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 第3卷 世界的时间

对欧洲的顺从

人们常说，美洲不得不重复欧洲经历过的一切。此话只是部分正确，不过这就足以使我们不必完全附和阿尔倍托·弗罗雷斯·加林多48的主张：对任何美洲现象一概不用欧洲历史作解释。从大体上看，美洲为了自身的利益尽可能把欧洲历史上的各主要阶段都经历一遍，不过有时打乱顺序，也不完全照搬原来的模型。欧洲的经验古代、中世纪、文艺复兴、宗教改革49——混在一起在美洲重现。今天美洲的垦区给我留下深刻的视觉印象，再渊博的描述也不如它们更能使人宛如亲眼目睹13世纪欧洲开辟林莽的情景。同样，新大陆最早一批欧洲式城市及其宗法制家庭的某些特征为历史学家重现了大致相似的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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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B.德勃莱著《别开生面的巴西古地重游》(1834年)的插图，作者自撰说明(第78—79页)。在里约热内卢瓦尔隆哥街的这家铺子是“地道的奴隶仓栈”。刚从非洲前来的黑奴都被主人领到这里。一名矿主有意买个儿童，店主坐在大靠椅里与他讨价还价。画面深处用栅栏挡住的阁楼是黑人的宿舍，他们爬梯子上去。除了气孔，阁楼不开窗户。德勃莱说：“这就是买卖人口的市场。”

代欧洲风貌，真假参半，但是令人难忘。先于农村或至少与农村同时发展起来的美洲城市，其历史也使我入迷。这类城市使我们对11至12世纪欧洲具有决定意义的城市大崛起，得出一种崭新的认识，中世纪史专家多数只愿认为，这是农业而不是商业和城市缓慢发展的结果。其实不然！

欧洲控制着海外属地的发展，强制它们遵守欧洲的法则行事。在这种情况下，再把美洲看作是以往欧洲的模糊影子，难道是合理的吗？欧洲每个宗主国既然都想在美洲分到一块不容他人染指的禁脔，迫使该地遵守“殖民条例”，尊重“专营贸易特权”，大西洋彼岸的各个社会就不可能脱离欧洲的遥控及其强人所难的模式。欧洲好比寸步不离守护在后代身旁的诞育女神，它仅在初期创立第一批殖民地时，才有过片刻的懈怠。英国和西班牙最初都曾让各自的美洲属地自行其是。后来孩子长大了，家业兴旺了，他们就被管束起来。待殖民地的一切就绪之后，便形成对母国有利的“权力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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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地乐意接受这一理所当然的权力集中，特别因为它对保卫年轻的殖民地不受其他欧洲强国的袭击是必需的。瓜分新大陆的列强之间竞争激烈，在陆地边境和美洲绵延万里的海疆都有无休止的争斗。

权力得以顺利集中的另一个原因肯定是因为它在殖民地内部保证少数白人的统治，而这些白人无不眷恋“古老”欧洲的信仰、思想、语言和生活艺术。18世纪统治智利中部河谷的土地贵族不过“二百家族”，50他们人数不多，但很活跃，办事效率也高。1692年波托西的富翁是一小撮“大人物”，“衣料用金银线织成，因为别的服饰不合他们的身份”；51他们的住所之豪华令人咋舌。1774年革命前波士顿的殷实批发商同样屈指可数。这少数人之所以能安享尊荣，首先是因为劳动者持消极态度，也因为囊括一切的社会秩序与他们共谋，而欧洲出于自身的利益也竭力维持这一社会秩序。

当然，各殖民地对宗主国的驯顺和依赖程度不尽相同。但是即便有抗命的时候，这也丝毫改变不了它们的本质，因为它们的秩序和职能是不可分离的。最不驯顺、控制最差的美洲社会是那些未被纳入国际交换洪流的社会，那些社会“不发达的经济……未被一项主要产品带动”，52未被某一受到大西洋彼岸遥控的生产部门带动。53这些社会和经济很少引起欧洲批发商的兴趣，从欧洲得不到投资和订货单，依然贫穷，相对自由，趋向自给自足。安第斯山脉背后，位于亚马孙丛林上方的秘鲁牧区属于这种情况；委内瑞拉大草原上的领地也属于这种情况，那里的监护征赋人不肯听任加拉加斯专制政府的宰割；圣弗朗西斯科河谷同属这种情况，巴西内陆这条“畜群之河”哺育的畜群野性未净，那里的封建领主加细亚·德·雷森迪拥有的土地(基本上无人居住)据说比路易十四时代整个法国的面积还大；同属这种情况的，还有一些偏僻、孤寂的城市，它们即使无意独立，也不得不自己治理自己。17世纪末乃至18世纪，被最初的“探险队”54选为首都的圣保罗就是这样一个例子。阿卡里亚斯·德·塞里奥恩在1766年写道：“葡萄牙人在巴西内地殊少建树，他们视圣保罗为最重要的据点。〔…〕该城深入内陆、距海岸行程超过12小时……”55科雷尔说：“这是某种共和国，起初由一帮亡命之徒组成。”56“圣保罗人”把自己看成自由的民族。实际上这是个马蜂窝：他们出没在内地的道路上，既为矿工的营地提供给养，也抢掠巴拉那河沿岸耶稣会传教区的印第安人村庄，甚至侵袭秘鲁和亚马孙地区57(165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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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顺从的或被驯服的经济为数很多。弗吉尼亚的烟草和牙买加的蔗糖全靠英国市场收购并且依赖伦敦的信贷，它们怎么可能与自己的衣食父母作对呢？美洲殖民地必须具备一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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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殖民地本身还必须有足够的力量，能使殖民秩序独立维持和自行演变，而不必求得宗主国的帮助。这一殖民秩序难道不是始终岌岌可危的吗?牙买加的种植园主为奴隶暴动担惊受怕；巴西内陆有好几个逃亡奴隶的“共和国”；“未开化的”印第安人58威胁着巴拿马地峡的交通命脉；智利南部的阿劳干人直到19世纪中叶仍是腹心之患；路易斯安那于1709年发生印第安人暴动，法国不得不派去一支小型的远征军……59

对欧洲的反抗

但是，这种明显不平等的“殖民关系”难道能千秋万代地永远保持下去吗?殖民地只是为了增加宗主国的财富、威望和实力而存在的。殖民地的贸易和全部活动都处在宗主国的监视之下。后来当上美国总统的托马斯·杰弗逊直截了当地说：弗吉尼亚的种植园不过是“伦敦几家商行的附属产业”60而已。另一个牢骚：英国经常听到美洲殖民地抱怨现金紧缺，却从不采取补救措施：宗主国执意与殖民地的贸易保持顺差，因而力求现金只进不出。61所以，不管处于屈从地位的国家有多大耐心，要不是实际情况不尽符合法律条文，要不是距离—即便只计算横渡大西洋的航行里程—创造了某种程度的自由，要不是无孔不入、无法肃清的舞弊给齿轮上了润滑油，殖民制度恐怕难以长期维持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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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先决条件才能达到独立，而这些条件很难凑齐。此外还要时机合适，如最早的反抗欧洲的大革命，即1774年英属殖民地的革命，就是遇上了好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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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便产生某种松懈和听之任之的倾向。某种调和与平衡于是不声不响地形成惯例；它们刚发生时，很少有人发觉，事后却再也奈何它们不得。举例说，海关监督不力；行政部门不尽严格执行宗主国的指令，而是向本地和私人利益让步。更有甚者，交换的兴旺促进了美洲朝货币经济发展，从而通过舞弊或者单凭市场本身的逻辑，把一部分美洲白银留在本地，不再运往欧洲。“1785年前已经常见，墨西哥教会与农民商定十一税收取现银。”62单是这一细节就很说明问题。作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见证，信贷在巴西偏僻的内地发挥作用。诚然，黄金使那里的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比亚里卡“镇公所”(Conselho)1751年5月7日致信国王说：许多矿主“显然欠着他们拥有的奴隶的身价，所以表面上富有的人其实贫穷，而许多过着穷日子的人其实很有钱”。63这就是说，经营淘金场需依靠商人的贷款，这笔贷款主要用于购买奴隶。产银地区经历同样的演变过程。D.A.勃拉丁关于17世纪新西班牙那部引人入胜的著作，人们读后得到下列印象：在当时美洲和世界最大的矿业城市瓜那华托这个得天独厚之地，信贷形式名目繁多，错综复杂，废除掉一种又会想出另外一种，如此等等。

结果十分清楚：本地商人开始了不容忽视的资本积累。西属美洲有些克里奥商人极其富有，以至18世纪末有人说，西班牙是它的殖民地的殖民地。这或许只是说说而已，但也表明西班牙人对那些不守本分的人的不满。无论如何，当各殖民地纷纷要求独立时，我们往往看到新大陆的商人与宗主国的资本家之间存在着冲突和强烈的敌对，波士顿是如此，布宜诺斯艾利斯亦复如此，后一个商埠的商人1810年想与卡迪斯的批发商断绝往来。同样，巴西各城市对葡萄牙商人的故意升级成仇恨。盗窃和凶杀在里约热内卢成了家常便饭，手指上戴满戒指、家里陈设银器的葡萄牙商人是本地人憎恨的仇敌，人们想方设法对他们下手，如果没有别的报复手段，就恶意嘲弄，把他们形容成地道的喜剧人物，蠢笨、可憎，外加戴绿帽子。西属美洲各地用“洋盘”(chapetones)和“外洋佬”(gachupines)二词专指那些刚到美洲的西班牙人。他们经验不足，满怀奢望，却往往保证能够发财；分析他们的情形，将是社会心理学极好的题材。他们前来加入已在本地安家立业，并在商界占据要津的西班牙人小团体。整个墨西哥就这样控制在原籍巴斯克各省或者桑坦德山区的商人手中。这些商人家族把侄子、外甥、姑表兄弟和邻居从老家的村庄里接来，从中物色合作者、继承人和女婿。新来的人在“求亲竞赛”中毫不费劲就着先鞭。墨西哥革命家伊达尔戈与其他许多人一样想结束这种移民，1810年指责这帮人“丧尽天良。〔……〕他们一切活动以可鄙的吝啬为动力。〔……〕他们只是出于政治需要才信奉天主教，他们的上帝就是金钱”。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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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纠纷

工业方面与商业领域一样，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长期酝酿着冲突。从16世纪末起，不仅西属和葡属美洲，很可能整个美洲经历了持久的危机。65当时欧洲资本主义少说也陷于困境；到17世纪，大西洋彼岸自顾不暇。正在形成的地区市场扩大了交换量：巴西人顽强地打入安第斯山区；智利供应秘鲁小麦；波士顿商船给安的列斯群岛带来面粉、木材和纽芬兰的鱼，如此等等。工业纷纷出现。1692年基多有“生产供平民穿着的哔叽、棉布和粗布料的工场。瓜亚基尔成了基多〔面向太平洋〕的外港，产品从该地远销秘鲁、智利乃至铁拉菲尔梅和巴拿马。也从陆路运往波帕扬”。66新格列纳达的索科罗，67秘鲁的库斯科省和墨西哥南部印第安人居住区的拉普埃夫拉68也发展了纺织工业。里扎哈加主教说，在阿根廷内陆，特别“在门多萨，由我们培养的印第安人纺出的纱与比斯开最细的纱不相上下”。69其他许多农畜产品加工工业也有发展；到处生产肥皂和蜡烛；各地都加工皮革。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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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批初级工业建立于17世纪的艰难岁月，当时随着大庄园的扩张，美洲一大部分地区走上“封建化”的道路。后来经济形势转好，这批工业是否会像油花一样扩散呢？为此，欧洲就必须放弃对工业生产的垄断。西班牙肯定没有这个打算。恰撒姆爵士据说曾讲过以下的话：“如果美洲准备生产一只长袜子或一枚马蹄铁钉，我就要动用英国的全部力量去教训它。”71如果他真的讲过这番话，这既说明大不列颠的意图，也证明它对海外的实际情况一无所知：新大陆绝不会不生产自己需要的产品。

总之，整个美洲随着年龄的增长达到了自身的平衡，并为自己安排了出路。西属美洲比新大陆其他地区更善于在有组织的走私活动中找到补充的自由和利润来源。全世界都知道，马尼拉大帆船截留美洲的白银，西班牙乃至欧洲因此受损，得利的是遥远的中国以及墨西哥商会的资本家。更何况，到了18世纪末，绝大部分银币和银锭已不归沦为穷亲戚的西班牙国王所有，而是归商人个人所有。新大陆的商人也占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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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殖民地选择自由

新大陆的普遍不满首先在美洲的英属殖民地爆发。把波士顿茶党案和三个人的孤立行动说成是一场“起义”显然太过分了。1774年12月16日，三名波士顿居民伪装印第安人，潜入三艘停在港内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商船，把船上装载的茶叶倾入大海。这事情本身不大，但是殖民地—未来的美国—与英国的决裂从此开始。

冲突肯定源自18世纪的经济高涨。美洲各地无不欣欣向荣，但英属殖民地无疑受惠更多，因为那里的对内和对外贸易都十分活跃。

经济高涨的标志首先是移民不断抵达，其中有英格兰的工人，爱尔兰的农民，也有苏格兰人后者往往原籍阿尔斯特地区，在贝尔法斯特登船。1774年前的五年内，从爱尔兰各港口启程的152艘船共运来“44000人”。72此外还要加上人数众多的德国移民。1720至1730年间，后者差点“没把宾夕法尼亚〔……日耳曼化了”。73那里的公谊会教徒面对得到爱尔兰天主教徒增援的德国人处于少数。美国独立后，日耳曼裔定居者人数增多，因为在战争结束后，为英国效力的德国雇佣军选择了留在美国。

这一移民运动是真正的“人口贸易”。741781年，“一名大商人自诩仅他一个人在战前就输入了40000名欧洲人，包括帕拉丁人，施瓦本人和若干阿尔萨斯人。上述人员经由荷兰移民”。75人口贸易的主要对象还是爱尔兰人，不论人们是否愿意承认，这项贸易与贩卖黑奴十分相似，在美国独立后不但没有停止，反而更加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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