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 第3卷 世界的时间

在世界地图上，单峰和双峰驼队的活动遍及广大地区，从直布罗陀到印度和中国北部，从阿拉伯和小亚细亚到阿斯特拉罕和喀山。奥斯曼经济的活动地域即以这个天地为背景，它甚至是这个天地的中心。

西方旅行者对这种运输方式常有描写:旅行者成群结队，漫长的路线上“与英国不同，找不到市镇以及每晚投宿的客店”，“天气暖和时搭个帐篷”露宿，或者住进“为行善而建造的供所有过客歇宿”的骡马店。骡马店是宏敞、便利、造价不高的建筑，“但通常萧然四壁，旅客必须自备食物、饮料、铁床和饲料。”337这类骡马店有的已成废墟，有的保存完好，今天在东方仍很多。如阿尔贝·加布里埃尔338所做的那样，把骡马店标在地图上，就能再现古代的道路网。

欧洲人虽说利用这些交通路线运输商品，有时也沿线旅行，他们却不可能组织这一运输。骡帮运输为伊斯兰所垄断。西方商人不去阿勒颇、大马士革、开罗、士麦那以远的地方，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控制不了商队世界，因为奥斯曼经济是商队运输的唯一主宰。商队运输是奥斯曼帝国的经济命脉，有严格的组织，并受到严密的监视，往返频繁，而且比海路交通更有规律。其效率极为明显，奥斯曼经济保持独立的秘密正在于此。波斯的丝绸不可能轻易离开地中海而从别处转道，英国人和荷兰人做过尝试，都未能成功。荷兰人能挡住胡椒与香料的去路，那是因为丝绸一开始即由商队运输，而胡椒和香料是“海运商品”，必须装船启程。奥斯曼经济的力量和灵活来自这些不知疲倦的商队，它们从四面八方来到伊斯坦布尔或与这座大城隔博斯普鲁斯海峡相望的位于亚洲的斯库台；也来自以伊斯法罕为枢纽的远方道路，它们深入波斯全境，抵达印度的拉合尔；还来自从开罗出发前往阿比西尼亚、带回宝贵砂金的商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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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得以固守的海域

土耳其的海域也防守得相当好，大部分运输由勒旺地区和黑海的近海航运承担，就像是土耳其的“国内贸易”一样。

东地中海沿海一带很早就受到西地中海基督徒海盗的威胁，近海航运终于落到了西方人的手里，尤其受50至60条法国船的把持。但到18世纪末，西地中海的海盗活动有所收敛，近海航运开始摆脱西方船只的支配。可能这应归功于奥斯曼帝国已用帆船代替了划桨船(此事由来已久)，帝国舰队在爱琴海一带巡航。3391787年12月，卡普丹帕夏率领破旧不堪的船队驶入伊斯坦布尔，卸下在埃及装船的2500万比亚斯特。340在这以前，出于安全考虑，埃及的贡赋常由陆路运达君士坦丁堡。此举是否标志形势真正起了变化？据几名法国证人说，切斯梅战役后十五年，1784至1788年间，土耳其舰队已有25艘“装备60门以上火炮”的战舰，其中一艘尤为出色，配有74门“法国工程师新造不久”的火炮。341虽然在这条漂亮船上的600多人中，“只有8名水手，其余均未见过大海”，这支舰队仍照常航行，并基本上完成其任务。

至于黑海，为伊斯坦布尔效劳的船只也许没有充分加以利用，但重要的是，拉丁国家的船只长期被禁止驶入黑海。1609年，由411于英国企图进占特拉布松，土耳其对黑海的防务作了新的布置。历史学家往往指责土耳其政府掉以轻心，但他们应该记得，黑海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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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坦布尔的食品供应和土耳其舰队的武器装备至关重要，因而直到18世纪末，始终未容他人染指。1765年3月，亨利·格伦维尔在致英国政府的一份报告中写道：“土耳其人不准别国分享黑海航行之利，外国人概遭排斥。〔……〕黑海是君士坦丁堡名副其实的乳母，该国的食物和必需用品几乎全靠黑海输送，诸如普通小麦和优质小麦、大麦、小米、盐、活牛、活羊、羊羔、鸡、蛋、新鲜苹果和其他水果、黄油(这也是一项大宗消费品，装在巨大的水牛皮口袋里运输，掺杂羊油并带哈喇味，品质低下，但土耳其人对这种黄油的喜爱胜过最好的英国和荷兰黄油)、油脂、廉价蜡烛、羊毛、牛皮、咸牛肉干〔……黄蜡、蜂蜜(土耳其人用蜜代糖)、大量钾肥、磨刀石、大麻、铁、钢、铜、建筑用木料、柴薪、煤……鱼子、干鱼和咸鱼”；外加主要由鞑靼人提供的奴隶。贮存在伊斯坦布尔货栈里的商品，诸如棉花、乳香、葡萄酒、柑橘、柠檬、爱琴海各岛的干果、土耳其本国生产的或从基督教国家进口的纺织品，由货船在返航时运往俄国、波斯、高加索或多瑙河。咖啡和大米不准外运，以便“君士坦丁堡取用不匮”。342

货物成交额为数甚大，但运输手段却很简陋：陆上使用“无铁木车”，即车轮不箍铁圈的木制货车，既不坚固，又不宜重载，拉车的水牛比黄牛更加健壮，但速度之慢令人失望；海上诚然千舟竞发，但多数是仅挂两片斜帆(行家们称之为“兔子耳朵”)的小船或者名叫“萨伊克”的小型商船，在这风暴频仍的海域，沉船事件经常发生。三桅大船只是载运小麦和木材，船员众多，因为常需拉纤。装木材的船只的船员且需上岸砍树烧炭。343人们常说，在黑海航行的三条船中若有一条返航，商人必有赚头，又说君士坦丁堡的房屋皆系木构，如全城每年焚毁一次，黑海运来的木材足以保证重建。格伦维尔说：“不必多说，这是夸大其辞。”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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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在这种情况下进入黑海，1774年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的对外开放，345尤其是1784年346后威尼斯、法国和俄国首批商船的来临对奥斯曼帝国的强盛以及对伊斯坦布尔城的平衡是个严重的打击。但是新兴的贸易需要等到19世纪初期俄国小麦大量输出才显示其重要性。这是欧洲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虽然很少被人所承认。347

在几乎被土耳其帝国团团围住的红海，土耳其的处境比在黑海更好，同时也更糟。1538至1546年间，土耳其巩固了它在亚丁的地位，从而确立了对红海的控制。在这以前，土耳其意识到红海在商业、战略、政治和宗教等方面的重要性，已经夺得了麦加及伊斯兰其他圣地。穆斯林的圣海红海从此不对基督徒开放，长期成为伊斯兰的一统天下，并且装载胡椒和香料的船只驶向开罗、亚历山大和地中海的主要航道。但在1630年左右，荷兰人似乎已使远东运往欧洲的全部胡椒和香料改道好望角。因此，奥斯曼帝国在这重要的国际海上走廊上所受的打击比在黑海更早。

香料改道并未导致红海的关闭。每年仍有几百条商船和“长型船”(germes)通过艰险的曼德海峡，把埃及的大米和蚕豆，以及开罗商人堆放在苏伊士仓库里的欧洲商品运往南方。每年还有七八条船组成的一支船队通过同一海峡，直接为奥斯曼苏丹把40万比亚斯特和50万金色庚运往莫卡和亚丁等地；陆路则有一支商队从阿勒颇出发，经过麦加，前往苏伊士，运送数额大致相等的钱币，但以金币为主。据当今的一位历史学家认为，“新大陆的贵金属流向印度以及更远的东方，以红海为主要通道”，34816世纪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仍是这种情况。威尼斯色庚和西班牙比亚斯特349正是随同呢绒、珊瑚等欧洲和地中海商品，通过商队的长途运输，陡然变得身价百倍。直到18世纪70年代，红海贸易主要仍由印度商人把持，向苏拉特输送数额巨大的金银。我们拥有很多这方面的证据。1778至1779年，一条印度船从莫卡带来30万金卢比，40万银卢比和10万颗珍珠；另一条船带来50万金银卢比。地中海史专家惊讶地发现，18世纪末的情形竟与16世纪相同：作为最佳商品的金银铸币继续通过最短的、可能也是最可靠的途径抵达印度洋。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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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反方向，南阿拉伯的咖啡日益成为贸易的动力。作为咖啡贸易的中心，莫卡一跃而为红海的最大港口，其次才是吉达港。印度洋货船满载远东各地的商人和商品驶入这两个港口。商品中自然少不了香料。1770年5月的一份报告一再说“药材和香料在1630年左右”351已不再经由红海运输。尽管如此，每年仍有10艘船从印度洋、卡利卡特、苏拉特或默苏里珀德姆出发，或有葡萄牙船从果阿启航，运送胡椒、肉桂、肉豆蔻和八角茴香到莫卡。除这类香料外，还有数量越来越多的咖啡抵达吉达和苏伊士。

能否认为香料的旅行到此为止？法国人喜欢开罗胜过亚历山大和罗塞塔。开罗有30名法国批发商，其中一位解释说：“印度商人多不胜数，他们经营咖啡、乳香、树胶、各种芦荟树脂、番泻叶、罗望子果实、藏红花、没药、鸵鸟毛、各种棉布、衣料和瓷器”。352货单上确实没有食用香料。但是咖啡变成“王牌”商品，红海靠它进入413新的繁荣期。咖啡由亚历山大或罗塞塔转口比起装在东印度公司大货船的底舱里能更快地送达土耳其和欧洲的顾客手中，虽说印度公司的货船在返程往往绕道前往莫卡。勒旺商业复兴的中心莫卡港基本上是个自由市，主宰着咖啡市场，许多印度洋商船常来光顾。尽管今天的历史学家以及过去的文件持相反见解，我们可以打赌说，仍有香料和胡椒经由吉达进入地中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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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苏伊士、埃及和红海再度引得欧洲垂涎三尺。英国人和法国人在君士坦丁堡和开罗的争夺十分激烈。353在法国本土乃至国外，无人不想开凿苏伊士运河。一份未标明日期的备忘录预先设想好了一切：“必须把挖河工人集中安置在木板屋里居住，夜间门户紧闭以保安全。全体工人，不分男女老幼，宜穿统一的服装，以便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辨认。红色上衣、白色包头布、短发。”354法国大使德拉埃要求奥斯曼苏丹同意红海自由通航，以及“设立商行”355的自由，未获允准。审慎但又顽强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勒旺商道可能重振雄风深感不安，1786年派人在开罗打听消息。356同年，法国上校爱德华·狄龙经奥斯曼帝国高级官员特许，前往埃及考察“经由红海和苏伊士地峡开辟与印度的交通”357的可能性。叶卡特琳娜二世驻巴黎的大使西穆兰通报女皇说：“据我所知，这位使者绝非见多识广之辈。”事情结果是雷声大雨点小。总之，还要等一个世纪(1869年)，苏伊士运河才动工开凿，地中海到印度的古道重新畅通才成为事实。

商人为土耳其人效劳

土耳其帝国的经济发展以大批商人为后盾，他们遏制、阻挡西方的入侵。法国马赛的商人在勒旺开设的“商站”可能有40家，也就是说，至多不过150到200人在那里负责经营，其他西方国家在勒旺诸港的情形也不相上下。日常商业活动由阿拉伯、亚美尼亚、犹太、印度、希腊(除了地道的希腊人，还包括马其顿人、罗马尼亚人、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乃至土耳其人经营，虽说经商对土耳其人并无很大的吸引力。流动商贩，零售商，守着逼仄铺面的小店主，来自四面八方、属于各种民族、出身于各种社会阶层的经销商充斥帝国各地。此外还少不了财力足以向政府放贷的包税人和巨商大贾。商人、货物和驮畜在兴旺的交易会上川流不息，成交额达几百万比亚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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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商人在活跃的、商旅云集的土耳其国内市场上施展不开手脚。他们诚然进入了某些商埠，如迈索尼、沃洛斯、塞萨洛尼基、伊斯坦布尔、士麦那、阿勒颇、亚历山大、开罗。但是遵照勒旺贸易414的旧规，任何商埠都不准威尼斯、荷兰、法国或英国商人与直接向消费者售货的零售商发生接触。西方商人只得求助于犹太或亚美尼亚中间商，对他们“必须有所提防”。

尤其，东方商人16世纪就在亚德里亚海沿岸的意大利城市定居。1514年，安科纳出让给发罗拉、阿尔塔湾和伊奥尼亚湾的希腊人若干特权：该城的“面粉公所”改为“土耳其人和其他穆斯林的商馆”。与此同时，犹太商人也在当地定居。16世纪末，东方商人大批涌入威尼斯、贾拉拉、安科纳，乃至佩萨罗358、那不勒斯以及意大利南部地区的交易会。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可能要数希腊商人兼水手。他们的家乡是些几乎无寸土可耕的荒岛，命定必须四出谋生。他们经商不免采用欺诈手段，遇有机会也干海盗营生。二415百年过后，俄国驻墨西拿领事于1787年10月记下每年有“六十多条希腊船经过海峡驶往那不勒斯、里窝那、马赛和地中海其他港口”。359法国革命和拿破仑帝国(1793—1815年)的长期危机摧毁了法国在勒旺的商业势力，希腊商人兼水手便趁机填补空缺。希腊不久后的独立，也与希腊人这一成功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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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匈帝国通过贝尔格莱德和约(1739年)把边境推进到萨沃河和多瑙河。“东正教”侨商18世纪在新转让给哈布斯堡皇室的土地上取得的成就虽然并不引人注目，但同样值得注意。维也纳政府致力于向被征服地区移民：农村又见人烟，一些规模不大的城市开始出现，希腊商人蜂拥而来征服这个新天地。一鼓作气之下，他们甚至超出了这一空间的界限，从此在全欧洲都能见到他们的身影。他们在莱比锡交易会上利用阿姆斯特丹提供的信贷方便，甚至到俄罗斯西伯利亚去活动，此事我们已在上文提及。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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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衰落和政治衰落

于是出现一个问题:这些商人在土耳其帝国境内是否算外国人？他们究竟是维持土耳其经济经久不衰的功臣，还是随时准备离开沉船的老鼠？这个疑问引向让人头痛的另一个问题：土耳其衰落的原因。这个问题可惜没有答案。

我以为，土耳其真正衰落始于19世纪初年。如果一定要提出更确切的日期，我们倾向认为，衰象于1800年在巴尔干半岛出现。巴尔干半岛是帝国最富活力的地区，兵源和税金主要来自这里，但它所受的威胁也最大；埃及和勒旺的衰落可能发生在19世纪的头二十五年，安纳托利亚的衰落可定在1830年左右。这是亨利·伊斯拉摩格鲁和萨格拉尔·凯岱尔361一篇值得推崇但又尚可商榷的文章得出的结论。这些日期如果可信，那么欧洲经济世界的扩张(起着除旧布新的作用)是从最活跃的地区(巴尔干半岛)逐渐推进，深入次等活跃地区(埃及和勒旺)，最后抵达安纳托利亚，即发达程度是低因而面对这一进程反应最迟钝的地区。

还需要知道，19世纪最初的三分之一是否正值土耳其帝国政治衰落日趋加剧的时期。专攻奥斯曼帝国历史的专家总把“衰落”这个危险的名词挂在嘴上，只因为它牵涉的因素很多，本想用它解释一切，反而把一切都搞混了。如果奥地利、俄国和波斯在维也纳一度采取的联合行动能得到贯彻始终，土耳其或许会像波兰一样被瓜分。但是，土耳其的体格要比波兰共和国强壮得多。并且法国革命和帝国时期的战争给它带来暂时的喘息，虽说拿破仑远征埃及曾是一个危险的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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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说，土耳其的致命弱点是它不能适应欧洲的作战技术。这一失败其实只是在事后回顾才看得清楚。1785年3月，叶卡特琳娜二世的大使西穆兰362在凡尔赛抗议法国不断派遣军官前往土耳其，韦尔热讷回答说，此乃“区区小事”，不值得大惊小怪。这诚然是外交辞令，不过俄国政府之所以惶惶不安，那是因为它并不如历史学家们所说的那样对自己在土耳其的优势有十分把握。1770年7月5日，奥尔洛夫的舰队在希俄斯岛对面的切什梅焚毁了全部土耳其战舰，后者浮出水面太高，成为敌方射出的炮弹和扔来的火把的理想靶子。363不过俄国舰队配备英国军官，而且它事后未能实现大规模的登陆行动。奥斯曼炮兵诚然有很多缺点，但是肯动脑筋的俄国人，如西蒙·沃龙佐夫，知道他们本国的炮兵也未必高明。土耳其当时真是百病丛生：国家不能令行禁止；官员领取旧时的俸禄，而物价却在上涨，他们于是“贪污自肥”；货币储备大概也嫌不足。总之，经济周转不灵。实行改革，保卫国土以及重整陆军和海军都绝非一日之功，并要求付出与臃肿的躯体相应的巨额开支……

1783年2月，奥斯曼帝国新任首相看到了问题的症结。他的第一个决定是：“把穆斯塔法苏丹于上次战争期间出让的苏丹领地收归国家所有。此举将为政府增加5000万比亚斯特收入。但这些出让的领地现在都掌握在帝国最有权势、最富的人手里，他们施展各种影响以挫败这项计划，而苏丹本人又并不坚定。”364那不勒斯驻海牙领事从君士坦丁堡得到的这条消息与米歇尔·莫里诺不久前提出的关于土耳其帝国征税基数偏小的见解恰好不谋而合：“……每当军事失利，帝国的财政需求扩大，居民的税收负担即随之增加。由于居民除向外国出售货物外几乎无法得到为纳税必须的比亚斯特，他们就甩卖商品。这一情况与中国20世纪的贸易收支恶化相去不远”。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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