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 第3卷 世界的时间

劳动分工：外包工制的末日

界于城乡之间的工业，其最通行的形式一度曾是“外包工制”(putting out system)，192这种劳动组织当时在欧洲各地普遍推行，并且很早就使商业资本主义得以利用廉价的乡村剩余劳动力。农村的工匠在自己家里作工，得到家人的帮助，同时还保留一片耕地和几头牲畜。羊毛、亚麻、棉花等原料由城里的商人提供，后者在接受成品或半成品时进行检查，并结清加工费用。“外包工制”因而把城市和乡村，工匠活动和乡村活动，工业劳动和家庭劳动，以及把商业资本主义和工业资本主义结合在一起。这对工匠说来，即使还谈不上生活确有保障，至少能在某种程度上平衡其生

514计：在包买商方面，他因此能减少固定资本的投资，还能增强对经常出现的需求不旺的承受力：每当产品滞销，他便减少委托加工，甚至暂停业务。在当时的经济中，限制工业生产的因素是需求，而不是供应，家庭劳动恰好赋予工业生产以必要的弹性。停工或复工，只消一句话，一个手势，就能解决问题。193

此外，最早实行劳动力集中和最早寻求“规模经济”的手工工场往往为自己保留这一回旋余地，往往仍与广大的家庭劳动相结合。总之，手工工场仅占生产的一个小部分，194只是到了后来，在采用了机器以后，现代工厂才最后完成了手工工场的演变，规模经济才取得了胜利。这一过程需假以时日。

除旧布新的过程确实需要慢慢完成。甚至在革命般飞速发展的棉纺织业，家庭作坊也进行了长时间的抵抗，手工织布与机械纺纱竟共存了半个世纪之久。直到1817年，一名见证人指出，195织布还是过去那个样子，“唯一的不同，是采用了约翰·凯在1750年左右发明的飞梭”。自动织机(powerloom)直要等到19世纪20年代以后，才真正制造成功。现代工厂的快速纺纱和使用传统方法织布之间的长期脱节显然打乱了旧的劳动分工。过去是纺车难以跟上织机的需要，如今机械生产的棉纱越来越多，情形便倒转了过来。从事手工织布的工匠人数激增，劳动节奏加快，工资也随之提高。乡村劳动者于是抛弃农业，加入到全日制工人的行列。随着女工和童工进入工厂，工人人数更明显增多。1813至1814年间，在213000名织工中，14岁以下的童工共130000人，占一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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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的社会里，自食其力的工匠经常处于饥饿和营养不良的边缘，儿童跟着父母下地干活，或在家庭作坊和店铺中劳动，无疑是合情合理的事。新建的工厂和企业因而最初在招工时往往接纳的不是个人，而是整个家庭，工人主动表示愿意合家来到矿井或棉纺厂工作。在贝里的罗伯特·皮尔工厂，1961801至1802年间共雇佣136人，其中95人属于26个家庭。家庭作坊就以这种方式进入了工厂，其优点是劳动纪律较好，工作效率较高。既然劳动小组(一名成年工人在一二名童工的帮助下工作)行之有效，这种组织形式便能维持下去。但是技术进步迟早使这种组织形式行不通。例如，在1824年后的纺织业，由于使用理查·罗伯茨改进的自动纺织机，快速纺纱要求在照管新机器的男工或女工身边有9名童工协助，197而旧纺纱机只要求有一二名童工协助就足够。家庭劳动小组因此在工厂内部消失，童工劳动从此在另一种氛围中进行，具有另一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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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爱丁堡和格拉斯哥一带早已使用了现代机器(棉纺织业)，苏格兰高地的呢绒制造仍十分落后。1772年，女工们仍用脚踩进行缩绒。在版画左方，两名女工似乎正使用原始的手磨粉碎粮食。

更早一些时候，随着自动织机的推广，开始了另一次后果更加严重的改组。这次改组将使家庭织布作坊消失。自从采用了自动织机，“一名童工能干与二三名成年工人同样多的活”，198这对灾难深重的社会犹如雪上加霜。成千上万名失业者流落街头。工资直线下跌，劳动力变得一文不值，以致贫困工匠必须不合情理地延长手工劳动时间，才能勉强维持生计。

与此同时，新的劳动分工使工人迁往城市，使穷人们四分五裂，他们都在寻找工作，而工作却似乎故意躲开他们。劳动分工使他们在远离家乡的城市意外地重新会面，并终于使他们的生活日益恶化。在城市居住，丧失菜园、牛奶、禽蛋等传统副业，进大工厂工作，受工头往往声色俱厉的监管，俯首听命，不再有一点行动自由，接受固定的劳动时间，这对他们当然是个严重的考验。他们必须改变生活，改变视野，以至对从前的日子恍如隔世般地感到陌生。这还意味着要改变伙食，从此吃得又少又糟。作为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奈尔·斯梅尔瑟着重研究了棉纺织业发展过程中工人们离别故土的这种痛苦。199没有若干年时间，工人们不可能养成新的习惯，得不到诸如联谊会、人民银行这类新组织的保护。200英国工联(trade unions)的成立要等更晚一些时候。富人对这些新来的城里人作何想法，我们且不必多问。在富人的眼里，他们“愚昧、卑劣、好斗和狂暴”，外加一个缺陷：“通常贫穷。”201工人自己对工厂劳动的看法，可用以下的话作概括：能躲则躲。1838年，纺织业仅23%的工人为成年男子；女工和童工的数量很大，他们比较顺从。2021815至1845年间，英国社会的不满情绪空前严重，砸毁机器的事件接连发生，旨在粉碎社会的激进政治主张、工团主义以及乌托邦社会主义203等运动风起云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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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家

劳动分工不仅在基层，而且在企业的高层进行，甚至在高峰也许进展更加迅速。直到那时，无论在英国或在大陆，重大商业事务照例不实行分工：批发商掌握一切，他既是商人，又是银行家，保险人，船东，工业家……因此，当英国的地方银行(countrybanks)开始发展时，银行家兼营粮食贸易，酿造啤酒，并从事多种商业活动，只是为了满足自己和邻人的商业活动的需要，他们才开办银行。204兼营多种业务的批发商无处不在，作为东印度公司和英格兰银行理所当然的主人，他们对公司和银行的大政方针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他们当选为下议员，晋升种种体面的职位，不久成了英国的实际统治者，而英国则已顺从地听凭他们的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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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工业家”开始脱颖而出，早在罗伯特·皮尔第二次组阁以前(1841年)，这些活跃的新人物纷纷登上政治舞台并进入下议院。为争得独立，“工业家”陆续割断前工业和商业资本主义之间的种种联系。同这些新人物一起产生，并逐年加强和扩大自己阵地的，是首先以全部力量投入工业生产的一种崭新的资本主义。彼得·马赛厄斯指出，这些新型“企业家”主要是“组织者”，“很少是重大革新的先驱者或发明家”。205他们足以自誉的才能，他们派给自己的任务，就是掌握主要的新技术，牢牢控制工头和工人，精通市场变化，以便利用各种必要的杠杆，亲自指导生产。他们力图摆脱商人的中间环节，亲自掌管原料的采购、运输，保证其质量和均匀供应。为了大批出售产品，他们力求主动了解市场动态和适应供求变化。托德莫登的棉纺业领袖费尔登公司于19世纪初在美国派有自己的经纪人，负责采购本厂所需的棉花。206伦敦的啤酒酿造商几乎不在首都市场上(靶子巷或大熊码头)购买麦芽；他们在英格兰东部的大麦产区有自己的代理人，从伦敦一位啤酒酿造商寄给其代理人的以下信件看到，对代理7人管束甚严：“我已把你寄给我的最后一种麦芽样品退还给你。样品实在太糟，我不能在我的酿造厂内再多接受一袋……假如我以后还得给你写这样的信，我将完全变更我的采购计划。”207

工业家的以上种种作为反映着工业的发展已跨上了一个新的霍加斯作画：18世纪英国的一个织布工场。在画的前方，工业家正在查账；背景画着正操作织机的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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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阶，其中当然包括啤酒酿造业。一名法国人于1812年说道，啤酒酿造厂“确实可算是伦敦市引人入胜的地方之一。巴克莱公司是最大的啤酒厂之一。厂内的机器都由一台30匹马力的火力泵带动，虽然啤酒厂使用将近200名工人和大量马匹，但几乎只干厂外的杂务；这所庞大的制造厂内杳无人影，一切都靠看不见的手在操作。巨大的刮板在直径为20法尺和深为12法尺的大锅中一上一下地不停搅动，装满啤酒花的大锅就放在火上。若干提升机每天把2500蒲色耳的麦芽渣208送到厂房的顶上，从那里通过各种管道送往使用的地点；酒桶运输时不用人去碰它；火力泵作为这一切的动力，建造得十分精密，极少撞击或摩擦，因而噪声简直并不比一只钟大多少，即使针尖落地的声音也到处可闻。最后调制完毕的酒液被倾入体积极大的酒池或酒桶；最大的酒池可装36加仑的酒桶3000桶，按8桶为一吨计算，容量等于一艘载重375吨的大船；而这类船只有40至50艘之多，其中最小的可装800桶，也就是说载重量为100吨…最小的酒池如装满啤酒价值约3000英镑；按这个比例计算其他，仅仅酒池一项，就占资金30万英镑，用于把啤酒运往消费者家中的木桶约值8万英镑，整个酿造厂使用的资金大概不少于50万英镑；厂房用耐火材料建成，地面铺铁板，墙用砖砌；每年出厂啤酒约25万桶，足以装满150艘载重为200吨的船……”。209这些巨型酿造厂不仅在伦敦组织其产品销售(向市内的半数酒铺直接供应)，而且通过其代理商主持在都柏林的产品销售。210此事非同小可：工业企业趋向完全独立。从这个观点出发，彼得·马赛厄斯举出一位名叫托马斯·库比特的营造商为例，此人在拿破仑战争期间富了起来，战后在1817年左右更飞黄腾达。他的成功丝毫不靠革新技术，而是靠一种新的经营方法：他摆脱营造业中工程转包的旧行规，自己掌管常年劳动力，并设法自已组织信贷业务。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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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独立性成了新时代的象征。工业与其他产业部门之间的分工终于完成。历史学家说这是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对此我可表示同意。但他们又说，真正的资本主义仅仅从那时开始，这个说法便值得商榷。究竟有没有“真正的”资本主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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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社会的产业划分

任何社会在长期经济增长的作用下势必被劳动分工搅得天翻地覆。分工在英国到处存在。当1660年王政复辟时，特别在1689年的《权利法案》公布时，社会和国王之间的权力划分不折不扣是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分工的开端。文化部门同样逐渐作为一个独立的和有影响的天地而出现(从教育到戏剧、报刊、出版和学术界）。商业方面也出现分工，我在前面已作了简要的介绍。最后，根据费歇(1930年)和柯林·克拉克(1940年)的经典模式，产业结构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始终占领先地位的农业(第一产业)有所缩小，而第二产业(工业)和第三产业(服务业)则不断扩大。R.M.哈特威尔212在里昂科学讨论会(1970年)所作的出类拔萃的发言吸引我们对这个很少被涉及的问题进行探讨。

确实，三大产业部门之间的区分远不是十分清楚的，有人甚至多次表示怀疑在第一和第二产业之间能否有截然的界线(工业和农业可以混合在一起)；至于第三产业，更是无所不包，关于它的组成和本质，人们很可能争论不休。人们通常把贸易、运输、银行和行政管理等所有的“服务部门”列入第三产业，但难道就应该把家庭仆役排除在外？人数众多的家庭仆役(1850年前后，英国的仆役人数超过100万，213成为仅次于农业的第二大职业集团)是否应列入第三产业(从理论上讲，第三产业的生产率高于其他两个产业部门)？回答显然是否。但除了这个限制外，我们根据费歇和克拉克的规律不妨承认，第三产业的不断扩大始终是社会发展的标志。在今天的美国，服务业已占人口的一半，这个空前的纪录证明，美国是世界最先进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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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特威尔认为，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几乎无视第三产业在英国18和19世纪增长中的重要地位。在工业革命的另一侧，一场“服务业革命”与农业革命互为呼应。

服务业的膨胀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同样不成问题的是，运输业在发展，商业在分化；店铺数量不断增多，并且日趋专业化；企业的规模不断在扩大，虽然在总体上讲还不算太大；企业的机构逐渐官僚化，人员的职守在更新或增多：经办、会计、稽查、统计、代理等；银行原来的人员确实少得可怜，现在已迅速变得很多。负责各项行政事务的国家也逐渐官僚化了。机构变得臃肿。尽管英国已把国家的许多职能移交其他机构，国家机构仍然庞大，虽说欧洲大陆还有别的国家更加庞大。我们显然不会把陆军、海军以及家庭仆役算成第三产业的成员。相反，医生、律师等自由职业者在第三产业中占重要地位，此事没有争议。早在格里高利·金的时代，律师这一行已呈上升趋势，并在威斯敏斯特的实用学校里培养出大批人才。214到18世纪末，自由职业十分风行，趋向于进行革新，破除他们原有的组织。

第三产业在18世纪英国经历的这场革命对工业高涨有无影响？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正如柯林·克拉克本人所解释的，产业划分早已开始，并且长期进行着，存在着。总之，没有任何事实能说明，第三产业的扩大推动了经济增长，215但毫无疑问的是，第三产业的扩大是经济增长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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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分工与英国地理

沿着劳动分工的方向走下去，我们还要研究决定着英国经济布局的大变动。这与法国外省在经历了18世纪的高涨后打破自给自足的格局216完全不是一码事。这不是渐进，而是剧变，一切都往往被闹了个翻天覆地。英国各地区之间的相互影响(这是岛国地位的延伸，由岛国地位所解释，并在岛国留下随处可见的印记)，因而正是为英国的经济增长，以及为增长推动下的工业革命提供了最好和最有说服力的证据。人们感到奇怪，这种相互作用竟至今没有得到全面论证，虽然英国已有一部出色的历史地理简论，217以及有关地区史的许多优秀文献。218

但问题至少已由E.L.琼斯(1965年在慕尼黑大会)219、达维·奥格(1934年)220、G.M.特里维廉(1942年)221清楚地提出。在我看来，他们已谈到了问题的基本方面，就是说，英国的地域历来被一条主线所横切，这条主线从塞文河下游的格拉斯特郡延伸到波士顿，后者是座小城市，过去在沃什海湾向佛罗伦萨和汉萨同盟的商人出售羊毛。222如果把威尔士地区撇开不算，这条主线把英格兰分成面积几乎相等的两个对立部分。英格兰东南部主要是伦敦盆地及其邻近地区，是岛上降雨最少和历史最悠久的地区，那里能遇到“自古以来曾经出现过的各种类型的城市生活：教堂所在地，地方集市，大学发源地，商旅宿站和贸易货栈，〔旧式〕手工工场中心等”。223由历史积累起来的各种有利条件在这里汇集：首都的地位，经商而得的财富，重要粮食产区，根据首都的需要而进行了现代化改造的乡村，还有在偏北的伦敦至诺里奇和伦敦至布里斯托尔一带，是英国典型的前工业地区。英格兰西北部是个经营畜牧业为主的、多雨的高原地区。与英格兰东南部相比，这是一个落后的边缘地区。何况，以下的数字可以作证：在17世纪，二者的人口为1与4之比(伦敦不包括在内)，财富(按纳税额推算)为5与14之比。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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