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 第3卷 世界的时间

当然，资本主义的适应能力、灵敏性和再生力，并不保证它不冒风险。每当重大危机发生时，许多资本家栽了跟斗，但别的资本家则挺了过来，更有人取而代之。解决问题的新方法往往不在资本家的范围内找到，革新经常来自基层。但革新几乎自动地要归拥有资本的人掌握。一种经过革新的，往往强化了的资本主义终于出现，同以前的资本主义一样矫健有力。随着时间的流逝，财富不断从一人之手转到另一人之手，因而在同一块地产上，曾有几“代”不同的地产主先后更替；阿韦内尔子爵对此感到惊讶，其实也为之欣慰。7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地产主的先后更替归根到底并不废除个人财产或私人所有制。资本主义的情形也正是如此：资本主义的变化，万变不离其宗。这里，我们可把阿姆斯特丹大商人昂利·霍普1784年在第四次英荷战争后就贸易所说的话转用到资本主义身上：“它经常犯病，但从不病死。”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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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所不包的社会

最大的错误莫过于硬说资本主义只是“一种经济制度”。其实，资本主义是社会组织的寄生物，它同国家这个始终碍手碍脚的庞然大物几乎势均力敌；资本主义还利用文化为加固社会大厦而提供的全部支持，文化虽然并非为社会各阶层平均享受，而且其内部派别丛生和矛盾众多，但归根到底总是竭尽最大努力去支持现秩序；资本主义拥戴统治阶级，统治阶级在维护资本主义的同时，也就维护了自己。

在金钱、国家和文化这些既互相冲突又互相支持的不同社会等级制中，究竟哪一种等级制占据首位？大家或许会同意我们作出的答复：有时是这一种，有时在那一种。

商人们喜欢说，政治目前占据首位，国家权力之大，无论银行或大工业资本都不能与之抗衡。事情显然确实如此，不少严肃的评论家谈到，在国家这个庞然大物面前，一切都矮了一截，国家压抑私营部门的主动性，剥夺“革新者”的创新精神。必须把这一怪兽驱赶回它的巢穴。但相反的言论同样可以读到，比如说，经济和资本到处钻营，无孔不入，践踏个人的自由。实际上，我们应该明白，国家和资本，或至少某一种资本，即大公司和垄断企业的资本，无论今天和昨天，始终和睦共处，特别在眼下，资本相当巧妙地处理好它同国家的关系。如同以往一样，资本把耗资巨大而收益不多的事留给国家去做：公路和交通基础设施，军队，教学和科研工作。公共卫生以及社会保险的一大部分开支也由国家承担。资本尤其恬不知耻地依赖国家的通融、豁免、资助和捐赠为生。国家机器汇集大批经费，并加以再分配，由于支出大于收入，必须经常举债。资本在国家中占着近水楼台的地位，总是较早得利。“同所谓私人部门志在创业，而政府的行动却妨碍它发挥活力这种神话相反，晚到的资本主义〔今日的资本主义，或称“成熟的资本主义”在国家的种种特殊行动中找到确保其整个体系继续存在的条件”，这里所说的体系当然是指资本主义体系。以上的见解是我从菲台里哥·卡费9那里借用的，这位意大利经济学家对G.奥夫关于当今的德意志10和J.奥康纳关于1977年的美国11这两部相近的著作进行评述，得出了这个见解。总之，“垄断资本主义”(J.奥康纳把它同“竞争的领域”相对立)的繁荣正是依靠了它同国家相依为命的良好关系，国家给予税收优惠(以促进神圣不可侵犯的投资)，发下巨额定单，制定打开国外市场的措施。因此，奥康纳断言，“国有部门包括国家出钱兴办的事业的增长对私营工业的扩展，特别对垄断性工业，是必不可少的”。“在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之间，除开有形的分隔以外，还存在无形的密切联系。”12这无疑说得很对。但资本与国家的融洽合作不自今日始。这种关系经历过近代的几个世纪，以致每当国家失脚绊倒时(1557年的卡斯蒂利亚国家，1558年法国的君主制国家)，人们看到资本主义跟着受到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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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与文化的关系更加难以捉摸，因为反差十分明显：文化同时是支撑和挑战，传统和反抗。确实，反抗情绪一经猛烈爆发，往往逐渐消竭。在路德时代的德意志，针对富格尔、韦尔瑟等大垄断公司的抗议行动终告失败。文化几乎每次都转而保护现存秩序，资本主义的安全可以说部分地有赖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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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今天，还有人对我们说，资本主义如果不是最好的制度，至少也是坏处最少的制度，它比社会主义制度更有效率，同时又不触动所有权，它有利于调动个人的积极性(光荣归于熊彼得的所谓“创新”!)。为资本主义辩护的论据犹如众多齐发炮弹在一个宽广地区散开，甚至表面上远离目标。例如，金钱本质上就是明显的不公正，为社会不平等辩护的一切论断都偏袒金钱。凯恩斯13于1920年主张无条件拥护“财富分配中的不平等”，在他看来，这是扩大资本积累的最好办法，而资本又为活跃经济生活所不可缺少。有人不久前在《世界报》14(1979年8月11日)上写道：“各种各样的不平等都是天然的现象，又何必去否认它们？”

在以上这些争论中，各种说法都能成为一种武器，甫斯特尔·德·库朗歇或若尔日·杜梅齐尔的无可奈何，康拉德·洛伦兹15的学说，或某人对米希勒的咒骂，对自由派的攻击，莫不如此。有人说，人的本性永不改变；因此，社会的本性也不能改变，它始终是不公正的，有等级的和不平等的。历史也为此助了一臂之力。市场自动调节一切，其效能胜过人的意志，所谓“看不见的手”的陈旧神话并未死去。它宣称，“为个人谋利也就是为大众谋利”；于是，“听其自然，优胜劣败!”美国陶醉于“个人奋斗”(self made men)的口号，就是说，单枪匹马去开创自己的事业，这是全民族的光荣和榜样。成功的事例在美国和在别处当然都有，但除了其中不免狡诈耍滑以外，实有的成功事例比人们所说的要少得多。希格门·狄亚蒙16津津乐道地揭露，美国的所谓“个人奋斗”成功者怎样隐瞒自己利用了几代人积累的家产(如欧洲的资产者从15世纪开始积聚财产一样)，作为获得成功的跳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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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有一种东西已经消失，这就是19世纪初期资本主义的自得其乐和心安理得，而这种防御态势是对新生社会主义猛烈攻击的回答，就像16世纪的反改革运动是对宗教改革的答复一样。攻击和反击合乎逻辑地你来我往。既然一切都有连带关系，我们现时社会和经济中日益扩展的危机便涉及文化的深刻危机。1968年的经验对我们深有教益。埃贝尔·马尔库塞17身不由己地充当了这场革命的精神领袖，他完全有权声称(1979年3月23日），“把1968年事件说成一场失败是愚蠢的”。这场革命动摇了社会大厦，破除了一些习惯、束缚乃至逆来顺受的心理；社会机体和家庭机体都受到相当大的撕裂，以至在从上到下的各个社会层次都创造出新的生活方式。正因为如此，这是一场真正的文化革命。自那以后，在备受嘲弄的社会的中心，资本主义所处的地位今不如昔，不仅受到社会主义者和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攻击，而且受到摒弃任何形式的国家权力的新集团的攻击，他们的口号是：打倒国家!

时间流逝；十年来时间与社会的漫长历史相比不值一提，但对个人的一生来说就举足轻重。1968年事件的活动家被富有耐心的社会重新接纳；唯其迟钝，社会有一股十分奇妙的抗拒力和吸附力。社会最不缺少的东西正是惰性。可以肯定，这不是一次失败；至于说是完全的成功，那还必须仔细研究一番。何况，完全的成功，彻底的断裂，在文化方面是否存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是意义深远和成果辉煌的两次文化革命。在基督教文明中重新引入古罗马和古希腊，这已是一次爆炸性行动，而让统一的教会出现分裂，则是威力更大的另一次爆炸性行动。这一切终于都作为历史陈迹被纳入到现存秩序之中，伤口终于愈合。文艺复兴的结果是出现了马基雅弗利的《君主论》以及反改革运动。宗教改革为实现统治世界，并为资本主义达到巅峰的新欧洲扫清了障碍；但在德意志，宗教改革却促成了王公的割据，这是十分糟糕的结果。就在农民战争期间(1525年)，路德不是叛卖了起义者的事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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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是否将继续存在？

波里斯·鲍什涅夫18在前几年曾友好地批评我以及其他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即西方历史学家)，说我们大谈特谈资本主义的起源和初期发展，而只字不提资本主义末日。我至少有一点辩解的理由。我的研究范围只到近代历史的初期为止，因而资本主义在18世纪末的蓬勃高涨不能算是我的过错。另一方面，虽然西方资本主义今天正经历种种危机和曲折，但我并不认为它是明天就会断气的“病夫”。资本主义今天肯定已不再像当年那样，甚至连马克思本人也不能不对当年的资本主义表示钦佩；而且，人们不再像马克斯·韦伯或威纳尔·桑巴特那样认为，资本主义是社会演变的最后阶段。但这不等于说，经过温和的演变最终取代资本主义的那个制度，同资本主义将不会如亲兄弟那么相像。

除非我从头到尾全都搞错，我确实认为，资本主义不可能由于“内在的”衰败而自动垮台；为使资本主义垮台，必须有极大的外力冲击和可靠的替代办法。社会中强大的习惯势力，时刻保持警惕的少数统治者的抵抗(他们今天已在世界范围内结成唇齿相依的关系)，绝不是几篇夸夸其谈的演说和纲领，绝不是几次暂时的选举成功，就能轻易动摇得了的。社会主义在世界各地的历次胜利都依靠强大的外力所推动，如1917年的俄国革命，1945年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成立，1949年中国革命的成功，1959年古巴游击队的胜利，1976年越南的解放。这些运动当时还依靠了对社会主义未来的绝对信赖，而信心今天已经开始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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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任何人都不会否认，从70年代开始至今的这场危机威胁着资本主义的存在。它比1929年的危机更要严重得多，一些最大的大公司可能因此鸣呼哀哉，但资本主义作为制度完全有希望继续存在下去。从经济方面讲(不是从意识形态方面讲)，资本主义在危机后甚至会变得更加强大。

我们已经看到危机在前工业时期的欧洲通常起到什么作用。那就是消灭小企业(与资本主义大企业相对而言的小企业)、弱企业(在经济发展顺利时期所建立)或者衰老的企业，减轻(不是加强)竞争，把主要经济活动集中到少数人的手里。从这个角度看，资本主义今天没有丝毫的变化。无论在国家和国际的水平上，都在进行重新发牌，但都有利于强者；不久前，在同雅克·埃伦斯坦的一次辩论中，埃贝尔·马尔库塞19断言：“危机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至关重要，通货膨胀、失业等〔今天都有助于资本的集中和资本主义集中化。这是一个崭新发展阶段的开端，但这绝不是资本主义的最终危机”；我赞成他的意见。资本的集中和资本主义集中化正悄悄地破坏社会和经济的旧结构，同时并建造新结构。菲亚特公司的董事长乔伐尼·阿涅利于1968年曾经预言：“二十年后，世界可能只剩下六七种牌子的汽车”。今天，世界汽车产量的80%由九大集团所瓜分。百年趋势(已经说过，我认为目前的危机便是一次百年趋势)惩罚的对象是生产、需求、利润、就业等结构之间日益扩大的不协调。故障开始产生，由于必须作出调整，某些活动逐渐萎缩或消失。但新的获利门路正陆续形成，由剩下的经济部分所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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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重大的危机正促使在国际上出现另一次重新发牌。其结果也还是弱的更弱，强的更强，虽然世界霸权可能易手或改变地点。近几十年期间，世界以多种方式经历了深刻的变化：美国经济向南部和西部各州的滑动(这个现象是纽约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雅克·阿塔利20认为据此可以断言(1979年)，“世界中心正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并将形成一个美日经济轴心。随着石油生产国一跃登上富国地位，而其他不发达国家则更加贫穷和更加困难，第三世界中发生了绝对的分化。但是，也有一些历来扮演原料供应者角色的落后国家，由于得到巨大的外力推动(一些西方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实现了工业化。总之，资本主义应该在长期受西方经济世界统治的世界一大部分地区修改自己的政策。在这些生活水平低下的被剥削地区中，有幅员广大的拉丁美洲，有已获得所谓自由的非洲，还有印度。印度无疑刚越过了一个关键的阶段；惯受饥饿威胁的印度(1943年饥荒在孟加拉造成三四百万人丧命)取得了很大的农业进步，因而依靠连续两三年丰收，印度于1978年首次出现小麦大量过剩，并由于意想不到的储存困难，可能将被迫出口。虽然如此，现在也还没有实现决定性的转折，终于促使广大印度农民购买印度制造的工业品；贫困仍旧普遍存在，人口每年增加1300万！21因此，面对新兴的第三世界，我们敢于断言，资本主义将在一段时期内还能改变其统治形式，或选择其他的统治形式。例如，它可以再次利用令人望而生畏的旧势力，利用既得阵地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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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写道：“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我们同样也还可以说，困扰着活人的生存。让-保尔·萨特可以幻想有这样一个社会，不平等在那里将归于消灭，不再有人对人的统治。但在现今的世界里，没有一个社会放弃了传统以及使用特权。为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推翻各种社会等级制，不仅是金钱、国家、社会特权，而且是历史和文化的各种影响。社会主义国家的实例证明，单是消灭经济等级制就导致了成堆的困难，而且这样做不足以实现平等、自由乃至物质充裕。能不能头脑清醒地搞一场革命？且不说有没有头脑清醒的革命，假如它出于奇迹而存在，在环境的压迫下，它也不能长期保持清醒；更何况，这场革命将很难破除必须破除的东西，保存应该保存的东西！起码的自由，独立的文化，诚实无欺的市场经济，外加一点诚挚友爱。这个要求未免太高。尤其，资本主义总是在经济困难的时期遇到挑战，而一场广泛的结构改革总是困难重重，并难免会造成创伤，必须物质充裕乃至极大丰富才能实现。目前的人口数量正以几何级数增长，这也不利于对剩余财富的公平分配。

真正的结论:面对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

我认为，形形色色的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存在着毋庸置疑的区别。这种区别归根结蒂首先在政治方面表现其充分的意义。

19世纪资本主义的高速发展无疑以竞争为特征，即使在马克思和列宁的叙述里，这种竞争也被认为是正常的和健康的。能说这是人云亦云、以讹传讹或胡思乱想的结果吗？在18世纪，同“游手好闲”、坐享其成的贵族相比，商人的特权似乎是他们正当劳动的报酬；到了19世纪，在印度公司这类国家垄断大公司普遍出现后，简单的商业自由似乎已变成名副其实的竞争。在另一方面，工业生产(仅是资本主义的一个部门)往往由那些至今在很大程度上仍受竞争制约的小企业承担。由此出现了为公众谋利的企业家的传统形象，这个形象在整个19世纪十分流行，自由贸易和听之任之的种种好处也同时得到宣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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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的是，这类形象目前还在政治和报刊语汇中以及在经济学的普及读物中出现，而在专家们的学术讨论中，则于1929年以前，已对这类形象提出了疑问。至于凯恩斯，他曾谈到不完美的竞争；当今的经济学家看得更远，他们认为有市场价格和垄断价格的存在，也就是说，有垄断的部门和“竞争的部门”这两个层次。J.奥康纳和加尔勃雷斯22全都采用这双重的形象。那么，把今天某些人所说的“竞争部门”统称为市场经济，又有什么过分？顶上是垄断的领域，下面是留作中小企业进行竞争的场所。

这种区分在我们的讨论中还并不十分常见，但习惯会逐渐养成，用资本主义一词专指最高的层次。资本主义逐渐登上塔尖的一级。例如在法国，公众的怨恨矛头针对谁？针对着托拉斯，还有跨国公司；企望虽然很高，但目标瞄得很准。我常去买报的那家小店不属于资本主义，而只属于它所属的那个联营组织，联营组织才是资本主义。手工作坊和独立的小企业，即法国的所谓“四十九”(由于工会和税收方面的原因，这些企业雇工的数字不愿达到五十，故得名)，也不属于资本主义。这些小企业，小单位，为数甚多。遇有大规模的冲突发生，人们就能看到这类小企业大量存在；这些冲突正好说明它们的性质，正好说明我们关心的那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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