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 第3卷 世界的时间

这种高级战争的一项主要规则，就是坚持把战争引向较弱的邻国。如果战争因反冲力而返回最神圣的中心，原来的优胜地位便告破产。这条规律很少出现例外：所谓意大利战争使原占统治地位的半岛从此畏缩不前。荷兰1672年未被路易十四打败，这值得为它喝彩！但它于1795年终究被皮什格吕的骑兵打垮；这是因为荷兰已不再是欧洲的中心。无论在19或20世纪，任何人都横渡不了英吉利海峡或北海。实力雄厚的英国由其岛国地位所保护，依靠它向其盟国分配的大批援助，进行远距离战争。如果本国强大，战争就将在别国进行。在布洛涅兵营那时，英国贷款分给了奥地利，于是帝国大军就像得到命令一样，转身向多瑙河开拔。

社会与经济世界

社会的进化十分缓慢，这毕竟便于历史的观察。中国历来实行科举制度，不知何时会抛弃它。印度至今保留种姓制；大莫卧儿帝国灭亡前还有“扎吉尔达尔”(jagindars)，其地位大体上接近土耳其的“西帕希”(sipahis)贵族。即使变动最大的西方社会也演变缓慢。英国社会自红白蔷薇战争那时开始形成，但在三百年以后，18世纪的英国社会仍使来自大陆的欧洲人感到惊讶，正如它今天使非英国的历史学家感到惊讶一样(我凭经验而说)。欧洲在美洲殖民地恢复的奴隶制直到1865年才在美国消灭；巴西则在1888年，可以说就像是昨天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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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说来，我不相信有什么快速的、戏剧性的社会变动。甚至革命也不是什么彻底的决裂。至于社会地位的提高，它只是随着经济高涨而加快，但资产阶级从不是成群结队地获得社会地位的晋升，因为在居民总数中，特权者的比例总是有限的。遇到经济前景阴郁，上层阶级牢牢守住既有阵地，想要打开一个缺口，委实太不容易。这正是法国1590年间发生的事。或者，1628和1629年间的卢卡共和国，虽是蕞尔小国，也可作为一个例子。95同人们常说的相反，国家只是在必要时，才断续地促进资产阶级社会地位的提高。如果人数有限的统治阶级并无逐年减员趋势，社会地位提高的速度还将更加放慢，虽说在法国或在别处，“第三等级总是竭力模仿贵族，不断以令人难以置信的努力，试图上升到贵族的地位”。96提高社会地位既是如此困难和长期令人垂涎三尺，人数始终不多的新贵理所当然地只会加强现存秩序。即使在教廷控制下的马尔凯地区的小城市里，牢牢抱住特权不放的少数贵族也只同意慢慢地接纳新成员，并且以不危及现存社会体制为条件。97

因此，如果在经济世界范围内流动的社会物质归根到底将适应经济世界的环境，逐渐凝固起来，并与环境融为一体，这丝毫也不值得奇怪。社会物质始终有足够长的时间去适应周围的环境，也有足够长的时间让环境去适应自己的平衡。社会物质改变环境意味着，在所属经济世界的范围内，从雇佣制同时向农奴制和奴隶制推进，这一过程长达几百年时间。与经济的基本需要相一致，社会秩序不断以相当单调的方式建立起来。一项任务，每当在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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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分工中被分配后，便建造其特殊的控制机制，这一控制机制确立、规定社会形态。18世纪末，作为经济中心的英国是雇佣劳动同时向乡村和城市活动进行渗透的国家；一切都难逃雇佣制的控制。在大陆上，雇佣制的扩展程度也是衡量现代化程度的尺度，但49独立手工业者仍然很多；分成制租佃占重要地位：这是农庄主和过去的农奴之间妥协的结果；小自耕农在大革命时期的法国滋生繁殖…最后，农奴制以强大的生命力向封建复辟后的东欧，向土耳其统治下的巴尔干蔓延，而奴隶制则于16世纪轰动一时地进入新大陆，似乎在那里一切都应从零平面重新开始。每次出现这种情形，社会就得适应一种不同的经济要求，并且一旦适应以后就舍此不知有别的要求。在不同的地点，社会之所以不同，这是因为社会所体现的一种可能方案(或唯一可能方案)，“最能适应(假定其他因素相同)它所面对的特殊生产类型。”98

社会对经济的这种适应当然丝毫不是机械的或自动的，虽然存在一些整体要求，但也根据文化乃至地理环境的不同，而有一些反常、出格和差异。任何模式都不能十全十美地完全符合实际。我曾多次请大家注意委内瑞拉这个范例。99委内瑞拉自从被欧洲人发现后，那里的一切几乎都从零开始。16世纪中叶，在这块广阔的土地上，约有2000名白种人和18000名土著。沿海养殖珍珠仅持续几十年时间。开发矿产，特别是亚拉奎的金矿，导致了第一期奴隶劳动:战争中抓获的印第安俘虏以及少量来自外部的黑人。畜牧业首先取得成功，特别在内陆的茫茫草原，几名白人地主兼领主和一些骑马放牧的印第安人组成一个封建型的原始社会。后来，特别在18世纪，沿海地区的可可种植园再次使用外来黑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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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两个委内瑞拉，一个实行“封建制”，另一个实行“奴隶制”，封建制的发展早于奴隶制。顺便指出，在18世纪，平原庄园吸收了相当多的黑奴。还应指出，从当时正在萌芽的城市和社会机构来看，委内瑞拉的殖民地社会远不能由这两个模式完全概括。

也许还要再次强调一些不言而喻的认识。据我看，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分析过的各种社会类型和“模式”很早便出现在我们眼下所见到的社会标本中。这里同时有阶级、种姓(这里指对外封闭的集团)和通常受国家优待的“等级”。阶级斗争的火焰很早已经点燃，并且此起彼伏地发展着。因为，没有力量冲突，也就没有社会。同样，没有等级制，就是说，不能强制社会大众接受劳动和服从，也就不能有社会。奴隶制、农奴制和雇佣制是历史和社会对一个基本不变的普遍问题作出的不同解答。我们可以就一种情形和另一种情形进行一些比较，不管比较是正确的或不正确的，是浅薄的或深刻的。麦卡特内100于1793年写道：“里伏尼亚一名大领主的仆役，或牙买加殖民主家中服役的黑奴，全都认为自己的地位大大高于在田地劳动的农民或黑奴。”就在同一个时期，博德里·台·洛齐埃尔大力声讨“亲黑奴的极端分子”，甚至声称，“奴隶一词在殖民地其实只是指生来特别适于干活的贫苦阶级；而穷人在欧洲大部分地区则比比皆是。在殖民地，奴隶依靠劳动为生，并且始终找得到赚钱的营生；在欧洲，穷人并不总是有活可干，往往因贫困而死……请举一个例子，看在殖民地有谁因贫困而死，以野草充饥或者因饥饿而自杀！在欧洲，因没有食物而饿死的例子可以举出很多……”101

我们这里触及问题的核心。社会的剥削方式互相更替和互为补充。经济世界的中心由于劳力、交换和货币十分充裕而能做到的事，各个边缘地区便不能同样做到。从经济“领土”的一点到另一点，总是有历史的后退。但我以为，现制度几乎总是因袭源自历史差异的结构不平衡，只是稍加变化而已。中心地区长期从边沿区吸取人力：边缘区是补充奴隶的理想区域。今天，欧洲、美国或苏联工业区域的非熟练工人是从哪儿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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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认为，经济世界内的区域划分，从其社会表现来看，证明有着从奴隶制到资本主义制的各种“生产方式”的共存，资本主义只是在其他生产方式的簇拥下，并牺牲其他生产方式，才能生存。罗莎·卢森堡在这方面的看法是正确的。

以上种种证实了我逐渐形成的一种看法。资本主义首先意味着梯级的存在，它自己处在这个梯级的顶端，不论梯级是否由它亲自制造。凡是资本主义只在赛跑结束时才出现的地方，它只要有一个接力站，有一个陌生的但又在暗中相助的社会梯级，就能延伸自己的活动：一名关心但泽市场的波兰大贵族，一名与里斯本、波尔图或阿姆斯特丹的商人有联系的巴西东北部的糖厂主，一名与伦敦商人有往来的牙买加种植园主，每当联络建立起来，电路也就接通。这些接力站显然具有资本主义的性质，甚至就是资本主义的组成部分。此外，依靠中心的“前哨”和“触角”的帮助，资本主义主动进入从生产到大商业的各个环节，并非为了包办一切，而是为了占领战略要点，控制积累的关键部门。一切与整体相连的社会演变都极其缓慢，难道因为这根多环节链条的展开过程竟是没完没了地长吗？或者用彼得·拉斯莱脱的说法，意思还是一样：难道因为压在人们肩上的大部分一般性经济任务竟是过分沉重?102无论如何，总有一些特权者(以不同的名义)把为所有人生活所必需的繁重劳务交给别人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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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秩序

文化(或者说文明：不管人们作何议论，两个词在多数情况下可以交换使用)与经济一样，也是构成空间的一个范畴。文化与经济既有相同之处(特别因为一个经济世界的整体，在它的全部疆域内，趋向于分享同一种文化，至少是同一种文化的某些成分，以此与相邻的经济世界相区别），也有不同之处：文化地图和经济地图并不简单地相互重叠，这十分合乎逻辑。最基本的道理，可以说，是因为文化起源于一段无穷无尽的时间，这段时间之长远远超过经济世界那令人惊叹的长寿。文化是人类历史上年龄最高的老人：经济形态曾前后更换，政治体制可被摧毁，社会可以新旧接替，但文明继续走自己的路。罗马帝国于公元5世纪崩溃，罗马教会则延续至今。印度教18世纪对伊斯兰的反抗引起一场浩劫，英国征服者得以趁虚而入，但两种文明的斗争及其种种后果至今还在我们眼前，而英属印度不再存在已有三分之一的世纪。文明是位老人，是世界史上备受尊敬的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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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价值的确切位置在一切文化的中心，它是个源远流长的实在。天主教会在中世纪以及后来之所以反对高利贷和金钱的统治，因为教会代表着一个过去的时代，一个远在资本主义之前的时代，而新事物对它如芒刺在背。但宗教单独实在不等于全部文化，文化还包括精神、生活方式(取这个名词的所有含义)，以及文学、艺术、意识形态、觉悟等。文化由众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所组成。

为使一切变得更加复杂，文化同时又是社会、政治以及经济扩张。社会所办不到的事，文化却能办到；经济变革的是否可能，也受文化的制约，如此等等。何况一切可被辨认的文化界线，无不是对众多已完成过程的证明。在本书涉及的年代中，莱茵河和多瑙河的边界是一条标准的文化边界：一方面是古老的基督教欧洲，另52一方面是新近被征服的“基督教边沿区”。宗教改革发生时，基本上沿着这条界线发生断裂，基督教在这断层沿线一分为二：一边为新教，另一边为天主教。这条线显然也是罗马帝国原来的边界。许多其他例子也说明类似的问题，甚至罗马艺术和哥特艺术的扩展，都为西方—其实是一个文化世界，一个文明世界—文化统一的趋势提供见证，例外正好证实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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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世界和经济世界势必互相汇合，甚至互相帮助。征服新大陆也是欧洲文明以各种形式进行的扩张，文明扩张是殖民扩张的支柱和保障。即使在欧洲，文化的统一有助于经济交换，反之亦然。哥特艺术在意大利锡耶纳城的首次出现，是光顾香巴尼交易会的锡耶纳大商人的一种直接引进。由此导致了市中心大广场的全部门面的改装。马克·布洛赫认为，基督教欧洲在中世纪的文化统一是欧洲易于适应和发展交换的原因之一，这个见解对中世纪以后仍然适用。

作为西方商业资本主义的主要武器，汇票几乎只在基督教世界内部流通，直到18世纪仍是这样，并不朝着伊斯兰、莫斯科公国或远东的方向越过界线。15世纪，在北非的一些商埠，确能见到热那亚的汇票，但汇票由一名热那亚人或意大利人签发，又由在奥兰、特兰姆森或突尼斯的基督教商人接受，103事情因而还是在自己人之间进行。同样，在18世纪，从巴达维亚、104英属印度或法兰西岛105汇回的款项仍是欧洲人之间的业务往来；收发双方都是欧洲人。威尼斯与勒旺地区曾有汇兑往来，但汇票的签发人或签收人往往是威尼斯驻君士坦丁堡的总督。106汇兑不在自己人遵循同样原则和接受同样法律裁决的商人之间进行，汇兑的风险就会超出合理的程度。这里并不涉及技术的困难，而是由于文化的隔阂，因为在西方以外，还有密集而有效的汇票流通渠道，供穆斯林商人、亚美尼亚商人或印度商人使用。这些流通渠道也分别到各自的文化边界为止。塔维尼叶介绍了人们怎样通过婆罗门商人的一系列汇票，从印度任何一个城市，把钱陆续转汇到东地中海地区。这是最后的转运站。文明世界和经济世界都在这里到达边界，汇兑因而也在这里遇到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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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在任何经济世界内部，文化和经济的地理分布可以有很大差异，甚至互相对立。经济区域和文化区域各有中心，充分地说明了问题。在13、14和15世纪，主宰西方文明的并不是作为首要商埠的威尼斯或热那亚。佛罗伦萨领风气之先，发动了文艺复兴；与此同时，它把自己的方言托斯卡纳语强加于意大利文学。威尼西亚方言十分生动活泼，理应能够征服意大利文学，却在这方面甚至没有进行过尝试。难道因为一个取得了经济胜利的城市，或者一个具有明显优势的国家，不该包办一切吗？阿姆斯特丹于17世纪春风得意，但侵入欧洲的巴洛克风格却以罗马为中心；马德里勉强也可称是一个中心。18世纪的伦敦在文化方面同样未执牛耳。勒勃朗教士1733至1740年间访问伦敦，他在谈到伦敦圣保罗大教堂的建筑师克利斯托弗·瑞恩107时指出，“除了他没有把比例观察正确以外，他无非把罗马圣彼得大教堂的图样紧缩了三分之二”。他接着又对英国乡间别墅评头品足，说它们“依旧是意大利风格，但运用并不始终恰到好处”。108在18世纪，英国不但受意大利文化的影响，而且更多地受欣欣向荣的法兰西文化的渗透。人们承认法国具有精神、艺术和时装的优势，这对它未能称霸世界无疑是个安慰。勒勃朗教士又写道：“英国人十分喜爱我国的语言，竟从法文版阅读西塞罗的著作。”109他听够了关于在伦敦受雇的法国仆役人数众多这类闲言碎语，不胜厌烦，就反驳说：“你们所以觉得在伦敦为你们服务的法国人太多，是因为你们的人有模仿我们穿衣、卷发和扑粉的癖好。你们的人硬是要赶我们的时髦，因而不惜重金聘用法国人来教会他们种种可笑的打扮。”110可见，作为世界中心的伦敦，尽管本国也有辉煌的文化，却在这方面一再向法国退让和借鉴。何况这样做并不始终心情舒畅：据我们所知，1770年前后，成立了一个抗拒法国风气的团体，入会者发的“第一个誓愿就是不穿法国制造的任何服装”。111但一个团体哪能抵挡时尚的流行？蒸蒸日上的英国没有动摇巴黎在知识方面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远届莫斯科的整个欧洲全都灵犀相通，硬是把法语当作上层社会的语言和欧洲思想的交流工具。同样，在19世纪末和法国和威尼斯在18世纪的声望：在宁芬堡，巴伐利亚之凡尔赛，1746年举行的一次威尼斯式节日庆祝活动中的划船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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