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 第3卷 世界的时间

重新考虑西属美洲

西属美洲发展缓慢，很晚才得到解放。这一解放过程于1810年始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由于西属殖民地对西班牙的依赖将由它们对英国资本的依赖所取代，所以1824至1825年105间伦敦开始大批投资标志着西班牙势力的消退。

至于巴西，它获得独立比较顺利：1822年9月7日，佩德罗一世在圣保罗附近的伊比朗加宣布对葡萄牙独立，同年12月他自封为巴西皇帝。当时在位的葡萄牙国王胡安六世是新皇帝的父亲，所以巴西的独立自有其曲折的底蕴。此事十分复杂，与欧洲和美洲的政局演变有关。106不过我们在这里只要记住它的平静结果就行了。

相反，西属美洲的独立却是演出了一场漫长的情节剧。不过我们更感兴趣的不是剧情本身，而是一个断裂的酝酿方式。这个断裂就其国际后果而言比巴西与宗主国的决裂更重要。西属美洲打一开始就势必成为世界历史的一个决定性因素，而巴西在19世纪一旦不再是重要的黄金产地，它对欧洲的重要性就大为减小。

西班牙即使在最初也没有独自开发“庞大的”107新大陆市场的能力。这个还停留在古代状态的国家，就是调动它的全部力量和人员，加上安达卢西亚的葡萄酒和食油以及工业城市生产的呢绒，也显得分量不够。何况到了18世纪，一切事业都扩大了规模，任何欧洲“民族”单枪匹马都不足以当此重任。勒波蒂埃·德·拉海斯特洛瓦于1700年解释说：“西印度群岛消费的物品必须从欧洲取得，其数量之多远远超过我国〔法国〕的实力，我们在国内设立的制造厂再多，终归不解决问题。”108西班牙因此不得不求助于欧洲，尤其因为它本身的工业还不到16世纪末就已经衰败。欧洲赶紧抓住机会，参与了对西属和葡属殖民地的开发，甚至比西班牙有过之而无不及。厄内斯特·路特维希·卡尔在1725年说西班牙“几乎成了外国人的货栈”，109其实不如说是中间商。西班牙禁止“运送”作为美洲主要资源的白银的法令诚然严厉，然而英国国王查理二世在1676年11月指出，“全欧洲都能见到西班牙银币”。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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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先二十年，葡籍耶稣会教士安东尼奥·维埃拉神父在巴西的贝伦布道时大为感叹：“西班牙人开采银矿，运走白银，得利的却是外国人。”这种贵金属派了什么用场呢？从不用于赈济穷人，“只是为了养肥那些统治穷人的人，让他们暴殄天物”。111

西班牙严峻的立法之所以不起作用，显然是由于走私猖獗：舞弊、行贿、弄虚作假、邪门歪道并非美洲贸易和经济所专有，但在美洲这个广阔天地里，这类行径更大肆泛滥，整个大西洋以及南海都是其活动场所。菲力浦二世本人曾谈到，这些貌似诚实的商船1583年启程时“声称运葡萄酒到〔加那利〕群岛，实际前往印度，据说发了大财”。112有时一条船在塞维利亚装满运往印度的货物，“官员们竟毫无所知”！113过后不久，荷兰人、法国人、英国人、意大利人(以原籍热那亚的居多)竟毫无困难就把货物非法装上结队驶往印度的官方船只。1704年，“〔塞维利亚商事裁判所承认船队和大帆船装载的货物中属于西班牙人的仅占六分之一”，114而原则上只有西班牙人才准许载货。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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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洋彼岸的“卡斯蒂利亚印度”，走私舞弊同样猖獗。一名西班牙旅行者1692年指出“从利马启运的国王步入至少值2400万本洋，116但是不等这笔钱从利马运到巴拿马、贝洛港、哈瓦那，地方长官、办事员和海关税吏等人无不见财起意，从中截留一部分…”117大帆船既是商船也是战舰，它们内部的舞弊已是常规，外来的偷盗则在17和18世纪成倍增多。针对当地的殖民地体制，建立了若干灵便、有效的平行体制。圣马洛商船在南海沿岸的航行便属于这种情形，事情始于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前，1713年战争结束后继续保持下去。一支西班牙舰队似乎已于1718年把它们逐走，118但它们在1720年又回来了，1191722年还待在那里。120再举一个例子，从美洲非西班牙属地的港口出发驶向绵长的因而无法严加看守的大陆海岸的航行，也属于同样的情形。这种所谓“见缝插针”的贸易，荷兰人以圣厄斯塔什和库拉索(1632年起该地归属荷兰)为基地；英国人以牙买加为基地；法国人以圣多明各及安的列斯群岛的其他法属岛屿为基地。一群苏格兰冒险分子也是打这个主意：他们于1699年使用武力在达连地峡边缘强行登陆，希望在“大陆沿海”站稳脚跟，以便就近夺走英国人和荷兰人的财源，因后者的据点距这里较远。121北美的水手不甘落后。18世纪80年代，他们的捕鲸船以在海上停泊为借口，肆无忌惮地把走私商品运进秘鲁。当地商人自然表示欢迎，因为他用低价买进后以“官价”卖出，而官价并没有降低。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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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时期内，最大规模的走私活动无疑是把波托西的西班牙银矿的白银运往葡属美洲，即巴西。1580年起，里约热内卢是主要走私通道。123西班牙与葡萄牙1640年实行分治后，葡萄牙人仍坚持走私，他们长期在今天的乌拉圭境内的萨克拉门托殖民地(1680年被占领)保留一块小小的飞地，作为理想的前哨据点。西班牙人不得不包围这块葡萄牙殖民地，于1762年用武力攻克。124

但是，本地商人若不通同作弊，负有监察职守的行政当局若不受贿，走私显然不可能如此发达。阿卡里亚斯·德·塞里奥恩指出，走私规模如此巨大，是因为“这一贸易的利润足以同时应付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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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风险和支付贿赂”。125难怪一位无名氏1685年谈到当时正在出售的美洲殖民地总督职位时干脆说：“这其实是向外国商品发放358入境通行证的变通办法”。1261629至1630年间，利马一位很有身份的大法官出任走私审理官，他家里存放违禁商品，人赃俱获，却照当法官不误。127

何况，照那些为走私辩护的人的说法，走私只会有利于公益。一名法国人1699年振振有词地说，“大帆船不能为西班牙人带来他们需要的商品的一半，他们当然乐意外国人〔当时主要是法国人为他们送货上门。”128西班牙人“费尽心机”为非法贸易提供方便，以致200多艘船不避整个欧洲和西班牙人的耳目，公然从事“严行禁止的贸易”。1707年的一份法国报告透露说，“法国商船胜利者号’加斯巴号’和德拉福斯公爵号”载运的货物在启航前已卖给了韦拉克鲁斯的批发商”。129路易十四的法国和菲力浦五世的西班牙确实互相勾结，当时的西班牙对自己的前途缺乏信心。

走私始终存在，但其规模随时代而有所不同。根据很可能符合实际的计算，我们得到的印象是：1619年后，甚至更早一点，走私贸易额超过西班牙帝国的正常(官方)贸易额。这一局面可能一直维持到18世纪70年代，即延续了一个多世纪。130不过这仅是一个有待核实的假设。如果历史研究者愿意担当这个任务，那么他们下一步就应该到整个欧洲的档案中，而不仅是西班牙的档案中去寻找答案。

西班牙帝国重新控制局面

西班牙政府终于对这些混乱情形作出了反应。它慢慢地、费力地扭转局面，到18世纪末更采取了强有力的、“革命的”行动。我们声明在先：对宗主国在这方面采取的行政措施，人们始终没有掂出它们的真正分量设置“巡按使”(intendants)的职位不是简单地把法国体制照搬到美洲，不是一种文化移植；此举体现马德里政府粉碎把持当地要职的克里奥尔贵族的决心。同样，取缔耶稣会(1767年)则标志着开始用“军事”体制的权威和武力取代某种道德秩序，这种体制将祸延后世，为未来的各独立国家所继承。这里发生的也是一种变革，甚至是一场革命。这一切是否应归功于把君主集权原则和成套的重商主义措施装在行李里带给西班牙的波旁王室？或者应该用西班牙本身强烈要求变革的愿望来解释？整个欧洲在启蒙时代都将产生这种愿望。克洛第奥·桑切斯·阿尔波诺斯131甚至说，波旁王室并非西班牙实行变革的原因，倒是西班牙要求改变的愿望为法国王室敞开了通向伊比利亚半岛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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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713年起，改革派的注意力自然而然地转向他们最大的赌注和最后的机会:新大陆。西班牙能保全它在大西洋彼岸开创的事业吗？法国船只在战争期间曾随意光顾美洲海岸，法国无意放弃凯觎南海沿岸和新西班牙边境的野心。还在约翰·劳的时代，法国政府曾想以路易斯安那为据点蚕食邻近的西班牙领地。至少一位西班牙人1720年就是这么想的。他闷闷不乐地写道：“如果上帝不去制止，我们将不幸见到新西班牙王国四分五裂，转属法国统治。”132英国的威胁不那么显眼，但更加严重。1713年的乌得勒支条约将黑奴贩卖权和准予航行权出让给英国，造成的后果就不容轻视:南海公司从此兼得合法舞弊和非法走私之利。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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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一切尚可挽回。政府着手整顿，于1714年按照法国的榜样建立海军和印度事务部；同年成立洪都拉斯公司；1728年成立的加拉加斯公司日后将兴旺发达；1740年成立哈瓦那公司；1341717至1718年间，塞维利亚的垄断组织“贸易公司”(Casa delacontratacion)和印度理事会迁往卡迪斯，也就是说，长期与塞维利亚冲突的卡迪斯终于成为对印度贸易的唯一港口。设立享有专利权公司确实并不成功；1756年不得不终止它们的垄断。135但是这一失败无疑有助于自由贸易在“笨重的船队制度”136之外发展起来，后者不能经常地活跃新大陆的经济。1735年的改革规定了船只航行“登记制”，137但未能立见成效，因为“登记”的船只本应单独航行，却不易改变结队航行的原有习惯。“1764年左右，西班牙和新大陆之间开始有定期航班”。138邮船在卡迪斯、哈瓦那、波多黎各之间每两月往返一次。1778年10月12日的法令宣布美洲与西班牙的13个港口(后来增加到14个港口)之间实行自由贸易。139西班牙与新大陆的贸易额因此激增，西班牙对海外属地的控制也必定有所加强。

另一重要措施是1776年设立布宜诺斯艾利斯总督府，使经由拉普拉塔的走私活动有所抑制。整个西属美洲走私贸易额的绝对数字无疑继续增大，但由于商业普遍发达，走私活动却相对缩小了(18世纪90年代，走私贸易额缩小到正常贸易额的三分之一左右)。加强监视走私活动曾产生一些说来有趣，乃至滑稽可笑的事件。有人于1777年发现马拉开波沿海的奥尔纳岛竟被荷兰人秘密占领，岛上的荷兰总督变成“在这里藏身的西班牙和其他国家的所有歹徒、罪犯和走私贩子”的当然保护人。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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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西班牙帝国既已变得身强力壮，寄生于健康躯体的走私活动造成的损害就不如上一个世纪那么严重。改革后的体制甚至能经受两次严重的考验：1780年秘鲁的图帕克·阿马鲁起义141和1781年委内瑞拉的人民起义。这两次大规模的反抗部分是由“波旁王室推行现代化措施”激起的。图帕克·阿马鲁起义强烈震撼秘鲁社会，鼓动印第安人、混血人种乃至克里奥尔人起而反抗的各种复杂潮流都参与了进去。这场波澜壮阔的暴动深刻地显示了社会内在矛盾，但仅延续了五个月：摧毁教堂、工场和庄园的行动历时很短，终究被西班牙人招募、武装的印第安部队镇压下去。

与所有进步一样，美洲的进步导致了旧秩序的崩溃。波旁王室存心不尊重早就形成的特权。在已有旧商会142的墨西哥城和利马又设立了新商会，它们与旧商会竞争，例如韦拉克鲁斯的商会专门与墨西哥城强大的旧商会作对。同时，从欧洲(特别从英国和西班牙)大批运来的制成品淹没了当地市场。由于欧洲产品价廉物美，本地工业逐渐被挤垮。最后，商业渠道经常变化，对当地贸易时而有利，时而不利。例如，秘鲁143丧失了上秘鲁矿区(1776年改属布宜诺斯艾利斯总督府)，矿区不再依附秘鲁，因不再要求它供应食物和纺织品，秘鲁的经济也就不能保持平衡。又如，1785与1786年饥荒期间，新西班牙的局势极为动荡，144为恢复平静，至少恢复虚假的相对平静，各统治阶级(克里奥尔人与西班牙移民)不得不停止相互间的激烈对抗……

宝中之宝

后来被称为拉丁美洲的西属和葡属美洲，其命运显然取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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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8年巴拿马的大广场。这是个典型的西班牙城市广场，周围有法院、教堂、市政厅、为公共庆典(赛牛、喜剧、假面舞会)准备的看台。水彩画，塞维利亚印度档案馆藏品。

一个比它更大的整体，即欧洲经济世界的总体，而西属和葡属美洲不过是这个总体中被牢固控制的一个边缘地带。它能挣断奴役的锁链吗？也能也不能。首先是不能。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巴西和西属美洲虽有零星的船只和水手，却不是海上强国(美国则不同，它的水手是名副其实的“开国元勋”)。也因为西属和葡属美洲早在18世纪前，而且在这个具有决定意义的18世纪期间，始终处于双重的依附地位，它既依赖伊比利亚半岛的宗主国(西班牙和葡萄牙)，也依赖欧洲(首先是英国)。英国殖民地只要挣断一根锁链，摆脱与英国的联系，全部问题也就迎刃而解。另一个美洲则不然，它挣脱了与宗主国的隶属关系后，并不等于就此从欧洲的控制下解脱出来。它只是摆脱了长期监视它、剥削它的两个主人中间的一个。欧洲怎么能放弃美洲的金银呢？早在美洲的西属和葡属殖民地纷纷独立前，人人都预感到继承问题已经临近，无不想先下手为强。英国于1807年占领布宜诺斯艾利斯，但未能保住。法国于1807年入侵葡萄牙，1808年又进军西班牙。法国加快了西班牙殖民地的解放过程，但并未因此占到什么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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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列强如此争先恐后，如此贪多务得是否有其道理？是出于理智考虑，还是想入非非？在那19世纪的初期，是否如尼科尔·布斯盖所想的那样，美洲是世界的宝中之宝？为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拥有数字，估算西属美洲和巴西的国民生产总值，以及西属和葡属美洲能够提供给欧洲的剩余产品，因为剩余产品才是抓得住的宝物。

唯一可信的估计是韦拉克鲁斯商会秘书胡塞·玛丽亚·基洛斯145提供的关于1810年新西班牙的数字。这一估计仅涉及新西班牙的物质生产，以百万比索为单位，取其整数，农业产值为138.8，制成品为6，矿产品为28，总计227.8(令人惊讶的是，矿业产值只占总产值的12.29。但是怎样才能从物质产值折算国民生产总值呢？首先要加上巨大的走私贸易额，其次要考虑也很重要的劳务产值：墨西哥缺乏通航河流，骡帮运输为数众多，条件艰苦，价格极昂。不过，国民生产总值算来总不会超过4亿比索。人们常说新西班牙一地的矿业产值相当于其他西属殖民地的矿业总产值，那么我们能否推论整个西属美洲(1600万居民)的国民生产总值为墨西哥国民生产总值的两倍，即不高于8亿比索的极限？最后，如果我们接受J.A.库茨华斯146就1810年的巴西作出的计算，巴西国民生产总值略低于墨西哥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即18000万比索左右。整个“拉丁”美洲的国民生产总值略低于10亿比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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