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 第3卷 世界的时间

在经济世界的边沿区，情形变化更大。那里是殖民地，沦为奴隶的居民被剥夺了自己管理自己的权利：宗主国作为主人，设法通过虽然形式不同但却普遍存在的专营贸易制，保住自己的商业利益。宗主国确实离得很远，占统治地位的城市和少数人集团在地方生活的圈子中主宰一切。但这种地方主义和地方当局的力量，即所谓美国的民主，无非是一种基本的统治形式，至多可被看成是古希腊城邦的统治形式，那也还有点勉强！人们将能发现，殖民地的独立造成突然的权力空缺。在结束了殖民地的假国家以后，必须从无到有地制造一个新国家。于1787年建立的合众国花费了很长时间，才使联邦政府成为一个协调和有效的政府。这个过程在其他美洲国家也很缓慢。

在并非殖民地的边沿区，特别在东欧，至少已有一些国家存在。但那里的经济被与外国相联系的某个集团所控制，因而国家只剩下一个空架子，例如波兰就是如此。18世纪的意大利同样不再有真正的政府。马费伊伯爵于1736年说：“人们议论意大利和意大利人，就像议论羊群或其他下贱牲畜一般。”81在帕萨罗维茨和约签订后(1718年)，甚至威尼斯也甘心或乐于坚持“中立”立场，换句话说，开始自暴自弃了。82

所有这些失败者除了求助于暴力、侵略和战争，便没有获救的42途径。古斯塔夫·阿道夫的瑞典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还有更好的例子：非洲的柏柏尔海盗。柏柏尔人确实不属于欧洲经济世界的范围，而在土耳其帝国的政治和经济势力范围之内，关于土耳其帝国单独构成的经济世界，我在后面另辟一章专门叙述。但阿尔及尔国家是个独具一格的范例，它位于欧洲和土耳其两大经济世界的接合部，不服从其中任何一个经济世界；它基本上切断了对伊斯坦布尔的臣属关系，而无孔不入的欧洲商船又把它排斥在地中海贸易之外。海盗行径是阿尔及尔对付欧洲霸权的唯一出路，是摆脱控制的唯一可能。位于欧洲和俄罗斯接壤处的瑞典与阿尔及尔的情形大致相同，它不是也被排斥在波罗的海的直接利益之外吗？战争是它获救的唯一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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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和经济世界

帝国，或者说超级国家，覆盖一个经济世界的整个疆域，提出一个整体性的问题。大体上讲，华莱斯坦所说的“帝国世界”无疑是些政治压倒经济而造成的古老形态。但在本书研究的这个历史阶段内，除开西方以外，这些古老形态存在于印度(大莫卧儿帝国）、中国、伊朗、奥斯曼帝国和沙皇的莫斯科公国。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认为，凡有帝国存在时，潜在的经济世界便不能发展，其扩张也因此停滞不前。还可以用别的说法，这就是约翰·希克思讲课中所说的“主导经济”或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过时解释。

经济确实很难适应没有制衡力量的帝国政治的要求和限制。任何商人，任何资本家，在帝国内从不能完全行动自由。1578年3月13日，根据苏丹的命令，奥斯曼帝国中的富格尔式人物米歇尔·康塔库杰恩未经审判，即被吊死在他自己位于伊斯坦布尔安乔里的华丽府邸的门口。83在中国，84乾隆皇帝死后，他的宠臣、富可敌国的和珅随即被处死，家产也被籍没。在俄国，85西伯利亚总督加加林亲王因贪污受贿于1720年被斩首。人们显然还想到雅克·克尔、桑布朗赛的案件和富凯被处决：人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从中看到法国当时的政治和经济状况。唯独资本主义制度(即便属于旧类型)才有吞下和消化丑闻的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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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个人认为，甚至在很少顾及其不同领地的特殊利益和专事镇压的帝国的束缚下，备受监视和虐待的经济世界仍然能够生存和开展其经济扩张：罗马人在红海和印度洋进行贸易；伊斯法罕郊区朱尔法的亚美尼亚商人足迹几乎遍布全世界；印度的婆罗门商人远抵莫斯科；中国商人经常光顾南洋群岛各地；莫斯科公国以空前短促的时间实现了对其边沿区，辽阔无垠的西伯利亚的统治。维特福格尔86正确指出，在南亚和东亚各帝国的政治高压区，“国家比社会更加强大”。不错，这是与社会相比，而不是与经济相比。

回到欧洲方面来，欧洲不是很早就挣脱了帝国的束缚吗？罗马帝国的势力所及，既比欧洲大，又比欧洲小；加洛林王朝和奥托王朝不能完全影响正处于衰退中的欧洲。教会虽然得以在整个欧洲疆域推广基督教文化，最后却未能在整个欧洲建立其政治优势。既然如此，是否应该大书特书查理五世皇帝(1519—1556年在位)和菲力浦二世(1555—1598年在位)的扩张尝试的经济意义呢？这样突出西班牙的王朝优势，或者确切地说，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把哈布斯堡王朝的垮台(略为勉强地把日期定在1557年的破产)硬是当作欧洲经济世界诞生的日期，我觉得这不是探讨问题的好44办法。在我看来，对于哈布斯堡王朝华而不实、游移不定、外强中干和不合时宜的政策，人们总是过于夸大其作用。哈布斯堡王朝的图谋不仅遭到法国(哈布斯堡王朝的疆域七零八碎，法国恰位于其中心)的抵制，而且遭到欧洲的共同反对。欧洲平衡的这一协调行动并不是新鲜事，正如人们所说，早在查理八世出征意大利时(1494年)，就已初露端倪；W.吉纳斯特正确指出，87这一过程由来已久，实际上始于卡贝王朝和金雀花王朝的冲夺；费德里奇·夏博认为甚至要更早些。可见要征服欧洲殊非易事，几百年来，欧洲各地布满了政治和经济的防卫设施。最后也是最主要的，欧洲已经向全世界散布其影响，早在11世纪已到达地中海，又由于哥伦布(1492年)和华斯哥·达·伽马(1498年)的传奇般的远航而走向大西洋。总之，欧洲作为经济世界的命运，早于那位愁容满面的皇帝的命运。假定查理五世皇帝能像当时最杰出的人文主义者所希望的那样取得胜利，已在安特卫普、里斯本、塞维利亚、热那亚等地——孕育中的欧洲经济世界的要冲——安身立命的资本主义难道就不能应付局面吗？假定热那亚商人不为菲力浦二世国王，而为菲力浦二世“皇帝”经管财政，他们不是也照样能控制欧洲交易会的运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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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且把喜剧性的插曲放过，还是就实质问题进行讨论。问题是要知道，在什么时候欧洲由于几股强大潮流的汇合，变得足够活跃和优越，因而几种不同的经济能够在那里和平共存和互相抗衡。一种国际性协调很早—从中世纪起——已经开始，并且将持续几个世纪；可见，欧洲很早就出现了地区间的协调配合以及生产和交换的发展差异，经济世界几乎从一开始便具备有效的结构。查理五世皇帝竭尽毕生精力而未能成功的事，安特卫普却随着16世纪初经济世界中心的转移，不费力气就完成了。这个城市当时控制了整个欧洲以及世界上已受欧洲大陆左右的其他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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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欧洲的各种政治变迁，正因为或尽管有过这些变迁，欧洲的经济秩序，或不如说西欧的经济秩序，很早已经形成，同时突破了大陆的界线，并利用了大陆不同地区的压强差异。欧洲的“心脏”很早被一个邻近的半边沿区和一个遥远的边沿区所包围。半边沿区—14和15世纪威尼斯附近的意大利北部地区，安特卫普附近的尼德兰对心脏施加压力，强迫心脏跳得更快，这无疑是欧洲结构的基本特征。在北京、德里、伊斯法罕、伊斯坦布尔乃至莫斯科的周围，似乎没有类似的半边沿区。

44 在我看来，欧洲经济世界诞生很早，而且我不像伊曼纽尔·沃勒斯坦那样，两眼死盯住16世纪。他为之苦恼的问题其实就是马克思曾提出的问题。我们再次引证那句名言：“资本的历史自16世纪揭开。”沃勒斯坦认为，欧洲经济世界是资本主义过程的母型。在这个问题上，我不反对他的见解，因为说中心区或者说资本主义，其实是一码事。同样，说16世纪在欧洲建立的经济世界并不是在这块狭窄而神奇的大陆上建立的第一个，这也就等于断言，资本主义没有一直等到16世纪才首次出现。我因此同意马克思的见解，他曾说过(后来又反悔)，欧洲资本主义(他甚至说资本主义生产)始于13世纪的意大利。如何评价这场讨论，可有各种意见，但绝不能说它没有意义。

从经济世界的区划看战争

历史学家逐一研究历次战争，但在历史的长河中，战争本身很少使历史学家感兴趣，即使在汉斯·德尔布吕克的那部当之无愧的名著88中也是如此。战争始终存在着，顽固地强加于不同的历史时代。战争意味着一切：周密的筹划，勇敢和胆怯；威纳尔·桑巴特认为，战争制造资本主义，这话反过来说也对；战争有助于确定国家的特征，而对国家来说，战争是真理的天平，武力的较量，永不平息的疯狂的象征。战争是作战双方力量消长的指示器，是人类历史中一往无前的运动，因而把战争重新放到经济世界的范围中去考察，就能发现人与人冲突的另一种意义，并赋予伊玛努尔·华莱斯坦的公式一个意想不到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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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并非只有一副面孔。地理为它分门别类，装点色彩。许多种战争形式(原始的和现代的)同时并存，正如奴隶制、农奴制和资本主义共处一样。人人都从事他力所能及的战争。

威纳尔·桑巴特曾正确地指出，技术使战争面目一新。作为现代技术的缔造者，战争促进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加速建立。从16世纪起，就有一种新式的战争，它猛烈地调动信贷、智慧和技巧，甚至根据不可抗拒的时尚逐年改变自己，虽说这种时尚的改变肯定不如时装式样的改变那么有趣。但这种既是进步之母又是进步之女的战争仅在经济世界的中心存在。必须拥有充足的人力物力，才能打仗。如果离开剧场的中心，离开这个得天独厚地被大量信息和历史著作照明的舞台，如果前往贫穷的有时还很原始的边沿区，光荣的战争在那里不可能栖身，或者它会变得荒唐可笑和毫无效能。

奥兰的士兵兼专题作家迪戈·苏亚雷斯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见证。891590年前后，西班牙政府动了一个荒唐的念头。居然从佛兰德战争中抽调一队精兵，派驻非洲的小堡垒；在当时，佛兰德是典型的正规战争的战场。就在这伙“新兵”奥兰守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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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的老兵认为他们是新兵——首次出击的那天，几名阿拉伯骑兵刚在地平线上出现，他们立即排列成方阵。但军事艺术在这里45根本用不上:敌人避免与这些斗志昂扬的战士交手。守卫部队的老兵对这次劳而无功的行动肆意嘲笑。

其实，正规战只是当作战双方都采用这种方法时方才成为可能。于1630至1654年进行的巴西东北部战争是个极好的证明；关于这场战争，巴西一位青年历史学家的近著90作了出色的介绍。

那里无疑到达了最广义的欧洲的边界。于1630年武装占领累西腓的荷兰人未能完全控制盛产食糖的伯南布哥省。他们困守城市达二十年之久，从大洋取得食物、弹药和援军，甚至建屋的砖石。这一长期冲突合乎逻辑地于1654年以葡萄牙人取胜而告终；更确切地说，得胜者是葡萄牙人兼巴西人，正是他们解放了累西腓，宣布此事并记入史册。

西班牙国王于1580年征服葡萄牙后，其统治一直维持到1640年为止，长达半个多世纪。被派往远方战场的官兵是些经历过佛兰德战争的西班牙人或意大利人。在当地招募的部队(步兵)和来自欧洲的正规军之间，立即出现了全面的纠纷。远征军指挥官巴格努洛伯爵，一名那不勒斯人，没完没了地臭骂当地士兵，终日闷闷不乐，借酒浇愁。至于他的愿望，那是要像指挥佛兰德战争一样来指挥巴西的战争，按照通用的规则进行要塞的攻守战。因此，在帕拉伊巴城被荷兰人夺走后，他认为有必要给他们写信说：“愿大人在攻城略地中颇有斩获。随书谨送上俘虏五名……”91这是正规战，因而还要做到彬彬有礼，就像委拉斯开兹在他的画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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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VREDVCORPS D'ARMEE CARRE':COMMEILFORME l'ordre de bataille,

中展现的1625年布雷达投降的场面。

但巴西的战争不可能是佛兰德战争，尽管老兵们颇多埋怨，自叹英雄无用武之地。印第安人和巴西人在偷袭方面是无与伦比的专家，他们硬是要打游击战。在大举进攻前，巴格努洛为给他们壮胆，出了个分发甘蔗烧酒的主意，士兵们因此喝得酩酊大醉，昏睡不醒。更何况，经不起一言半语，这些脾气古怪的士兵就离开队列，在丛林或沼泽地中跑个无影无踪。荷兰人也想按欧洲的规则打仗，但被这些飘忽不定的敌人搞得晕头转向：敌人并不摆开阵布雷达投降(1625年)，委拉斯开兹的画作：《斯皮诺拉接受城市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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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正大光明地迎战，而是避实就虚，设置埋伏。这是些多么卑劣的胆小鬼！西班牙人对此完全同意。他们的一名老兵说：“我们不是猴子，总不能藏在丛林里作战！”不过，这些老兵对于能在战线后方生活，得到卫兵和非正规部队的精心保护，也许并不生气；这些卫兵具有非凡的素质，警惕性高，而非正规部队则机动灵活，擅长打遭遇战，或所谓“丛林战”，或用更风趣的说法，叫作“飞行战”。

到了1640年，葡萄牙起而反抗西班牙，于是伊比利亚半岛便分成两个王国。里斯本和马德里之间开始了一场三十年战争，战争持续了差不多那么长的时间，直到1668年为止。西班牙舰队当然不再掩护巴西。从此不再有老兵前来增援，不再有昂贵的物资补给。在巴西这方面，从此只剩下“飞行战”，适合于穷人打的战争。结局却违背一切合理的预测，荷兰人于1654年终于丧失耐心。话说回来，联合省开始了第一次对英作战，因而在军事方面十分软弱。此外，葡萄牙明智地以高额代价—交售食盐—换取垂手可得的和平。出享故，原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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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瓦尔多·卡布拉尔·德·梅卢的著作把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说法讲得似乎确有其事:据说加里波第在其青年时代曾投身巴西战争的冒险(这是指1838年的“褴褛者”起义)，从中学会一种奇怪的作战方法：从十条不同的道路出发，集中到一个据点，给予有力的打击，然后尽可能迅速地和悄悄地分散，以便扑向另一个据点。这种作战方法，正是1860年红衫军在西西里登陆后采用的方法。92但“丛林战”并非巴西所特有。游击战今天依然存在，读者想必已用最近的例子进行比较。加里波第完全可以在巴西以外的地方学习这种战术。在法属加拿大对英作战期间，一名正规军军官严厉批评他的同胞法属加拿大人从事埋伏战，像捕猎野兽一样设伏对付敌人；他说：“这不是战争，而是谋杀。”93

欧洲则相反，在中心区附近进行的战争声势浩大，部队调动频繁，进退布阵井然有序。17世纪的战争是不折不扣的围城战：炮火攻击，后勤补给，列阵对垒。一场战争耗费之巨，简直是个无底洞。幅员过小的国家负担不起，特别是城邦，不论它们在采买武器和招募雇佣兵时多么精打细算。近代国家的强大，现代资本主义的立足生根，往往都以战争为工具。但这种战争还丝毫不是总体战：互换俘虏，富有的需付赎金，作战时循规蹈矩，并不注重杀伤敌人。一位名叫罗杰·博伊尔的英国人，94奥兰利伯爵，于1677年明确声称：“我们的作战方式更像狐狸，不像狮子，而你们能打二十次攻城战，却难得打一次野战。”毫不留情的战争只是从弗里德里希二世那时开始，或更正确地说，从大革命和拿破仑帝国那时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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