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 第3卷 世界的时间

所以，由于企业的规模增大，由于煤的使用日益推广，英国便在工业领域进行技术革新。但推动工业前进而且很可能引起技术革新的还是国内市场的蓬勃发展。国内市场发达的原因有二:首先是人口激增，估计16世纪的人口增长达60%。51其次是农业收入大为提高，把许多农民变成工业品消费者。由于人口不断增长以及城市迅速膨胀，农业面对日益扩大的需求，便以各种方式提高产量：开垦荒地，给公地和草场围上篱笆，生产专门化等，但还没有9采用旨在提高土地肥力和单产量的革命性耕作方法。新耕作法要到1640年后才开始出现，到1690年仍进展不大。52农业生产因此多少落后于人口增长，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就整体而言超过工业品价格的上涨可作证明。53农村生活条件因此得到明显的改善。这是所谓“大改建”时期，农家翻造、扩大房舍，改善设施，顶楼改成正式的楼层，窗户镶上玻璃，炉灶经过改装以便烧煤；死者遗产清单开列许多新的物品：家具、内衣、帐幔、锡餐具。这一国内需求肯定刺激了工业生产、商业与进口。

不过，这一急剧的运动虽然前程远大，却未能带动一切。甚至有些重要部门仍落在后面。

如在冶金部门，消耗大量燃料的德国式现代高炉、鼓风炉不仅480没有取代所有的旧式吹炼炉(有的到1650年左右仍在开工)，它本身也继续使用木炭。1709年才出现第一座用焦炭炼铁的高炉，而且在此后40年间没有第二座。对这一不正常现象，T.S.艾希通展现英国早期“铁路”的图片之一(1750年)。这条“铁路”由拉尔夫·艾伦(1694—1764)修筑，利用重力把附近山区采石场开采的石块运往巴斯城以及流经该城的埃文河码头。远景为艾伦豪华的府邸，名为“隐修院花园”。几名贵族与盛装的贵妇前来观赏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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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人曾作出多种解释，但我认为查尔斯·海德在其近著中提出的见解无可辩驳54：如果焦炭用量要到1750年左右才超过木炭，那是因为木炭的生产成本在这以前始终低于焦炭。55此外，英国冶金生产在数量和质量方面长期不如别国，甚至在采用焦炭后也不如俄国、瑞典和法国。56小五金业(制刀、生产铁钉与工具等)自16世纪中叶起不断发展，但是用从瑞典进口的钢做原料。

另一个落后部门是呢绒工业。因外需求长期不旺迫使这一行业进行艰难的改造，其产量从1560年到17世纪末几乎停滞不前。57大量呢绒加工分散在农村进行，工场不多，生产日益广泛地采用“外包工”制度。呢绒出口在16世纪占英国出口总值的90%，到1660年仍占75%,17世纪末降为5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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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些困难不能解释英国经济何以在17世纪40年代后停滞：英国经济没有后退，但也不再前进。人口已停止增长，农业生产的数量有所增加，质量有所提高，农民向未来投资，但是农产品的价格下跌，农业收入随之减少；工业部门照常开工，但是至少直到1680年为止不再引入任何革新。59假如这仅是英国一国特有的现象，人们就会说，始于1642年的内战猛然起着有力的制动作用；人们还会指出，英国国内市场不够兴旺，它在由邻国荷兰主宰的经济世界中处境不利或相对不利。问题是这并非英国特有的现象：北欧各国毋庸置疑与英国同一命运，它们曾经与英国同时前进，如今也一起后退。“十七世纪危机”在各地发生的时间有早晚，所起的作用却是相同的。

回过头来再说英国。根据约翰·内夫的诊断，英国工业发展在1642年后诚然放慢了速度，但发展并没有消失，未曾发生后退。60下文我们谈到E.L.琼斯的引起轰动的分析时还要提及这一点：事实上，“十七世纪的危机”可能与所有的人口增长减缓时期一样，有利于人均收入的增长与农业的改造，后者对工业本身并非不产生影响。稍加引申内夫的想法，我们不妨说，17世纪盛行的英国工业革命在16世纪已经开始，这场革命是逐级发展的。必须牢记这个解释的教益。

可是，能否对欧洲作同样的解释呢？欧洲从11世纪起此起彼伏的各种试验互有联系，可以说是个经验积累过程。每个地区分别在不同的时期轮流经历了早期的工业发展，以及在各方面(特别在农业领域)必定随之发生的变化。工业化可见是整个欧洲大陆的普遍进程。英国虽然出色地扮演了主角，并实现了工业革命，但工业革命不是英国的发明，也不能仅仅归功于英国。所以，这场革命刚发动，还没有取得决定性的成功，就毫不费力地传到邻近的欧洲大陆，获得一系列相对迅速的成功。今天许多不发达国家遇到的障碍，工业革命时的欧洲却没有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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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革命在英国各部门的表现

英国1750年后的欣欣向荣是万道光线辐辏而成的聚光点。但我们切莫抱过多的幻想：我们这里接触到困难的核心，容易被种种虚假因素所迷惑。R.M.哈特威尔兴致勃勃地在《工业革命与经济增长》(1971年)一书中为我们解释了困难何在。这部富有战斗性的论著实际上是对所有其他书的综合，是作者通过他人想法表达自己见解的讲台。它最终把我们领进一个宏大的博物馆，那里的墙上精心悬挂着千差万别的画作，让我们去选择其中一幅。经过上百次比较和取舍，谁能保证不被搞得昏头昏脑？

1960年4月61《今与昔》杂志组织专门研究这个问题的历史学家进行大讨论，专家们确实未能达成一致看法，这在某种意义上倒是令人欣慰的。1970年62以此为主题的里昂讨论会也未有进展。皮埃尔·维拉尔63在这个讨论会上不加掩饰地承认，他在研究18到19世纪如此迅速地改变了加塔洛尼亚面貌的工业革命时，未能建立一个使他满意的模式；他这番话也许道出了问题的症结。在同一讨论会上，当人们用工业化这个貌似中性，其实同样复杂的名词取代工业革命的提法时，问题也没有变得简单起来。雅克·贝尔丹公然承认：“坦白地说，我还没有弄清楚所谓工业化”指的究竟是什么？是铁路、棉花、煤、冶金、煤气照明还是白面包?”64我乐意回答说：这份单子还嫌太短，工业化与工业革命一样涉及一切领域：社会、经济、政治结构、公众舆论等。即使最典型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历史也不能概括工业革命的全貌，要用一个自命简单、完整、不容置辩的定义进行概括，当然更不可能。换句话说，先把英国、后把全世界搞得天翻地覆的工业革命，在其进程的任何时刻，不是一个界线明确的课题，不是集中在一个特定时空中的若干特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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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不能赞成按部门逐个解释工业革命的方法，即便我自己也不得不使用这个方法。历史学家面临犬牙交错、堆积如山的困难时，确实采用了笛卡尔的分析法：分类以便理解。他们划分了一系列特殊部门：农业、人口、技术、商业、运输等，各部门的变化当然都有重要意义，但是危险在于，这些变化可能被看作是彼此分割的、逐一达到的阶段，不妨说是经济增长的梯级。这个分析模式其实来自最传统的经济学。遗憾的是，经济史的提倡者未能设计出另一种更能有效地引导历史研究的模式供我们使用；他们未能确定一些坐标、尺度与系数，以便我们通过对这些坐标、尺度与系数的观察，看清不同部门怎样同时互相推动、互相促进，或者相反地互为牵制、互为瓶颈。如果人们画出时间跨度相当大的一系列共时切面图，工业增长就能大致无误地显示出工业增长的演进过程。但为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先确定一个观察模式，历史学家还必须经过协商一致，分别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付诸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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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暂且只能利用已在不胜枚举的杰出著作中证明行之有效的分类方法。这一分类法在工业革命的整体中区分一系列特殊的革命：农业革命、人口革命、国内运输革命、技术革命、商业革命、工业本身的革命……我们第一步先试图观察各部门确曾经历过的变化。这是进行解释的习惯途径。人们不免会感到厌倦，但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

首要因素是农业

农业理应排在首位。但在工业革命涉及的所有问题中，这是最大的难题。摆在我们面前的实际上是个永无止境的长过程，不是一场革命，而是一系列革命，一连串剧变、演变、断裂和平衡。从头到尾去叙述这些革命与变化，就要上溯到13世纪用石灰水处理种子和用泥灰石改良土壤的最初试验，试种不同品种的小麦和燕麦以及寻求最合适的轮作方法。可我们的问题不在研究这条长河的源头及其流程，而是它归于大海的方式；不是研究英国农村史的各个方面，而是英国农村最终与工业革命的汪洋大海汇合的方式。工业革命的巨大成就得以实现，农业是否起了主要作用？

提出这个问题，就会招来成千种相互矛盾的答案。历史学家有的作出了肯定的回答，有的持否定立场，有的首鼠两端。H.W.弗林认为，“若说农业的发展足以在激发工业革命中起到不容轻视的作用，此论殊属可疑”。65H.J.哈巴库进而主张，“农业生产增长不应视作经济增长的先决条件，正因为如此，农业增长往往伴随着经济加速增长的到来，而并非走到经济增长的前面”。66相反，保尔·贝洛什为了找出英国革命的战略变量并确定各个变量的等级，断言农业跃进是工业革命“起动的首要因素”，好比球赛的开球。67E.L.琼斯的见解更直截了当：根据对工业化国家的历史的比较研究，他指出这些国家的成功的首要条件是“农业生产增长速度高于人口增长”。68就英国而言，他认为1650至1750年间是“关键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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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说法不言而喻地否定了把农业革命与农业机械化相等同的论点：持后一种论点的人认为农业革命落后于而不是领先于棉纺织业革命和铁路革命。工业和机械技术19世纪中叶以前，在农村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肯定微不足道。瑞特罗·图尔1733年69谈到的播种机即便在先进的诺福克郡东部也难得使用(仅在汤恩和科克等地)，在别的地区则要迟到19世纪方才出现。70苏格兰地区1780年设计的马拉打谷机肯定未得到迅速推广，蒸汽打谷机的出现自然更晚。同样，以罗特海姆命名的三角犁71只用两匹马和一个人便能耕地(矩形犁需用六到八头牛，一名赶牛人和一名犁手)，这项发明于1731年取得专利，但在1870年前未见推广。72有人甚至算出，包括17世纪从园林移植到田野的高产芜菁在内的许多新作物，从发源地向外传播的速度每年不超过一英里！此外，直到1830年为止，连枷、短柄镰和长柄镰仍是英国农家的常用农具。73英国农业在工业革命前虽然取得了毋庸置疑的进步，74但进步主要不是来自机器或神奇的作物，而是由于改变土地利用方式，采用多次犁耕和轮作制(实行轮作既取消了休耕地，又促进了畜牧业，后者提供的肥源又使土壤保持肥力)，重视选种以及培育优良的牛羊品种，发展能提高单产的专门化农业(各地的自然条件和贸易需求均不相同，这一措施的效果也因地而异)。由此形成的一整套方法在19世纪将被叫作“高级耕作法”。事后有人根据长期观察得出结论说:这是“一门极难掌握的艺术。用篱笆围起来的土地经多次犁耕翻松后，施以大量优质肥料，交替播种消耗肥力与改善肥力的作物，不再实行休耕……用匍匐生草本作物取代直根生粮食作物，前者消耗土地表层的养分，同时又改善土地肥力，后者从土地深处吸取养分，仅仅消耗，对土地没有丝毫补益”。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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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变化于1650年后方告实现，此时人口压力不复存在，居民人数不再增长或增长极微(原因可能是有意实行晚婚政策)。不管原因何在，人口压力总是放松了。正值需求减少、麦价下跌之际，农业产量和生产率却有所提高，革新反而得到推广，这岂非矛盾？但用E.L.琼斯提出的论据76不难解释这个怪现象。对粮食的需求基本保持稳定，但是随着城市的发展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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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英国小麦和面粉的进出口数

总的说来，英国到1760年为止只消费本国生产的小麦；1730至1765年间英国出口按当时标准而言数量可观的小麦和面粉(1750年左右出口33万大夸脱，为年产量1500万大夸脱的2%);进口始于1760年，尽管本国产量从1800年的1900万大夸脱上升到1820年的2500万大夸脱(每大夸脱=290升），进口量有增无减。(引自彼得·马赛厄斯著《第一个工业国》，1969年版，第70页。)

伦敦的欣欣向荣，对肉类的需求大大增加；畜牧业变得比种植小麦更有利可图，并有取代小麦种植的趋势。人们越来越多地种植苜蓿、驴食草和芜菁等牧草，并采用新的轮作方法。由于力求大量繁殖牲畜，牲畜数量成倍增加，牲畜提供的肥料随之增多，反过来提高了加入轮作的粮食作物，即小麦与黑麦的产量，于是形成了琼斯所说的“良性循环”(与恶性循环相反)。全靠这一良性循环，粮食价格偏低更促使农民以主要精力经营畜牧业，畜牧业保证牧草种植的成功，这一成功又同时引起牲畜数量，特别是牛羊数量的激增以及粮食的大幅度增产。英国粮食产量几乎自动上升，以至超过国内需求。于是粮价下跌，粮食出口直到1760年为止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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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E.A.莱格列的计算，1650至1750年间农业生产率至少增长13%77旗团贫要空名其，习假口人底温菌颌开升01不过，“高级耕作法”还产生另一个后果。饲草种植要求松软的沙土地，这类土地于是在英国被视作良田。人们甚至在历来专供放羊用的、出名贫瘠的土地上种植牧草。相反，容易板结的黏土地宜于种植粮食，历来被公认为是上等良田，却因不宜种植饲草而身价大跌。实行饲草和粮食轮作的沙土地，粮食产量很高，造成粮价偏低，草纯种植粮食的黏土地在竞争中处于劣势，被迫抛荒。于是怨声四起。英格兰中部地区于1680年干脆要求颁布法律制止南部实行农业改良！白金汉郡艾尔斯伯里盆地拥有黏性土地农户要求禁止种植苜蓿。78平009画如五大个一变

鉴于邻近地区的成功，一些境遇不佳的地区就转而经营畜牧业，尤其是饲养力畜；伦敦附近地区则把赌注押在乳品生产上。但更多的是朝手工业方面发展，以便重新建立平衡。约翰·内夫记录了16世纪蓬勃兴起的大型手工工场从1650年开始大大放慢发展速度这个事实；尽管如此，当时活跃的农村工业却仍在古老的、始终有效的“外包工制度”的范围内发展壮大。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在德文郡东部，尤其在贝德福德郡、白金汉郡和北安普顿郡，花边织造业大为发达；麦秸编织草帽业从赫特福德郡传到贝德福德郡；制钉业在白金汉郡乡间得到推广；门迪普丘陵发展了造纸业，1712年该地区有200多家造纸厂开工，厂址往往设在从前的磨坊里；莱斯特郡、德比郡、诺丁汉郡等地则发展针织业。79

所以，“十七世纪的危机”正值英国农村日趋成熟的时期，成熟过程十分缓慢，各地的进展也不平衡，但对未来的工业革命具有双重好处：首先它有利于实现农业高产，使农产品在放弃出口后能支持17世纪50年代开始的猛烈人口增长，其次它使贫困地区出现许多小企业主和一个多少习惯了手工操作的无产阶级，也就是说，一批“柔顺的、训练有素的”劳动力。当18世纪末城市大工业兴起时，他们随时准备响应大工业的召唤。工业革命将在他们中间吸收后备劳动力，而不是如不久前还有人根据马克思的说法而相信的那样，在严格意义上的农村劳力中招募工人。农村劳力的人数始终保持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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