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 第3卷 世界的时间

3000海里长的海岸，指出从陶里到布达的距离为3200海里，杰尔宾特到亚丁的距离与此相等，巴斯拉到特莱姆森的距离略小于4000海里。307苏丹君临黑海、白海(我们叫爱琴海)、红海和波斯湾的三十来个王国。哈布斯堡帝国全盛时期的幅员比这还大，但是这个帝国的属地分布世界各地，中间有辽阔的海域阻隔。奥斯曼帝国却是连成一片的陆地，深入其中的海域反倒像是被陆地囚禁了。

处在大规模国际贸易路线之间的陆地构成一个持久的联络和约束体系，它几乎形成壁垒，但也是财富的源泉。陆地奠定了近东作为十字路口的重要位置。土耳其帝国源源不断的活力来自这个十字路口，尤其在1516年征服叙利亚，1517年征服埃及后，土耳其的强盛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与拜占庭时代和伊斯兰崛起的初期不同，近东那时已不再是世界最繁忙的要冲。美洲的发现(1492年)和好望角航道的开通(1498年)为欧洲广开利源。如果说忙于经营西方的欧洲未用全力对付奥斯曼帝国，那是因为若干有决定性的障碍自动在阻拦土耳其伊斯兰的征服活动。除阿尔及尔沦为属国外，土耳其未能夺得摩洛哥、直布罗陀和通向大西洋的403出海口；它也未能主宰整个地中海；在东方，它未能征服波斯，后者形成不可逾越的障碍，使土耳其无法取得面向印度和印度洋的重要据点。夏尔·博克瑟认为土耳其扩张受阻的主要原因是勒班陀战役(1571年10月7日)的失利以及阿拔斯大帝统治下的波斯国力强盛。308三十多年前，土耳其于1538年打赢了普雷韦扎战役，开始在地中海称霸，勒班陀战败结束了土耳其的统治。博克瑟言之有理，但我们不应低估葡萄牙在印度洋的势力对伊斯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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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优胜的航海技术为阻止土耳其怪物闯出波斯湾和红海起了一定的作用。

近东作为地理要冲的价值因此有所丧失，但远没有达到无所作为的地步。宝贵的勒旺贸易长期占据首屈一指的地位，在土耳其占领叙利亚(1516年)和埃及(1517年)后并未中断，而邻近的地中海仍有商船来往。红海和黑海(后者对伊斯坦布尔的重要性不亚于“印度”对于西班牙)继续通航。1630年后，欧洲消费的香料和胡椒肯定已改经大西洋运输，但是丝绸，不久以后的咖啡和药材，再往后的棉花以及印花布或单色布，仍旧由近东运往欧洲。

此外，广阔无垠的土耳其帝国因当地消费水平低下，拥有大量的剩亲产品：肉用牲畜、小麦、皮革、马匹乃至纺织品。另一方面，帝国继承了伊斯兰的大城市及其设施，境内遍布各业齐备的商业城市。东方城市几乎都以商业兴旺和人口稠密而使西方旅行者惊叹不已。开罗堪称独具一格，它既是巨大的寄生中心，也是发动机；阿勒颇系风景佳胜之地，四周围着一片沃土，面积与帕多瓦不相上下，“人口众多，几乎没有一点空地”；309罗塞塔也是“一座大城，居民众多，街道两旁的砖房错落有致，高达两丈”；310巴格达市中心极其热闹，“六七条街上，商店和手工作坊鳞次栉比；街坊入口设有街门或粗铁链，天黑后关闭”；311毗邻波斯边境的塔布里兹城“格局宏大，商业繁荣，居民众多，日用常物应有尽有，令人赞叹”。312皇家学会会员爱德华·布朗1669年访问贝尔格莱德，说这是“一座占地广阔、实力雄厚、人丁兴旺的大商埠”。313这一评语几乎适用于亚洲、非洲和巴尔干半岛的所有土耳其城市，在巴尔干地区，城市被称为“白城”，与“幽暗的”农村世界适成对照。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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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城市中有古老而青春重返的，有新建的，甚而也有接近西方城市模式的。正当土耳其处于衰落之中时，人们怎能相信，这些城市居然兴旺发达？城市的兴起在别处都被看作是经济发展的征兆，在这里怎么能是衰败的标志呢？

更加错误的是认为，土耳其帝国的经济史完全遵循政治史的日程表。从土耳其史专家们的犹豫不决，就可以知道，这张日程表有多么不可靠。一位历史学家315指出，土耳其帝国从1550年起，在苏里曼大帝(1521—1565年在位)统治的晚年达到鼎盛；另一位同样可信的学者316认为，衰落始于1648年(一个世纪以后)，但是这一日期对于欧洲历史的重要性大于其对土耳其的重要性：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于这一年签订，苏丹易卜拉欣一世于同一年被刺身亡。如果非要提出一个日期不可，我宁愿采用1683年。维也纳围城战(1683年7月14日至11月12日)刚结束，苏丹派人去贝尔格莱德绞死败绩的首相穆斯塔发·汗。317但我不以为任何政治事件可充当绝对可靠的界石。政治和经济并非没有相互关系，但是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就算它衰落了—并不立即引起经济衰落。16至17世纪之间，帝国的人口激增，几乎翻了一番。根据约尔若·塔狄克318的说法，土耳其的和平以及伊斯坦布尔的需求使巴尔干地区得以建成真正的民族市场，至少加速了交换。而在18世纪，经济振兴的迹象也很明显。

事实上，土耳其为其霸业付出了代价。“奥斯曼帝国一方面控制了伊斯兰世界在地中海的所有港口(摩洛哥的港口除外)，另一方面又控制了朝红海和波斯湾方面销售商品的港口”，319以及与俄国展开贸易的黑海诸港口。横贯土耳其帝国的重要商业轴线足以使帝国具有某种明显的整体性。这些轴线可能移动位置，但始终存在着。15世纪时，庞大的首都伊斯坦布尔需要重建，商业中心与其说在伊斯坦布尔，不如说在布尔萨，那里的商业、转运业以及各种手工业都很活跃。土耳其向叙利亚和埃及的扩张使奥斯曼帝国的经济中心移往阿勒颇和亚历山大，由此造成了奥斯曼帝国的重心在整个16世纪偏离伊斯坦布尔，向南倾斜。在17世纪，经济中心再次移动，迁到了士麦那，这个事实已众所周知，但尚未得到认真的说明。18世纪，中心看来又重新回到伊斯坦布尔。透过这些曲折的情节(其内涵未被充分认识)，人们能否想象奥斯曼帝国这个经济世界已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先后曾出现过几个经济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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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0年前后，伊斯坦布尔恢复了经济领导权。这座大城1747年向莫斯科通报的海关税则本身不能证明贸易额的巨大，但这一文件有个特点，它区分“已在旧税则登录”的商品与1738年后增添的商品。进口产品的单子极长：种类繁多的纺织品、玻璃、镜子、纸、锡、糖、巴西与坎佩切的木材、英格兰啤酒、水银、各种药材和香料、印度靛蓝、咖啡等。“新”产品包括来自法国、英国和荷兰的其他品种织物，如呢绒、丝绸和布匹；钢、铝、皮货、印花布、圣多明各靛蓝、“基督咖啡”；所有这些产品又分许多档次。出口商品的单子较短，列举君士坦丁堡的传统出口货物：水牛皮、“黑牛”皮、羊羔皮、驴皮、山羊毛、驼毛、蜡；仅增加几种新的商品，如细羽纱、丝绸或“制作假发用的加工山羊毛”。也就是说，从远方国家—尤其从欧洲—进口的商品数量和种类越来越多。欧洲向君士坦丁堡输出奢侈品乃至新大陆的产品。相反，出口商品的变化不大。320骡马店投宿图(威尼斯科莱尔博物馆藏手稿)。附有意大利文说明：“供沙漠商队歇宿的客店开张营业：铁链把住大门，炉火为旅客提供方便。武器挂在墙上，马匹拴在屋内的炕床下方。各种身份的土耳其人来到这里，就像基督教徒在客店投宿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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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人写的一份有关勒旺贸易的报告证实这一印象：“法国商船运送君士坦丁堡的商品多于运往勒旺的其他商埠。船上装载的是呢绒、香料、糖果、染料及其他杂货。这些商品的货款不能在君士坦丁堡使用，因为法国商人只买劣质皮革、哔叽、长毛绒、毛皮、印花布、少量的蜡、木材和驴皮。他们把剩下的钱汇到勒旺的其他商埠，由士麦那、阿勒颇和谢伊达的法国商人交给需要向奥斯曼苏丹国库输送财政收入的帕夏。”321可见君士坦丁堡是一个获利丰厚的汇兑市场以及巨大的消费中心；总的说来勒旺其他商埠的出口业务相反比较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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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地位

这里提出的问题关系到欧洲贸易在土耳其交换总额中的相对地位。欧洲贸易往往仅触及奥斯曼经济的表层，或者只是假道经过而已。广大土耳其地区的真正经济活动在基层进行，处于初级阶段，但充满活力。特雷扬·斯托雅诺维奇给它找了个漂亮的名称，叫作“商场经济”，意思是说，这是一种以城市和地区交易会为核心的市场经济，交换遵循传统惯例，按照斯托雅诺维奇的说法，即以诚实无欺为标志。18世纪时信贷活动仍未得到充分的发展，倒是高利贷四处盛行，乡间也不例外。当然此时已不再是勃隆·杜芒在1550年记载的情况：“在土耳其，一切都用现金交易，因而那里没有太多的单据和借贷账目322以及逐日流水账；邻里之间零星售货不行赊购，除非买的是古怪的德国货。”323然而这一古老风尚部分保存下来了，即便西方商人对转销者实行赊销，即便他们在君士坦丁堡结账后有盈余，可以如我们在上文说过的那样在士麦那或阿勒颇出售在君士坦丁堡兑现的汇票。总的说来，某种古代形态的交换保留下来了，其标志之一是物价与西欧相比出奇地便宜。1648年在塔布里兹，“用一个苏就能买到够一个人吃一星期的面包”。324据1672年12月13日的《阿姆斯特丹新闻报》说，在被土耳其人攻克的赫梅利尼茨基，“用四里克斯达尔能买到一匹马，二里克斯达尔买一头牛”。325加达纳1807年在小亚细亚的托卡特附近看到“居民的服饰如古代的长者，且如他们一般好客。他们殷勤招待客人食宿，客人付钱竟使他们感到十分惊诧。”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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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因为作为西方贸易的神经的金钱在土耳其地区往往只是路过而已。一部分钱进入苏丹贪婪的国库，另一部分用于促进上层商界的交换活动，其余的大量流向印度洋。这种局面使西方在勒旺市场上利用其货币优势时更加得心应手。根据不同的经济形势，西方甚至利用货币本身赚钱，即利用金银比价的变化或利用勒旺对某些货币，如西班牙的银里亚尔和威尼斯的金色庚的偏爱，后者在勒旺地区始终待价而沽。1671年，威尼斯造币局长327指出，如某人在威尼斯以17威尼斯里拉的价格买一个金色庚，或以16电拉买一个“翁加洛”，328然后在君士坦丁堡出售，他将分别可得17.5%和12%的赚头。过几年后，出售色庚的赚头甚至高达20%。32916世纪末，把黄金从土耳其秘密运到波斯是项有利可图的行当。33017、18世纪期间，威尼斯与东方的贸易日渐减少，威尼斯仍继续铸造色庚，向勒旺地区倾注，以便获得需要的返程货物，而且谋取厚利。

在18世纪末，马赛几乎也不再向近东输出商品，而是运去银币，主要是在米兰铸造的玛丽-泰莉莎塔勒。331对马赛说来，这是在勒旺市场保住自己地位的最好办法。

土耳其保留的古代经济形态是否导致了经济衰退？不，只要国内市场保持活跃，只要土耳其拥有军事工业、造船业、活跃的手工业、重要的纺织工业(如在希俄斯或布尔萨)以及数目众多的地方织造工场。后者因其规模极小，往往逃过后世观察者的视线，夏尔·索尼尼33218世纪末在黑海做过一次令人惊奇的旅行，他为本地织物开了一张长得没完没了的单子。此外，从当时在君士坦丁堡当大使的夏尔·德·韦尔热讷的一封信(1759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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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土耳其的物价随着经济形势涨落

引自奥梅尔·吕夫提·巴尔坎的这些物价数字证明，土耳其的物价在16世纪有所上涨。“伊玛莱”是慈善性的基金会组织，为穷人和学生供应膳食。物价用阿斯普尔的面值表示，该货币的贬值因素不计在内。

看来,333奥斯曼帝国从西方进口的全部呢料只够80万人穿着，而帝国居民却有2000万到2500万之多。所以帝国境内织造业的产品仍有销路。只是18世纪末来自奥地利和德国的大宗产品曾使它们的日子变得难过。不过，正如奥梅尔·吕夫提·巴尔坎334解释的那样，直要等到19世纪工业革命后英国纺织品的倾销才把当地产品彻底挤垮。

可见，如果说奥斯曼经济的门户早就被冲开，这一经济在17世纪既未被征服，也未被绝对排斥到边缘地位。土耳其地域以自身的生产供养其城市。小麦出口与在俄国一样受当局的控制。粮食走私诚然相当可观，以爱琴海诸岛为基地的希腊水手从中获利。某些“西夫里克”的大庄园主也参与走私，不过这类庄园建立较晚，它们的生产主要供应伊斯坦布尔，不总是为了出口；罗梅利亚生产大米的庄园335就属于这种情况。总的说来，土耳其市场依靠古老但始终有效的运输组织确保行使其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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驮商的世界

奥斯曼世界的特征确实表现为无所不在的骆驼商队。巴尔干各地的马帮运输虽说保留了下来，但在16世纪末，骆驼队的足迹已遍布半岛，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勒旺各商埠”转移到了达尔马提亚的斯普利特，而威尼斯的划桨商船当时满足于穿越亚得里亚海，不再前往叙利亚。336直到1937年，杜布罗夫尼克的居民还把骆驼队当作富有浪漫情趣的过去来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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