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 第3卷 世界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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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雇有若干办事人员走遍各棉布产区，由他们再与工匠签订合同。中间商有义务在预定日期，按照一经商定便不得变更的价格，向某家商行的“办事员”交付一定数量和一定品种的织物。他按照惯例预付织匠一笔现款作为定金，供工匠购买棉纱并维持生产期间的生计。工匠交活后，将根据行市收取价款，预付款自当扣除。棉布价格随行就市，不在预订时定死，是因为它随棉纱和大米的价格而变动。

商人因此要冒一定的风险，其利润率显然大受风险的影响。但织匠的确十分自由，他接受预付定金(不像在欧洲接受的是原料），但可直接在市场出售产品，受包买商制度束缚的欧洲工人则无此回旋余地。另一方面，印度织匠有可能更换工作地点乃至罢工、改行、重新务农或应募当兵。鉴于这种情况，K.N.乔杜里觉得有口皆碑的印度织匠的贫穷令人难以理解。难道是古老的社会结构注定了农民和工匠只能得到最低的报酬？17和18世纪期间需求和生产的巨大增长可以加强工匠的选择自由，但不能打破普遍的低薪制，虽然生产已被直接的货币经济所包围。

一般情况下，实行了以上办法便不必再开办工厂。不过工厂也还存在，宽敞的车间里集中了大量劳力。这就是所谓“卡卡那”(karkhanas)，其产品仅供厂主即贵族或皇帝使用。厂主有时也乐意输出这些高级奢侈品。芒代尔斯罗(1638年)曾说起一种华丽而昂贵的金花棉丝织物，在他路过艾哈迈达巴德城时，当地的工匠才刚开始生产这种织物，“专供御用，但也允许外国人携带出境”。459

实际上，印度全国都从事生丝和棉花纺织，出口数量大得令人 难以置信的织物，从最普通的到最豪华的应有尽有。产品远销世 界各地，甚至美洲也通过欧洲的媒介得到大量织物。借助旅行者 的记述和欧洲公司开列的货单，我们能够想象其品种之繁多。仅 以法国一份备忘录中列举的印度各省生产的纺织品为例(照录原 文,不加评论):“Toiles de Salem écrues et bleues,guinées bleues de Maduré, bazins de Gondelour, perkales d'Arni, napes de Pondichéry, bétilles, chavonis, tarnatanes, ourgandis, stinkerques de côte,cambayes,nicanias,bajutapeaux,papolis,korotes,branls, boelans,limanas,tapis de lits,chittes, cadées, doulis blancs,mouchoirs de Mazulipatam, sanas, mousselines, terrindins, doréas (mousselines rayées), mouchoirs stinkerques, malmolles unies, brodées en fils or et argent,toiles communes de Patna exportées en telle quantité, jusqu'à 100 000 pièces, qu' on peut les obtenir sans “les faire contracter"460],sirsakas (étoffe de soye et coton), baffetas,hamans,casses,toiles à quatre fils,bazins communs,gazas,toiles de Permacody, guinées d'Yanaon, conjous..."461 \*备忘 录作者还补充说：某些品种的织物质量差别很大:如在达卡市场上 出售的“精美绝伦的平纹细布中……有的单色细布售价自每16法 尺200法郎至每8法尺2500法郎不等”。462这份货单本已洋洋大 观，但与乔杜里那本书附录的91种纺织品名单相比，又是小巫见 大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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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直到英国工业革命为止，印度棉布业在产品质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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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织物名称，作者因无从全部考证清楚，故照录原文，译者这里也循例而行。

数量以及出口额方面均占世界第一位。

一个民族市场

剩余农产品、原料和供出口的制成品无不在印度流通。乡村市场上汇集的粮食经由一系列本地商人、高利贷者和放款人之手抵达小城镇，然后再由专营粮食和盐463等重货运输的大商人运往大城市。这种流通方式并非尽善尽美：饥荒突然到来会使人措手不及，而距离过远往往使饥荒酿成大灾。不过在沦为殖民地的美洲，或在古老的欧洲本土，情况不也一样吗？何况印度的商品流通采用各种可能的形式，因而能冲破障碍，把经济结构和生产水平各不相同而又相隔遥远的地区连接起来；结果是各类货物无分贵贱，都畅通无阻，而且运输可享保险，保险费相对低廉。464

陆路运输由浩浩荡荡的有武装保护的商队承担。根据不同的地段，这些商队使用牛车以及水牛、驴、骆驼、马、骡和山羊等驮畜，有时也雇用驮夫。雨季商队停止活动，于是水路(河流和运河)运输跃居首位。水运价格低得多，往往速度更快，奇怪的是收取的保险费更高。商队所到之处无不受到热情接待，村庄里乐于为他们提供住宿。465

叙述至此，我们不得不想到，“民族市场”这个术语用在这里有点过甚其词。庞大的印度次大陆具有某种严密的结构，货币经济则是形成这种结构的重要和基本因素。这种结构产生出若干发展极点，而极点又造成为活跃的流通所不可缺少的不平衡形态。

谁还会注意不到苏拉特及其所在地区的中心地位？苏拉特地区在商业、工业、出口等物质生活领域都占优势。苏拉特港是进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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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印度行旅图。坎贝王国境内妇女乘坐牛车旅行；武装人员护送商旅。

口货物的大门，远洋贸易使红海的贵金属源源不断地运来，使苏拉特与遥远的欧洲及南洋群岛的港口息息相通。另一个不断壮大的极点在孟加拉，这是印度的奇迹，埃及般的庞然大物。1739年，一位法国船长驾驶他的600吨级的商船溯恒河而上，好不容易才抵达金德讷格尔。他对恒河的看法很有道理：“这条河是印度商业的源泉和中心。在河上开展商业甚为方便，因为这里没有在科罗曼德尔沿海所遇到的诸多麻烦466〔……因为这里土地肥沃，人口极其稠密。这里不但生产质量极佳的工业品，而且还提供小麦、大米以及各种日常生活用品。物产丰富吸引着并将永远吸引大量商人前来此地，商人们派他们的船只驶往从红海到中国的整个印度洋沿海地区。欧洲和亚洲各民族在这里会合，秉性和习俗各不相同，却相处十分融洽，但有时也彼此不和，他们莫不以利益为唯一准绳。”467当然，若要再现商旅云集的印度地理概貌，还得补充其他描述。必须谈到古杰拉特的“工业群落”，这是远东最强大的工业中心;还要谈到卡利卡特、锡兰、马德拉斯；还有各式各样的外国商人和印度商人，他们随时准备拿出资金或货物，租船出海去碰碰运气。除荷兰外，欧洲各国的船只都争相承揽这类货运。同样还应该谈到在水陆两路进行的国内交换(食物、棉花、染料)。这些贸易是对外贸易的补充，不如后者引人注目，但是对于印度生活的总体来说可能更加重要。国内贸易对莫卧儿帝国的结构毕竟具有决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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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卧儿帝国的重量

大莫卧儿帝国于1526年取代德里苏丹国，接管了一套业已证明行之有效的组织系统。在继承了这笔遗产和重新焕发了活力以后，大莫卧儿帝国这台笨重而有效率的机器将运转很长时间。

它完成的第一件大事(1556至1605年间阿克巴的创业)是顺利地推动了印度教和伊斯兰教和睦共处。伊斯兰教徒皆系权贵，当然备受崇敬，以至欧洲人在印度北部和中部见到无数清真寺后，长期认为伊斯兰教是印度普遍信奉的宗教；商人和农民信奉的印度教是一种正在消失过程中的偶像崇拜，好比欧洲与基督教共存的异教。欧洲思想界晚至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才发现印度教的存在。

第二项成就是借鉴邻国波斯的艺术、文学和灵感，使波斯文明适应印度的国情并在几乎印度全境发扬光大。由此产生了两种文化的融合，结果是原属少数人的伊斯兰文化被广大印度群众所吸收，虽然印度群众早已主动接纳了许多外来文化因素。468波斯语是享有特权的贵族和上层阶级的语言。一名法国人在贝拿勒斯遇到了麻烦(1768年3月19日),对金德讷格尔的总督说，“我将叫人用波斯文给本地的王公写信”。469行政机构使用印度斯坦语，但其组织形式仍仿照伊斯兰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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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里苏丹国及后来的莫卧儿帝国都成功地在印度各省(sarkars)和各县(parganas)建立了行政系统。遍布各地的行政部442门负责征收税赋，也以促进税源所出的农业为已任，发展灌溉，推广供出口的高收益作物。470行政部门的这一行动有时辅之以国家津贴和巡回宣传，颇见成效。

这一体系的中心是极其强大的军队。作为帝国的心脏，军队确保帝国的生命，同时又靠帝国养活。军队的骨干由皇帝周围的贵族，即“曼沙达尔”(mansabdars)或“欧姆拉赫”(Omerahs)组成，1647年共有8000人，他们根据各自的级别，招募几十、几百乃至几千名雇佣兵。471常驻德里“待命”的部队人数之多，为欧洲所难以想象：将近20万骑兵，40多万持枪步兵和炮兵。另一个首都阿格拉的情况相同，每逢大军出征，阿格拉只剩一座空城，唯有婆罗门商人留下不走。472如果我们试图统计在帝国各地分散驻防以及卫戍边境的兵员，则人数接近100万。473“在任何一座小城镇里，至少总有2名骑兵、4名步兵”，474他们负责治安，也考察和探听民情。

军队本身就是政府，因为帝国的高官显职首先属于军人。军队也是外国奢侈品，尤其是欧洲呢绒的主要顾客。印度气候炎热，进口呢绒并非用于衣着，而是供“王公大人为马、象、骆驼等坐骑配备绣帔475和鞍垫，制作轿帷、防潮枪套以及步兵的礼服”，476当时(1724年)进口的呢绒每年价值高达5万埃居。从波斯或阿拉伯大批进门的马(一名骑兵拥有多匹坐骑)本身就是奢侈品:它们价格极昂，为英国平均价格的四倍。宫廷里“贵庶咸与”的庆典开始前，皇帝的一大乐趣是让“御厩里若干匹上等骏马列队受阅”，继之以“几头洗刷干净的巨象，通体除了两道粗大的红杠都涂上黑色”，并饰以绣帔和银铃。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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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姆拉赫”的豪华堪与皇帝本人相比。他们与皇帝一样有自己的手工工场(“卡卡那”)，其精美的产品专归他们享用。478他们也与皇帝一样喜好兴建宫室。他们出入必有大批奴仆随行，有的积聚财宝之多令人膛目结舌。479我们不难想象贵族阶级给印度经济带来多重的负担。他们或由国库直接支付俸禄，或在皇帝赐予的“扎吉尔”封邑收取农民交纳的税赋，“以保持其高贵身份”。

莫卧儿帝国灭亡的政治原因和非政治原因

帝国这架庞大的机器到18世纪显示老化和衰竭的迹象。若要确定所谓莫卧儿帝国衰落的开端，真还不知道选哪一个日期才好：1739年波斯人攻占德里，把全城洗劫一空；1757年英国人打赢普拉西战役；1761年，正当用近代武器装备的马哈拉施特拉人准备重建大莫卧儿帝国时，披着中世纪甲胄的阿富汗人在第二次巴尼伯德战役中把他们打得一败涂地。历史学家们没有太多争论，长期把奥朗则布去世那一年，即1707年，定为莫卧儿帝国盛极而衰的转折点。如果我们接受他们的看法，那么莫卧儿帝国纯属寿终正寝，没有让外国人，不管是波斯人、阿富汗人还是英国人，来结果它的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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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真是个奇怪的帝国，它以几千名封建主为柱石。称作“欧姆拉赫”或“曼沙达尔”(身份高贵的人)的封建主们既从印度，也从外国招募。沙·贾汗统治(1628—1658年)末年，封建主已从波斯和中亚等17个不同地区前来印度。他们对于自己将在其中生活的国家的陌生程度，不亚于后来的牛津或剑桥毕业生对于他们将去治理的吉卜林笔下的印度。

欧姆拉赫每天上朝两次。与在凡尔赛一样，朝臣务事献媚取宠。“皇帝说的每一句话无不被传诵、赞叹，都使显要的欧姆拉赫举手高呼卡拉马特’，意思是妙极了’。”480不过他们朝见的主要目的是要确信皇帝健在，由于皇帝健在，帝国也就安然无恙。皇帝一不露面，御体违安的消息或者主上驾崩的谣言立时会引起一场继位战争的风暴。所以享高寿的奥朗则布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即便病得要死，也要强打精神接见群臣，以便向公众证明他还活着，帝国也还巍然存在。这一专制体制的弱点是它未能确立可垂之万世的帝位继承方式。角逐帝位之争并非始终十分严重。1658年，奥朗则布打败了他的父亲和他的兄弟达拉·苏柯，结束了皇位继承战争，建立起他的血腥统治，但战败者一方未见特别悲痛。“几乎所有欧姆拉赫都被迫去朝见奥朗则布……难以置信的是竟没有一个人敢于为老皇帝出面求情，虽然正是老皇帝给了他们今天的地位，把他们从草野贱民，也可能如这个宫廷中常见的那样，从奴隶擢升为达官，享尽富贵荣华。”481说这番话的是与柯尔贝尔同时代的法国医生弗朗斯瓦·贝尼埃。他的证词说明他尽管久居德里，还没有忘记自己感受和判断事物的方式。但德里的权贵们另有一套伦理观念，遵循另一个世界的行为准则。他们究竟是何许人呢？不妨说与意大利15世纪的雇佣兵队长(condot-tieri)相像，他们招募步兵和骑兵，实行论功行赏。征募兵员、武装士兵是他们的事，所以莫卧儿部队的装备简直五花八门。482作为“雇佣兵队长”，他们久经沙场，完全懂得应该怎样躲开危险；他们对打仗并不起劲，只想着一己的私利，与马基雅弗利时代的军事领袖一样，他们有时故意拖延战争，避免进行决战。过分显眼的胜仗自有其弊病：统帅满意之余，还会横生嫉妒。拖长战争，扩充兵员，多从皇帝那里得到饷银和收入，则有百利无一弊。尤其当战局不太险恶时，只要在被围困的城堡前安营扎寨，坐待城堡内部粮尽弹绝，拖延时间反而更有好处。这种营寨大如一座城市，有几千顶帐篷，几百家铺子，生活方便，甚至还能享受某种奢侈。弗朗斯瓦·贝尼埃对这种帐篷城市作过很好的描写。奥朗则布1664年出征克什米尔途中，曾搭建容纳成千上万人的帐篷城市。军营中帐篷林立，井然有序。欧姆拉赫与在朝时一样，按时觐见皇帝。“在一片漆黑的旷野里，只见长长的火把行列在大军宿营的无数帐篷中穿行，引导欧姆拉赫们前往御帐，或把他们送回各自的帐篷，真没有比这更加壮观的景色了……”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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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起来看，这是一台惊人的机器，既坚硬又脆弱。要使这台机器运转，必须有一个刚毅、能干的君主，奥朗则布在其统治的前半段可能做到了这一点，也就是说大致上到1680年为止，他在那年镇压了自己的亲生儿子阿克巴的反叛。484机器运转还有另一项条件，即国家必须不打乱既有的社会、政治、经济和宗教秩序。可是，矛盾重重的大莫卧儿帝国不断在变化。不仅君主在变，变得褊狭、多疑、优柔寡断、笃信神明，整个国家和军队本身同时也跟他一起在变。军队沉湎于奢侈享乐，因此丧失了战斗力。尤其，军队不断扩充，招募了过多的兵员，但扎吉尔“封邑”的数额不以同等速度增长，而且皇帝出让的领地往往不是已备遭蹂躏，便是位于贫瘠地带。扎吉尔受封者通常采取的对策是抓住一切机会谋利。大莫卧儿帝国的贵族仅及自身，他们死后财产例应归还给皇帝，而在无视公益的气氛下，某些贵族就设法隐匿部分财产；有的甚至像同一时期土耳其帝国的贵族那样，成功地把自己的终身财产变成世袭产业。这一体制的另一腐败现象见于17世纪中叶：王子公主、后宫妃嫔和贵族领主纷纷从商，或者亲自出面，或者利用商人出名顶替。奥朗则布本人拥有一支船队，从事红海及非洲各港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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