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 第3卷 世界的时间

20世纪初，经济上远远落在欧洲后面的法国，却是西欧文学和绘画不容置疑的中心；意大利和德意志先后在音乐方面首屈一指，但两国当时在欧洲经济中均不占统治地位；就拿今天来说，美国巨大的经济进步并没有使它在文学艺术界独占鳌头。

然而，自古以来，技术总是优先在经济世界的中心区域发展(虽然科学未必如此)。威尼斯的兵工厂于16世纪仍是技术的中心。荷兰以及随后的英国都分别继承了这双重优势。这一优势今天是在美国。但技术也许仅是文明的躯壳，而不是文明的灵魂。技术合乎逻辑地受到经济最发达地区的工业活动和高工资的推动。相反，科学也许不是任何一国的专利，至少在过去是如此。今天的情况如何，我还感到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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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世界内的区划肯定是有效的

我们已从几条主线和几个主要方面介绍了华莱斯坦提出的有关经济世界内的区域划分的论点。如同能产生一定反响的所有论点一样，这个论点于1975年发表后，引起了一些赞扬和批评。人们为它寻找先例，找到的先例之多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人们还发现，这一论点可作众多的推广和运用：甚至民族经济也再现经济世界的概貌，分散在民族经济四周的一些自给自足的地区，人们几乎可以说，它们就是“边沿区”，换句话说，就是经济不发达的条状和块状区域。把区域划分的模式应用于“一国”的局促地域内，人们将能在这个小范围内找到与一般性论点明显矛盾的一些例子，112例如苏格兰，作为英国的“边沿区”，于18世纪末开始经济起飞。至于查理五世皇帝1557年的失利原因，人们可能在我和华莱斯坦之间选择我的解释，甚至指责他(我也这样做了，只是没有明说)没有透过自己的模式对经济秩序以外的实在进行足够的考察。由于华莱斯坦的书在第一卷后接着还有三卷，第二卷正告完工，我已先睹为快读过部分重点章节，另外两卷将一直谈到现代，我们会有时间再次研究他的一套观点的合理性、新颖独到之处和局限性，这套观点也许过分刻板，但看来成果颇丰。

我们必须强调的正是这一成功。解释世界不平衡何以成为资本主义立足生根和进一步发展的原因，也就说明中心区域何以能高瞻远瞩，带动一切可能的进步；世界的历史是一连串生产方式的共处，而我们却惯于依历史时代的先后顺序考察不同生产方式。其实，这些不同的生产方式是互相牵制着的。最先进的生产方式取决于最落后的，反之亦然：发达是不发达的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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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说，他在寻找适用范围最广而又不失其严密的衡量单位时得出了对经济世界的解释。但显而易见的是，这位社会学家兼非洲问题专家在同历史学进行的斗争中，并未完成自己的任务。根据地域进行划分，诚然不可缺少。但还必须有时间作为参照单位。因为在欧洲地域中好几个经济世界先后更替，或者不如说，欧洲经济世界从13世纪以来已多次改变了形式，转移了中心，改组了边沿区。难道就不必问一下，对一个经济世界来说，什么是最长的时间参照单位？作为时间的产物，这个单位尽管持续很久和变化众多，但它仍保持不可否认的连贯性。不论就空间或时间而言，没有连贯，就无从衡量。

经济世界面对时间的划分

如同空间一样，时间是可以划分的。问题是要通过历史学家所擅长的这些划分，更好地确定经济世界的时间位置，更好地理解这些历史的庞然大物。任务确实很不轻松，因为经济世界发展缓慢，在历史上只能确定大致的日期；其次，扩张的确切年代可能有十至二十年的出入，恐怕还不止这些；中心的确立或迁移有时经过一个多世纪方告完成：葡萄牙政府于1665年出让给英国人的孟买，直要等待一个多世纪以后，才取代苏拉特的商埠地位，苏拉特曾长期是印度西部的活动中心。113我们面对放慢了节奏的历史，面对如此单调和如此漫长的旅行，实在很难再现其历程。这些几乎静止不动的庞然大物在向时间进行挑战：历史要花几个世纪才能去建设它们和破坏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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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困难，经济演变的历史主动为我们效劳，并强迫我们接受它的效劳，因为唯独它能照亮我们前进的道路。然而，这种历史更多关心短暂运动和短时间，而较少关心我们所需的“指示器”的缓慢波动和摇摆。因此，我们必须在预备性说明中撇开这些最易发现、最易解释的短暂运动。

经济形势的节奏

五十多年前，人文科学发现了这样一条真理，就是说，人类的全部生活随着无穷反复的周期运动而波动和摇摆。这些互相协调或互相冲突的运动使我们想起刚上学时学到的弦线或簧片的振动。G.H.布斯盖114于1923年曾说过：“社会运动呈有节奏的波浪状，并非始终不变或经常在变，而是在一定的周期中，它们的强度有所增减。”这里所说的“社会运动”，是指推动社会发展，构成形势或环境的全部运动。与其说是单一的形势，不如说是多种形势组成的环境，因为这里牵涉到经济、政治和人口，还关系到人们的觉醒和集体心态，犯罪率的升降，艺术流派，文学潮流乃至时尚(服装的式样在西方随时变换，因而属于严格意义的历史事件的范畴)。关于单一的经济形势，我们即使还不能得出最后的结论，至少已进行了认真的研究。经济形势的历史可见十分复杂，很不完整。我们在作结论时将会发现这一点。

我们暂且先看单一的经济形势，特别是物价的起落，大量的研究就从这里开始。有关的理论已由经济学家根据现实数据于1929至1932年间确定。历史学家步经济学家的后尘：全靠我们的努力，历史追溯已走了相当一段路程。由此已得出了一些新概念、新认识和整整一套语汇。整体的左右摆动被划分为一些特殊的运动，每一种运动都有自己的预兆、周期和意义，从而有别于其他运动。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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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节运动(例如1976年夏季的于旱)有时依旧起作用，但通常被我们今天壮实的经济所掩盖。可是在过去，痕迹并不十分容易抹掉，事情恰恰相反。坏收成或物质匮乏在几个月内所造成的物价飞涨堪与整个16世纪的物价大起大落相比！穷人不得不忍饥挨饿，直到新粮登场。季节运动的唯一好处，就是它很快就能过去。维托德·库拉说，暴风雨过后，波兰农民如同蜗牛一般，又从甲壳中探出身子。116

其他的运动，或经常所说的“周期运动”，所需的时间要长得多。为便于区分，人们用几个经济学家的名字来称呼：“基钦”(Kitchin)是三至四年的短周期；“朱格拉”(Juglar)或十年内周期(旧制度下经济学的难题)持续六至八年；“拉布鲁斯”(Labrousse，也称“跨界周期”或“跨十年周期”)持续十至十二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是一个“朱格拉”的下降部分(即三至四年)与另一个完整的“朱格拉”相衔接，后者错过了自己的上升运动，因而停留在同一高度上。总起来说，就是半个“朱格拉”加一个“朱格拉”。“拉布鲁斯”的常用例子是在法国大革命前夕造成经济衰退和停滞的1778至1791年间的“跨界周期”，这个周期肯定推动了革命的爆发。以库兹涅茨(Kuznets)命名的超周期相当于“朱格拉”的两倍，持续时间约在二十年左右。“康德拉捷夫”周期117(Kondratieff)长达半个世纪，甚至更久。例如，从1791年开始的“康德拉捷夫”周期于1817年上升到顶点，随即下降，直到1851年，这在法国几乎已是第二帝国（1852—1870年）的前夕。最后，再没有比百年趋势(trend séculaire)更长的周期运动了，百年趋势的问题确实还很少得到研究，我隔一会再仔细去谈。只要这个问题还没有被研究清楚，只要它的重要性还没有真正被认识，经济形势的历史仍是支离破碎的，无论写出了多少著作，那也无济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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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周期当然都是共时的和同步的；它们并存共处，互相混杂，在整体的摆动中加上或减去它们的运动。但是，人们可设法把总体运动分成几种特殊运动，撇开其他，只留人们希望优先说明的一种运动，这在技术上是容易办到的。

一开始遇到的关键问题是要知道：从对现时经济的观察总结出来的这些周期在前工业化时期的旧经济中是否存在？例如，1791年前，有没有“康德拉捷夫”周期？一名历史学家带着明显的嘲弄口吻对我们说，当人们在19世纪前寻找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周期时，人们几乎肯定能够找到。118提出警告是有益的，但有一个条件，即不否认进行寻找的重要性。确实，如果今天的周期同昨天的周期相当近似，这就表明旧经济和新经济之间有一定的连续性：一些在现实经验中所能找到的规律在过去也曾起作用。如果波动的幅度有大小的不同，如果波动的作用方式也各不相同，那就可能观察到一种有意义的演变。我认为皮埃尔·谢努在16世纪塞维利亚的港口贸易中找到的“基钦”周期并不是个无足轻重的细节。119我还认为，1368至1797年间科隆粮食和面包的价格曲线中接连出现的“康德拉捷夫”周期120对连续性这个关键问题作出了决定性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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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动和谐振场

价格(对于前工业化时期那几个世纪，人们主要用粮食价格)不断在变动。这些早已观察到的波动标志欧洲早已存在集市网，尤其这些波动在相当宽广的地域上几乎是同步进行的。在15、16和17世纪的欧洲，虽然还远没有完美的协调，但显然可发现一些整体节拍和某种秩序。

这正是使研究价格和工资的历史学家为之气馁的事：历史学

1. 怎样把价格分解为多种运动

巴黎中央菜场记录的每塞提埃小麦的三种不同价格同时显示在这张图表上：

——虚线表现每月的运动。正常年景相当平稳，灾荒和青黄不接时便猛然上升；

—直线表现按收获年度(8月至次年7月)计算的年度平均价格的台阶式运动：坏年景（1648—1649年至1652—1653年，发生投石党运动；1661—1662年正值路易十四亲政)和好年景相交错；

——粗黑点表现按七年可变平均数计算的周期运动(1645—1646年至1655—1656年，以及1656—1657年至1668—1669年）。向这些长周期运动的过渡使物价波动纳入百年趋势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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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力图拼凑一些新颖的系列，但在他工作完成后，听到的总是陈腔老调。一项调查这么说，下项调查又再说一遍。从《剑桥近代经济史》121借用的下面这张图表说明这类协调一致现象，似乎价格波涛正在欧洲大地翻滚起伏，以至人们可能设想，它们的平面走向就像等压曲线在气象图上的位移一样。弗朗克·斯普纳曾试图展现这个过程，他所设计的图表相当清楚地表现了问题，虽然还不能解决问题。为了解决问题，还必须找到引起这些波浪运动的中心，假如确有中心的话。难道这是可能的？皮埃尔·谢努认为，“如果16世纪已存在经济世界的第一个雏形……普遍的波动大概发源于塞维利亚和韦拉克鲁斯之间的某个地方”。122如果必须选择的话，我倾向于认为这种谐振即使不是从安特卫普产生的，至少也是从安特卫普开始出现反响的，这个位于斯凯尔特河口的城市当时是欧洲的贸易中心。但实际情形也许过分复杂，难以让人接受任何一个单一的中心。

这些几乎同步波动的价格毕竟是对被货币变换所渗透、并在资本主义的布置下发展起来的结构严密的经济世界的最好见证。物价波动以当时交通工具所允许的速度迅速传播和达到“平衡”，是交换十分有效的证明。当时的速度，我们今天看来似乎可笑，但在每次国际交易会以后，送信的专差仍不惜累垮马匹，急于赶往各大商埠，送达有用的商情、价目表以及成捆的汇票；汇票命定就要乘驿传递。地方饥荒、商业破产这类坏消息传得飞快。里窝那是个活跃的港口城市，但肯定还算不上是欧洲生活的中心；1751年9月，123从不同城市传来的大批商号倒闭的消息给里窝那商业造成巨大损害，利克先生和普雷斯科特先生在彼得堡破产，据说损失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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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价格有传导波吗？1639至1660年间欧洲的小麦危机左边的图表由弗朗克·斯普纳设计和制作(《剑桥经济史》，1967年版，第四卷，第468页)，图上的黑圆圈表示接连四次危机期间的最高价格；这四次危机横扫从大西洋到波兰的整个欧洲大陆。基数一百是由1639年第四季度至1641年第一季度计算得出的。右首偏下的第二张图表(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制作)以更加概括的形式显示相同的价格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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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万卢布，这对里窝那是个新的打击。人们还担心，热那亚当局作出的关于热那亚港恢复免税的决定，也会使里窝那的贸易受害不浅。这类消息难道还不使我们对欧洲的整体性确信无疑吗？欧洲的一切几乎都按节拍变动。

但最令人奇怪的是，欧洲经济形势的节奏超越其经济世界的严格界线，它在欧洲之外也有一定的遥控能力。就我们的眼光所及，莫斯科公国的价格于16世纪向西方的价格看齐，通过的渠道大概是在各处起着“传送带”作用的美洲金属。奥斯曼帝国的价格也由于同样原因与欧洲的价格取齐。美洲(至少是新西班牙和巴西)的物价也以遥远的欧洲为榜样在上下波动。路易·戴米尼甚至写道：“由皮埃尔·谢努124所论证的大西洋和太平洋的休戚与共关系并不仅仅适用于马尼拉。”125欧洲价格波动的传播超出了马尼拉大帆船的航线，影响甚至达到澳门等地。自从阿齐查·哈藏的文章发表后，我们知道16世纪欧洲的物价上涨在印度也引起了反响，时间差距是二十年左右。126

看到这些事实显然有以下的好处：如果确实像我所想的那样，强加的或传播的价格节奏是统治或臣服的标志，欧洲经济世界影响的扩张很早便超出人们所能设想的最远的边界。这就引起人们注意经济世界对外伸出的天线，这些天线是真正的高压电线，勒旺贸易肯定是最好的例子。人们往往低估这种贸易类型(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包括在内)，往往认为这类贸易并不重要(因为交换的货物仅仅是奢侈品)，以至可以取消这些贸易，而丝毫不影响居民的日常生活，这无疑是有道理的。但这些贸易位于最精巧的资本主义的中心，它们的后果势必会影响最日常的生活。例如会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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