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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和中国合为一个超级经济世界
以上解释讲过以后,我们又回到一开头提出的问题:整个远东经济生活从1400年起即被纳入到一个极其辽阔、宏大,但是脆弱的超级经济世界之中。这种脆弱性无疑是世界史的重要因素之一。因为远东是个天造地设的侵略目标,其组织形式便于外族入侵,却不利进行自卫,因此欧洲人侵入远东不应由他们独任其咎。何况欧洲入侵之前有过别的入侵,伊斯兰入侵即是其中一例。
这一超级经济世界的合乎逻辑的汇合点和中心只能是南洋群岛。南洋群岛位于亚洲边缘,处在中国和日本前往印度和印度洋国家的中途。然而,地理位置提供的可能性要由历史决定取舍,而且不论接受或者拒绝,还根据印度和中国这两个远东大国的态度,情况会有无数的细微差别。当两个大国处在清平盛世,并致力于对外活动时,远东的重心就大有可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固定在马六甲半岛、苏门答腊岛和爪哇岛一带。但这两个大国觉醒既慢,行动又十分迟缓。
印度在基督纪元初年,也就是说,在较晚的时候才认识南洋群岛并给它注入活力。印度的水手、商人和传教者从事经济开发,促使居民脱离愚昧和皈依宗教,成功地介绍了政治生活、宗教生活和经济生活的高级形态。南洋群岛当时简直被“印度化”了。
中国巨人又晚了好久,到5世纪才来到这里。它没有给已经印度化的国家和城市强行打上中国文明的印记。中国文明本可以在这片大小岛屿上获胜的,正如它已经或将要在日本、朝鲜、越南取胜一样。中国的影响仅限于经济和政治领域;中国多次强迫南洋群岛各国纳贡称臣,接受它的保护和辖制。但这些国家基本上长期保持了他们自己的和最初的一批主子的生活方式。对南洋群岛来说,印度的分量比中国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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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扩张以及后来中国的扩张大概与它们各自的经济起飞同时发生,经济起飞促成、推动了对外扩张;我们因而必须进一步了解其具体经过,辨认其起因和动力。对于这些为一般历史学家难窥其详的问题,我并不十分在行,但我认为,印度在向东扩张时可能把遥远的西方,即地中海带给它的冲击传到东方。欧洲和印度由来已久的、在各方面都带来创新的携手共存难道不正是世界古代史结构的重大特征之一吗?对中国来说,情况就不同了,它在南洋群岛达到了难以逾越的极限。南洋群岛的大门或栅栏总是容易从西向东和向北跨过,而很少从相反的方向。
总之,早先的印度扩张和后来的中国扩张把南洋群岛变成一个往来繁忙的十字路口,如果不说是经济制高点。这个十字路口的经济高涨先后经历了以苏门答腊东南部巨港为中心的室利佛逝王国(7—13世纪),以盛产大米的爪哇为中心的麻喏巴歇王朝(13—15世纪)。两个政权先后控制了海上交通的主轴线,尤其是头等重要的马六甲海峡通道。两个王国都是以制海权立国的有力尝试,且历时甚久:前者五六个世纪,后者三四个世纪。它们如果还算不上是远东的超级经济世界,至少已形成了一个南洋群岛经济区。
以南洋群岛为中心的超级经济世界大概从马六甲的首次繁荣开始,即从1403年马六甲建城算起,或从1409年马六甲立国算起,直到1511年8月10日505阿方索·德·阿尔布克尔克攻占该城为止。我们应该就近考察这一突如其来的、延续了百年之久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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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六甲早期的繁荣
地理位置对马六甲的兴盛起了促进作用。506马六甲濒临海峡一侧(海峡以城市而得名),地形十分有利,扼守连接印度洋和太平洋陆缘海的海上通道。狭长的马来半岛(今天筑有良好的公路,骑自行车也能迅速通过)从前仅在克拉地峡一带有简陋的土路通行,路与路之间则是野兽出没的丛林。半岛环行航线开辟后,马六甲海峡的价值更见重要。507
马六甲建在土地“松软”“泥泞”的一个小山丘上(“一锹就能挖出水来”508),一条清澈的河流把它分割成两部分,船只可在海岸停泊。这座城市与其说是真正的港口,不如说是个锚地和避风口:大帆船都在城市对面,葡萄牙人命名为石岛和船岛的两个小岛之间下槟。船岛“不如阿姆斯特丹市政厅所在的广场大”。509然而,另一位旅行者指出,船只“一年四季均可在马六甲靠岸,是为果阿、科钦或苏拉特港所不及……”510唯一的障碍是海峡的潮汐,通常“从东方涨起,在西方降落”。511这么多优点好像还嫌不够,马六甲(见661页的草图)不仅与两大洋相接,而且处于西方的印度洋季风带与南方和东方的信风带这两大气流区的交汇点。更加幸运的是,赤道无风带随着太阳的运动时而向北,时而向南移动,相当长时间停留在马六甲海域(北纬2度30分),使船只得以先后自由进入南方和东方的信风带与印度洋季风带。索纳拉赞叹说:“在这得天独厚之国,四季常春。”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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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群岛当然还有自然条件优越的其他地点,如巽他海峡。室利佛逝王朝和麻喏巴歇王朝的兴盛513表明,从苏门答腊东海岸,甚至更往东从爪哇出发,也同样可以控制海上通道。1522年1月,麦哲伦在菲律宾去世,探险队船只返航途中在帝汶岛附近穿过巽他群岛南行,进入东南信风带。德雷克1580年做环球航行时也循同一条路线抵达南洋群岛的南侧。
赤道无风带随着太阳的运动先朝北,后朝南移动。马六甲因而成为连接印度洋季风、东北和东南信风的纽带或走廊。(据维达尔·德·拉布拉什的《地图集》,第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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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六甲的兴起诚然可用地理原因作解释,但从当地经济和从亚洲经济的角度来看,历史也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这座新兴城市把邻近海岸的马来水手吸引过来,并在某种程度上把他们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这些水手以沿海航行和捕鱼,更以海上抢劫为生。马六甲一举两得,既使海峡不再受他们的骚扰,又为自己增添小型载货帆船、劳动力、船员乃至它需要的战舰。至于为远程贸易必需的大帆船,它可从爪哇和勃固得到。例如,马六甲苏丹(他十分关心贸易,并在其中占很大份额)出资组织一支远航麦加的船队谋利,就在上述地点购买船只。
这座城市的迅速发展很快就产生了问题:它靠什么养活自己?马六甲背靠的半岛多山;林木繁茂,锡矿蕴藏丰富,却不宜粮食种植,除沿海渔产外,没有别的食物来源。它因此必须依赖生产和出售大米的暹罗和爪哇。暹罗是个尚武好斗、不易对付的国家,麻喏巴歇帝国虽然衰老,但尚未灭亡,依旧统治着爪哇岛。如果马六甲不是在1409年向中国输诚纳贡,暹罗和爪哇无疑会一口吞掉这个因地方政治的偶然机遇而诞生的小城市。中国的保护直到15世纪30年代始终有效,在这期间,麻喏巴歇帝国已自行解体,从而使马六甲得以幸存。
马六甲城异乎寻常的幸运也还是印度与中国会合的产物。中国在南洋群岛和印度洋推行令人惊讶的海上扩张,历时三十多年时间,印度所起的作用更大,也更早。16世纪末,在德里苏丹统治的穆斯林印度的推动下,原籍孟加拉、科罗曼德尔和古杰拉特的印度商人及运输业主大力向外发展,同时积极展开传教活动。8世纪阿拉伯航海家在南洋群岛传播伊斯兰教的未竟事业,终于在几百年以后由印度商人借贸易之便完成了。514沿海各城市陆续接受了伊斯兰教。于1414年皈依真主的马六甲获此天赐良机,经商传教从此携手并进。此外,麻喏巴歇王朝之所以逐渐解体,不再成为危险,正是因为其沿海城市改奉伊斯兰教,而爪哇内地及其他岛屿仍旧信仰印度教。穆斯林秩序的扩张其实只触及南洋群岛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人口。有些岛屿依旧排斥伊斯兰教,如巴厘岛今天仍是绝妙的印度教博物馆。在遥远的马鲁古群岛,伊斯兰的传教活动进展并不顺当;葡萄牙人日后惊奇地发现,岛民名义上是穆斯林,对基督教却毫无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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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马六甲的崛起直接渊源于印度的商业扩张。原因不言自明:印度商人给苏门答腊和爪哇带来了胡椒树这份厚礼。从接触马六甲贸易的地点开始,市场经济到处在取代一种以自给自足为特征的仍处于原始状态的生活,一名葡萄牙编年史家在谈到马鲁古岛居民的过去时说:“他们很少关心播种、种植,好像生活在太古时代,每天早晨,他们从大海和森林取得他们一天所需的食物。他们以劫掠为生,不会利用八角茴香谋利,也没有人向他们收购。”515自从马鲁古群岛被纳入商业网内,岛上陆续开辟了种植园,马六甲与生产香料的各岛屿建立了定期联系。科罗曼德尔的印度商人尼纳·苏里亚·德瓦每年派八条帆船到马鲁古群岛收购八角茴香,到班达群岛收购肉豆蔻。这些岛屿种植单一作物后,全靠爪哇帆船运来的大米为生。爪哇帆船远航直达太平洋中心的马里亚纳群岛。
伊斯兰扩张可见起着组织的作用。马六甲、蒂多雷、特尔纳特以及后来的望加锡纷纷建立了“苏丹国”。最有趣的是形成了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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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经商必须的通用语言。该语言源自马六甲这个大商埠普遍使用456的马来语,一名葡萄牙编年史家说,在南洋群岛及其“内海”,“使用的语言多若牛毛,相邻的两地居民也彼此说不通。如今各岛通行了马来语,大多数人都能说能用,就像欧洲使用拉丁语一样”。人们因此不必奇怪,麦哲伦探险队带回欧洲的马鲁古词汇表上的450个单词都是马来词。516
从“通用语言”的推广可以测知马六甲的扩张力量。不过马六甲的扩张与16世纪安特卫普的发迹一样,是由外部促成的。马六甲城虽然提供住房、广场、商店,设置保护商业的机构,颁发殊属珍贵的航海法规,但其贸易无不依赖外国商船、商品和商人进行。外国商人中以古杰拉特和卡利卡特的穆斯林商人居多(据托姆·佩尔斯说,有一千名古杰拉特人,“外加四五千名往返两地的水手”);科罗曼德尔的印度教商人,即所谓“凯令”(keling),也组成重要的集团,他们有自己的居住区,“凯令村”。517古杰拉特商人的优势在于,他们在苏门答腊、爪哇与马六甲同样站稳了脚跟,控制了转手销往地中海的大部分香料和胡椒。有人说,坎贝(古杰拉特的另一名称)一手伸向亚丁,另一手伸向马六甲,否则就不能生存。518印度就这样再次显示它潜在的优势,它在对外关系方面远比中国开放,并与伊斯兰和濒临地中海的近东地区的商业网连成一片。中国自1430年后彻底放弃航海远征,不管历史学家们作何想象,我们对其原因仍不清楚。再说中国对香料的兴趣不大,消费量也小。除了胡椒例外,中国往往不经马六甲转手,直接在万丹收购胡椒。
阿尔布克尔克率领的葡萄牙小舰队(1400名水兵,其中600名马拉巴尔人)519慕马六甲繁华富庶之名(马六甲当时号称“印以马六甲为据点的葡萄牙人很快就把南洋群岛的资源调查得一清二楚。首先是胡椒、细香料和黄金。欧洲的初次冲击已相当猛烈,足以使1550年后南洋群岛改种新的作物(特别是胡椒),出现新的市场。印度的马拉巴尔海岸也发生同一现象。根据V.马加拉埃斯·戈蒂诺绘制的地图,出处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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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名声最响的市场”),520从远道赶来。征服者滥施暴力:河上的桥才刚失守,城市便告陷落—这是1511年8月10日——继之以九天洗劫。不过马六甲的繁华并不在这致命的一天突然告终。阿尔布克尔克在这里一直留到1512年1月,并在被征服的城市重整秩序。他建造了一座雄伟壮观的要塞;“从暹罗到产香料各岛”,他到处作为穆斯林的敌人出现,但他也宣布自己是异教徒的朋友,实际上是所有商人的朋友。葡萄牙占领马六甲后推行的政策变得宽容、和善。作为葡萄牙国王和东印度的主人,菲力浦二世于1580年后主张在远东务求宗教宽容。他说:“不应用武力迫使别人改变宗教信仰。”521在葡萄牙占领的马六甲市内,耶稣会的圣保罗大教堂高踞要塞之上,从教堂门口的广场放眼望去,大海景色尽收眼底。尽管如此,中国市场和清真寺也还各得其所。路易斯·菲力浦·F.R.托马斯说得好:“1511年8月马六甲被征服,为葡萄牙人打开了通向南洋群岛和远东海域的门户;战胜者夺得马六甲后,不仅统治着一座富庶的城市,而且主宰着一个商业网:各条通商路线以马六甲为枢纽,并在该地相交”。522总的说来,尽管曾有过几次中断,葡萄牙人维持了这些联系。为在16世纪中叶困难的经济形势下另找出路,葡萄牙人于1555年在广州对面的澳门建立据点,并把他们的活动一直推进到日本,他们的商业联系、商路甚至有所扩展。当时由葡萄牙人掌握的马六甲是太平洋、印度与欧洲之间的联系枢纽,相当于日后荷兰人手中的巴达维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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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人的来到使葡萄牙人在亚洲处境困难。在这以前,葡萄牙人在马六甲安享富贵,里斯本的国王,葡萄牙本土,欧洲的胡椒转销商以及在东方的葡萄牙冒险家全都从中得益。葡萄牙冒险家有时也有与美洲的西班牙征服者相同的半封建心态,虽说并非始终如此。在这期间,曾经有过土耳其人的袭击,不过都是间歇性的,见效甚微。总的说来,葡萄牙人过着太平日子。但是,“由于他们在这些海域横行无阻,他们忽略了为防守所需采用的各种谨慎措施。”523例如,1592年两艘英国兰开斯特船经由当年华斯哥·达·伽马的老路突然闯到,不费力气就俘获相遇的几条葡萄牙船。一切情形很快都将改变:欧洲人把他们在欧洲本土的战争和敌对照搬到印度,马六甲这座葡占城市将丧失它长期保持的优势。1641年荷兰人攻陷马六甲后,立即使它降到次等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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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东的新中心
巴达维亚早在马六甲沦陷前已是远东的贸易中心,指挥、组织远东贸易。该城建于1619年,于1638年达到如日之中天的地位;那时候,日本对葡萄牙人关上了大门,但仍向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商船开放。商业王国的首邑以及“区域贸易”的主要网络的控制权因此仍留在南洋群岛;在荷兰东印度公司保持其灵活、审慎和专横的商业优势的情况下,巴达维亚的地位也将保持不变,就是说,为时达一个多世纪之久,尽管曾遇到不少挫折。例如,1662年初,荷兰人被逐出中国大陆对面、位于通往日本的航路中途的台湾岛(他们于1634年在岛上兴建热兰遮城(赤嵌)524后,即盘踞该地)。我们已说过,巴达维亚的商业繁荣出现在17世纪,与1650至1750年(大约日期)震撼欧洲经济世界(包括新大陆)的长期经济危机几乎巧合。但远东很可能未受经济危机的影响,因为17世纪在整个印度是经济繁荣、人口增长时期。我们也说过,在欧洲经济危机中,荷兰经济不但安然无恙,并且成了欧洲商业活动最好的避风港,荷兰主宰着远东经济可能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总之,巴达维亚这座新城是荷兰霸业的显赫标志。市政厅建于1652年,以其三层楼房雄踞市中心。几条运河分割全城,街巷垂直相交如棋盘,加固的城墙辟有四门,上设二十二座碉堡。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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