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 第3卷 世界的时间

欧洲大陆的情况之所以完全不同，想必是因为英国农业只有在土地经营面积达到足够规模时，才可能出现如此新颖独特的演变。一个大农庄当时可达200平方弓丈，即80公顷。若要建成这种规模的农庄，先得摧毁和改造顽固的领主制，改变佃农与领主的古老关系。工业革命起步时，英国早就做到了这一点。大地主80变成食息者，他不仅把土地看作维护其社会地位的手段，也当作生产的工具，因而交给干练的农场主去经营对他更为有利(按照惯例，年成不好时地主甚至补贴农场主的部分损失)。一块经营得法、租息可观的地产还能保证地主易于取得贷款：地主往往兼任工场主或矿产主，他需要在别的方面投资。至于农场主，法律或者契约保证地主不得任意收回租地，他可以放心进行投资，81根据市场法则与资本主义方式从事经营。这一新秩序的突出特征是农场主以真正的企业家的身份而出现。一名法国见证人说，英国农场主是“地道的体面人”。“他们虽然亲手扶犁，但他们的农庄与住宅不比城市的资产者逊色。”82此话说于1819年。但在四分之三个世纪前，即1745年，一名法国人已把英国农场主描写为“享有人生一切舒适”的农民；他的帮工“动身去耕地前先要喝茶”。又说“这个乡下人冬天穿礼服”，他的妻女穿戴俏丽，简直可被当作“我们传奇故事中的牧羊女”。83有张出色的小型版画，画的是一名“村姑”骑马赶集，胳膊上挎着一篮鸡蛋，但是鞋帽装束竟是大家闺秀的派头。这幅画可印证上面那个法国人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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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人莫里斯·留比雄对英、法农村的反差印象极深，他花了许多笔墨去描写不列颠的农业生产组织。据他估计，84在英国一万个教区中，每个教区都有二三户土地贵族，他们大致拥有教区辖地的三分之一，并把大块土地租给农场主经营；不依附贵族的小地主(间或也有大地主)拥有的土地也占三分之一；自耕农拥有小块土地，并对公共土地有使用权，二者占耕地面积的最后三分之一。留比雄提出的多半是近似估计。可以肯定的是，早在18世纪前很久，一切都曾促成土地集中。小地主面前只有两条路，不是增加地产从而得以生存下去，就是早晚丧失地产变成雇佣劳动者。通过小地主丧失地产或者通过取消公共地产和便于土地兼并的圈地制，大地产因其适应能力强和经济效益高，逐渐把小地产集中到土地贵族、大自耕农和农场主的手里。法国的演变方向相反。1789年8月4日，“封建”制一夜之间全部崩溃，而土地的资本主义集中当时才刚开始；土地无可挽回地被农民和资产者分得七零八碎，对英国农村秩序赞不绝口的莫里斯·留比雄为此大发雷霆，因为“法国的土地早在革命前已分割成2500万小块，如今更达到11500万小块”。85难道仅仅要归罪于拿破仑法典吗?英国的土地得以避免支离破碎，难道要完全归功于土地贵族的长子继承制或资本主义农业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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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量农业在工业革命中的作用时，我们不能忘记，英国农村很早就与岛国的民族市场结为一体了。英国农村被纳入市场网络之中，直到19世纪初为止，它成功地养活城市与工业居民点。这是罕见的例外，但适以证实规律。英国农村形成国内市场的主体，而国内市场是正在起步的英国工业首先与天然的销售场所。这一发展中的农业是炼铁工业的最佳主顾。农具—马蹄铁、犁铧、长柄镰、短柄镰、打谷机、钉耙、土块粉碎机的圆辊用铁数量极大；1780年有人估计英国每年在这方面消耗的铁达二三十万吨。86这些数字对于我们观察的焦点18世纪前叶是否适用尚有待商榷。不过这一时期从瑞典与俄国进口的铁的数量不断增加，这难道不是因为英国冶金业本身的生产能力不足以满足需求，而增长的要求大部分来自农业吗？难道不是因为跃进的农业走到了工业化的前面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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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增长

与欧洲及世界各地一样，18世纪英国人口在增长。英国人口1700年为583.5万；1730年略高于600万；1760年达666.5万。随后，增加速度加快：1790年为821.6万；1820年为1200万；1850年接近1800万。87死亡率从33.37%降到1800年的27.1%，到1811至1821年间更降到21%，出生率同期达到37%这个创纪录的水平，甚至更高。这些数字只是估计数，不同作者提出的数字不尽相同，但差别不大。88

急剧的人口增长意味着农村环境改善，所有的城市都在扩大，工业居民点以创纪录的速度在成长。好几位历史人口学家把1701年(有人口数字可资比较)的英国郡县分成三组。89在1831年，各郡人口的绝对数字都有所增长，但工业郡的人口该年占总人口的45%(1701年仅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农业郡的人口则相反，从18世纪初占总人口的33.3%下降到1831年的26%。有些郡的发展速度惊人，如诺森伯兰郡和达勒姆郡的人口翻了一番，兰开夏郡、斯塔福德郡和沃里克郡的人口增长了两倍。90所以不可能有判断错误：工业化在英国人口增长中起着首要作用。所有的细节研究都证实这一印象。若去考察17到30岁的年龄组，就会看到，在兰开夏郡的工业区，这一年龄组1800年有40%的人已婚，而同一时期在该郡的农业区，同一年龄组仅19%的人已婚。可见工业提供的就业机会促使早婚。这是人口增长的加速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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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被煤烟熏黑了的英格兰，以及它的工业城市和工人住宅，不断在建设，不断在发展。这种景象当然绝不是人们津津乐道的那个快活的英格兰。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继许多人之后在他的游记中描写了这个英国：1835年7月91他先在伯明翰逗留，然后前往曼彻斯特，当时这是两个尚未完全建成的大城市。建设仓促、马虎，事先没有规划，但是生机蓬勃。利兹、锡菲尔、伯明翰、曼彻斯特、利物浦这些紧张忙碌的大城市相距密迩，连成一片，它们是英国工业跃进的灵魂。伯明翰还像人间，曼彻斯特则近乎地狱。曼彻斯特的居民从1760年的17000人上升到1830年的180000人，增加了十倍。92地皮不够，建在山丘上的工厂高达六七层，乃至十三层。豪华的住宅与工人的陋屋分散在城市各个角落，毫无布局可言。到处是水坑、污泥；每有一条铺上石块的大道，就有十条泥泞的小巷。男女老幼挤在污秽不堪的住房里；有些地窖同时住着十五六人。约有五万名爱尔兰人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利物浦的情况相同，托克维尔记下该地有“六万名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人”。他补充说：“这些人的贫困程度几乎与曼彻斯特相等，不过有所掩盖而已。”可见在这些由工业化催生的城市中，英格兰本地的人口增长并不总能提供足够数量的工人。来自威尔士和苏格兰，尤其来自爱尔兰的移民便赶来帮忙。由于机械化使不需要专门技巧的工作岗位成倍增加，在工业发展的所有热点城市，人们便使用女工与童工，这批劳动力与移民劳动力同样驯顺，报酬同样低微。

工业革命因此征集了它所需要的全部劳动力：既有工人，也有“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新时代创造了就业机会。此外，正如厄内斯特·拉布鲁斯93所说，任何工业取得成就，必定伴随着官僚化，英国的情形也是如此。劳动力充裕的补充标志是仆人数量极多。仆役之多由来已久，但是工业革命不但没有消除，反而加剧这一现象。19世纪初，仆人占伦敦总人口的1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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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1750年后人口增长之迅速，简直到了人满为患的程度。这么多的人究竟是负担、障碍还是动力？是原因还是后果？不消说，人总是有用的，不可缺少的，人口增加是工业革命的必需因素。没有这几百万人，一切都不可能实现。但真正的问题并不在这里，问题在于人口运动与工业运动的相互关系。两项运动规模宏大，结伴同行。能否说其中的一项决定着另一项？不幸的是，48我们所能接触到的文献对二者都语焉不详。英格兰人口史是根据不完整的民事档案编写的。我们提出的全部见解都并不可靠，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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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研究者们努力从事巨大的计算和核对工作，这些见解明天将被推翻。同样，人们能声称自己对大体上可表现为生产曲线的工业化进程了如指掌吗？菲力斯·迪安写道：“合理的想法是，没有1740年开始的生产增长，同时发生的人口增长就会因死亡率上升而受阻，因为生活水准下降本会引起死亡率上升。”94上面那幅草图中死亡率曲线与出生率曲线分道扬镳的时间恰巧就在1740年：生命战胜了死亡。这个简单的认识如果是正确的，它就足以证明人口革命紧跟在工业运动的后面。至少人口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工业革命的感应而发生的。

技术是必要的条件，但单靠技术还不够

技术的因素曾被认为是工业革命关键的关键，如今已威望大跌。马克思确信技术的主导作用；晚近的历史学界拥有扎实的论据，不再认为技术是工业革命的“原动力”，甚至也不是保尔·贝洛什所说的“导火线”。然而发明一般总是走在工业能力的前面，但也正因为如此，发明往往落空。实际技术应用就其定义而言落后于经济生活的一般运动；它必须等待有明确的、坚决的需要，经过再三的请求，然后才介入经济生活。

例如纺织工业的两大工序是纺和织。17世纪一台织机需要七八名纺纱工向它提供产品，才能持续运转。纺纱工序占用大量490劳力，技术革新理应以纺纱为对象。1730年由于凯发明的飞梭，织机得到了改进。这一初步革新(飞梭的弹簧用手操纵)加快了织布速度，但仅在1760年后才逐渐推广。原因可能正是因为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三项能提高纺纱速度并得到迅速推广的革新：1765年的珍妮纺纱机因其式样简单，能为家庭织机采用；1769年的阿克赖特水力纺纱机；十年以后，1779年的克兰普顿纺纱机又综合了上面两种机器的性能。95纺纱的效率从此增加了十倍，从安的列斯群岛、东印度和英属美洲殖民地南部各州进口的棉花数量也增加了。但是纺纱速度与织布速度仍然不相衔接，这一现象一直持续到19世纪40年代前后。即便蒸汽机于1800年前后使纺纱实现了机械化，传统的手动织机照样赶得上纺纱的速度，织匠的人数及其工资有所增加。罗伯茨发明的机器进一步改善了织机，手动织机要到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才慢慢让出位置。这是因为，直到1840年为止，用机动织机取代手动织机既无必要，也不合算(由于机器的竞争与失业，织匠的工资大跌)。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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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尔·贝洛什确实言之有理：“工业革命开头的几十年间，技术与其说是决定经济的因素，不如说是被经济决定的因素。”技术革新显然听从市场的安排：必须在消费者的坚决要求下，技术革新才应运而生。英国国内市场1737至1740年间每年平均消费棉花170万磅；1741至1749年间为210万磅；1751至1760年间为280万磅；;1761至1770年间为300万磅。“与英国20年后的消费量相比，这些数量不大”;1769年(机械化之前)的棉花消费量平均每人300克，“可供每个居民每年换一件衬衫”。97这个数字可能是临界量，因为1804至1807年间，法国达到同一消费水平后，棉纺织工业便开始实现机械化。

然而，如果说需求创造革新，需求本身又取决于价格水平。英国在18世纪初确实拥有一个随时准备吞下大量印度棉布(因其价廉)的大众市场。笛福曾嘲笑伦敦盛行印花布时的种种荒唐行径，他指出，贴身女仆比她们的女主人先穿进口花布。由于花布成为时尚所趋，价格随着提高，花布市场势必有所缩小。不过它主要还是被专制手段扼杀的(这恰好为这一市场的活力提供额外的证明），因为英国政府后来禁止印度棉布输入大不列颠，除非用于转口贸易。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主要不是国内需求的压力，而是如K.N.乔杜里98主张的那样，是印度廉价产品的竞争刺激了英国技术革新。何况技术革新先在棉纺织部门完成，而不是在产品消费量大、需求殷切的民族工业，即毛、麻纺织部门出现，这就十分说明问题。毛纺织业机械化是很久以后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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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冶金业的情况也是如此。价格对技术革新的影响与需求
491的影响相等，甚至可能更大。我们看到，阿伯拉罕、达比完善了焦炭炼铁法，他本人设在什罗普郡科尔布鲁克代尔的高炉群自1709年起即采用此法，但是在18世纪中期前，没有任何企业家追随他走这条路。1775年，45%的生铁仍采用木炭高炉生产。99保尔·贝洛什指出，焦炭炼铁法迟迟不被采纳，而需求的压力无疑在不断增加。100查尔斯·海德把焦炭炼铁法迟迟才被采纳的情况解释得一清二楚。为什么在1750年前英格兰的70座高炉整整40年间不屑使用焦炭？为什么1720至1750年间新建的至少18座高炉仍使用老办法?101无非是因为，一方面炼铁企业获利丰厚，国产生铁成本虽高，却受到下列因素的保护：从瑞典进口的铁需纳税；运
492输价格极高，以至地区之间不存在竞争；冶金产品出口兴旺。102另一方面是因为如采用焦炭(每一吨矿石约需两磅焦炭)，生产成本就明显提高，而且焦炭炼出的铁不易精炼，如果产品价格不低于市价，殊难吸引锻造工厂主。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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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罗普郡科尔布鲁克代尔的高炉。1709年，阿伯拉罕·达比在该地用焦炭做燃料，这在英国是首创。然而请注意，在这幅作于1758年的版画上，右侧塞文河畔有四堆木料正在燃烧，以便制造木炭。近景有一在当地生产的巨大金属圆筒，由一组马匹牵引。皮里和斯密斯作版画，1758年。

既然如此，为什么1750年后，没有任何新技术问世，却在20年内新建了27座焦炭炼铁炉，同时关闭了25座旧式高炉？为什么锻造工厂主越来越乐于加工焦炭炼出的生铁锭？这是因为对铁的需求增长使木炭价格大大提高(约占铁锭生产成本的一半)。104此外，从18世纪30年代起，由于煤价下跌，焦炭冶炼的生铁成本相应降低。形势颠倒了过来。1760年前后，木炭冶炼的生铁成本比焦炭冶炼的生铁高出两英镑多。人们不禁再次要问，既然如此，为什么旧式炼铁法能维持那么长的时间，在1775年仍生产几乎半数的生铁？想必是因为需求激增。怪就怪在需求太旺反而保护了跛脚鸭子不被淘汰。需求之大使铁价居高不下，使用焦炭的厂家无意把价格压低到足以淘汰竞争对手的水平。这一情况维持到1775年。这以后，两种方法炼制的生铁的价格差距拉开，木炭很快就被普遍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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