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 第3卷 世界的时间

汽机车将于1814年问世。

这类无机车牵引的铁路的长度，1816年在纽卡斯尔周围已达76法里，165在威尔士的格拉摩根郡则达到100法里。该郡以加的夫为首府，包括梅瑟蒂德菲尔的煤矿和斯旺西港。苏格兰在格拉斯哥和爱丁堡周围也发展了铁路，在那里“近几年来向资本家提出的有关设计方案为数最多”。166杜潘男爵指出，一条“平辙”铁路甚至伸展到格拉斯哥城内。他认为人们可以“在法国城市几条坡度很大的街道，如在巴黎圣女热纳维也夫高地几条街的一侧修建类似的平辙”。1671833年，《乘蒸汽车沿铁路自曼彻斯特至利物浦的游历》备受法国新闻界的称道。这是居什台先生一本书的标题，作者用大量细节描绘了“铺铁条的路”，168华特街的车站，169以及使用的各种机器，“其中罗伯特·斯蒂芬森先生的机器，人称参孙’，是迄今为止最完美的机器”。170“体积不比运水夫使用的普通水桶大”。171

从木制轨道发展到机车牵引，铁路对英国的运输装备起了应有的作用。不必是行家里手也会确认，运输速度加快为整个英国经济的飞跃打下了基础。直到今天，172经济增长与运输便利仍有相互联系。订货单和信息的传递也取决于交通速度，商界离不开交通。如果托马斯·威廉斯从伦敦发往兰开夏和威尔士的商业信函的传递速度当时不是已经和今天一样快，他能在1790年前后建立对铜的垄断，并经营分散在康沃尔郡到设得兰群岛一带的各项商业吗?173

但在谈到英国的运输时，不能仅仅想到经过整治的河流、运河、陆路和铁路组成的越来越密的交通网。难道可以遗漏远程联系吗？贸易总是一环紧扣一环：一个法国人断言，1800年，“英国闹粮荒，从印度运来60万公担大米，每公担运费为12法郎，而在布列塔尼某城镇，当时找不到人肯以每公担低于40或50法郎的运费运送粮食到洛林某城镇，虽然两地的距离不超过150法里”。174“在伦敦这里，我们二十年来〔我猜是1797至1817年〕可以看到，英国自从与意大利发生冲突，不再能像以前那样从意大利取得英国工厂需要的生丝，东印度公司便在印度种植桑树，每年供应几千包生丝；英国自从与西班牙交战，不再能从西班牙得到英国工厂需要的靛蓝，公司便在印度种植这一植物，每年供应成千箱靛蓝；英国自从与俄国敌对，再也得不到它的船舶必需的大麻，公司立即在印度种植大麻以满足需要；英国如因美国对它怀有敌意而得不到美国的棉花，公司就会向它的纺纱工人和织工提供必要的原料；英国如与它的殖民地敌对〔……，公司也会向欧洲提供必要的糖和咖啡……”这些看法确实大可商榷。有意思的是，提出这些见解的就是那位劝我们排除“凡俗之见”175的证人。这种俗见认为英国的财富来自对外贸易，而这位证人却认定英国没有对外贸易也能生存。英国当然还活得下去，但其地位则要完全改变，而且得让另一个民族去征服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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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慢的演变

说到这里，我们只是揭示了几个基本事实。首先，在工业革命的场合以及在深层历史遇到的所有场合，时间迅速流逝，具体事件不扮演主角。一切都是慢吞吞地实现的：焦炭炼铁、织布机械化、真正的农业革命、真正的蒸汽机、真正的铁路……工业革命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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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初繁忙的伦敦西印度码头。从船上卸下大量食糖、朗姆酒、咖啡等货物。

过程拖得很长，而要使它终于脱胎而出并投入运动，必须先有所破坏，有所建设，先“改组结构”……如果我们接受查理·威尔逊和埃里克·霍布斯鲍姆176的看法，工业革命在英国早在复辟(1660年)初期已经形成潜力。不过一切都是慢慢发生的。事实上，在这个表面上落后到荒谬程度的17世纪，旧制度被打翻在地，连根铲除：农业与土地所有制的传统结构正在摧毁之中，或者已经破除殆尽；手工业行会解体，连伦敦的手工业行会在1666年大火后也未能幸免；航运法经过修订；旨在保护本国经济的重商主义政策通过一系列建设性措施获得最后的完善。一切都在变动之中，笛福在1724年写道，王国的“面貌日新月异”；每天都有新鲜事物出现在旅行家的面前。177英国当时已不再是今天意义上的不发达国家：生产增加了，生活水平和福利提高了，经济生活的工具也改进了。尤其，英国各经济部门之间有着相互联系，每个部门都取得长足的发展，509不因需求稍旺而变成危险的瓶颈，阻塞整个经济的运转。就这样，不管选定了什么方向或者遇上什么机会，一切都已准备就绪，只待英国迈步前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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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条件已逐渐成熟，各经济部门运转正常，既能为工业革命提供互为联系的全部细件，又能分别满足其他部门的需要：这个形象是否十分令人满意？这个形象使人对工业革命产生错觉，以为工业革命本身是个有意识追求的目的，而英国经济和英国社会的努力终于使新时代—机器的时代可能来临。根据既定目标从事革命试验，这个形象，严格地讲，可能适用于今天继续进行的工业革命，因为今天已有成功的榜样为人们指引前进的道路。英国的试验却不是这么走过来的。与其说英国朝一个目标前进，不如说它在成长发展过程中遇上了这个目标。英国强大的生命力由许多犬牙交错的潮流汇合而成，这些潮流推动工业革命前进，但也大大超越了狭义的工业革命的范围。

超越工业革命

不论工业革命的规模多么宏大，但在一个发生了众多事件的历史时期中，工业革命并不构成唯一的整体运动，也不构成范围最广的整体运动。我们使用的词汇事先说明了这一点。可以肯定，旨在使整个社会转向工业生活方式的工业运动，比工业革命本身范围更广。尤其可以肯定的是，作为从农业优势到工业优势的过渡，具有深远意义的工业化过程也超出了前面所作解释的范围；在某种程度上，工业革命无非加速了工业化的进程。至于现代化，这是比工业化范围更广的一个整体运动：“工业的发展并不仅仅等于经济的现代化。”178经济增长涉及的范围更广，关系到历史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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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如此，我们能否从经济增长的素材和现实出发，试图把工业革命置于一个比它范围更广的运动中，并且从外部和远处加以观察？

各种不同的经济增长

D.C.诺斯和R.P.托马写道：“工业革命不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根源”，179这个观点值得我们借鉴。经济增长确实不等于是工业革命，虽然后者以前者为依托。我宁愿接受约翰·希克斯的说法：“最近二百年来的工业革命也许不过是一次百年长青的大繁荣。”180这里所说的繁荣，不也就是经济增长吗？一次并不局限于工业革命的经济增长，一次实际上在工业革命前早已发生的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一词只是最近才突然交了好运(从本世纪40年代开始181)，在今天的语言中，它确指“一个复杂的长期演变过程”。182我们对这个概念是否作了恰如其分的衡量?经济学家大体上只是在19世纪才开始谈到“增长”，而且他们对增长机制的解释并不一致。一些人认为，有平衡才有增长，另一些人则认为，增长只能是不平衡的。平衡论者(努斯克、杨格、哈特威尔)认为，增长同时推动各经济部门，使它们协调地向前发展，增长寄一切希望于需求，并促使民族市场在经济发展中发挥推动作用。不平衡论者(伊尼斯、A.O.希尔奇曼、熊彼得、罗斯托夫)认为，增长由一个条件优越的部门开始，进而带动其他部门。因此，增长是落后的部门赶上领先的部门；根据这个观点，供应以及经济中的主观意志(A.范范尼语)便被置于特别突出的地位。总之，在这样的经济增长中，国外市场的意外变化竟比国内市场的膨胀更加举足轻重，即使后者正在演变成为民族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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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介绍了以上的区分以后，R.M.哈特威尔183接着指出，据他看，工业革命是平衡增长的产物。他的论据相当完美。但他把经济学家为19世纪构想的增长形式推广到18世纪末年。其实，他完全可以把第二种论断不平衡论应用于工业革命的过程，而并不与具体现实(至少是人们了解的现实)有太大的冲突。何况，过去的许多历史学家也宁愿选择第二种论断，虽然他们并不始终清醒地意识到；甚至在经过深思熟虑以后，他们也许还会作出这样的选择。首先，这个论断富于戏剧色彩，迎合“事件史学”，初看起来，似乎简单而有说服力。其次，棉纺织业的“起飞”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棉纺织业无可争议是最早的大规模的机械化工业。那么，棉纺织业的增长是否带动其他经济活动呢？

两种论断难道必定互相排斥？为什么它们在长运动和短运动的既重叠又对立的普通辩证关系中不能同时有效或先后有效？两种论断的理论差异难道不是大于实际区别吗？一个经济部门的飞速发展能够带动整个经济的增长，我们在本章中已经援引过许多例子，人们无疑还能在当今世界中举出新的例子。但我们也还看到，这种飞跃如果得不到许多部门的广泛响应，迟早会停顿下来。那么，与其为平衡增长或不平衡增长争论不休，我们还不如改说持续的增长或断续的增长。这种区分合乎实际，因为它反映着一种深刻的决裂，这种结构性断裂至少曾在19世纪的西方发生。西蒙·库兹涅茨认为有传统的增长和现代的增长之分，184我以为他说得完全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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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的增长，也就是持续的增长；弗朗斯瓦·佩鲁185很久以前曾经说过，这种增长不受价格起落的影响，从而使惯于观察传统时代(与19世纪有着深刻的差别)的历史学家感到意外、震惊和担心。弗朗斯瓦·佩鲁以及接过这一论断为自己所用的保尔·贝洛什自然都没有错。整个联合王国先后经历了1810至1850年的物价下跌时期，1850至1880年的物价上涨时期，以及1880至1890年的物价下跌时期，而国民总收入和人均收入的增长势头未见衰退，增长率在第一时期分别为2.8%和1.7%，第二时期分别为2.3%和1.4%，最后一个时期为1.8%和1.2%。186经济增长持续不断，这是奇迹中的奇迹。甚至在危机时间，高涨也从不完全停止。

在这种变化发生以前，传统的增长时断时续，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内，表现为一系列的飞跃和卡壳，甚至倒退。这里可以区分几个很长的阶段：1100—1350年；1350—1450年；1450—1520年；1520—1720年；1720—1817年。187这些阶段互相矛盾：人口在第一阶段有所上升，在第二阶段改为下降，到第三阶段再次上升，在第四阶段处于停滞状态，到最后一个阶段又飞跃上升。每次人口上升，生产和国民收入均有所增长，似乎适以证实以下的古谚：“人丁旺，百业兴。”但与此同时，人均收入则相应衰退，甚至直线下降；只是当人口增长处于停滞状态时，人均收入才有所改善。费尔普斯·布朗和歇拉·霍普金斯就七个世纪的传统增长所画的长段曲线188说明了这一点。国民收入和人均收入互相抵触：国民产值的提高有损劳动者的利益，这是旧制度下的法则。同人们历来的主张相反，我以为英国工业革命初期的增长仍然是旧制度下的那种512增长。1815年前，或不如说1850年前，有人甚至断言1870年前，没有出现奇迹，没有持续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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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怎样解释增长?

增长的方式虽然各不相同，但它总是带动经济的高涨，就像涨潮把退潮时搁浅的船舶抬高起来一样。它产生一连串互相联系的平衡和不平衡，促成一些或难或易的成功，使人们能够脱离困境，创造就业机会和利润…增长是世界在每次放慢脚步或进行收缩后重振百年宏图的运动。但这个说明一切的运动，我们却很难能说明它。经济增长本身的根源神秘莫测。189即使对拥有大批统计数字的当今经济学家也是如此。我们对经济增长不可捉摸的根源只能提供某种假设，正如我们前面所说，至少出现了平衡增长和不平衡增长这两种说法，虽然人们并不一定需要在二者之间作出选择。

从这个观点看，西蒙·库兹涅茨在“经济增长的成因”和“增长产生的具体方式”之间作出的区分具有决定的意义。190“增长的潜力”不正是在不同的生产要素和生产行为之间连续不断的相互作用下，通过改变土地、劳动、资本、市场、国家、社会机构之间的结构性关系，慢慢取得的“平衡”发展吗？这样的增长必定属于长时段的范畴。它使人们能把工业革命的起源不加区分地与13、16或17世纪相联系。相反，“增长产生的具体方式”属于“经济形势”的范畴，它的孕育时间较短，由种种外因所促成，这些外因可以是一项技术发现，一次民族的或国际的机遇，有时纯粹是偶然。例如，如果印度不是棉纺织业的世界冠军(既是榜样，又是竞争者)，工业革命虽然大概仍会在英国发生，但它是否从棉纺织业开始，可能就会成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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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接受长时段和短时段的这种重叠，我们就能不太困难地把一种平衡的增长同一种“危机接连发生”、时断时续地前进的不平衡增长合在一起解释，同时根据外界条件的需要，随时变换发动机、市场、能源以及压力手段。

为了实现持续的增长，积累了种种缓慢进步的长时段必须业已制造了“经济增长的成因”，并且在经济形势的每个转折关头，保证有一个留作备用、随时准备启动的新发动机能够取代那个出现了故障或即将卡壳的旧发动机。持续的增长是一场永无休止的接力赛。增长在13至14世纪期间之所以没有持续进行，这是因为磨坊最初赋予增长的一股冲劲十分有限，随后又没有任何能源接力；此外，更重要的是因为农业未能跟上人口的增长，陷于效益递减的困境。直到工业革命发生前，经济增长的冲击始终被我在本书第一卷中所说的“可能性限度”所粉碎，也就是说，未能逾越农业3生产、运输能力、能源或市场需求的极限。当限度或极限在不断提高时，现代的增长便随之开始。不过这不等于说某种极限不会在哪一天又重新形成。

劳动分工与增长

经济增长的每一进步都要牵涉劳动分工。分工是个派生过程，一种后随现象：它远远地落在增长的后面，几乎可以说，是被增长拉着前进。但分工的越来越细归根到底必定是衡量经济增长的极好指示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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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其著作中真诚地以为是亚当·斯密发现了劳动分工。其实不然，亚当·斯密只是把已被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色诺芬隐约地意识到的一个旧概念上升到整体理论的高度，这个旧概念远在亚当·斯密以前，已被威廉·配第(1623—1687)、厄内斯特·路德维希·卡尔(1687—1743)、弗格森(1723—1816)和贝卡里亚(1735—1793)所指出。但在亚当·斯密以后，经济学家们认为，从这个概念得出的定律与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同样可靠。让-巴蒂斯特·萨伊是最早起来反对这种糊涂思想的经济学家之一，从此以后，劳动分工便成为一个过时的概念。杜尔凯姆断言，“它仅是一个派生的和次等的现象…浮现在社会生活的表层，在涉及经济分工时，尤其如此。它位于皮肤的表层”。191这一断言正确吗？谈起分工，我往往想到随同部队前进和安排占领区生活的后勤部门。可是，更好地组织交换，进而扩大交换，难道是那么容易办到的事吗？服务部门(所谓第三产业)的扩展，作为当代的第一位现象，属于劳动分工的范畴，并且成为各种社会经济理论的中心议题。伴随着经济增长而出现的社会结构解体及改组也是如此。经济增长不仅扩大劳动分工，而且改变分工的内容，剔除一些旧工种，添加一些新工种，最终使社会和经济改变面貌。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而出现的一次新的大分工保全了原有的社会和经济机制，并使之完善，同时却对社会和人产生众多的灾难性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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