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 第3卷 世界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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糟糕的是，英国公众认为这些新花样与股票投机是一码事，是奥伦治的威廉从荷兰的行李中带来的外国招数。乔纳森·斯威夫特1713年写道：人们不相信这套“新的治国方略，大家认为国王坚持推行这套政策，是因为他在本国早已搞熟了”。荷兰人相信“国家负债符合公共利益”。这对荷兰可能适用，对英国未必行得通，英国的社会和政治毕竟与荷兰不同。328有些批评更加激烈：政府是否企图通过发行公债而赢得公债认购者，特别是担保公债发行成功的各家商行的支持？公债不仅能便利投资，而且息率也高于法定标准，这对不断促进经济和贸易发展的自然信贷岂不是个极大的竞争？笛福本人早在1720年就留恋过去，说那时候“没有欺诈、股票投机、彩票、公债、年金，没有人购买海军债券和公共安全债券，没有国库券在市面上流通”，王国的全部资金投入商品流通的大河，没有任何力量使它偏离正常的流向。329至于硬说国家举债是为了不使臣民的税收负担太重，更是笑话！每笔新的债款都迫使国家开征新税，开辟新的财源，以便保证偿还本息。

最后，许多英国人被债款总额之巨吓得咋舌。1748年，使英国人感到失望和屈辱的亚琛和约签订不久，一位喜爱推理的英国人330眼看国债接近8000万英镑，不由哀叹。他说：这个水平很可能是“我们的极限，再向前迈出一步，就有全面破产的危险”。我们已到了“悬崖的边缘”。大卫·休谟在1750年也说，“不必未卜先知，就能猜出即将发生的灾难。二者必居其一：不是国家毁了公共信贷，就是公共信贷毁了国家。”331七年战争过后不久，诺森伯兰爵士向坎伯兰公爵诉说他的担忧。他看到英国政府“得过且过混日子，而法国却整顿财政，偿付债务，重整海军”。万一“法国想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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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作对”，332一切都可能发生。

外国旁观者也对英国债台高筑大感惊诧，认为简直不可思议。他们附和英国人的批评，一有机会就嘲讽他们无法理解的这个过程，往往以为这是国力极其虚弱的信号，认定这个贪图方便的、盲目的政策将把国家引向灾难。曾在塞维利亚长期定居的法国人杜布歇骑士有一份很长的备忘录(1739年)中对费勒里枢机主教解释说，英国已被6000万英镑的债务压垮；“英国的国力虽然众所周知，但大家明白它无力偿还债务”。333人们一直在策划同英国开战，在这种情况下，战争会给英国致命的打击。当时政治专家们的笔下无不流露这种错觉。正是出于这一原因，荷兰人阿卡里亚斯·德·塞里奥恩1771年在维也纳发表的题为《英国的财富》一书中悲观地指出，英国的财富受到生活费用高昂、税收增多、国债庞大乃至所谓人口减少的威胁。此外，1778年6月30日的《日内瓦新闻》刊登了一段挖苦的话：“经计算，英国如每分钟拿出一基尼偿还国债，尚需272年9月又8天15分才能还清，也就是说债款总额达141405855基尼。”好像存心要嘲弄这帮无能的专家和旁观者，战争后来又使债额大大增加。1824年，杜弗雷恩·德·圣莱昂算出：“欧洲全部公债高达380到400亿法郎，其中英国独占四分之三还多”。334当时(1829年)，让-巴蒂斯特·萨伊对英国的债务制度持严厉的批评态度，认为“刚到40亿”335的法国公债已经“为数过大”。莫非为胜利付出的代价要比失败更大？

这些通情达理的观察家们偏偏都错了。公债正是英国胜利的重要原因。当英国需要用钱的时刻，公债筹集巨款归它调拨。伊萨克·品托看得准，他在1771年写道：“公债的利息准时偿付，不容违约，债款由议会保证还本，这一切确立了英国的信誉，因而借到的款项之大令欧洲惊诧不已。”336他认为英国在七年战争(1756—1763年)中的胜利便是公债政策的结果，而法国的羸弱就在于它的信贷组织不善。托马斯·莫蒂默也看对了。他在1769年赞誉英国的公共信贷是“英国政治的奇迹，使欧洲各国既惊讶又畏惧”。337早三十年，乔治·贝克莱曾推崇这一政策是“英国对法国的主要优势”。338可见当时确有少数人心明眼亮，懂得这一貌似危险的游戏有效地动员了英国的有生力量，提供了可怕的作战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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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要等到18世纪最后几十年，英国公债的优越性才为世人公认。第二届皮特政府才能在下院宣布：“这个民族的生机乃至独立建立在”339国债的基础之上。写于1774年的一条札记说到“英国自身弱小，若无商业、工业及其仅存在账面上的信贷，绝不可能对几乎整个欧洲发号施令”。340准会有人说，这是“人为财富”的胜利，但是人为的东西不正是人的杰作吗？1782年4月，法国及其盟国以及其他许多欧洲人认为英国处境困难，简直没有出路时，英国政府却发行300万英镑公债，认购数竟达500万！只要向伦敦四五家大公司打个招呼，钱就来了。341奥地利驻法国大使安德列阿·多尔芬始终头脑清醒，前一年在给友人安德列阿·特隆的信里谈到对英战争：“一场新的特洛伊围城战开始了，它的结局很可能和直布罗陀围城战一样。不过我们理应佩服英国的顽强，它在那么多地区同时抵抗那么多敌人。现在该是承认打败英国的计划毫无希望的时候了，谨慎要求我们安排和作出一些牺牲，以便换来和平。”342这是对英国的实力雄厚、也是对它的坚韧不拔的极高礼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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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凡尔赛条约(1783年)到艾登条约(1786年)

1783年发生的事件最能显示英国的强盛。尽管英国在凡尔赛条约(1783年9月3日)中蒙受屈辱，尽管法国得意洋洋，英国当时还是证明了自己的实力、政治智慧和经济优势。米歇尔·贝尼埃说得好，英国打输了战争，但它随后立即赢得了和平。英国其实不可能不赢得和平，因为他手中握有全部王牌。

因为争夺世界霸权的真正决斗不仅在英法之间，而且更大程度上在英荷之间进行。而荷兰的元气已在第四次英荷战争中消耗殆尽。

因为法国追逐世界霸权的失败在1783年已成定局，三年后签订的艾登条约将证明这一点。

关于艾登条约的情形可惜不很清楚。1786年9月26日法国与英国签订的这个商务协定以英方谈判代表威廉·艾登的名字命名。法国政府似乎比圣詹姆斯宫的内阁更急于缔约。凡尔赛条约第十八条规定双方应立即指定专人商讨缔结商务协定事宜，但英国政府似乎宁愿让第十八条躺在档案柜里睡觉。343法方一再催促，其动机当然既是为了巩固和平，也是为了能结束两国之间巨大的走私活动。走私贩子发了横财，物价却并未因此下跌。结果，两国海关坐失大笔收入，而美洲战争耗资甚巨，英法两国的财政无不捉襟见肘，自然愿意借此挹注。总之是法国采取主动。叶卡特琳娜二世驻伦敦的大使西摩兰1785年1月写道，英国“不到任人颐指气使的地步”，而那些“在亲眼目睹前”以为英国会屈从的人，如法国在伦敦的谈判代表雷纳瓦尔，“真是大错特错了”。协定签订后，皮特趾高气扬(其实也大可不必)地“在议会声称，1786年的商务协定是对凡尔赛条约的实实在在的报复”。344可惜历史学家回顾这段历史时不可能毫不犹豫地作出判断。1786年协定并不完全证明英法之间的经济对抗，尤其因为该协定在1787年夏天才付诸实施，345当时有效期为12年，到1793年被国民公会废止。这次试验历时太短，不足以提供令人信服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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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人在这场纠纷中既是仲裁人又是当事人，根据他们的见证，英国人诡计多端，自行其是。英国商品抵达法国港口时，他们利用法国海关管理混乱，官员缺乏经验并收受贿赂，货物报价很低。他们还想方设法做到，英国煤从不用法国船运往法国；346他们对用法国船运送出境的英国商品课以重税，以致停在此间伦敦河里的“两三艘法国双桅船足足等了六星期才总算装够货物，免得空船返航”。347不过这已是英国的老习惯。1765年，萨瓦里的《词典》指出，“英国民族天性”的一大特点是不允许“别人到他们国内经商”。他补充说，“所以应该承认，外国商人在英国受到的接待，他们被迫缴付的过高进口税和出口税以及经常遇到的凌辱，这一切都谈不上鼓励他们在英国设立相应机构”。348艾登条约签订后，法国人不必大惊小怪：“皮特先生便违背条约精神，按照与法国葡萄酒同等的减免比例，削减葡萄牙的葡萄酒进口税。正因为这个行动是不道德的，他就认为这是一项政治行动。”一名法国人事后说：“我们还不如把葡萄酒留着自己喝！”349话说回来，一些法国投机商确实也进口了数量过多的劣质葡萄酒，350轻易以为英国顾客不识货。

无论如何，1787年5月31日宣布条约生效的法令为悬挂英国旗的商船敞开了法国港口的大门，引来成群的商船以及大批英国商品：呢绒、棉布、五金乃至陶器。这在法国引起强烈反响，尤其在诺曼底、皮卡第等纺织工业区，1789年三级会议陈情书纷纷要求“修改商约”。最激烈的抗议见诸著名的《诺曼底商会对英法商约的意见》(鲁昂1788年)。事实上条约生效日期恰与法国工业经历的一场危机不期而遇，当时某些地区，如鲁昂，正处于现代化过程中。但整个法国工业正备受结构陈旧之苦。法国有些人希望英国的竞争能加速必要的演变，推动业已开始的引进英国先进技术的潮流(如设在达尔讷塔勒与阿尔帕容的棉纺厂）。达拉贡先生1787年6月26日从伦敦写信说：“我很高兴看到大批英国工人想来法国安家。只要给他们一点鼓励，我不怀疑他们会把自己的朋友也招来。人数一多，其中必有一些才干人物。”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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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从法国大革命开始后，新的困难又出现了。伦敦汇价“动荡327不已”。由于法国资金外流，汇价1789年5月已损失8%，同年12月达13%，352以后的情形更糟。虽然法国币值惨跌可能一度刺激了法国对英国的出口，但肯定也阻塞了商业流通渠道。我们需要掌握统计资料才能作出判断，可是我们只有备忘录和辩护词。以《关于1786年与英国缔结的条约的备忘录》353为例，这个文件写于1798年，远在条约签订之后，作者很可能是杜邦·德·纳穆尔。他试图说明，英法条约本应是个成功(言外之意它并非如此)。通过向英国商品抽取10%到12%的进口税，条约有效地保护了“我们的制造厂”，尤其因为英国人为出口货物“需支付不低于6%的额外开支，他们就多支出总数的18%……”这条杠杠足以保护我们的工业抵御从英国进口的商品。何况，在“精纺”呢绒方面，“色当、阿布维尔和埃尔伯夫的制造厂没有任何异议”；这些工厂一直354很兴旺……生产“普通呢料的厂家，如贝里和卡尔加松的工厂”也没有抗议。总之，毛纺织业没吃大亏，顶住了竞争。棉纺织业情况不同。不过只要把纺纱工序机械化就可以了。这是老霍尔克的意见，此人原籍英国，当时任法国工厂总督察。他说：“只消安装〔与英国人一样的〕纺纱机器，我们的产品就会跟他们的一样好。”总之，英国的竞争本可以给已经走上轨道的法国现代化进程追加一鞭—但是我们再说一遍，这个试验必须贯彻下去才能达到上述效果。尤其必须不让英国抓到足以压倒一切的王牌，即在大革命和拿破仑帝国的战争期间英国对无限广阔的世界市场的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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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角度看问题，把19世纪初法国经济落后的原因归咎于法国大革命和嗣后的拿破仑战争的论据就有一定的道理。但是，除开靠不住的艾登条约，我们还有别的证据足以断定，早在1786年前大局已定，英国已经赢得了对世界经济的主宰权。信服这个说法不难，只要看伦敦怎样迫使俄国、西班牙、葡萄牙、美国接受它的贸易条件；看英国怎样排挤欧洲竞争对手，在凡尔赛条约后不费吹灰之力便重新征服新大陆原英属殖民地的市场，使美国的盟友们在惊讶之余感到强烈不满；再看英国怎样度过1783年后经济萧条的动荡岁月，皮特怎样把秩序和明智重新引入英国财政：3551785年茶叶走私被取缔，前一年通过的《东印度法》356标志英属印度开始有一个比较廉洁的政府。此外，1789年底，海军准将菲力浦斯率分遣舰队把“政府遣送的首批歹徒运抵植物学湾”，揭开了英属澳大利亚的序幕。罗伯特·贝尼埃的见解很可能是正确的：英国“在美洲战败，放弃了过大的军事胜利，以求保全和扩展它的市场”；357它放弃了任何复仇愿望以便维护其“经济发展和优势”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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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法国，劫难接连不断，处境更加恶化。在柯尔贝尔和路易十四时代，法国未能挣脱荷兰的羁绊。现在它又掉进英国的网罟。正如昨天或前天法国必须通过阿姆斯特丹，今天它必须通过伦敦328才能呼吸辽阔世界的空气。当然逆境对它也并非没有好处或方便。法国失去遥远大陆之日，可能正是其印度贸易获利丰厚之始。可惜这些好处维持不了多久。

统计说明问题，但不解决问题

英法争雄是18世纪及19世纪初期世界历史的核心问题，这一问题能否用数字，或者通过数字的比较加以说明乃至得到解答？两位英国历史学家彼得·马赛厄斯和帕特里克·奥布赖恩不久前在1976年普拉托学术讨论周期间359着手解决这个前人从未认真研究过的问题。我们面临的这项考证开始令人困惑，随后倒也发人深省，不过总嫌不够完整。之所以令人困惑，是因为纵观他们的研究成果，似乎法国显而易见地占有某种优势。报告在普拉托引起轰动，一位法国历史学家在随后的讨论中说，照这么计算，法国本该在争夺世界霸权中获胜，工业革命也应该在法国开花！可是我们确实知道，情况并非如此。所以英国为何取胜的问题又重新以不容规避的方式再次提出，而且我们当然没有得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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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2年12月，对于这位英国漫画家来说英国的优越显而易见：不管纳税多少，且看谁吃得更好！

从这两位英国历史学家画出的英法两国自1715至1810年的经济增长曲线来看，即使统计的只是物质生产总量，18世纪法国经济增长速度比英国快，前者的产值超过后者。于是问题完全颠倒了过来。确实法国产量从1715年的100上升到1790至1791年的210,1803至1804年的247,1810年的260。英国同期的产量从1715年的100上升到1800年的182。差距仍然很大，即使考虑到英国产量由于两方面的原因而被低估：1.统计仅限于物质生产，不计服务业，而英国的服务业肯定大大高于法国；2.由于法国起步晚，它的发展速度很可能比较快，在赛跑中比对手更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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