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 第3卷 世界的时间

洲、遥远的欧洲和印度洋的各国商人如水赴壑般地前来这里汇集。城墙外是爪哇人和安汶人居住区，也有若干乡间别墅，但主要是稻田、甘蔗园和运河；沿着一条经过整治的河流，设有许多水磨，“磨麦、锯木、造纸、造火药”或制糖，还有砖厂、瓦窑……城内整齐清458洁，一切井然有序：市场、商店、货栈、肉铺、鱼店、警卫所以及“纺纱场”，妓女在该处罚做纺纱苦工。荷兰殖民社会十分富有，耽于声色，懒散度日，这些不必一一赘述。外科医生格拉夫1668年在长途旅行中抵达巴达维亚，他所见到的那种富裕和享乐生活，早先在1595年前后的果阿，后来在加尔各答，全都存在，这是经济成就辉煌的标志，千真万确，绝不有误。525

然而，从18世纪初起，荷兰庞大的商业机器开始运转失灵。有人把这归罪于东印度公司职员日益严重的营私舞弊。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办事员”(servants)在这方面比荷兰人有过之而无不及，但这并不妨碍英国公司在1760年前后跃居首位。难道因为18世纪中叶的趋势逆转在各地促成了规模更大的经济活动，增大了贸易额，为变化、断裂和革命创造了方便条件？这个看法确实颇为诱人。欧洲发生了国际机会的再分配，英国的领先地位迅速奠定。在亚洲，印度把整个远东的经济重心吸引了过来，但印度是在英国的监督下，为着英国的利益才取得首位的。霍尔登·福伯那本问世已久的著作出色地描述了这一转变过程。526英国东印度公司(又名“约翰公司”)战胜了荷兰东印度公司(又名“杰安公司”)，9因为后者于18世纪70年代在孟加拉和印度输了棋，也因为当中国逐渐敞开大门时，后者未能在广州的洋商中取得领袖地位。我故意不说“约翰”在广州比“杰安”更聪明，更灵活，更狡猾。有人持这种见解，也并非没有道理。但是一位严厉批评法国印度公司的法国证人声称，在1752年前后的广州，瑞典公司和丹麦公司比别的公司更善于见风使舵，虽然这两家公司规模最小，最缺乏成功的条件。527英国人最终取胜，是因为他们自身的力量再加上印度的巨大重量，如虎添翼。普拉西之战(1757年)不仅完成了印度的政治征服，而且完成了对印度商业“渠道”的征服。这些商路紧贴次大陆的海岸，一端通往红海与波斯湾，另一端远届南洋群岛，不久就直抵广州。印度船厂不仅为了“区域贸易”的需要，尤其为了远航中国，曾建造了众多别名“印度人”的船舶。根据福伯的说法，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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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0年挂英国旗从事印度洋贸易的船队总吨位为4000吨，1790年即上升到25000吨。实际发展速度并没有这么快，因为1780年正值战争期间，这是英法两国在法国革命前的最后一场较量。当时英国商船出于谨慎，航行时改挂葡萄牙、丹麦或瑞典旗。战争结束后，它们才亮出真相。

与此同时，经济中心迅速从巴达维亚转移到加尔各答。恒河口上这座大城市的崛起正好说明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一边昏昏欲睡。加尔各答杂乱无章地发展起来。法国旅行家和冒险家莫达夫伯爵5291773年抵达此地时，瓦伦·黑斯廷斯刚出任总督。莫达夫同时记下了该城的百业俱兴和缺乏秩序。加尔各答没有巴达维亚那些笔直的运河和街道。恒河岸上甚至没有滨河马路；“房屋在岸上随处乱建，有些房屋的墙壁竟泡在水中”。城市四周没有城墙。英国人建造的房屋可能最多只有500所，被包围在密集如林的茅顶竹舍之中。街道泥泞如乡间小道，有的倒也宽阔，但是尽头设有厚木板钉成的栅栏。到处是一片混乱。有人说，“这是英国式自由的结果，似乎这种自由与秩序和对称绝不相容。”530我们的法国旅行家接着说：“外国人看到加尔各答时不免感到惊奇而恼火。只要肯花点工夫，进行一番规划，本来很容易就能建成世上最美丽的城市之一。实在不明白英国人何以忽视如此优越的地势提供的方便，反而让各人听任最古怪的趣味，按照最荒诞的布局建造房屋。”加尔各答在1689年不过是个聊蔽风雨的栖身之地。1702年在附近建了一座碉堡(威廉堡)，1750年时还是不足挂齿的小城：普雷沃神父当年发表的游记集中甚至没有提到它。莫达夫伯爵1773年见到加尔各答时，它已汇集了世界各地的商人，处于大兴土木的发展高潮之中；木材从恒河上游漂送，或经勃固海运而来，砖头在附近乡村烧制；房租之高已创纪录。加尔各答此时可能已有30万居民，到18世纪末人口将增加一倍多。城市自生自长，与当地的经济发展，乃至与城市的财富毫不相干。英国人在这里为所欲为，谁妨碍他们，他们就给谁吃点苦头，甚至予以排斥。印度另一侧的孟买与之适成对照：孟买好比是自由的中心，印度资本主义在孟买取得惊人的成就，得到报复或补偿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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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作个结论?

这长长的一章展现的非欧洲地区的画面显然是不完整的。

本应该多谈谈中国的情况，尤其是福建省的海外扩张。这一扩张过程从未间断，只是到1662年荷兰人放弃台湾，更确切地说，是到1683年清朝攻陷该岛时，才告中止。但是到18世纪，随着广州与欧洲通商，福建又恢复其扩张活动。

还应该再次谈论日本的特殊情形。根据莱奥纳尔·勃吕塞531出色的概述，1638年后，日本建立了一个为它所用，适合它的规模的经济世界(朝鲜、琉球、1683年前的台湾，获准通商的中国帆船以及特许荷兰人的“朝贡”贸易）。

还应该多讲一点印度的情况，介绍J.C.希斯特曼532提出的崭新解释。希斯特曼认为，莫卧儿帝国衰落的重大原因之一是18世纪城市经济的发展破坏了帝国的统一。

最后还应该介绍波斯萨非王朝的情况，说明波斯的“统制经济”，解释波斯何以不得不在印度、中亚、土耳其(波斯恨之入骨的仇敌)、莫斯科公国以及远在天边的欧洲之间充当中间人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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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假定展现的画面果真完整无缺，以至本章的篇幅不亚于一部巨著，难道我们就能大功告成，不再留下疑问了吗？肯定不是。为了能对欧洲和非欧洲，即对整个世界作出结论，必须具备有效的尺度和数据。我们这里所做的主要是介绍了和提出了一些问题，也暗示了一些大致可信的解释。不过我们没有就此解开欧洲与非欧洲的关系这个谜。这是因为，如果说非欧洲19世纪前在人口方面无疑超过欧洲，如果说当欧洲尚处在旧经济制度期间，世界的财富也超过欧洲，如果说即使在拿破仑覆灭，英国霸权的曙光升起时，欧洲无疑也还不如遭它剥削的世界富裕，那么，需要提出的问题是：欧洲何以能确立其优势地位？尤其，欧洲何以能推进其优势地位？因为事实是欧洲的优势有增无减。

保尔·贝洛什再次帮了历史学家的忙，他恰好从统计学角度提出这个问题，不仅他的提法与我的立场一致，而且他走得比我更远。可是，他的见解正确吗？我们的见解正确吗？

我不想深究这位日内瓦同行应用的方法，也不想评论它们是否确有道理。为了解释简便起见，我假定他的研究方法有足够的科学根据，因而他得出的近似结果(他本人承认数据会有误差，并且提醒我们注意)可以被认真对待。

他选定的尺度是人均国民收入。为便于测定各国的竞赛成绩，国民收入水平都用同一单位，即用1960年的美元价格作计算。计算结果如下，英国(1700年)为150到190;美洲英国殖民地，即未来的美国(1710年)，为250到290;法国(1781—1790年)为170到200;印度(1800年)为160到200(但1900年为140到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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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改本书校样时刚获悉这些数字，它们证实了我以前的论断和假设。日本1750年人均国民收入达到160美元，我们对这个数字也不会感到惊讶。唯独中国1800年的纪录228美元令人吃惊，虽然这个高水平后来降下来了(1950年为170美元)。

但我们最感兴趣的还是比较包括美国在内的欧洲与非欧洲这两大集团同一时期的收入水平。在1800年，西欧平均国民收入达到213美元(美国为260美元)，这个数字不足为奇；但西欧的水平仅略高于当时“第三世界”的水平，后者为200美元左右。这里就有点令人诧异。问题是中国的人均收入估算得很高(1800年为228美元，1860年为204美元)，使非欧洲集团的平均值水涨船高。在1976年的今天，西欧人均收入达2325美元，中国虽然开始回升，仅369美元，整个第三世界停留在355美元的水平，远远落在富国的后面。

保尔·贝洛什的计算结果表明，在1800年，正当欧洲在世界各地所向无敌，科克·拉佩鲁兹和布甘维尔率领的船只完成了在浩瀚无涯的太平洋的探险航行时，欧洲达到的财富水平远不像今天那样把世界其他国家甩在自己的后面。今天的发达国家(西欧、苏联、北美、日本)1750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加在一起，按1960年的美元计算，共350亿，当时世界其他地区的国民生产总值为1200亿;到1860年，二者分别为1150亿和1650亿；到1880至1900年间，前者才超过后者：1800年分别为1760亿和1690亿；1900年分别为2900亿和1880亿。到1926年，如取其整数，二者分别为30000亿和10000亿。

这一对照促使我们用另一种眼光去重新考察1800年前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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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革命后的欧洲(加上当时享有优越条件的其他国家)在世界的地位，工业革命所起的作用将因此大大提高。毫无疑问，唯独欧洲(可能更多由于社会和经济结构的原因，而不是由于技术领先)能够步英国之后尘，完成机械革命。但工业革命不仅是发展经济的463手段，而且是推行国际统治和摧毁国际竞争的工具。欧洲实现了工业机械化，也就能够排斥其他国家的传统工业。当时拉开的距离日后只可能逐渐加大。从1400至1450年间开始到1850至1950年间为止的历史，表现为古老的平等关系在几个世纪(从15世纪开始)不平衡发展的作用下终于破裂。与这一主线相比，其他一切都退居次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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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工业革命与经济增长

18世纪50至60年代在英国发端或崛起的工业革命是个极其复杂的过程。工业革命可说是若干世纪前早就开始的“工业化”进程的终点。但它不断获得新生，至今还始终在我们周围徘徊。它可被认为是一个新纪元的开端，未来的时代仍将长期属于它。然而，不论工业革命如何波澜壮阔、无孔不入和除旧布新，它单独毕竟不构成，也不可能构成近代世界历史的总和。

我在下文叙述的内容不过是想给工业革命下个定义，如果可能的话，把它放在恰当的位置上。

有益的比较

为求得一个初步认识，这里有必要先考察几个定义并进行几项比较。一方面，工业革命自在英国发轫以来，带动了一系列别的革命，而且它本身也尚未完成，眼下还在继续进行，并向着未来奔去：后世发生的事情正好回过头来为工业革命在英国的开端提供见证；另一方面，早在英国工业革命以前，人类社会为实现工业化名至实归：工业革命是蒸汽时代的到来，是詹姆斯·瓦特(1736—1819年)的胜利。J.雷诺尔兹所画的这帧肖像表现瓦特在实验室里专心致志地试制蒸汽机。

而努力从事的种种尝试可供我们观察，这些早期努力虽然取得程度不等的进展并开创着未来，但最终都流产了。探索失败的原因实在大有必要，这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弄懂后来的成功。

革命是个含义复杂而模糊的名词

“革命”(révolution)一词系借用天文学的术语，1大概于1688年最早在英语中出现，意思是现存社会的动荡和破坏。2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45年3创造的“工业革命”这个方便的说法既有这层含义，也有相反方面的“重建”的意思。不过法国经济学家阿道夫·布朗基，即比他远为出名的革命家奥古斯特·布朗基的兄长，已于1837年用过这个说法了。4该词的起源或许更早，见诸1820年左右法国其他作家的议论。5无论如何，这个名词变成历史学家们的经典用语是阿诺德·汤因比1884年出版《工业革命讲演集》以后的事。该书是汤因比1880至1881年间在牛津大学的讲稿，在他去世后三年由他的门生公开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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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往往责怪历史学家滥用“革命”一词。据其本义，该词应专指猛烈而迅速的变革。但是一涉及社会现象，迅速与缓慢总是不可分离的。任何一个社会无不始终处在维护社会和颠覆社会这双重力量的作用之下。颠覆性力量自觉或不自觉地致力于粉碎这个社会，革命的爆发不过是这一长时段的潜在冲突如火山喷发一般短促而剧烈的表现。我们研究一个革命过程，总要进行长时段的和短时段的比较，确认它们的亲缘关系以及不可分离的依赖关系。英国18世纪末发生的工业革命没有违背这条规律。它既是一系列急剧的事件，也是一个显然十分缓慢的过程。是一支乐曲在两个音域的同时演奏。

所以，不管人们愿意承认与否，长时间和短时间的辩证关系在这里起作用。例如，根据W.W.罗斯托夫6的解释，英国经济在1783至1802年间随着投资增长越过临界点而“起飞”。西蒙·库兹涅茨7以数据为证对这个解释提出了异议，但“起飞”，即飞机从跑道上升空的形象却保留了下来。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准确、短促的事件。话说回来，在英国这架飞机起飞前，英国的建设必须先已初具规模，起飞的条件必须事先已准备完毕。何况，任何社会都不是猛一下子，比如说由于储蓄率的增加，就能如阿瑟·刘易斯8说的那样，同时改变其“姿态、体制和技术”。总得先具备某些前提，经历若干阶段，并进行必要的调整才行。菲力斯·迪安正确地提醒我们说，英国18世纪末的所有革新乃至间断都可纳入到“一个连续的历史过程”中去，在这囊括过去、现时和未来的连续过程中，间断和断裂便丧失它们作为唯一的或决定性的事件的性质。9根据大卫·朗德1的解释，工业革命是总量达到了临界状态，从而导致革命性的爆炸。他使用的形象倒也贴切，不过应该明白，这个质量必定是由多种必不可缺的成分，经过一个缓慢的积聚过程，然后才形成的。不管我们使用什么推理方式，长时段总在转折的地方守候我们，要求给予它应得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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