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 第3卷 世界的时间

莫卧儿帝国臣民的财产不再是对他们为国宣劳的奖赏。各省地方长官不再听命。奥朗则布出兵制服了德干的两个伊斯兰国家：比贾布尔王国(1686年)和戈尔孔达王国(1687年)；当他凯旋回朝时，一场广泛的抗命浪潮又突然向他袭来。那时候，马哈拉施特拉人已经公开表示与他为敌。马哈拉施特拉人是高止山脉西段贫穷、人数不多的山民。这些出色的骑兵，在大批不逞之徒和不满分子的协助下，四出袭击抢掠，皇帝竟奈何他们不得。他用武力、狡计和收买手段都未能击败马哈拉施特拉人的首领西瓦吉，一个粗野的农民、一头“山老鼠”。皇帝的威望因此大损。1664年1月，马哈拉施特拉人攻占并洗劫苏拉特，皇帝更是丢尽体面，因为苏拉特是大莫卧儿帝国最富的港口，赴麦加贸易和朝圣的出发点，莫卧儿统治和权力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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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莫卧儿皇帝出猎图。扈从的臣仆都有坐骑：马、象、骆驼，只有背景右侧的少数步兵是例外。

由于上述原因，N.M.皮尔逊485不无道理地把漫长的奥朗则布统治时期包括在大莫卧儿帝国衰落过程之中。他的论据是，面对前所未有的、顽强的内战，帝国已表明未能恪守其天职，忠于其存在理由。这是可能的。但战争的悲剧难道如今天有人所说，486仅仅由于奥朗则布1680年后推行了以猜疑、杀戮和排斥异教为特点的政策吗？这是否过高估计了这位“印度的路易十一”487的作用?印度教的反抗是从深层涌起的巨澜；马哈拉施特拉人的战争，锡克族的异端抬头和殊死斗争，488都是这一反抗的外在表现。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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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6对反抗的根源并不清楚。根源如果弄明白了，我们很可能就不难解释莫卧儿统治及其使两种宗教和两种文明——穆斯林和印度教—共存的努力何以在深部不可挽救地失败。穆斯林文明以其典章制度、独特的市政建设及宏伟建筑表现它在印度取得了罕见的成功，甚至德干地区也力图进行模仿。但是一旦大功告成，印度却分裂成了两块。正是这一分裂为英国征服铺平了道路。长期担任荷兰东印度公司驻孟加拉代表的荷兰人伊萨克·提津格说得很干脆(1788年3月25日):英国人可能遇到的唯一不能克服的障碍将是穆斯林与马哈拉施特拉的王公结成联盟，“今天英国的政策始终致力于排除这一联盟的可能性”。489

肯定无疑的是大莫卧儿帝国解体过程缓慢。普拉西战役(1757年)发生于奥朗则布故世(1707年)后五十年。这苦难深重的半个世纪里，印度是否已进入经济衰退时期？衰退又是对谁而言？因为18世纪在印度全境，对欧洲的贸易大为增长。这一增长又有什么意义?

印度18世纪的真正经济形势实际上很难判断。当时某些地区必定衰退了，另一些地区维持原状，个别地区反有进步。有人把蹂躏印度的历次战争与德国在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中遭受的苦难相比。490同样作比较，不如与法国的宗教战争(1562—1598年)相比更说明问题，因为宗教战争虽使法国遍体鳞伤，这期间法国的经济形势却是比较好的。491正因为经济形势较好，战争才能维持并延续，新教和天主教双方才能给不断招募的外国雇佣军发饷。印度的战争是否依靠相同的有利经济条件？这是可能的：马哈拉施特拉人发动进攻时必有商人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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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来到他们的营地，沿着选定的路线为他们筹集必需的食物和弹药。必须以战养战。

总之，问题已经提了出来。而为了解答问题，就需要进行调查、统计、绘制价格曲线……我想发表由我个人负责的一个见解：18世纪后半叶的印度似乎处于从广州到红海的上升经济形势之中。各欧洲公司，独立经营的商人和插手“区域贸易”的公司“办事员”生意做得很好，他们的船只的数目与吨位都有所增加，这可能意味着给印度经济带来一定的损害，要求它作出某些调整，但是远东的生产，尤其是始终占据中心位置的印度的生产，必须跟上这一运动。霍尔敦·福伯信笔写道：“印度每生产一匹向欧洲出口的棉布，必须同时为国内消费生产一百匹。”492当时甚至印度洋沿岸的非洲也在古杰拉特商人的推动下再度活跃起来。493印度史专家们对18世纪的悲观看法难道只是一种先验的推定?

不管印度由于经济发展还是衰退而敞开大门，印度对外国征服未作很大的抵抗。不仅英国人轻取印度，法国人、阿富汗人、波斯人也跃跃欲试。

印度经济的衰退，究竟是因为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的顶层运转失灵，还是由于乡镇密集的经济活动出了毛病？在后者这一初级层次上，并非一切都始终不变，但许多东西保持原状。无论如何，英国人占领的不是一个日暮途穷的国家。1783年后，苏拉特虽已破落，英国人、荷兰人、葡萄牙人和法国人仍在该城有重要的商务。494马埃的胡椒价格高于英国收购站出的价钱，1787年495吸引了大宗胡椒贸易。依靠在印度当地商行供职的法国职员，更赖在波旁岛和法兰西岛定居的法国人出力，法国的印度洋贸易日渐兴旺，至少也维持旧观。法国人到印度来寻求发财机会已为时太晚，他们无不想好对付英国人的策略和经商方案：印度始终是头猎物，是令人垂涎的征服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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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19世纪的落伍

印度在19世纪肯定是退步了。既是绝对的退步，也是相对的落伍，因为它跟不上欧洲工业革命的步伐，不能仿效其英国主义的榜样。应该归诸什么原因?是印度十分特殊的资本主义？是以低工资为特征的带有强制性的经济和社会结构？或是政治形势的困难，18世纪印度境内战争频仍，兼以欧洲特别是英国得寸进尺的侵犯？或是技术进步不足？或是如同俄国那样，致命的打击来自欧洲的机械革命？

印度资本主义显然有其缺陷。但是这一资本主义是一个体系的组成部分，而这个体系说到底运转并不太坏，虽然印度是个硕大无比的实体，比法国大10倍，比英国大20倍。这个实体为能生存，这个在地理上分割成若干碎块的民族市场为能运作，都需要一定数量的贵金属。我们已看到，不管印度的经济、社会、政治制度是何等僵硬乃至邪恶，却注定了必须实施货币经济，从而具有必要的灵活性和效率。印度本身不产贵金属，但它进口了足够数量的贵金属，以至早在14世纪，中部地区的农民就用现金缴纳租税。当时的世界上，包括欧洲在内，哪个国家能超过它？由于货币经济的运转条件是必须留有储备，既有蓄水的时候，也有开闸放水的时候，必须在收获或支付前创造一种人为的金钱，组织交易和信贷，也由于货币经济的广泛发展不能离开商人、批发商、船东、保险商、经纪人、中间商、店主和商贩，商业等级体系必定在印度存在而且发挥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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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如此，莫卧儿体系中包含着一定的资本主义成分。批发商和银行家身据要津，掌管着资本积累和再投资。与伊斯兰国家一样，印度没有西方那种在积累财富的同时也积累权势的大地主世家。然而种姓制度促使商人和银行家通过世世代代坚持不懈的努力，使资本的积累过程稳定地继续进行下去。某些家族积聚财富之众，堪与富格尔家族或梅迪契家族相比。苏拉特有的批发商拥有船队：我们知道数以百计的大商人属于婆罗门种姓。同等数目的富商巨贾是穆斯林。到18世纪，银行家似乎抵达财富的巅峰。我个人倾向于认为，一方面他们可能在欧洲历史的影响下被推上银行业务的高峰，而另一方面印度经济生活本身的发展逻辑也趋向于在过程的终端创立高级银行业务。根据T.莱乔杜里的看法，这些商人之所以转入金融领域(收税、银行和高利贷)，是因为欧洲的竞争把他们日益排斥在航海活动和远程贸易之外。496两种运动可能形成合力，奠定雅加采特家族的财富。“雅加采特”(Jagatseths)原意为“世界银行家”，这家人1715年用这个显赫的头衔取代他们的旧姓。

我们相当了解这个家族的情况，他们原籍斋浦尔邦，属于马瓦里种姓的一个分支。他们定居孟加拉后，靠为大莫卧儿皇帝收税、放高利贷、发放银行贷款和经营穆尔希达巴德的铸币厂发了大财。根据几个与他们同时代人的说法，他们单凭确定卢比与旧币的比价就足以致富，他们用汇票把巨额款项交给德里的大莫卧儿皇帝。一支马哈拉施特拉骑兵队攻占穆尔希达巴德后，他们一下子就损失了2000万卢比，但是他们的业务照常进行，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需要补充说，雅加采特家族并非独一无二。我们还知道另一些商人不比他们逊色。497从18世纪末起，这些孟加拉资本家逐渐破产，但这是由于英国人的意志，并非他们自己无能。498相反，在印度西海岸的孟买，19世纪上半叶，一群富商(包括古杰拉特商人和袄教商人，穆斯林商人和印度教商人)在商业和银行业的各个部门，在造船业、货运业、对华贸易乃至在某些工业部门无不春风得意。袄教商人吉吉勃霍依是最富者之一，他在城里一家英国银行存有3000万卢比。499在孟买，本地商业网的组织及协作对英国人是不可缺少的，印度资本主义不用费力就证明了它的适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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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否等于说，资本主义在印度一直发展顺利？肯定不是，因为商人和银行家并非不受约束。早在英国统治者前，压在他们头上的不仅有大莫卧儿皇帝，而且还有印度各邦的专制国家机构。大商人家族的财富注定他们要受到有权势者的敲诈勒索。他们终日担心会遭巧取豪夺或受皮肉之苦。500所以，作为商业资本主义和印度经济的灵魂，货币流通虽然十分活跃，婆罗门商人却缺少自由、安全以及政治上的配合，而正是这些因素促成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不过，有人从这一点出发，进而指责印度资本主义软弱无能，那又走得太远了。印度不同于中国，自发的资本主义，即财富的积累，并不受国家有意识的阻拦。印度大商人虽然常受敲诈勒索，但他们人数很多，而且始终富有。种姓成员间强大的团结力量保护商人集团的财产，确保他们从南洋群岛到莫斯科的种种协作关系。

因此我不认为资本主义应对印度的落后负责。落后的原因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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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包括内部和外部两方面。

在内部原因中，低工资也许是个重要因素。印度工资与欧洲工资相差悬殊，道理不言自明。1736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们认为法国工人的工资(大家知道，法国工资远远低于英国劳动力的报酬)比印度工资高六倍。501乔杜里觉得印度熟练工人报酬极低一事不易解释，并非没有道理，因为印度的社会环境似乎留给他们相当的自由和足够的自卫手段。但低工资难道不是印度一般经济制度历来存在的结构性特征？我的意思是说，低工资是贵金属流向印度的必不可缺的条件。贵金属流向印度由来甚久，早在古罗马时代已是如此。与皇帝及特权人物贪得无厌的攒钱癖好相比，低工资更能解释贵金属似在旋风吸引下从西向东的流动。金币和银币抵达印度后，因当地劳动力价格低廉而自动升值，劳动力便宜必定意味着食物便宜，乃至香料价格也相对低廉。作为回报，印度出口的原料以及棉布和丝绸有力地打入西方市场；与英国、法国或荷兰产品相比，印度出口商品不仅质量高，外观美，而且价格低。今天香港或朝鲜纺织品涌入世界市场，也正是依靠价格低廉。

“外部无产阶级”的劳动是欧洲与印度贸易的基础。托马斯·曼捍卫出口贵金属的原则，1684年提出一个不容辩驳的论据：东印度公司以84万英镑的价格买进的印度产品在欧洲以400万镑的价格脱手，这些进口货物最终为大不列颠回笼货币。502从17世纪中期起，棉布占进口货物的大宗，其数额迅速增长。1785至1786年，英国公司一年间仅在哥本哈根一地即出售90万匹印度纺织品。503从这一事实出发，乔杜里推论说，在一个工匠数以百万计，全世界都争购其产品的国家里，不可能存在钻研技术以求提高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职员吸上鸦片，沉溺于享乐生活。迪普·昌德作印度画(18世纪末)。维多利亚和阿尔贝博物馆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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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率的刺激。这一推断自有道理。既然一切顺利，一切就都可以维持原状。相反，面临威胁的欧洲工业却受到刺激。在18世纪的大部分年代里，英国禁止印度纺织品入境，而把货物转运美洲和欧洲出口。后来，它又竭力占领这个如此丰腴的市场。全亏极度节约劳力，它才达到这个目的。机器革命发端于棉纺织工业并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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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里接触到印度落后的外部原因，而不是内部原因了。一言以蔽之，这第二个原因是英国。光说英国人强占了印度及其资源还不够。印度对于英国人是一个工具，依靠这个工具他们占据了比印度更辽阔的地域，进而统治了亚洲超级经济世界。正是在这个扩大了的框架内，人们很早就看到，印度的内部结构和平衡怎样被扭曲，以便适应一些与它自身不相干的目标。人们还可以看到，在这个过程中，印度怎样在19世纪终于被“非工业化”，沦为原料生产国的地位。

总之，18世纪的印度并不处在诞育革命的工业资本主义的前夜。在它自身的界限内，它呼吸自在，行动有力而且卓见成效。印度拥有传统的农业，劳动力密集，但产量很高；工业是旧式的，但异常活跃、有效(直到1810年为止，印度钢的质量优于英国，仅次于瑞典)；504市场经济早就在本国境内运作，它拥有人数众多，讲求效率的商人团体。最后，印度的工商业实力理所当然地建立在强盛的远程贸易之上：它的经济活动地域比它本国的地域更大。

但印度工商业并不主宰这个经济地域。我甚至曾经指出，印度最活跃的贸易有赖于四周的邻国。但印度对这些邻国却又持消极态度。正是由于外部原因，由于亚洲“区域贸易”的渠道被人霸占，印度逐渐陷于贫困，丧失其领导地位。欧洲人前来印度最初刺激了印度扩大出口，最终反过来使印度大受其害。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印度的巨大力量将被用于完成自身的毁灭。英国从1760年起利用印度的棉花和鸦片撞开中国的大门。英国的实力由此倍增，回过头来正好收拾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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