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 第3卷 世界的时间

383地”，或者土耳其的“西帕希采邑”)都对沙皇唯命是从。此外，国家还控制了主要的交换活动，垄断食盐、石碱、烧酒、啤酒、稀蜂蜜、裘皮、烟草以及后来的咖啡贸易。小麦贸易在国内畅行无阻，但出口粮食需获沙皇准许，而沙皇常以出口小麦为理由进行领土扩张。219从1653年起，沙皇组织官方商队前往北京，原则上三年一次，带去宝贵的裘皮，带回黄金、丝绸、锦缎、瓷器和茶叶。烧酒和啤酒由国家专卖，开设的酒店“俄语叫kobaks，一律归沙皇所有，任何人不得插手〔……哥萨克人居住的乌克兰部分地区例外”。沙皇每年从中取得巨额收益，可能达100万卢布。“由于俄国人惯饮烈酒，而士兵与工人的薪饷一半为面包或面粉，一半为现金，他们就把现金花在酒店里，以至在俄国流通的全部现金又回到沙皇陛下的钱柜里”。220

当然，对于国家的事情，谁都不会认真。流弊“层出不穷”，“切尔克西亚和乌克兰盛产烟草，贵族和其他人设法偷售”。社会各阶层都参与伏特加走私。明目张胆的，而且不得不容忍的走私活动是向邻近的中国出口西伯利亚裘皮。中国的需求甚殷，前往北京的官方商队很快就不能予以满足。1720年，“前西伯利亚总督加加林亲王因贪黩被枭首示众……聚敛之财富不计其数，至今仅发卖其家具以及西伯利亚和中国货物，仍有许多房屋堆满待售的物品，据说价值高达300多万卢布的宝石和金银尚不计在内”。221

但是，走私、舞弊和违法并非俄国特有的现象，而且这些活动不管多么严重，也未能真正限制沙皇的专横独断。俄国的政治气候与西方不同，“罗斯富商”(gosti)组织222便是一个证据。“罗斯富商”是经营远程贸易的大批发商，这在俄国与别处一样是发财的行当，不过在俄国受国家的控制。“罗斯富商”共有二三十名，为沙皇效力，享有巨大特权，也负有重大责任。他们轮流负责征税，管理阿斯特拉罕或阿尔汉格尔斯克的海关，出售裘皮和其他国库物资，经营国家外贸，特别负责销售国家专卖商品，主持铸币局以及西伯利亚事务部。他们以身家性命担保完成这些任务。223他们中有的积聚巨大的财富。鲍利斯·戈东诺夫时期(1598—1605年)，一名劳动者的“年薪”估计为5卢布。斯特罗加诺夫家族为俄国商人之冠，依靠高利贷、食盐贸易、开矿、办厂、征服西伯利亚、裘皮交易以及国家于16世纪出让的伏尔加河以东彼尔姆地区面积极大的垦殖地发了大财。在两次波兰战争期间（1623—1634年，1654—1656年)，他们借给沙皇412056卢布，换取终身年金。224在这以前，他们曾为拥立米哈伊尔·罗曼诺夫即位，向他提供巨额小麦、盐、宝石和货币(以借款或特别税金名义)。225拥有土地、农奴、雇工和家奴的“罗斯富商”登上了社会的最高层。他们单独组成一个“行会”，226另有两个行会是二流、三流商人的团体，虽然也享有特权。彼得大帝亲政后，“罗斯富商”的职能将被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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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与波兰发生的情况显然相反，唯恐大权旁落和饶有远见卓识的沙皇最终维护了覆盖俄国全部领土的独立商业活动，并促进了俄国的经济发展。与西方一样，没有一名巨商大贾是专营一业的。“罗斯富商”中最富的一位，格里高利·尼基特尼可夫兼营盐、鱼、呢绒和丝织品的销售；他在莫斯科有买卖，也参与伏尔加河的贸易，在下诺夫哥罗德拥有船只，经营对阿尔汉格尔斯克的出口业务；他一度与伊凡·斯特罗加诺夫谈判，以令人咋舌的90000卢布高价购买一片世袭地产。另一名叫伏洛宁的在莫斯科的许多商场227开了三十多家店铺；还有一位姓肖林的从阿尔汉格尔斯克运送货物到莫斯科，又从莫斯科运货到下诺夫哥罗德和伏尔加河下游地区；他与人合伙一次就购入10万普特228食盐。这些大商人还经营零售业，想方设法把外省的过剩产品和物资运到莫斯科发售。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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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农奴制的加剧

俄国与别处一样，国家和社会组成同一个实体。国家既然强大，社会相应地受到严格的控制，社会注定要生产国家和统治阶级赖以为生的剩余产品。离开了统治阶级，沙皇单枪匹马不可能控制作为其重要财源的农民大众。

任何一部农民史因此都涉及四到五个人物：农民、领主、君主、手工工匠、商人一后两个人物在俄国往往也是农民，只不过变了职业，但社会地位和法律地位仍然不变，始终受领主制的束缚。领主制的压迫变得越来越沉重。从15世纪起，自易北河到伏尔加河的农民处境不断恶化。

但是俄国的演变不遵循常规：在波兰、匈牙利和波希米亚，“二次农奴制”的建立对贵族和领主大为有利，他们于是置身在农民和市场之间，甚至控制对城市的食物供应，虽然城市并非纯属他们的私人产业。俄国是国家在唱主角。一切取决于国家的需要、任务以及历史的重负：金帐汗国鞑靼人长达三个世纪的斗争对俄国的影响，要比百年战争对查理七世和路易十一建立君主专制所起的作用更大。伊凡雷帝(1544—1584年在位)创建并塑造了现代的莫斯科公国，他迫于无奈，只得排斥旧贵族，必要时甚至取缔旧贵族，而为了建立听命于他的军队和行政机构，他又设置效力王室事务的新贵族(pomechtchiki)，颁赏只供他们终身享用的领地。这些土地或是没收旧贵族的，或是旧贵族遗弃的，也有南方草原的荒地，由新贵族率领几个农民，甚至几名奴隶去开垦。俄国农民中仍然存在奴隶的时间比人们所说的要长。如欧洲开发美洲初期那样，俄国的重大问题是要掌握稀少的人丁，而不是多极了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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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个原因最终促成了农奴制并使之加剧。沙皇使贵族俯首听命，但贵族们总得生活下去。如果农民撇下他们不管，都去垦殖新征服的土地，贵族们又将怎么生存？

建立在自耕农基础上的领主所有制230在16世纪随着“庄园”的出现而有所改变。“庄园”是与西方一样由领主收回“份地”后亲自经营的产业。事情先从世俗领地开始，后来发展到寺院和国家的领地。“庄园”使用奴隶劳动，但更多地役使欠债的农民，后者为偿清债务而自愿卖身为奴。这一制度越来越趋向于要求自耕农提供劳务贡赋，劳役在16世纪逐渐增加。不过农民有可能逃往西伯利亚(从16世纪末起)，更好的办法是逃往南方的黑土带。农民颠沛流离，执意摆脱领主，或投奔“边境”的空地，或去当手工工匠和小商贩碰碰运气！这已成了俄国农村的痼疾。

农民外流而且是合法的：根据1497年法典，在圣乔治节(11月25日)那一周内，大家农活干完后，农民只要清欠完毕，便有权离开领地。另一些节日也为农民敞开自由之门。封斋期、封斋前的星期二、复活节、圣诞节、圣彼得日……为阻止农民外出，领主动用了他掌握的各种手段，包括体罚和增加偿金。但是，如果农民选择了逃亡，领主又怎么能强迫他们重返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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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的流动威胁到领主社会的基础，而国家的政策致力于巩固领主社会，使之成为国家手中的方便工具：每个臣民分属不同的社会等级，社会则确定不同等级的臣民对君主的义务。君主因此必须制止农民的逃亡。最初规定只在圣乔治节才是合法出走时间。后来，伊凡四世1580年的敕令“暂时”停止任何行动自由，等候发布新的规定。这个临时处置就此维持下去，尤其因为农民不顾新的敕令（1597年11月24日，1601年11月28日），继续逃亡。最后终于颁发了1649年法规，这至少在理论上表明已无法后退了。该法规明确规定，农民未得领主同意擅自外出即为非法，取消从前关于逃亡农民在外一段期限后有权不被押解回领主身边的规定。这一期限最初定为5年，后来延长到15年。这次干脆取消任何期限：不管农民在逃时间多长，人们都可以强制他携同妻室子女以及挣下的家当回到他从前的领主那里去。

这一演变得以实现，完全仰赖沙皇站在领主这一边。彼得大帝抱有发展舰队、陆军和行政机构的宏图，要求整个俄国社会—领主与农民统统在内—绝对服从。国家的需要压倒一切，这就说明，俄国农民与波兰农民相反，他们名义上虽然彻底沦为奴隶(1649年)，事实上却是被要求用现金或实物缴纳贡赋(向国家和向领主缴纳)，而不是服劳役。23118世纪的劳役最重，每星期也不超过三天。用现金缴纳贡赋显然意味着农民始终可以进入市场。何况，领主直接经营其“庄园”可以用市场来解释(他希望出售其产品），国家因现金税收增多而得到发展也是如此。根据相辅相成的道理，我们既可以说很早就在俄国出现的市场经济有赖于农村经济的开放性，也可以说市场经济决定了农村经济的开放性。俄国与欧洲的贸易在这一过程中起了作用(有人会觉得好笑，认为这一贸易与巨大的国内市场相比微不足道)，因为正是俄国的外贸盈余给俄国经济注入最低限度的流通货币（欧洲的白银或中国的黄金)，否则就不可能有市场活动，至少市场活动不可能达到这个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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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与乡下人

农民享有进入市场这一基本自由可以解释许多矛盾。一方面，农民的处境明显恶化：彼得大帝和叶卡特琳娜二世时代，农奴沦为奴隶，变成一件“东西”(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话)，一笔可由主人任意出售的动产；领主凭司法权随意处置农民，或判他流放，或把他投入监狱；此外农民需服兵役，甚至被征发去战舰或商船当水手，或到工场去做工……所以才有那么多农民暴动，但每次都惨遭血和酷刑的镇压。农民起义的风暴永不平息，布加乔夫起义(1774—1775年)不过是其中最悲壮的一幕而已。然而另一方面，正如勒普拉232后来想的那样，俄国农奴的生活水平可以与西方许多农民相比。至少一部分俄国农奴的生活水平不是很低，因为同一领地上的农奴，有的近乎小康，有的家徒四壁。再说各地的领主行使司法权也并不同样严酷。

事实是农奴自有求得解脱的出路：屈从不等于没有一些奇特的自由。俄国农奴常能获准以全部时间或部分时间从事收入归己的手工业活动，这就等于是出售自己的劳动成果。1796年保罗一世把达什柯娃王妃流放诺夫哥罗德省北部的一个村庄。王妃问她儿子这个村民的确切位置所在，是属于谁的领地。她儿子打听不出结果。“幸好最终在莫斯科找到一名该村的农民，此人为运送自己制造的一批钉子〔当然是为了出售〕来到莫斯科。”233农民往往也能领到主人发给的护照，以便在远离家乡的地方经营工商业。尽管如此，农奴即使发了财也不能改变身份，而且需要按照他的财产的一定比例缴纳贡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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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农奴得到领主的恩准，变成小贩、行商，在城郊或在市中心开店，或者专事运输。每年冬天，几百万农民用雪橇把收获季节积累起来的食品运往城市。万一如1789和1790年那样，下雪太少，雪橇不能行走，城里的市场便空空如也，随即发生饥荒。234夏季则有无数船夫在大江小河上穿梭往返。运输与经商之间只隔着7一步距离。博物学家兼人类学家皮埃尔·西蒙·帕拉斯在俄国做考察旅行，1768年他在特维尔附近的上沃洛乔克停留，记载说：“这个大村庄好像一座小城市。它的发达全靠连接特维尔扎河与姆斯塔河的运河。伏尔加河与拉多加湖由此相通，所以该地区几乎无农不商，农业荒废”，村庄也就变成城市，一跃而为“该地区的首府”。235

另一方面，农村工匠为市场生产的古老传统在1750至1850年间得到惊人的发展。这些工匠名叫“库斯塔里”，从16世纪起就脱离或基本脱离农活。他们提供的手工产品的产量远远超过手工工场主组织的农民家庭生产的产量。236彼得大帝登基后，手工工场在国家的鼓励下得到迅速、巨大的发展，连农奴也从中受惠。1725年俄国有233家工场，1796年叶卡特琳娜二世去世时发展到3360家，矿山和冶金工场不计在内。237这些数字诚然包括寥寥几个人的小工场和规模极为庞大的制造厂，但它们总是表明了手杰米多夫亲王旅途中所见的诺夫哥罗德和特维尔之间的伏尔加河(1830年8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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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工场的巨大发展。矿业除外，工业主要集中在莫斯科四周。首都东北部伊凡诺沃村(切列梅捷夫家族的产业)的农民世代织布，后来索性开办真正的印花布厂(先织麻布，后织棉布)，1803年即有49家。这些工厂的利润惊人，伊凡诺沃成为俄国重要的纺织中心。 238

某些经营批发业的农奴同样致身巨富。批发商中市民的数目相对较小，这是俄国的一个特点。239农民因而纷纷投入这个行业，发家致富。他们有时违抗法律，但也得到领主的保护。18世纪中期门尼克伯爵代表俄国政府指出，一个世纪以来，农民“不顾各种禁令一贯投入巨资经商”，以至批发业能有“今天的发达”全靠“这些农民的干练、勤劳和投资”。240

这些新富翁在法律面前仍是农奴，当他们想赎得自由时，悲剧(或是喜剧)便开场了。主人总是很不爽快，或者因为让农奴继续向他缴纳数目可观的年金对他更为有利，或者因为出于虚荣心他喜欢在手底下保有几名百万富翁，或者因为他存心大大抬高赎金数目，农奴为了以最小代价赎得自由，便处心积虑隐蔽自己的财产，最后往往是他赢了对手。如1795年，伊凡诺沃的大工场主格拉切夫要求赎身，他的主人切列梅捷夫伯爵开价高达135000卢布，外加他拥有的工厂、土地和农奴，也就是说，从表面看几乎是他的全部财产。但是格拉切夫已把巨额资金寄存在他的代理商的名下。以如此高价交付赎金之后，他仍是纺织业的巨头。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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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发大财的只是少数人。不过多得数不清的农民经营中小商业总是俄国农奴制的一大特点。幸运或不幸，反正农奴阶级没有被限制在村庄自给自足的圈子里，他们与国家的经济保持接触，有可能在其中生存并创办事业。何况1721至1790年间人口增长一倍，这是经济活力的信号。更重要的是国有农奴的数目不断增长，最终达到农村人口的一半；国有农奴享有相对的自由，他们所受的压迫往往仅仅停留在名义上。

不仅是西方的白银，某种资本主义也侵入俄国的肌体。这一资本主义带来的革新未必都是进步，但在这些革新的影响下，旧制度确实在分崩离析。雇佣劳动者很早就出现了，他们的人数在城市里，在运输行业大为增加；农村在收割草料和收获粮食的大忙季节也需要大批雇工。受雇者多数是破产的农民，他们外出闯荡，当小工或壮工；或是破了产的工匠，他们继续留在工人区，但是改为运气较好的邻居干活；或是充当水手、船夫、纤夫的穷人，光是伏尔加河上就有40万名纤夫。242劳动力市场也组织起来了：四面八方的劳动力前来下诺夫哥罗德求雇，预示着该地区日后的兴盛。矿山和手工工场除了农奴工还需要使用雇佣工。雇主先得付一笔定金，若有人拿到定金后不辞而别，就算他晦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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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要把情况说得太好，也不要说得太坏，俄国农民总是习惯于节衣缩食，艰苦度日。“极易养活”的俄国士兵的形象是他们最好的写照：“士兵随身带一个白铁小盒；他有一小瓶醋，有时便倒几滴在饮用水中；遇有大葱时，他便就着大葱吃用水调开的面粉。他比别人更耐饥。逢到发肉，他把这一改善看作额外的奖赏”。243军队仓库食品紧缺时，沙皇下令禁食一天，事情居然就此了结。

说是城市，更像小镇

俄国的民族市场早具雏形。由于领主和教会的庄园产品可供交换，农民又需出售他们的剩余产品，俄国民族市场的基础相当庞大。农村活动极其兴旺的反面可能是城市的不发达。不仅因为它们的规模小，而且因为它们没有高度发展城市特有的职能，俄国城市更像小镇。在欧洲旅行者的印象中，“俄罗斯是个无边无际的大村庄”；244使他们惊奇的不仅是繁荣的市场经济，而且是这一经济处于初级阶段。市场经济源自乡村，覆盖市镇，而市镇与周围的农村很难区别。农民占据市郊，在那里从事最有利可图的手工业生产，并在市内开设数目惊人的自产自销的小店铺。德国人J.P.基尔伯格1674年写道：“莫斯科的商店多于阿姆斯特丹或德国一个邦。”不过这类商店规模极小：一家荷兰店铺容纳十来家莫斯科商店还绰绰有余。有时二至四名零售商共占一家铺面，以致“售货者在商品中间几乎没有转身的余地”。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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