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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5年以来，我的工作就一直集中于对因特网进行理论考察。在《赛博民主：因特网作为一个公共领域?》(Cyberdem-ocracy:the Internet as a Public Sphere?)一文中，我批判了人们常见的那种将赛博空间并入现有的民主形式中的努力。我论证，在赛博空间中，身体与精神的关系、主体与机器以及新的时空适用域的关系已经改变，这暗示了因特网中的政治不会只是旧的统治方式的增补，而且暗示了力的种种新关系将在电子社会中发展起来。《虚拟现实的理论化：波德里亚与德里达》以及《虚拟种族》两篇论文所探讨的问题是联网电脑所特有的那种现实，以及这种现实可能会如何影响种族性。人们置身于赛博空间时，能否继续保持其植根于地域的种族身份?有了因特网就可能出现一种全新的全球政治，《民族、身份与全球技术》一文则比较了印刷在民族身份的形成中所起的作用与因特网上的书写条件。《数字作者与印刷作者》一文考察了福柯的作者功能这一观念，进而对比了书籍时代的原作者身份（authorship）与全球化的多媒体超文本的原作者身份。我们所知的原作者身份这一概念具有合法的思想特性的框架，因此我提出这一问题，在出版向游移不定的电子化转换时，这种原作者是否能够生存下去?《技术的存在》一文对海德格尔论技术的论著加以批判，赞许他拒绝把工具性当作对机器的解释，但也质疑他的理论对信息机器的适用性。作为对自然和人的“挑战”及“储存”的技术被海德格尔界定为工业时代的原则，人们是否能够对赛博空间的技术也进行如此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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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目前承担着两个项目。其一是有关数字生产与复制时代的商品。我的问题是，当物体已变成非物质或教字化的时候，对商品进行资本主义式的构型是否还有可能?其二则是向因特网日益发展的世界提出一个很一般的问题。因特网到底是何物？我的论点是，它与笛卡尔所谓的“广延物体”的任何以往形式都不相似。广延物体使得“思维客体”能够将其自身构建为一个外部他者，处于一个能够认知并掌握广延物体的位置。因特网便是一个广延物体，就像一把锤子：无论其构型是多么复杂，它仍由物质客体构成电脑、电话线、通信卫星和电缆线。然而，它并没有早期广延物体的固定性和种种局限，而是更像心智或精神的本质上的不确定性。这样的物体迷惑了主体与它的他者之间的正常联系，为人类结构的形成打开了种种新方向。我们是否将要进入一个决定性不足(underdetermination）的世界，自我在这一世界中将被结构成后人类(posthuman)?我计划在以后的几年里，探讨新媒体所提出的这些较为棘手的问题。

中文版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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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 Jamie

目录
致谢……1
导论无物之词………….3
第一章 后工业社会的概念
贝尔与修辞问题........31
第二章 波德里亚与电视广告
经济学的语言…….61
第三章福柯与数据库
参与式监督……….99
第四章 德里达与电子书写
电脑的主体………139
第五章 利奥塔与电脑科学
后现代政治的诸种可能........183

注释……221

人名索引……243

译后记………247

致谢

本书观点的酝酿发展历经数年。在此期间，许多同事及朋友以评论、建议、批评、鼓励及警示等形式参与了这一过程。我对下列诸位的帮助以及他们阅读我手稿的不同章节表示感谢：David Carroll,Andrew Feenberg,Rob Kling,Tania Modleski,LeslieRabine,John Rowe,GabrieleSchwab,MartinSchwab,Miriam Silver-berg,JonathanWiener.RobertSieber帮助我完成第五章中所讨论的关于电脑科学学科的研究。我在不同研究所提交过本书中的材料，在此过程中获得许多人的有益反馈。对他们的兴趣及关心，我深表谢意。在过去的十年中，我深深得益于我在加州大学欧文分校批判理论研究所的工作；这不仅是经济上的支持，而且有诸位同仁对我的工作的反馈意见。加州大学的校长人文研究基金会容许我有时间写完此书。加州大学欧文分校历史系学生以及学校对批判理论的重视，以及他们对我观点的怀疑、热忱或批判使我获益匪浅。导论中的部分内容以“无物之词：信息方式”为题刊载于《十月》学刊第五十四期（1990年冬季号)。第三章的部分内容以“福柯与数据库”为题刊载于《话语》第十二卷，第二期（1990年春夏号)。第四章的部分内容的初稿将以“电脑的主体：德里达与电子书写”为题收入JoseLambert编的《文学与技术》(Literatureand Technology,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一书(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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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无物之词

一个人口相对稀少的国家，若其交通手段发达，其人口就比一个人口数量大而交通手段不发达的国家稠密；从这层意义上讲，例如，美利坚联盟北部诸州的人口就比印度的稠密。

——马克思《资本论》

以电子设备作为媒介的传播环节与日俱增。人们看电视、打电话、听收音机、看电影、使用电脑、传真、录像机及音响。这样的手段存在于每个机构及每个社会群体。政治、工作、消费、家庭、军队、教会、教育、休闲活动一切的一切都在不同程度地采用电子装置进行交流。每种情形下，符号的交换、信息的发送与接收、资讯的获取都仍像人类使用语言之初，一如既往。然而，变化总还是有的。电子交流手段因为其电子化特点，在某种程度上便成为新的语言经验。但是，它们与普通的言说及写作有何差异?此差异的意义又是什么呢?本书便探讨这些差异，并特别考察种种不同的理论视角，它们可能会有助于从这些差异的角度为社会批判理论开辟一些新的阐释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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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评论者论证，电子设备的引入并没有对某种交流的性质或结果造成实质性差异。在电视竞选广告上游说的政客，仍然得2按宪法的民主准则尽力获取选票。工人用电脑控制流水线工序或打印一封信，还是以聘用合同按劳取酬，这跟过去是一样的。消费者通过看电视获得的商品信息，其商品仍然只是能在商店里买到的，这与读报了解信息极为相似。军人用电脑控制导弹以击中目标，正如箭手以目力瞄准一样，操练的仍是毁灭敌人的艺术。电子设备只不过增强了所讨论的这种交流的效率而已。从这一角度看，语言似乎只是有所行动的人类主体实现其目的的一种工具，与特定体制结构中个体具体职位的意图相比，其重要性显然处于次要地位。

电子设备也没有使得解释传播的性质的诸种理论失去效用。对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言，新的交流手段仍然被囊括在阶级斗争的论题之中：一个人能否获取更多信息，因其在阶级结构中所处的位置不同而不同。对新马克思主义者而言，电子媒介强化着文化工业，使意识形态的霸权力量更加强劲。对经济学家而言，市场法则决定了谁将使用电脑，谁将在电视上做广告，谁将给收听无线电的人播放他们的歌曲。对一个韦伯主义者而言，电子交流使社会进一步分化为各种亚系绕，并助长了科层权力。对自由主义者而言，电子交流不会游离于名目繁多的宗派间的权力角逐之外。甚至对技术决定论者而言，这也毫无新意：电子媒介进一步证实机器的广泛使用所带来的进步，机器减轻了人类的艰辛，使自然顺乎人类愿望。无论一个人的理论视角是什么，其结论似乎都不容争辩：事物并没有随着电子媒介交流的引入而发生根本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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