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方式

作为一种语言的社会

罗兰·巴尔特把一种已被界定的社会现象—时尚（fashion译按，或译时装）作为一种语言结构进行分析，便把语言作为代码这一观念向前发展了一步，从而超越了索绪尔。他推出了他对时尚代码的分析，但对时尚的语言结构该采取历史的观点还是采取普遍性的观点，他摇摆不定。对他而言，时尚代码，一方面与晚期工业资本主义相联系，另一方面又是象征系统的人类学范本，就像文学一样。他对时尚做了如下定义：

它是一种机器，维持着意义，却从不固定意义，它永远是一个失望的意义，但它怎么说也是意义：它没有内容，于是便成为一种景观，即人类赋予自己以权利，使没有意义的有所意指；时尚于是便显示为一般表意行为的示范形式，因此便与文学的存在本身重新聚合……于是，它变为“真正人类”的符号。

他在此争论道，代码的语言并非与信息方式相联系的一种新现象，而是所有语言的一种内在可能性。虽说在某种程度上他的论点是正确的，但这一论点并没有在电子媒介传播所引人的新的交流情境与诸如代码这样的新语言之间建立联系。这种代码的社会力量不可能被从这些交流的背景中抽出，放进语言的共性域中。要这么做就是要否定语言的历史维度，从根本上瓦解代码的社会批判理论，而最糟的是，这样做就会把理论家构建为共性的主体，把受条件制约的、有限的作者升格，使他们进入绝对化的与历史无关的知识领域。虽说巴尔特的《时尚系统》毋须以普遍主义的方式加以阐述，但他没有将他的分析充分基于历史语境和社会语境，这就为这种阐释可能性敞开了大门。

第二章 波德里亚与电视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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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系统》并没有在历史分析的路途上一直走下去。巴尔特表明，时尚的运作以限制意义、封闭语义场为手段，因此风格的变化就很有限。每种新风格都可以由“强烈的、明显的、耐久的符号”组成，这些符号要能及时地在下一季度来临时被遗忘。这种符号间的持续游戏不会使人感到厌倦，而是把时尚本身提升为二级层次上的符号。要想永葆时髦，就必须与现行时尚保持一致。时尚必须将它自身作为一种代码持续下去，必须在符号学层面上加以分析。如果只是把时尚理解成为增加销量而进行的操纵手段，那么就看不到它的符号力量。因此，“作为语言，社会学最终还是逃避不了这种[符号学层面上的]分析………”①

巴尔特以历史分析弥补了符号学的结构分析。曾几何时，时尚只限于贵族，而如今却是每个人的。时尚的延伸要求以批量生产的方法对商品进行标准化。标准化物品生成了一种代码，在此代码中，物品又变成了它们的标志符号(例如，宽边高顶帽=[美国]西部的)。巴尔特从没有以波德里亚的那种热情解释过这一过程。相反，在《时尚系统》和《神话》中，他争论道，大众社会使这些符号“自然化”这就是其语言的独特性。前现代的社会只“阅读”自然；现代社会才“解释”自然。不过，用以解释的语言使这种符号“合理化”，使得它既是任意的又是自然的。现代社会既隐蔽了这种符号严格意义上的语言性质，又使得商品只能成为一种符号。在此基础上，巴尔特创立了一种元语言学的（metalinguistic）标准来判断社会语言：“因此我们才能够设想对人类社会的界定，可以根据其语义学系统的直言性’程度，并且根据它们必然要赋予事物的可理解性是直言有所意指，还是想当然地合乎理性…”“直言性(frankness)”只有在文学中才能实现，因为文学在创造了固定意义这一幻象的同时，又从根本上瓦解那些意义，因此便否认了语言的“自然”特性。虚构作品既假装“真实”又抹擦这种假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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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方式

巴尔特的分析通过把文学本质化，从而也就巧妙地绕开了语言批判理论。他的“直言性”标准可以放到信息方式中，这样他就能断言电视广告也是真正“直言性的”了，因为广告只是模拟自己的现实，而假装没有做任何别的事。电视广告远非把某种商品“自然化”，而是对商品的意义进行游戏。电视广告把主体构建成这样的一个人，他通过选取商品的不同“意义”而与自己的身份进行游戏。电视广告的主体对语言的不固定、不自然、无根据这种性质的认识是“直言的”；而小说的读者正因认识到小说语言的虚构性真实，并因此被本质化为“有文化的”主体，所以他能避开这种“直言性”。电视广告的观众则免于这种危险。当一个人观看电视广告的时候，语言被认为是从社会意义上构成的一种差异游戏。

第二章 波德里亚与电视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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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模拟的社会，或超现实

语言的历史构建牵涉到对符号及符号系统进行重新结构，因此，在每种表意（signification）方式的交流行动中，现实的构型并不相同。按波德里亚的观点，我们可以这样说，古典资本主义阶段的表意方式是再现符号。社会世界按“实在论”的图形借助于符号而得以构建，这些符号的稳定指涉物是物质客体。将能指与所指结合起来的交换媒介是理性。最能例证这种再现符号的交流行为便是阅读写出来的文字。这种书写文字的稳定性及线性排列(linearity）有助于构建理性世界中的主体，有助于构建一个自信的且表达也合乎逻辑的主体。这个主体借助于符号说着实在的语言，而实在的语言的最高理想就是自然科学的话语。当然，在任何时期，表意方式都不会是排他的或单一的；但是，若说在我们前面已经过去的那个时期，这种再现形式占主导地位，这样的论点还是可以成立的。

在现代阶段，能指与所指具有一种抽象关系。这是由于许多词只是理性的工具，与它们唤起的意义或这些意义所指的事物没62有内在联系，但仍然足以保证这种联系。理性的元叙事支撑着这种表意方式，通过阅读行为，通过这种对印刷文字在心象中的单向流动的不断追随，这一表意方式被一再向每个人证实。资产阶级过去就是生活在这种再现性表意方式的云雾中而不自知，许多人仍然这样生活着。建筑庞大的工业帝国的指挥者，毫不怀疑词与物一致并再现对象，正如砖头和砂浆相结合便可形成墙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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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方式

当主体面对晨报或账本时，便被词语按理性方式构建为一个工具主体。该主体已经被再现性表意方式所构建，只有在这层意义上，这个成年白种男性主体才能站在一个超验性的自由的位置上，审视社会世界。

在信息性表意方式（信息方式）中，情况很不一样。符号的各种组成部分之间的内部关系具有一种抽象的规约性（conven-tionality),这是早期阶段的典型特征，如今被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在波德里亚的导师亨利·列菲弗尔(Henri Lefebvre)所说的“指涉的衰落(the decline ofthereferentials)”中，符号与指涉之间最为重要的联系被粉碎了。新的表意方式是大众媒介的典型特征。在理查德·特迪曼的分析中，报纸首当其冲，从再现方式转变为信息方式，从语境化的线性分析转变为摆出一副客观外表的孤立数据的蒙太奇。但是，所谓的客观性，除了这种对真实性的去政治化的模拟外，还有什么呢?在巴黎以及其他地方，报纸在19世纪后半期，发行量猛增，覆盖面很广，这时，报纸也从特定观点的喉舌转变为“一切适合刊印的真话”的供应商。报纸愈加远离有区别的社团，就愈加脱离其参照群体，其话语也就愈加背离再现方式而走向信息方式。

在电视广告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新的表意方式，流动的能指只在广告传播的艺术鉴赏层面上，才会被附加到商品上。语言的意指能力，即呈现意义的能力，不仅仅因人们认识到语言的规约性而被承认，它还变成了交流的主体与结构。每一则电视广告都在其结构中复制了语言的终极便利性（theultimatefacility)：语言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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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了，新的联系在电视广告中得以确立，新的意义借助电视广63告而出现。如果按再现性表意方式阅读电视广告，那么它就被阐释为一种冒犯、一种操纵、一套谎言，令人深感厌恶、甚至还具有道德上的危险性。因此，这个世界就好像是根据成年白种男性的理性元叙事构建而成的。

但是要日复一日地对电视广告作这样的解读是很困难的，探究为何如此困难也是很重要的。当看了一则又一则广告后，再现性的批评家渐渐失去了兴趣，变得麻木，便采取不加批评的姿态，变得厌烦而逐渐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接受了这一交流。我的论点是，广告以一种非再现性的、非工具性的传播方式，一种与阅读印刷文字不同的方式，对其观众进行构建。当然，电视广告是设计来推销产品的，但这样做的时候，广告改造了语言。其工具功能被电视广告否定了，广告只有在它不被理解为广告、不从工具性的角度理解时才起作用。借助其语言结构，电视广告在一个非工具性层面上交流，而工具性则被放到括号中。与产品没有联系的流动能指加入了游戏；图像及文字，不管它们反映的生存状态是否称心，都以一种能够优化观众注意力而又不致引起批判觉悟的方式加以描述。

电视广告中规定了一种交流，这是日常生活的任何语境中都不会有的交流。非真实的被制作成真实的，被交流的是一套没有意义的意义。用波德里亚的术语说，被交流的是对交流的一种模拟，它比现实还要真实。电视广告中的商品一物体与人们从商店买回家消费掉的商品已不是同一件东西。买回家的东西有用但毫无诗意，有效但易被忘记，能派上用场但稀松平常。广告中及商店展示的物品是神奇的，可填满欲望的，令人垂涎的，激动人心的。这两者的差异之所以产生，是因为电视广告的传播在其代码内构建主体。这种超现实（hyperreal）是电视广告中语言学上的创造；当其抽象消费者（the consumer）变为一个具体使用者(a user)，当电视传播所构建的抽象主体（the subject)变为一个被构建的具体主体（asubject）并与商品一物体具有日常关系时，这种超现实便荡然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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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方式

也许不会，也许模拟作用仍会继续。波德里亚坚持认为，超现实就是我们的“现实”，它不只是存在于电视广告中，而且是20世纪晚期的文化用以调动主体的手段。“如今，现实本身正是超现实的。……如今，整个日常生活的现实政治的、社会的、历史的以及经济的—都并入了超现实主义（hyperrealism，译按，不可与本世纪的超现实主义文艺思潮〔surrealism〕相混）的模拟维度。我们已处处生活在现实的一种审美’幻象之中。”④波德里亚对超现实这一概念的概括，从具体的传播实践到社会总体性，这是他的话语中出问题的因素，信息方式批判理论必须摈弃他的观点的这个侧面。波德里亚的观点在这一点上，对一套话语/实践的区别分析向全应陈述(global statements)让步了。做出“我们已处处生活在…”这种陈述的人，他所处的位置也具有有限性，而这种陈述所做出的断言已经超越那种有限性的极限。

正如一位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格里·吉尔（GerryGill）指出：“波德里亚赋予代码’以一种权势，几乎要统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吉尔善意地比较了阿尔都塞与波德里亚的观点：“在阿尔都塞看来，意识形态把人们构建为主体，而在同样的领域中，波德里亚则认为，符号与代码给主体在等级制社会秩序中指定了位置，并将他们锁定在一套只能容许商品交换和符号交换的话语中。”吉尔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使他能够宽厚地把波德里亚早期对商品的批判视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可贵补充，但却把他最近的著作当成后结构主义的“意识形态”而加以拒绝。吉尔指责，波德里亚像后结构主义者们一样，从“主体间要素(intersubjectivemoment)”中抽身而去，然后“沉醉于主动的去中心主体性经验之中”。对后结构主义采取阿尔都塞式的马克思主义批判，也就构建了这种“主动的去中心主体性”的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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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结构主义者的文本阅读实践中，意义是由读者主动构建的。吉尔论证说，知识分子这样做就在孤立的阅读中构建了自我，因为高等教育的推广，这种做法已经被资本主义推向所有的大众社会。大众教育意味着“培训人们对世界进行有前提有系统的思考，[并]要求自我与它对特定身份与规范的认同脱离，这些身份与规范是封闭的群体生活所预先给定的”。于是，后结构主义者从理论上概括了一种新的社会实践，但是，吉尔声称，他们错就错在忽略了使他们的实践获得语境的自我反思要素(self-reflexivemoment)。吉尔的批判性结论是，“后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规划是对以下社会状态的支持，即它生成并维持其主体性的独特方式……而同时又掩盖了其构成条件……”

虽说对后结构主义的这种批判可能在某种程度上适用于德里达、巴尔特、拉康，也许还有其他人，但把它用于波德里亚的观点却不恰当。超现实的理论家一直在努力，想理解波德里亚的观点得以产生的那些实践。很少有理论家比波德里亚更具自我反思性。他的著作弥漫着他周围的社会现实的意识，表明他一直想联系当前的社会状况（that socialpresent)以阐明自己的经验。在波德里亚身上，世界并非局限于书的一隅。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暗示，阅读实践构建了信息方式，其实这并没有切中目标。电视广告并不像阅读，它并不符合线性的表征逻辑。人们也可论证其逆命题：超现实在电视广告等中的传布，创造了一种自我构建实践，这种实践被德里达、福柯以及巴尔特等后结构主义者翻译成一种新的阅读实践，这种新的阅读实践违背了与阅读相联系的传统的表意方式，这种新的阅读实践与字面意义及稳定性，亦即与印刷文字确凿可靠的单义性断裂了。要说有区别的话，后结构主义只不过是用信息方式的语言翻译了阅读实践。他们之所以会引起如此多方面的强烈反对，也正可以通过这一点加以解释：他们违反了与书本相联系的表征话语的法则，将电视广告令人眩晕的多义性带进了阅读。吉尔说，德里达对其话语的社会语言学语境缺乏反思，他这种说法也许是对的；但吉尔把德里达的那种话语定义为一种阅读则是错误的。最好还是把解构定义为运用到书本上的看电视行为。解构主义把电视广告无实质的非现实性当作写作的元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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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对超现实的批判是含糊的。一方面，超现实被认为是越来越具主导性的意识形态要素；另一方面，它又被宣判为一种意识形态误构(misconstruction)。我们不可能要求两全其美：要么波德里亚错了，超现实与当今社会中的自我构建实践并不对应；要么有某种成分在波德里亚的观点中发挥作用，并揭示了社会的某个重要特征，从生产方式范畴的内部还不能将这一特征阐释清楚，它显明的复杂性需要与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话语策略。马克思主义者一方面斥责后结构主义者的自我专注，另一方面又肯定他们将个体自由拓展到“人类生存的所有先天局限”之外，这便暴露出马克思主义者的矛盾心情。在阅读中，个体通过界定文本的意义而构建自己，吉尔哀叹道，阅读的这种“高峰体验”同样适用于消费行为。但是这正是信息方式的“矛盾”所在：它既许诺自我构建的一个新层次，一个超越固定身份的刻板和约束的层次，同时又可能使个体服从于操纵性的传播实践。另辟蹊径并不是就要为一个时过境迁的集体主体（如，无产阶级）辩护，而是要探索一种新政治的种种路线，为自我构建的现存形式通往民主化的秩序重建开辟通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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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德里亚谈到了社会的终结和历史的终结，在这种新情境中，辉格党与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失去了共鸣。他所说的“社会”和“历史”是指一种文化，在这种文化中，主体围绕着一种集体方向感而调整自己的实践，对公共事件的阐释也从一个“理性的”元叙事角度进行，相当比例的人口感到他们的委琐小事与人类的最终命运相联系。

大众对解放、革命或历史性的活动无动于衷，但这就是他们自我防卫、快速反击的方式。他们是一种模拟模式，是为幻影政治阶层提供的不在场证据，这一政治阶层施加于大众的政治权力的性质是什么，它自己并不明白，而与此同时，对于统治大众的政治过程本身的死亡，它也不明白。就它所暗含的意志和再现而言，大众已淹没了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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