，解释也就省事多了。当英国吸引黄金时，它同时把白银逐出国门，使之流向尼德兰、波罗的海、俄国、地中海、印度洋和中国，白银在中国是交换的先决条件。勒旺对于威尼斯的商业繁荣是不可缺少的，而威尼斯为促使白银流向勒旺，使用的也是这套办法。从另一方面看，英国自梅森爵士签约(1703年条约)那天起，便打赢了葡萄牙，巴西的黄金源源不断而来，把英国推着走上这条道路。它于是在自己浑然不知的情况下选择了黄金，抛弃了白银。它一旦这样做，就像穿上了童话中的千里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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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对葡贸易的盈余后来发生逆转，来自巴西的黄金因而断档或者减少，英国于是走向合乎逻辑的下一阶段：纸币阶段。这同样不是偶然的。随着英国逐渐接近，最终抵达世界中心位置，它与全盛时期的荷兰一样对贵金属的需求有所减少；方便的，几乎能自动取得的信贷使它的支付手段成倍增长。1774年，在美国独立战争前夜，英国听任它的金币和银币流向国外。它对这一初看很不正常的形势处之泰然:英国国内的高层货币流通已由英格兰银行和私人银行的银行券承担；夸张一点说，金银已降为次等角色。纸币(法国人早就使用这个简短而方便的词，伊萨克·品托对此大为恼火)288之所以取得决定性地位，是因为英国在取代了阿姆斯特丹后变成全世界交换的汇合点，不妨说全世界的交换都在英国结算。作为过去时代的交换汇合地点，交易会曾有过类似的集中现象，广泛应用信贷而不是现金。英国只不过赋予旧的解决方案以新的规模，于是涌向英国的票据多于贝桑松交易会，甚至与阿姆斯特丹不相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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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这个方向走下去，必定要迈出新的步伐。1797年，货币困难日益增大：为动员欧洲大陆与法国作战，就必须掏钱，即向大陆输出大量现金。皮特289为人素来颇具自信，但在让议会通过关于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暂停兑换现金的议案时却忧心忡忡，深怕这一法令产生不可收拾的后果。最后的奇迹正是在这里开始的：“银行限制法”规定了银行券强制流通，原定有效期仅六星期，却实施了二十四年而未引起任何严重的混乱。银行券原则上没有任何担保，但照旧流通，与铸币的比价保持不变，至少直到1809至1810年间是如此。也就是说，到1821年为止的二十五年间，英国走在时代前面，已经采用了我们今天熟悉的货币制度。拿破仑战争期间居留英国的一名法国人甚至说，所有这些年头，他未见过一枚金基尼。290一场本身特别难以支持的危机就这样度过了，没有造成太大的损失。

这一成就的取得全靠英国公众的态度，他们的公民责任感以及他们对一个始终以稳定为务的货币制度由来已久的信任。不过这一信任也建立在财富带来的保证和信心之上。银行券的保证金肯定不是金银，而是不列颠诸岛巨量的劳动产品。英国用它制造的工业品和它的转口贸易取得的收益向它的欧洲盟友提供数额惊人的资助，从而使他们能打败法国，维持一支在当时叹为观止的舰队以及庞大的陆军，从而在西班牙和葡萄牙扭转局势，使拿破仑陷于困境。在那个时代，任何别的国家都没有能力做同样的事。1811年一位头脑清醒的见证人说，当时的世界虽大，却容不下两场这么大规模的试验。291这话大概不错。

可是，我们得承认，从英镑历史的总体来看，虽然每个插曲都很清楚，都能得到解释，但英镑何以保持稳定仍令人惊诧，似乎十分讲究实际的英国人从1560年起就能预见未来的平坦道路。谁能相信英国人竟有先见之明？那么，是否应该认为，英国因为局处岛屿(需要保卫的岛屿)的一隅之地，因为它力求闯进世界的舞台，因为它清楚地认识有待打败的对手(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巴黎)，它不得不长期处于紧张的进攻态势。英镑的稳定性不过是它的一个作战手段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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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创造民族市场，也由民族市场所创造

英国的兴盛，端赖伦敦。英国的建设和发展从头到尾离不开伦敦。伦敦臃肿而庞大，相比之下，其他城市只能勉强算是地区性首府：所有英国城市，可能布里斯托尔是唯一例外，无不为伦敦效力。阿诺德·汤因比指出：“在任何其他西方国家里，没有一个城市能使所有其他城市同样彻底地黯然失色。17世纪末，英国人口与法国或德国相比显得微不足道，也少于西班牙或意大利。但那时伦敦很可能已是欧洲最大的城市。”2921700年，伦敦约有55万居民，占英国人口的10%。尽管有瘟疫和黑死病的频繁袭击，伦敦的发展一直引人瞩目。法国疆土过广，深受内部分裂之害，又在巴黎和里昂两个中心之间无所适从；英国只有一颗脑袋，但硕大无比。

伦敦同时包括三四个城市：伦敦城是经济首都；国王、议会和富人卜居威斯敏斯特；泰晤士河下游是港口区和平民区；左岸萨瑟克的关厢区街巷逼仄，剧院众多：天鹅剧场、玫瑰剧场、地球剧场、希望剧场、红公牛剧场……（1629年共有17家，同一时期巴黎只有1家）。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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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市场密布的地区就在伦敦的肘腋之下

本图(引自《英格兰土地史》，琼·舍斯克著，1967年版，第4卷，第496页)显示伦敦市怎样在其周围创建一个交换活动频繁、迅速的地带。民族市场的现代化首先从英格兰南部和首都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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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民族市场与通航河道(1660—1700年)

T.S.维伦的地图(见《英国1600—1750年间的内河航运》，1964年版)涉及的年代还在“运河热”以及河道治理工程以前。图中的河流仅标出通航河段，距航道15英里以远的地区用晕线标出。比较本图与上图，人们简直会认为本图是上图的负片。同近海航运网一样，内河航道促进了民族市场的形成，其作用堪与首都的吸引力相比。18世纪末，随着交通的进步，黑色晕线表示的不通舟楫的地区几乎完全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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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英国经济地域都服从伦敦的王权。政治权力的集中，英国王室的强大，商业活动的向心化趋势：一切都有利于首都的繁荣兴旺。但这种繁荣兴旺本身保证了伦敦对整个英国地域的统治，使这一地域内建立起众多的行政联系和市场联系。N.格拉认为，伦敦在组织供应圈方面比巴黎领先一个世纪。294伦敦的优势更在于，它是一个极其活跃的港口(至少占英国对外贸易额的五分之四），又占据英国生活的顶峰：作为一台寄生的、制造奢侈浪费的，从而也是创造文化的庞大机器，伦敦比巴黎有过之而无不及。更重要的是，伦敦早就享有英国进出口的准垄断权，这使它能控制岛上的全部产品以及全部转销业务：首都对于英国各地区就像是铁路的中央编组站。一切都运抵首都，然后再从首都运走，或者运往国内市场，或者运往国外。

若想恰如其分地评判伦敦为开创英国民族市场所做的工作，最好还是阅读或者重读丹尼尔·笛福的《英国商人大全》。笛福观察精确，细致入微，虽然他没有用过“民族市场”这个词，但民族市场的实在，它的统一性，它的错综复杂的交换关系，它在广阔地域内实施的劳动分工：这一切无不跃然纸上，使人如有身临其境之感。

如果不计极其重要的、旨在运输纽卡斯尔的煤和重货的沿海航运业，英国在大举开凿运河前只剩几段不长的通航河道可供利用，交通以陆路为主，运输使用大车、驮马乃至无数负贩。295上述运输工具和人员都向伦敦集中，然后再从伦敦出发散向各地。无疑，“曼彻斯特人的财富姑置不论，他们当时是些到处流动的商贩，亲自〔不经过中间人送货上店铺，就像今天约克郡和考文垂郡的制造商一样”。296但是在笛福描写的那个时代(1720年左右)，生产者与外省销售者的直接联系是件新事，它将在普通的产销联系中逐渐推广，并使之复杂化。笛福写道，在一般情况下，某一产品在远离伦敦的某郡一经制成，便运给伦敦的一名经纪人或货栈主，由他或者卖给伦敦的店铺以便零售，或者卖给出口商，或者卖给批发商以便在英格兰各地区零售。举例说，出售羊毛的羊群主人和出售呢绒的店铺主人分别是“介入这一过程的第一名和最后一名商人。从生产、运输到出售产品经手的人越多，对于国家的公共积累就越有好处，因为百姓安居乐业是国家的重大和主要利益所在”。297笛福好像还怕读者不完全明白市场经济具有提供劳动和就业机会的优越性，他回过头来再举一个例子：威尔特郡的沃明斯特生产的宽幅呢绒。制造商通过运输商把产品运到伦敦，交给勃莱克威尔厅的经纪人A先生；A先生负责推销，他把布料卖给呢绒批发商B先生，后者负责转售，把商品经由陆路运给比安普顿的店铺主C先生；后者把整匹呢料剪开，卖给某位乡绅。正是这些以伦敦为目的地，又从伦敦出发的运输过程构成英国市场的基本网络。所有商品，包括进口产品，就这样在英国的道路上流通，笛福认为英国道路的繁忙程度超过欧洲。在最小的城镇乃至在乡村里，“现在谁也不满足于当地的制成品，人人都想得到外来的产品”，298如英国其他省份的织物、印度的织物、茶叶、糖……无疑，英国市场从18世纪初开始，也就是说，很早就呈现为一个活跃的整体。也正是在18世纪的前二十五年英国进行巨额(相对而言)投资，把内河航道的总长度延伸到1160英里，并使全国绝大部分地区与水运网的距离不超过15英里。299陆路交通跟着有所发展，这也不足为奇。笛福在1720年谈到冬天道路以往不能通行，300其实不过是车辆无法行驶罢了，因为在17世纪驮畜一年四季都从事运输活动。更不必奇怪的是，负责贮存、出售和转销商品的市场正无视官方的各种规定迅速组织起来；中间商甚至看不到他们经销的商品，这正是商业活动几乎臻于完美的证据。18世纪中期，伦敦小麦市场由15名经纪人把持。只要有机会，他们毫不迟疑地把小麦存在阿姆斯特丹，那里的仓储费(随息率而变动)比英国便宜。另一个好处是小麦出境能得到英国政府的出口补贴，而万一英国缺粮，把小麦运回来毋须缴纳进口税。301这一切标志着18世纪英国国内市场的现代化程度越来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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