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 第3卷 世界的时间

因此，工业革命至少具有双重意义。它是普通意义上的革命，包括肉眼可见的一系列短时段变革。它也是一个渐进的、不露声466色的、往往难以辨认的长时段过程。与罗斯托夫的观点相反，克洛德·福赫伦11强调连续性，认为工业革命“很少可能真正算是一场革命”。

所以，即便在相对具有爆炸性的年代(大致上可从1760年算起)，这一头等重要的现象竟没有引起当时最负盛名的经济学家的注意，也就不足为奇了。亚当·斯密仅举苏格兰一家生产别针的小工厂为例，在后人眼里，他的观察力实在算不上高明，虽然他晚至1790年才去世。大卫·李嘉图(1772—1823年)比他年轻，因此更不可原谅，他的理论思辨几乎没有提及机器起的作用。12让-巴蒂斯特·萨伊于1828年描述了英国的“蒸汽车”以后，又添了一段话，今天读来未免令人解颐：“然而，在人群拥挤的大城市，任何机器都会像最不听使唤的劣马一样，无从承担运送旅客和商品的任务。”13预测本是一门很难保证可靠的学问，伟人们——就算让-巴蒂斯特·萨伊是名伟人—当然也未必在行。最容易做的莫过于事后指责卡尔·马克思、马克斯·韦伯乃至威纳尔·桑巴特未能正确理解——就是说未能以与我们同样的方式—工业化的长期过程。T.S.艾希通素来立论公正，竟借用克罗伯奈尔的一句话，对前面三位横加指责，14我对此实难苟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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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卷世界的时间

再说，今天专攻工业革命史的许多专家对自己的论断难道就更有把握？一些人主张工业革命过程早在17世纪初已经展开；另一些人认为1688年的光荣革命具有决定意义；再一些人以为英国的彻底变革与18世纪后叶的普遍经济复苏不期而遇……以上观点各有其说服力，就看强调的究竟是农业、人口、对外贸易、工业技术、信贷形式还是其他。但是，难道应该把工业革命看成一系列产业部门的现代化，看成若干个连续的进步阶段，还是应该从整体经济增长的角度进行考察，并赋予“增长”这个词以全部可能的含义？如果说英国18世纪末的经济增长已是大势所趋，或用罗斯托夫15的话来说，已成为英国的“正常条件”，这肯定不是某一特殊进步(包括储蓄率或投资率)所赐，而是相反，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是各部门相互依赖、相互解放的结果。得力于人类智慧或偶然机遇，各个部门的发展可能有早有晚，但每个部门的发展无不为其他部门创造了有利的发展条件。一个真正的“增长”(有人爱说真正的“发展”，不过用词无关紧要!)必定以不可逆转的方式使许多部门的进步互相联系、互相支持，一起上升到更高的水平。

先看下游:不发达国家

英国工业革命为一系列革命敞开了大门。这些革命是它的嫡亲子孙，有的成功，有的失败。早在英国工业革命以前，也曾发生过几次同样性质的革命，有的浅尝辄止，有的进展深入，但在经过一段或长或短的时间后，统统夭折了。我们因而要把目光投向两个方向，既看到过去，也看到现在。我们可以沿两条路线作一系列旅行，借助比较史学的宝贵方法，从两方面去研究同一个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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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7 朝下游方向，我们不选择欧洲或美国几乎立即仿照英国模式进行的工业革命做例子。今天还处在工业化过程中的第三世界为历史学家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使他们能研究一些看得到、听得见和摸得着的材料。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情景不是灿烂夺目的成就。大体上讲，近30、40、50年来，第三世界并没有取得持续的进步，努力和预测十之八九落空，带来辛酸的失望。这些试验失败或胜败参半的原因也许能从反面印证英国在什么条件下取得了非同寻常的成功。

经济学家，还有历史学家，纷纷警告我们切不可采用从现时出发推测过去的那种推理方法。他们不无道理地说，“拟态模式，即主张重走工业化国家老路的模式，业已过时”，16因为环境完全变了，在第三世界的这个或那个国家，今天不可能仿照日本国家专制主义的模式或英国乔治三世时代放任自流的模式去实行工业化。这是肯定不可能的事情。不过，如果按伊尼亚西·萨克斯17的说法，“发展的危机也是发展理论的危机”。如果我们再想一想理论的缺点何在，为什么20世纪60年代热情洋溢的计划工作者们对计划的困难竟估计不足，那么发展过程本身出现危机，包括18世纪英国的发展过程在内，也就容易理解了。

人们会毫不犹豫地说，成功的工业革命包含着一个普遍的增长过程，也就是全面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归根到底表现为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从结构到体制的彻底改变”。18所以，一个社会及一个经济的各个层次全都牵涉在内，并且应该都能伴随、承担乃至忍受所发生的变化。只要在变革过程中出现一点故障，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瓶颈堵塞”，机器就会卡壳，运动就会停止，甚至可能发生倒退。在今天努力赶上差距的那些国家里，领导人刚刚发现出了毛病，就已经为之付出了代价，他们的发展战略因而变得既审慎又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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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这种情况，如伊尼亚西·萨克斯那样在行的经济学家能提出什么忠告呢？主要还是不可推行任何先验的经济计划。先入为主的计划绝没有好结果，因为每个国家的经济都是一种特殊的结构组合，不同国家的经济结构容或相似，那也只是大致相似而已。不论哪一个特定社会，计划制订者最好从一个假设出发，即他选定某一增长率(如10%)为假设目标，然后逐项研究“假设的后果”。由此，应从国民收入中提取的投资比重，根据国内外市场的需求可能发展的工业类型，所需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有专长的或无专长的)，为养活雇佣劳力所需的市场食品供应，可予利用的技术(特别从资金以及从劳动力的类型和数量的角度考察)，计划增加进口的原料或机床，新增产品对国际收支平衡和对外贸易的最终影响等各方面逐一进行验证。只要一开始假定的增长率有意“定得相当高，足以揭示既定目标将会产生的各种瓶颈堵塞”，19上述检验工作就会指出在哪些部门可能出现不可克服的障碍。然后，第二步，人们再设想“在各层次的可变因素”，着手修订计划，直到得出一个有限度的，但原则上可行的计划为止。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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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克斯的著作里提到的实例具体说明今天第三世界遇到的主要瓶颈堵塞：人口增长达到足以抵消经济发展的程度；熟练劳动力不足；国内市场因对普通工业品需求不旺而趋向于发展奢侈品生产，也可能发展出口工业。最后，最主要的障碍在农业，即一个因循守旧的、在很大程度上自给自足的农业缺乏食品供应的伸缩余地，不能满足雇佣劳力的增加必定自动引起的消费增长，农村甚至不能始终养活本身的多余人口，而是向城市输出失业的无产者大军，农村居民因过于贫困不能扩大对基本工业品的需求。与这些重大困难相比，资金需求、储蓄水平、信贷的组织与价格都退居次要地位。但是，以上罗列的种种障碍在18世纪的英国，甚至早在17世纪难道就不存在吗？

由此可见，经济增长所要求的乃是各部门之间的协调发展，当一个启动部门前进时，另一个部门不能停滞不动，以致使整个机器卡壳。我们于是又回到上文论述“民族市场”概念时已经预见的事情：民族市场要求协调的、普遍的商品流通，要求人均收入达到一定的高度。法国之所以起步缓慢(只是在铁路网建成后，流通才达到协调)，难道不正是因为国内长期存在与今天不发达国家类似的某种两极分化现象吗？在法国，一个十分现代化的、富有而先进的部门与若干落后地带、“黑暗地区”为邻。有鉴于此，一位工程承包商1752年希望开通阿韦龙河一条小小的支流凡尔河的航道，21以便通过交换，开发这类“黑暗地区”中的一个及其丰富的森林资源。

但在民族市场起作用的不单是经济增长的内部条件。当今国际经济的现状及其分工的专断方式也阻碍着落后国家的起飞。本书已反复强调了这些事实。英国全靠其世界中心的地位，因为它是世界的唯一真正中心，才完成了工业革命。第三世界各国也企求和渴望实现工业革命，但它们位于边缘。于是一切都对它们不利，包括它们购买专利后采用的新技术(因为这些新技术不一定适合本国社会的需要)，向外国借贷的资金，海上运输(它们无力控制)，乃至过剩的原料(有时反而使它们听凭买主摆布)。正因为如此，眼下的情景令人沮丧，工业已经发达的地区更加发达，不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然而，在当今的世界上，力量对比关系有没有变化的苗头呢？石油和原料生产国以及因其工资低下可以生产价格十分低廉的工业品的国家，不是已从1974年开始，对超工业化国家进行报复了吗？今后若干年的历史将对这个问题作出回答。第三世界为了求得进步，只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打碎世界的现存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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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上游：夭折的革命

现时的失败有益地提醒我们：任何工业革命都要依靠众多潮流的汇集，整体经济的协调发展，几股力量的推动，并且要“持之以恒”。我们将逐一考察的发生于英国工业革命成功之前的历次革命运动，正是在与这些必要条件完全具备的情况相比较时，才体现其意义。工业革命前的历次革命无不缺少一项或多项必要因素，因而我们由此及彼，就能看到失败或失误的各种类型。有时孤立地出现一项发明虽然灿烂辉煌，却无实用，成了纯粹的智力游戏，不能带动经济的增长。有时适逢一次能源革命，一个突然的农业或手工业进步，一个商业机遇或人口增长，经济开始起动；生产阔步前进；发动机才刚运行，却又戛然而止。这些先后出现的失败，原因各不相同，我们是否有权利把它们集中起来，从同一个角度予以考察？它们至少有一个相似之处：起动迅猛，接着出现故障。它们都是尚不完善的演习，但演习必定又是反复，因而可资比较之处特别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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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结论不会使任何人惊讶，至少没有一个经济学家会感到惊讶。一场工业革命，甚至可以更广泛地说，生产或贸易的一次起飞，在严格意义上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个简单的经济过程。经济活动从不是关起门来进行的，它同时要触及生活的所有领域，并与生活的各个领域互为依存。

亚历山大城鼎盛时期的埃及

第一个例子是托勒密时代的埃及，年代实在太久，让人左右为难。能否在接触正题前走一段弯路，先在那里稍作停留？公元前100年至前50年间，即早在德尼·帕潘1700或1800年前，蒸汽已在亚历山大出现。当时一位名叫希罗的“工程师”发明了一种蒸汽动力装置，近似玩具，但是利用它的设备，可从远处打开或关上神庙笨重的大门。这项发明难道无足轻重吗？在这以前还有许多其他发明：抽吸水泵，原始的温度计和经纬仪，理论意义大于实用价值的战争机器(利用空气的胀缩或利用巨大的弹簧力量)。在那遥远的时代，亚历山大城以其发明狂热显示了夺目的光彩。短短一二百年间，革命在文化、商业、科学(欧几里得、天文学家托勒密、厄拉多塞)等各个领域如火如荼地展开；狄凯阿科斯似于公元前3世纪初卜居该城，他是“在地图上标出从直布罗陀海峡沿托罗斯山和喜马拉雅山直到太平洋的纬线”23的第一位地理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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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仔细考察亚历山大城鼎盛时期的长段历史，牵涉的范围就太广了，我们就得走遍亚历山大大帝远征后产生的奇怪的希腊化世界。那里的领土国家(如埃及与叙利亚)取代了希腊城邦国家的原有模式，这个变化使我们还不能不看到一桩以后经常重复出现的事实：发明是成群结队地、相携相挽地出现的，或者不如说，好像是在社会的推动下，齐头并进的。

然而，不管亚历山大城的这段历史在知识领域如何灿烂辉煌，但在这段历史行将结束时，各项发明却未能导致工业生产中的一场革命，虽然这些发明以致力于技术应用为特点，亚历山大城甚至在公元3世纪创立了工程师学院。这无疑首先应归罪于奴隶制，奴隶制为古代世界提供了它需要的、使用方便的全部劳动力。在东方，卧式水磨因此始终十分简陋，仅适合日常繁重的磨麦工作，而蒸汽仅用于一些精巧的玩具，正如一位技术史专家所说，“当时还不需要有一种比已知动力更强的动力”。24希腊化社会因此对“工程师”的杰出发明淡漠视之。

紧随这些发明而来的罗马征服是否也有责任?古希腊社会的经济几百年来一直对外开放。古罗马则相反，它把自己禁锢在地中海的范围内，而且在毁灭迦太基，征服希腊、埃及和东方时，曾三次关闭了通向外部世界的海港。假如安东尼和克莉奥佩特拉打赢亚克兴之战(公元前31年)，一切是否会改观？换句话说，工业革命是否只在一个开放的经济世界的中心才有可能发生?

欧洲首次工业革命：11、12、13世纪的马和磨坊

我在本书第一卷花了很长篇幅谈论马、肩轭(从东欧传入，能增加牲畜的拉力)、燕麦地(爱德华·福克斯25认为，查理大帝时代重骑兵飞跃发展，燕麦种植的推广把欧洲活跃的经济中心推向北方广袤的、气候潮湿的产粮平原)，三年轮作制(本身就是一次农业革命)等。我也曾谈到水磨和风磨，前者是旧物重现，后者是新发明。所以我在这里可以说得简短些，何况关于这场“首次”革命，由于我们有了让·甘佩尔26那部生动明晰的著作和居伊·波瓦27那部刚劲有力的、富于战斗性的著作，以及其他专题研究，包括E.M.卡留斯-威尔逊夫人28那篇常被引证的论文(1941年)，一切都还容易理解。卡留斯-威尔逊夫人重新采纳29“首次工业革命”这个说法并使之流行，以确指水磨在英国的普遍推广，用于缩绒(12和13世纪期间约有150台水力缩绒机)、锯木、造纸、磨面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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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留斯-威尔逊夫人说，“缩绒工序机械化这件事的决定性意义不亚于18世纪的纺织机械化。”30呢绒生产是当时最普遍的工业，采用水轮带动的粗大棒槌，以代替工人脚踩，终于打乱了这个
471行业的现存秩序，并产生了革命性后果。城市一般位于平原地带，那里的河流不及山中的溪涧湍急，所以缩绒机逐渐多设在乡间(有的地方还很荒凉)，并且吸引商人前往。城市视作禁脔的手工业特权就此旁落。城市自然力图保护自己的利益，阻止在城内营业的织匠把呢料送到城外去缩绒。布里斯托尔市政当局于1346年禁止“任何人把有待缩绒的各种呢料送往城外加工，违者每匹呢料处
472以40德尼埃的罚金。”31可是这并不妨碍“磨坊革命”在英国以及整个欧洲大陆节节推进。欧洲大陆在这方面一点不比与它隔海相望的岛国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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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世纪一部法文圣经的插图：参孙被腓力斯人罚做苦工，推动磨轮磨面，并受一名看守的鞭打。有意思的是图中的磨轮被画成13世纪那时的形状，甚至连技术细节也一览无遗。机械构造也画得一丝不苟，看得出垂直运动怎样转化为水平运动，而由人转动的那个轮子完全可以由水流驱动。对于机器的赞赏，本图提供的见证，可与690页罗吉尔·培根的话作比较。(弗朗斯瓦·加尼埃的圣经，1220至12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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