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 第3卷 世界的时间

那么，能否说工业资本主义是“真正的”资本主义，它在顺利取代了商业资本主义(虚假的资本主义)以后，终于违心地屈服于最现代化的金融资本主义？银行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和商业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始终首先具有商业性质)在整个19世纪期间以及在19世纪以前和以后都处于共存的状态。

不同地区和不同部门获利的机遇，以及利润率的大小，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发生变化，正是根据这些变化，各自的投资额也发生了变化。约在1830至1870年期间，就在英国的大规模工业化阶段，资本同收益的比率达到了英国历史上最高的水平。253这究竟仅仅由于工业资本主义本身的功劳，还是由于英国独霸了庞大的世界市场，英国工业才得以相应地扩大？事实上，就在同一个时期，巴黎的资本主义却朝金融方面发展，这是巴黎能从英国手里争夺得来的，又是对自己最有利和最方便的投资场所。巴黎几乎已被公认为欧洲各地资金流转的组织者。塞吉耶骑士1818年9月自伦敦写信说：“二十年来，巴黎已成为欧洲银行业务的主要中心，而伦敦则算不上是名副其实的银行城市。因此，每当英国资本家要办银行手续时，例如把资金从一国转到另一国，就不得不求助于欧洲的金融城市，由于巴黎离得最近，英国大部分银行业务今天都由巴黎代办。”254以上说法或许值得仔细推敲。但有一点没有疑问，巴黎背靠伦敦的大树乘凉，并且推行大体上卓有成效的竞争，如果交易所历史的专家W.白哲特所说确实，不利于巴黎的变化仅在1870年后才明显地出现。他说，只是在法德战争以后，英国人才成了全欧洲的银行家。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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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形势起什么作用？

这个问题是本章的最后一个问题，也是不能作出明确回答的一个问题；既然我们的本意是想超脱工业革命的历史范围，探讨这个问题是否会使我们与自己的愿望背道而驰？这在一定程度上会是的，因为我们这里考察的经济形势是比较短促的中期形势(不超过一个康德拉捷夫周期)。我们将抛开长时段，转而从更接近被观测实在的瞭望台上察看现象。现象的细节将在我们眼前变得大了起来。

长期和中长期经济运动如同水面的波浪一样不停地上下起伏，这是世界历史的一条自古流传至今并将代代相传的规律。这种有节奏的反复运动，夏尔·莫拉泽称之为“能动性结构”，像是根据预定程序进行的运动。中期经济形势必定把我们引向以上讨论过的各个问题的核心，但要通过价格史的特殊途径；而揭开价格史的秘密又是历史学界近四五十年以来悬而未决的重大问题之一。在这方面，英国历史学家丝毫不比他们的外国同行逊色。他们最早收集价格数据，而且收集得最有系统。但他们对中期经济形势的认识却不同于别国的历史学家(特别是法国历史学家)。

简单地说，在英国历史学家看来，经济形势并不像我们认为的那样是一种外源力；我们的观点已由厄内斯特·拉布鲁斯、皮埃尔·维拉尔、勒内·巴雷尔或让·默弗莱讲述清楚，他们和我都认为，经济形势决定相伴的过程，并制造人的历史。我们的英国同事则认为，正是过程和事件造成每个国家的特殊经济形势。1778至1791年间的市场停滞和价格下跌，我们认为由国际性的拉布鲁斯跨界周期所决定，他们则认为是美洲殖民地战争(1774—1783年)的结果。至于我个人，我相信两种原因有着相辅相成的关系，因而认为它们全都有理，并且解释实际上也应该朝两个方向进行。但根据你朝这个或那个方向走去，事情的起因(或者用哲学的语言，其动力因)很可能就变了方位和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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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艾希通256以及接受其观点的历史学家257列举了影响经济波动的一系列因素，这当然都言之成理。他们所说的第一种力量是战争。任何人不会对此提出异议。更确切地说，是在战争与和平之间的摇摆(1756至1763年的七年战争，1775至1783年英国在美洲的殖民地战争，1793至1802年和1803至1815年的两次对法战争)。其次是乡村经济(我们在这里再说一遍，乡村经济直到19世纪30年代仍是英国的首要经济活动)在丰收、平常年景和歉收之间的摇摆，歉收的年头(1710年，1725年，1773年，1767年，1792—1793年，1795—1796年，1799—1800年)是使整个经济生活出现动荡的所谓旧制度危机258的开端。甚至在19世纪，越加频繁地大量进口外国小麦使英国经济始终动荡不定；为了让小麦和面粉早日到货，必须立即付讫货款（据有关信件说，应付现金），即此一项就足以造成动荡。

英国经济动荡的其他因素为商业周期：英国贸易的涨潮和退潮也表现为经济形势的上下起伏。还有货币流通，一方面是金银铸币，另一方面是来源不一的票据。伦敦交易所(照例处在“过敏状态”，恐惧心理总是比希望更加缠人259)不但是记录各种经济震波的指示器，而且具有制造经济地震的神奇力量，例如在1825至1826年，在1837年，以及在1847年。每隔十年一次，18世纪的最后三十年也大体上遵守了这条规律；在经济生活的上层，除了传统类型的所谓旧制度危机外，还有信贷的危机。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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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我们的英国同行的见解。法国历史学家认为，经济形势是个独立的实在，虽然从它本身很难得到解释；这种看法是对是错还有待讨论。我们赞同莱昂·杜普里埃和威廉·阿贝尔的见解，认为价格组成一个整体。杜普里埃甚至有“价格结构”的提法。价格互有联系，整个价格的摆动是各项特殊变动的总和。尤其，价格的变动不是只限于一国经济的“振动”，无论该国的经济多么重要。英国的物价，英国贸易的上下起伏，以及英国的货币流通，并不由英国单独所造成；世界其他各国的经济也助了一臂之力，世界各国的经济几乎以相同的步伐在前进。我们历史学家从一开始研究时感受最深的正是这件事。请看勒内·巴雷尔在惊诧之余写下的发人深省的话语。

促使英国价格上涨、停滞或下跌的中期经济形势并不是英国特有的时间，而是“世界的时间”，这一时间局部地在英国形成，伦敦甚至还是它的中心，这是可能的，几乎是肯定的，但世界也在起作用，并且改变着不属于岛国专有的经济形势。后果相当明显；价格的谐振区就是以英格兰为中心的整个经济世界。可见，英国的经济形势部分地受外因的影响，英国外部发生的事，特别在附近的欧洲发生的事，都为英国的历史充当见证。欧洲和英国被相同的经济形势所包围，但这不等于说二者完全祸福与共。我在谈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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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经济危机在一般经济中的作用时，相反曾强调指出，这种危机对弱国和强国(例如17世纪的意大利和荷兰)的打击不尽相同，而且不可能相同，这种危机造成国际经济任务的调整和国际经济关系的改组，从而加强了强国的活力，加剧了弱国的衰落。所以，我不敢苟同彼得·马赛厄斯261的论据。为了否定一个康德拉捷夫周期的下降期(1873一1896年)的作用及其对这段时间里英国出现531大衰退的影响，彼得·马赛厄斯振振有词地说，虽说在此期间德国和美国的增长率有所下降，但德国、美国和英国的境遇却很不相同，不列颠群岛出现相对的衰退，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有所减少。这无疑是确实的。在1929年危机期间将变得明显的事，当时已初露端倪。但是经济增长率在德国、美国、英国以及法国同时下降，这却是一个事实。当然，这不过是一种和谐的曲线运动，而并非水平运动；这个事实也难以否认，虽说确实令人惊讶。

经济形势在广大的地域上表现十分接近，并几乎对各地同时施加影响；这种情形在19世纪是显而易见的，在当代世界更变得有目共睹，在18世纪以及更早的时候也已经相当明显。既然我们拥有厄内斯特·拉布鲁斯的详尽考证，我们很想就1770—1780年至1812一1817年期间英法两国的情形作一比较。然而，我们且别怀过高的幻想：一旦越过英吉利海峡，法国的形象就不再有价值。现成可用的曲线很多，但它们不一定都使用共同的语言。如果有关价格、工资和生产的状况都用统一的标准逐国进行研究，相同和相异之处就会更加清楚地表现出来，异同问题也将得到解决。事情偏偏不是如此。试把英法两国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价格曲线作了比较，我们立即看到，法国的价格曲线比英国的更加起伏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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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许是正常的:锅子中心的水不如别处沸腾。参照菲力斯·迪安和A.柯尔所画的英国价格曲线，人们很难认出1780至1792年的跨界周期；莱昂·杜普里埃说，不如说这是一个“稳定的”平台，在他看来，这个停滞的阶段从1773年开始。相反，关于随后的康德拉捷夫周期，曲线恰相会合，没有任何争论：1791年为起点，1812年上升到顶点，1851年下降至终点。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自1781至1815年(大致日期)，英国工业

拉布鲁斯的跨界周期已由法国的价格曲线画得十分清楚，但从英国的价格曲线是否能看得出来?(根据加斯东·安贝尔：《康德拉捷夫长时段运动》，1959年版，第2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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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经历了两次呼吸运动，前一次困难，后一次轻松。大体上讲，这也是法国和欧洲大陆的呼吸节奏:路易十六统治下苦难深重的法兰西将为未来的政治风暴敞开大门，与此同时，乔治三世统治下的英国也因经济萧条而局势不稳。在英国，经济困难并未导致政治动乱，但困难毕竟存在。至此一帆风顺的英国经济停顿了十来年。我们不是说，一切都出了毛病，而只是说，一切不如以往好。如同法国一样，英国为美洲战争的巨额开支和惊人努力偿付代价。接踵而来的危机使一切变得复杂化，打乱了原有的秩序，加剧了部门之间的差异。贸易在英法两国均有令人瞩目的发展，但贸易结算竟对英国和法国不利。两国商人虽然力图挽回局面，但只是获得一半的成功。两个互怀戒心和互相敌对的国家于1786年签署

在这条长时段的线条上，莱昂·杜普里埃所说的“稳定”不难在1772至1793年间辨认出来。1780至1790年的平台至多与法国的跨界周期相呼应。康德拉捷夫周期在英国与法国一样，约于1791年开始，于1810至1812年登峰造极(在法国是1817年前后)，于1850至1851年降到最低点。三条线(一条实线和两条虚线)反映不同的计算。(根据菲力斯·迪安和W.A.柯尔：《英国的经济增长，1688—1959年》，1962年版，全页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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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艾登协定，它们的接近不正是为了寻求安全吗？

萧条为时过长的结果通常是在企业之间实行一次选择，使适应性和抵抗力较强的企业继续发展，使实力单薄、不宜生存的企业归于淘汰。英国的幸运是，当它踏上这一困难的历程时，“第二代”的革新正在其国内成批诞生：珍妮机(1768年)，水力纺纱机(1769532年)，钻床(1775年)，回旋蒸汽机(1776—1781年)，搅拌冶金(1784年)，轧制金属板材的压辊(1786年)，经改善的车床(1794年)。这在经济复苏前夕是一笔巨大技术投资。

到了1791年，经济形势有所好转：价格上涨，生产活动扩大，分工更加细密，生产率相应提高。直到滑铁卢战役为止，英国农业深受其益，中等农庄全靠价格有利，得以继续经营。正是这种有利的经济形势，才使英国能应付法国革命期间和帝国期间为对抗法国而支付的庞大军费开支(达10亿英镑262)。不过经济形势并非英国独好，大陆各国也陆续建立起近代的工业，虽然速度较慢。

然而，在经济形势蒸蒸日上的情况下，英国价格上涨比工资更加迅速。由于人口的增长，1770至1820年间按市价计算的人均收入有所减少，生活水平跟着有所下降263：1688年为9.1英镑；1770年为19.1英镑；1798年为15.4英镑；1812年为14.2英镑；1822年为17.5英镑。费尔普斯·布朗和歇拉·霍普金斯就13至19世纪英国泥瓦工的工资所画的曲线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好的证据。我们在下面将复制这一曲线，同时并指出它是根据什么标准绘制而成的。这条曲线具有决定的意义。它在几百年的距离上显示出物价上涨和实际工资下降之间的规律性关系：价格的提高决定着生产和人口的增长(两种现象有着相辅相成的关系)，但工资却每次都相应减少；在旧制度条件下的经济进步都以损害劳动者的生活水平为代价。根据费尔普斯·布朗和歇拉·霍普金斯的计算，这条给旧制度打下不可磨灭烙印的规律在1760至1810一1820年间仍起着显著的作用；就在19世纪第一个十年，当记录整个经济形势的曲线接近其巅峰时，工资却跌到最低的水平。2641820年后工资有所改善，同时物价下跌，这无非是以往规律的重演。奇迹和变化只是在1850年后，(这是对英国和欧洲大陆的另一个意义深远的日期)，随着一个新的康德拉捷夫周期的开始，才终于发生。这一次，紧随物价的上升，工资跟着提高：持续增长从此登上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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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历史学家往往有意无意地避而不谈英国为向现代化过渡所付出的代价，而我这里却偏偏要探究这个问题的核心所在。我赞成最早研究这个问题的那些历史学家的意见，认为英国人民大众的物质福利当时有所下降，农业工人、工厂工人或运输工人的实际工资有所减少。我甚至认为(我对这个时期的历史并不十分熟悉，所冒的风险应由我承担），1760至1815年的工业化第一阶段要比紧接着滑铁卢战役以后的阶段更加困难，虽然英国工人和农民的骚动在这场战役胜利后变得比以往更加激烈，更加顽强。但骚动不正是经济状况好转或尚属良好的一个证明吗？确实(这也正是工业增长同以往其他形态的增长相比所付出的额外代价），由布朗和霍普金斯曲线记录的1817至1850年间实际工资和人均收入的提高，对广大工人来说，部分地被城市发展过快带来的种种灾难性结果所抵销，这里包括居住条件恶劣，食物不卫生（由于运输力量不足，甚至出现腐烂变质)以及因离乡背井而使个人失去家庭这张曲线图，同阿贝尔的以及同符拉斯蒂埃和格朗达米的曲线图(见本书第一卷第109页)一样，表明经济史学家竭力要从价格和工资的辩证关系中推导出某种类似人均收入的数据。英国泥瓦工领取一定的工资，消费一定数量的基本产品。在这些基本产品中，挑选出了一组具有代表性的产品，称之为“菜篮子”。这里的虚线表现“菜篮子”的价格演变；实线则表现所得工资与同期菜篮子价格之间的关系(1451至1475年间的指数被确定为100)。通过两条曲线的比较，可以看出，凡价格稳定或下降的时期(1380—1510年；1630—1750年)，消费和福利便有所改善。在物价上涨的情况下，生活水平必定降低。例如从1510至1630年，以及处在工业革命前夕的1750至1820年。在这以后，实际工资和物价同步上涨。（根据费尔普斯·布朗和歇拉·霍普金斯的材料，见E.M.卡留斯-威尔逊：《经济史初探》，第2卷，第183和1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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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支持和村社提供的种种方便。但在1780到1815年，随着实际工资的急剧下跌(顺便指出，工资下降从1760年开始，265就是说，不仅由于美洲战争的爆发，而且由于18世纪下半期生产和人口的急剧提高)，工人的景况当然还要更加悲惨。

“为奠定工业的基础，牺牲了两代人。”今天的历史学家根据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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