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 第3卷 世界的时间

工业化的欧洲昂首闯入这个困难重重的世界，为所欲为，贪得无厌，步步进逼，最终敲响了土耳其帝国的丧钟。不过，上文提出的时间表还值得商榷，不宜轻信当时人的说法，因为18世纪的欧洲已开始目空一切。1731年，一位不值得在此为他扬名的作者写道：“对付这个在作战中不守任何规矩和法则的国家奥斯曼帝国〕，只要等到一个好时机，就能把它如羊群那样逐走〔我猜意思是逐出欧洲”。366二十五年后，古达尔骑士甚至认为不再有必要等待“好时机”，他写道：“只要商定怎么处理土耳其的善后事宜就行了，这个帝国从此再也不必提起。”367真是狂妄到了极点！土耳其帝国空有健壮的体魄，却不能摆脱其因循守旧和沉重的遗产，工业革命最终将要把它整垮。

幅员最大的经济世界：远东

就其整体而言，远东368包括三大经济世界：伊斯兰、印度和中国。伊斯兰以红海和波斯湾为基地，控制着从阿拉伯到中国的一系列沙漠地区，横亘亚洲大陆的腹地；印度的势力遍及科摩林角以东和以西的全部印度洋；中国既是内陆国家(其影响直达亚洲的心脏)，也是海洋国家太平洋的陆缘海以及沿海各国都在它的势力范围之内。

但是，在15和18世纪期间，能否说这三个经济世界程度不同地属于同一个经济世界呢？由于季风和信风定期提供的动力方便，远东是否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有其轮流占统治地位的中心，范围广大的联系网，以及环环相扣的贸易和价格联系？我们以下所要探讨的问题正是关于这种可能存在的庞大、脆弱、时断时续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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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之所以时断时续，因为这些面积特大的土地结合在一起是以印度为中心的跷跷板向两端摆动的结果：时而东方得势，时而西方抬头，任务、优势以及政治和经济高涨便随着摆动而重新调整。不过，变来变去，印度的地位始终保持不变；古杰拉特、马拉巴尔海岸与科罗曼德尔海岸的印度商人几个世纪内始终压倒无数竞争者：红海的阿拉伯商人，伊朗海岸和波斯湾的波斯商人，往来南洋群岛的中国商人(他们已使中国帆船适应南洋海域的航行)。但跷跷板也有停止工作或者出故障的时候；亚洲的外围空间那时就比平时更倾向于分裂成各行其是的区域。

这个简单化的模式主要说明双向运动时而对西面的伊斯兰有利，时而对东边的中国有利。位于印度两端的这两种经济的任何发展都会引起幅度极大，往往历时几百年之久的运动。如果西面的重量增加了，红海和波斯湾的水手就侵入和横渡印度洋；例如，他们在18世纪时曾突然出现在被阿拉伯地理学家称作“汉府”369的广州大门口。中国素来对航海不很积极，但如果它决心走出国门，中国南方沿海的水手就会抵达他们一直留心的南洋群岛，以及科摩林角以东的所谓“第二个”印度……他们当然也完全可以走得更远。

15世纪以前的一千年间，历史无非是单调的重复：一个活跃的港口在红海兴起，主宰红海沿岸，然后被邻近的另一个港口取代。波斯湾沿岸和印度沿海地区也是如此，南洋群岛和南亚各半岛同样是如此；各个海域也轮流盛衰。尽管港口和海域各领风骚于一时，历史的根本格局却依然如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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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涉及的时间起自15世纪，这一世纪初的重大事件是中国的复兴(明朝于1368年逐走蒙古人)及其规模惊人的海上扩张。对后一事件至今众说纷纭。事情的发端及其在1435年中止的原因对我们仍是一个谜。370中国帆船远航锡兰、霍尔木兹乃至“贞治人”371的非洲东海岸，驱赶了和至少扰乱了穆斯林贸易。东方的嗓门从此比中央或西方更高。我想说的是，正是在这个时期，这一广阔无边的超级经济世界的极点将稳定在南洋群岛，那里出现活跃的城市，如万丹、亚齐、马六甲以及晚起的巴达维亚和马尼拉。

这些城市的规模并不十分大，把如此重要的角色派给它们扮演似乎荒诞不经。但是，在香巴尼交易会时代，特鲁瓦、普罗万、奥布河畔巴尔、拉尼也都是小城市，由于地理位置优越，位于意大利和佛兰德之间的必经之途，它们便成为一个广大的商业体系的中419心。南洋群岛作为交通要冲不是长期处于同一地位吗？那里的交易会为等待季风变更方向，把商人送回出发地，一开就是好几个月。南洋群岛的这些城市可能与欧洲中世纪的商业城市一样，得力于它们未被严格纳入某个过分强大的政治实体。尽管受国王或苏丹的统治和管理，这些城市差不多保持自主：它们对外开放，随着商情变化而调整方向。所以，当1595年考奈留斯·豪特曼来到万丹时，不管事出偶然还是事先策划，他一开始就在远东复杂的中心站住了脚，真可说一矢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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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式的运输船。摄于今天的孟买港。这种类型的船只仍在 印度和阿拉伯海岸和红海之间航行。

归根到底，作为一名历史学家，我想把未经前人充分研究的若干历史片断组合成一个整体。此举是否明智？我们确实对这些历史片断不够了解，但比过去总要了解得深一点。在J.C.旺勒尔372的大力宣扬下，这些亚洲商人一度被认为是些神奇的行商负贩，他们在单薄的行囊里装着体积不大但价值昂贵的商品：香料、胡椒、珍珠、香精、药材、钻石等。事实并非如此，这一古老的形象今天已经消失。从埃及到日本，我们遇到的是些资本家、大批发商、大商人、成千上万的经销人、代理人、掮客、货币兑换商和银行家。从交换手段、交易可能或贸易保证的角度看，上述任何一种类别的商人与他们的西方同行相比，都并不逊色。在印度境内和境外，泰米尔373、孟加拉和古杰拉特的商人结成紧密的团体，他们的商务和合同从一帮传给另一帮，如同欧洲的佛罗伦萨商人传给卢卡和热那亚商人，或传给南德意志商人或英国商人一样……早在中世纪初期，开罗、亚丁和波斯湾各港口已有富埒王侯的豪商巨贾。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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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一个海上交易网越来越清晰地显现在我们的眼前，其货物品种之多和成交额之大堪与地中海或欧洲北方诸海和大西洋的交易网媲美”。375奢侈品和大路货在这里应有尽有，任凭挑选：丝绸、香料、胡椒、黄金、白银、宝石、珍珠、鸦片、咖啡、大米、靛蓝、棉花、硝石、柚木(造船用）、波斯的马、锡兰的象、铁、钢、铜、锡、供贵人使用的精美织物或者供产香料各岛的农民或莫诺莫塔帕的黑人穿着的粗布……376在欧洲人到来前，印度洋贸易早已存在，因为各地的产品互相补充，互相吸引，互相调剂；它们促使远东各海的贸易渠道保持畅通，如同欧洲各海的情形一样。

第四个经济世界

三个经济世界说来已经不少，但随着欧洲的入侵，第四个经济世界又挤了进来—这要归功于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法国人以及其他一些欧洲国家的人。1498年5月27日，华斯哥·达·伽马抵达卡利卡特，为欧洲人打开了大门。不过这个世界对他们是陌生的，尽管他们杰出的先辈，几位西方旅行家，留下了耸人听闻的游记，他们还必须去发现这个世界，不能立即在这个世界之中得其所哉。亚洲是使他们为之困惑的另一个星球：植物不同，动物不同，377人情不同，文明不同，宗教不同，社会形态和所有制怪模怪样的恒河三角洲。约翰·索恩通18世纪初为东印度公司绘制的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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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也不同。378一切都以新的面貌出现。甚至那里的河流也与欧洲的不同。在西方已是庞然大物的东亚，在这里更大得漫无边际。亚洲的城市简直人山人海。奇怪的文明，奇怪的社会，奇怪的城市！

何况需要几个月艰难的航行，才能抵达这些遥远的国家。第四个经济世界到那里去碰运气，往往超过理性允许的限度。伊斯兰国家及其商人在近东拥有基地(基督徒在十字军时代曾企图夺取这些基地)，因而他们能随意凭借武力在印度洋活动。可是，面对数目众多的亚洲国家及其幅员辽阔的疆域，欧洲商船带来的人员却少得可怜。在远离故土的地方，欧洲即使在取得最出色的成果时也占不了数量优势。16世纪，从霍尔木兹到澳门和长崎，葡萄牙人最多不过10000人；379英国人虽然早期就获得很大成绩，但人数也始终不多。1770年前后，马德拉斯有114名英国“文职人员”;孟买有700到800名，加尔各答有1200名。380马埃是法国的一个次等据点，1777年9月有114名欧洲人和216名印度雇佣兵。3811805年左右，“全印度的英国人不超过31000人”，即使他们能统治这个巨大的国家，但毕竟只是个很小的集团。38218世纪末，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本土和远东之间往返的人员最多不过15万。383就算其中不到半数的人在海外服务，这也已经是创造记录的了。还得补充说明，在杜普雷和克莱夫时代，纯由欧洲人组成的部队在远东数量微不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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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表面上掌握的手段如此有限，而其征服成果又如此辉煌，二者极不相称。1812年，一位法裔美国人写道：“只消一个偶然事件或舆论转向……便能瓦解英国在印度的政权。”384二十年后，维克多·雅克蒙于1832年重申这一见解并作进一步的阐发：“英国在印度的政权像是奇怪的制造工场，那里一切都是人为的、不正常的、例外的。”385“人为的”这个词没有贬义，人为意味着聪明才智，而在这里即是成功。少数欧洲人不仅迫使印度，而且迫使整个远东承认其权威。他们本无成功之理，然而他们却成功了！

印度被其自身所征服

首先，欧洲人从来不是单枪匹马。在他们还没有当上主人的时候，已有成千上万名奴隶、仆人、助手、合伙人、合作者围着他们转，其人数多过他们几千倍。早在葡萄牙人的时代，从事“区域贸易”的欧洲商船就雇佣不同国籍的船员，其中本地水手占多数。菲律宾商船也雇佣“为数很少的西班牙人，许多马来人、印度人和菲律宾混血儿”。386拉斯戈台斯神父1625年乘船从马尼拉前往澳门，该船未能抵达目的地，在广州沿海沉没，船员中印度水手不下37名。387迪凯纳的侄子指挥的法国舰队1690年7月在锡兰海面俘获荷兰的军需品运输舰“蒙福尔·德·巴达维亚号”，战利品中包括“两名奇丑无比的黑奴。这两个倒霉蛋宁可饿死也不去碰基督徒可能碰过的东西”，这里指的是经过烹制的食物。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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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在各国的印度公司后来蓄养的军队里，绝大多数兵员是本地人。1763年左右在巴达维亚，每1000到1200名“各个国籍”的欧洲士兵配有9000至10000名马来辅助人员和2000名中国兵。389究竟是谁发现了(不过真有必要去发现吗?)在印度招募土著士兵为欧洲人效力这个奇妙又简单的办法，以便借助印度人征服印度？是弗朗斯瓦·马丁390还是杜普雷？或者根据一位当时人(当然是法国人)的说法，是英国人“仿效杜普雷招募土著雇佣军”?391

在远东商业活动的中心，同样也有无数本地人自荐效力。成千土著经纪人包围欧洲人，主动提供服务，其中有埃及的摩尔人，无所不在的亚美尼亚人，婆罗门商人，莫卡的犹太人，广州、澳门和万丹的中国人，还有“古杰拉特”商人，科罗曼德尔沿海商人以及爪哇人。爪哇人尤其眼明手快，葡萄牙人刚到盛产香料的岛屿，就被他们团团包围。不过这也合乎情理。性喜旅行的马埃斯特·芒里克1641年来到坎大哈时，一名印度商人误认这位西班牙人为葡萄牙人，提出愿为他效劳。这位印度人解释说：“因为贵国人不会说本地话，如没有人充当向导，必定会遇到困难……”392随着时间的流逝，帮助、合作、勾结、共处乃至相依为命，逐渐成为理所当然；本地商人处事精明，自奉甚俭，长途旅行中每餐只吃一点大米，他们犹如绊脚草一般芟除不尽。何况在苏拉特，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办事员”(servants)刚来不久就与本地的风险放贷人串通一气。英国公司的分行，无论在马德拉斯或威廉堡，不知多少次得到伦敦上司的授权向印度商人借钱。1720年，393由于“南海骗局”发生，英国银根奇紧，东印度公司为取得现金便在印度借钱。此举对东印度公司大有好处，使它以与陷入困境同样快的速度摆脱困境。法国东印度公司于1726年缓过气来，但它避免在苏拉特恢复商业活动，因为它欠着当地婆罗门商人400万卢比的巨款。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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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合作者是不可缺少的，也是不能摆脱的，因为他们在当地土生土长，并创造财富。1733年一份报告说，本地治里“如不设法吸引独立从事贸易的批发商”，395就不能成为繁荣的商埠。这里当然包括来自各地的商人，其中主要是印度人。何况，没有袄教商人和婆罗门商人，孟买又怎能建成？马德拉斯少了亚美尼亚人又会成什么样子？英国人在孟加拉和印度其他地区一贯利用本地商人和银行家。只是当大不列颠在孟加拉的统治完全确立后，加尔各答的本地资本家才被从最有利可图的活动领域(银行，对外贸易)排挤出去，被迫转到别的部门，以保全他们的资金(土地、高利贷、税收，乃至1793年前后买下英国东印度公司发行的大部分债券)。396但在当时，孟买百废俱兴，英国人对袄教商人、“古杰拉特”商人和穆斯林商人还不加排斥，后者得以在对外贸易中并作为本港的商船主积聚巨额财富，直到1850年建立蒸汽船航运业为止。397最后，尽管英国银行曾多次尝试，但也未能完全取消印度商人使用的汇票(hundi)。这是印度商人拥有行动自由及稳固的银行组织的标志，英国人在企图消灭这一组织前曾长期利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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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银究竟体现力量还是软弱？

人们常说欧洲、美洲、非洲、亚洲互相补充。可以同样正确地说，世界性贸易曾努力使各大洲取长补短，而且往往达到了目的。远东接待欧洲产品大体上不如欧洲对胡椒、香料或丝绸那么疯狂。由于贸易平衡要求以一种狂热取代另一种狂热，亚洲从罗马帝国时代起，只同意欧洲用贵金属来进行交换。科罗曼德尔沿海偏爱黄金，但亚洲主要接受白银。我们多次说过，中国和印度已成为在世界各地流通的贵金属的最后归宿。贵金属进入这两个国家后，就再也出不来了。这一奇怪的恒在因素决定了西方的贵金属向东方流失，有人认为这是欧洲的弱点和亚洲的强项，而我已在上文说过，这不过是欧洲为打开特别有利的市场而在亚洲，也在别处乃至在欧洲本土经常使用的手段。到16世纪，由于美洲的发现以及新大陆矿业的高涨，这一手段将发展到空前的弘大规模。

美洲白银通过三条渠道抵达远东：勒旺和波斯湾、好望角、马尼拉大帆船。印度史学家告诉我们，在17与18世纪，勒旺和波斯湾仍是通向印度的最重要途径。日本情况特殊，姑置不论(日本本国的银矿生产在对外贸易中有时起一定作用)；在远东流通的白银几乎都是从欧洲，也就是说从美洲运来的。所以，欧洲商人向印度钱币兑换商或银行家借的卢比，实际上是还了又借，他借到的白银是由以前的欧洲贸易输入印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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