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 第3卷 世界的时间

但重要的是，这一革命由若干别的革命相伴随。一场强大的农业革命驱使农民排成密集队形向森林、沼泽、海滩与河岸进军，推动了三年轮作制的飞跃发展；同时，人口增长促成了城市革命：城市数量空前增多，几乎彼此相接。城乡判然分离，形成明确的、间或带有强制性的“劳动分工”。城市攫取了推动积累和增长的工业活动，货币重又在城市露面，市场遍设，交易倍增，随着香巴尼交易会的定期举行，初步形成并最终确立了西方的经济秩序。不仅如此，地中海的航路和通向东方的道路逐渐被意大利城邦再次征服。经济空间由此得到了扩展；不然的话，经济增长也就无从谈起。

弗雷德里克·劳恩正是在全面发展的意义上毫不犹豫地使用“增长”这个词。32在他看来，12和13世纪期间的佛罗伦萨或威尼斯毋庸置疑都曾出现过持续的增长。意大利当时位于经济世界的中心，情况不可能是别的样子。威廉·阿贝尔甚至认为，整个西方从10到14世纪都处于普遍发展之中。证据是工资增长速度高于粮价。他写道：“13世纪以及14世纪初年，欧洲经历了首次工业革命。城市及其庇护的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当时都大大发展，其原因可能主要不在于这个时代的纯技术性进步(进步显而易见)，而是在于劳动分工的普及。〔……〕由于劳动分工，劳动效率得以提高。生产率的增长很可能不仅解决了向新增人口提供必需的食物的难题，而且能使他们吃得比以前更好。除了这一次，只有在19世纪的第二次工业化’时期，才出现过相同的局面，当然后一次的规模要大得多。”33

也就是说，虽然在程度上有大小的不同，从11世纪起确实有过现代形式的“持续增长”，而且这是英国工业革命发生前绝无仅有的一次。对这一现象作出“综合性”解释是合乎逻辑的，人们不会感到奇怪。在生产方面，在工农业生产率方面，以及在商业和市场扩展方面确实曾发生了一系列相互关联的进步。欧洲处在这个初次觉醒时期，“第三产业”的蓬勃兴起是这一广泛发展的另一迹象：律师、公证人、医生和教员的人数成倍增长。34关于公证人，甚至可能提供具体数字：在1288年米兰的60000居民中，有1500名公证人;在1500年波洛尼亚的40000居民中，有1059名公证人；维罗纳1268年有40000居民，公证人有495名；佛罗伦萨1338年有90000居民，公证人为500名（不过佛罗伦萨的情况特殊：商业组织十分完善，账目一清二楚，往往不必求教公证人）。可以预料，随着14世纪的经济衰退，公证人在居民总数中占的比例有所缩小。这一比例到18世纪再度增大，但未能恢复13世纪的盛况。公证业在中世纪异常发达的原因不但与当时的经济高涨有关，无疑也因为在这些遥远的年代里，居民中文盲占大多数，不得不请公证人书记员代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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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和15世纪(大致从1350至1450年)发生的灾难性经济衰退，使欧洲的阔步前进功亏一篑。黑死病可能既是衰退的原因，也是其结果。黑死病猖獗前，1315至1371年间的小麦危机和饥荒35对瘟疫流布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大祸降临时经济大发展已经减速，甚至停顿。所以瘟疫不是葬送经济发展的唯一元凶。

那么该怎样解释在18世纪英国得势前欧洲经历的这一最大的胜利和最大的失败呢？原因十分可能在于农业生产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任何农业一旦超越其生产力极限，又缺少能够防止土壤肥力迅速耗尽的办法和技术时，单产量必定逐渐降低。居伊·波瓦那本书以诺曼底东部为例，分析了这一现象在社会方面的原因：封建制的潜在危机破坏了古老的领主加小自耕农的所谓“双项式”，社会中结构失衡，“乱了章法”，骚动和混战乘虚而起；社会必须寻求新的平衡，确立新的法规。为达此目的，又必须建立领土国家，以挽救领主制。入员建主，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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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还有别的解释。其中特别要提到水磨和风磨带来的能源革命首先波及的地区，即从塞纳河到须德海、从尼德兰到伦敦平原的欧洲北部地区，这些地区在一定程度上依然脆弱。作为新兴的领土国家，法国和英国已构成强大的政治单位，但还不是操纵自如的经济单位，危机对它们影响极大。加之14世纪初，香巴尼交易会衰落以后，一度是西方心脏的法国被排除在获利丰厚的早期资本主义关系之外，地中海城市从此胜过了北方的新兴国家。人们对机器怀有的美妙希望也从此暂时消退。这种美妙的希望在罗吉尔·培根对机器的赞颂中可见一斑。他于1260年写道：“人们能够制造机器，朦艟巨舰依靠机器只消一人驾驶，航行速度却比满载桨手的划桨船更快；也可能建造飞速行驶的、无须畜力牵引的车辆；也可能生产飞行器，由一人操纵机翼，便能如鸟一般展翅飞翔。另一些机器能潜入海下和河底。”361

阿格里哥拉和达·芬奇时代的革命

在这场严酷的长期危机过去之后，欧洲重新活跃起来，交换飞速发展，经济急剧增长，沿着从尼德兰经过德国到意大利的轴线不啻发生了一场革命。原来是次要商业区的德国走在工业发展的最前列。这可能因为，德国夹在南北两个占统治地位的经济世界之中，必定要介入国与国之间的交换。但首要的原因还是德国矿业生产的发展。矿业发展不仅使德国经济从15世纪70年代起早已复苏，领先于欧洲其他地区。金、银、铜、锡、钴、铁矿的开采还引起一系列技术革新(试举一例：用铅分离混在铜矿石中的银)，促使人们为井下抽水和提升矿石而采用就当时的水平而言极为庞大的机械装置。从阿格里哥拉那本书气势宏伟的版画插图中可以看到，当时人们已发展了一套灵巧的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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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英国后来抄袭了这些技术成就，人们往往把它们看成真正的工业革命的前奏。37何况矿业发展推动了德国经济的所有部门：绒布、毛线、皮革加工、矿冶、白铁、铁丝、造纸、新式武器等。商业活动创造了规模可观的信贷网；“大公司”(Magna Societas)38等巨型国际商行得以组成。城市手工业繁荣发达：1496年科隆有42个同业公会；吕贝克有50个；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有28个。39运输活跃，日趋现代化；若干实力雄厚的公司专营运输业。主宰勒旺贸易的威尼斯需要白银，与上德意志建立了特别优惠的商业联系。不容否认，不管就哪一部门而言，德国城市在半个世纪内呈现着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

不过，正如约翰·内夫所证明，到了1535年左右，美洲白银终于同德国银矿生产相抗衡，于是一切就停顿下来，或者开始停顿；1550年左右，安特卫普的领先地位渐趋衰落，德国大受影响。德国经济的劣势在于它依附威尼斯和安特卫普，并且是根据二者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威尼斯和安特卫普才是欧洲经济的真正中心。说到底，富格尔家族的世纪其实是安特卫普的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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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世纪末的一幅细密画。按照当时的习惯做法，图示库特纳霍拉银矿的一个纵剖面。可见穿白衣服的采掘工，下井用的梯子，提升矿石的绞车。在本图没有复制的那部分中，有一套已很现代化的机械装置(德国人掌握了当时最先进的采矿技术):用几组马匹驱动的绞车以及抽水和通风系统。奥地利国家图书馆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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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意大利，大致相当于弗朗西斯科·斯福萨在米兰执政时(1450年)，一次更引人瞩目的技术革命取得初步成功。说它更引人瞩目，是因为在这以前，其他领域发生了一系列具有榜样意义的革命。首先是人口革命，人口增长一直持续到16世纪中叶。其次是从15世纪初开始，诞生了若干疆域不大但已具现代形态的领土国家：人们甚至一度设想统一意大利。最后是在运河纵横的伦巴第平原发生的资本主义形态的农业革命。这一切都沉浸在科学和技术发现的普遍气氛之中。当时有几百名意大利人像达·芬奇一样醉心于技术革新，在笔记本上画满各种异想天开的机器设计草图。

当时的米兰经历了一段非同寻常的历史。由于躲过了14与15世纪这场可怕的危机(赞格里认为原因正在于农业先进)，米兰的制造业蓬勃发展。米兰的工业生产14世纪初以织造绒布为主，如今被呢料、金银线挖花织物和武器生产所取代。波澜壮阔的商业运动使米兰与日内瓦和索恩河畔沙隆的交易会，与第戎、巴黎等城市，也与尼德兰联系在一起。40与此同时，米兰还完成了对周围农村的资本主义征服，把分散的土地归并成大庄园，发展草地灌溉和畜牧业，开凿兼收灌溉与舟楫之利的运河，引入新作物水稻的种植，乃至借助粮食作物与牧草的不间断轮作逐渐取消休耕地。事实上，尼德兰日后推行的“高级耕作”是在伦巴第发端的。在尼德兰之后，这一耕作方法又传到英国，产生了众所周知的后果。41

由此就引出我们的向导雷纳托·赞格里的问题：为什么米兰和伦巴第的农村与工业部门经历的巨大变革竟半途而废，未能导致一场工业革命？说当时技术不够发达，或者说能源不足，似乎都不是令人信服的解释。“英国革命的成功并非取决于科技进步，因为在16世纪，这一进步已如探囊取物。”42卡洛·波尼不胜惊奇地发现，意大利当时用于卷丝、纺丝、拈丝的水力机器极其精巧，只用一个水轮就带动几层机械装置和筒管。43里恩·怀特断言，在列奥纳多·达·芬奇之前，欧洲已发明了以后四个世纪内(直到电的发明为止)随着需要的产生而逐一付诸应用的各种机械系统。44他有一个漂亮的说法：因为“一项新发明只是给人打开一扇门，但不强迫任何人走进去”。45事情确实是如此，但为什么在米兰汇集的种种难能可贵的条件未能强制人们产生这一需要呢？为什么米兰的冲刺得不到加速，反而刹车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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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现有的历史资料，我们拿不出证据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只能作些猜测。首先因为米兰没有归它支配的广阔民族市场。其次因为初期投机热潮过去以后，地产收益有所下降。按照吉诺·巴比里46和杰玛·米亚尼的说法，广大工厂主是些小资本家，属于中产阶级。这个论据能够成立吗?棉花革命时期最早一批实业家往往出身寒微。那么米兰的不幸可能应主要归咎于它距威尼斯太近，又离后者控制的地区太远。米兰不是一个对外开放的海港，产品不能直接向外国出口，没有独立行动承担风险的自由。米兰的失败也许适以证明，工业革命作为整体现象不可能仅靠内部，通过经济各部门的和谐发展而实现；它还必须凭借控制外部市场这个必不可缺的条件。我们看到，在15世纪，外部市场已被威尼斯所占有，与西班牙的贸易则归热那亚主宰。

约翰·内夫与1560至1640年的英国首次工业革命

英国1540至1640年间出现了强劲有力的工业飞跃，相形之意大利最早出现的机械：两台波洛尼亚式拈丝机的示意图，一台为1607年(图左)，另一台为1833年。粗丝线由双股、三股或四股细丝卷绕而成，作丝织品经线之用。1716至1717年间在英国安装的第一台拈丝机是英国人在意大利刺探两年工业情报后仿制的，被誉为“英国拥有的第一台名副其实的加工机械”。几乎完全相同的拈丝机早在17世纪初已在它的故乡波洛尼亚转动(参看卡洛·波尼的研究成果)。该机器完全自动(工人只管照看机器运转和接上断头)，机器正中有一个转子，名叫“走马灯”，由水轮带动(下方示意图)，周围是一圈固定的架子(上方部分示意图)，上置数目极多的梭子、筒管和线轴……如果机械化是工业革命的唯一原因，意大利早就走在英国的前面。右图为1833年的复式拈丝机。P.奈格里：《住房与水利实用教科书》，波洛尼亚183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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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德国和意大利上演的序幕自当逊色。16世纪中叶，不列颠群岛在工业上远远落后于意大利、西班牙、尼德兰、德国和法国。一个世纪后，形势奇迹般地完全颠倒过来，其变化速度之快，只有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工业革命高潮时期可与之比肩。英国在内战(1642年)前已成为欧洲第一工业强国，而且将保持这一地位。约翰·内夫47在1934年发表的一篇引起轰动的论文中分析了英国“首次工业革命”。这篇论文提出的强有力的解释至今仍未稍减其锋芒。

为什么英国能领先呢？须知当时英国付诸应用的重大革新—我指的是高炉与各种深井采矿设备：巷道、通风系统、抽水泵、提升装置—都向外国借鉴，有关的新技术都由英国雇用的德国矿工所传授。须知正是德意志、尼德兰以及意大利(玻璃工业)和法国(毛织与丝织工业)等先进地区的工匠和工人带来了必要的技术和技巧，使英国得以建立一系列崭新的工业：造纸和火药(用水磨或风磨为动力）、镜子制造、玻璃器皿、火炮铸造、明矾和水合硫酸盐生产、炼糖、制硝等。

令人惊奇的是，英国一旦引入这些技术与技巧，就为它们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广阔活动天地：企业规模增大，厂房高大宽敞，工人478人数达到几十乃至几百人，投资相对膨胀，动辄以几千英镑计，而当时工人的年工资仅5英镑—这一切都是新事物，都标志着英国工业跃进的幅度。

另一方面，这一革命决定性的、纯属英国本土的特征是煤的应用越来越广，烧煤成为英国经济的主要特征。这倒不是深思熟虑后作出的选择，而是因为煤弥补了英国一个明显的弱点。大不列颠的林木逐渐变得稀少，16世纪中叶木材的价格已极其昂贵，这两个原因迫使英国求助于煤。无独有偶，英国江河的流速太慢，必须修建很长的水渠才能引水推动水轮，以致成本太大，高于欧洲大陆。这一不利条件后来激发人们去研究蒸汽动力，至少约翰·内夫持此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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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因此以纽卡斯尔盆地和众多地区性煤矿为据点，投入大规模的煤田开发(与尼德兰和法国情形相反)。煤矿雇用农民打半工，仅开采表层，当时已采用轮班劳动；煤井深入地下40至100米。1560年前后的产量为35000吨，17世纪初达到20万吨。48在轨道上滑行的斗车把煤一直运到载货码头；数量越来越多的专用船再把煤运往英国各地，17世纪末甚至运往较远的欧洲。煤被视作国家的财源，一位英国诗人1650年公然声称：“英格兰兼有印度，世界堪称完美修改你的地图，纽卡斯尔便是秘鲁。”49煤取代木炭，使家家可以生火取暖，使伦敦上空乌烟笼罩。不仅如此，煤也向工业提供燃料，但工业却需要适应这一新的动力，设法解决燃煤带来的难题，特别需要保障加工材料不受新燃料中硫化物的损害。总之，玻璃制造业，啤酒厂，砖窑，明矾生产，炼糖以及蒸发海水制盐业等部门陆续烧煤了。每有一个工业部门采用煤作燃料，便有相应的劳动力集中以及必然的资本集中。制造厂由此诞生，厂房宽敞，刺耳的噪声有时昼夜不停；雇佣的工人人数既多，又往往不掌握专门技能，这使一个惯见手工工匠的世界深感震惊。詹姆斯一世在约克郡沿海地区设立了若干“制矾厂”，每家长期雇佣60来名工人。其中一家的一位负责人于1619年解释说50：制矾是项“累活”，“单独一人干不了，几个人也干不了；只有让许多出身最低贱、对工作敷衍了事的人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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