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方式

于是，冲突便从党派政治或阶级结构中转移了。如果波德里亚正确，那么，游戏规则已经改变，雅各宾党与辉格党的变化模式已不再适用。波德里亚的错误在于，他以为旧模式一去不返，所以就没有可代替它们的模式了。

旧模式是男性白人的；人们可能会争论说，女性主义和少数人群体的运动就是新的变化形式，这些形式并非从旧的表意方式中衍生而来。即便并非如此，波德里亚的总体化观点也排除了新运动的可能性。当他陷入超现实令人沮丧的夸张时，便以囊括一切的悲观见解，越出批判话语的底线，似乎他已经知晓一个故事的结局，尽管这个故事还没人想到、更不用说写出来了。信息方式这个概念也许只是对社会场进行批判性的理解时所迈出的一小步，这个社会场已经发生根本性的改变，非常难以辨认。正在出现的社会形式会导致错误认识的产生，但不恰当的理论的勉强应用以及批判理论家社会语境方面的局限也都会导致错误认识的产生。

电视广告与信息方式

在信息方式下，一套新的语言/实践冲击了面对面及印刷文字语境下的种种既存语言/实践。电视广告代表着信息方式下媒介领域里的极端倾向：它是独白式自指交流，其言语的语境是不同步的。其交流手段脱离了言说者社群，被从生产方式下的物质基础中抽取出来。远程传播的新技术是这种抽取的必要条件，但它们却并不能决定符号的内部结构。新的语言/实践是一种文化创造，一种没有作者权威中心（an authorialcenter）的文化创造，但这一文化创造与生产方式以及它出现于其中的力量场却又是相关的。

第二章波德里亚与电视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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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广告作为符号系统，它与解放规划具有一种含混不清的关系。电视广告把主体构建为一个消费者，将主体当作一个依附性的旁观者而进行合并。但在这样做的同时，它也消解了这一自律主体，这一理性的男性资产阶级。作为一种语言/实践，电视广告从根本上瓦解了这类主体，它们以前一直联系着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及与这种生产方式相关的父权制及种族中心主义形式。虽然它取代了作为旁观者/消费者的主体，但是它也解构了作为中心化原始行为者的主体。为了在异步独白的条件下将一条音讯传给一个接收者，电视广告便将其自身构建为语言/世界，而接收者则被置于指涉对象的位置。接收者/消费者便是保证电视广告“起作用”或有“意义”的那位上帝。只有那个不在场的音讯接受者才能保证电视广告的语言说得很好。

于是，广告音讯的接收者扮演着两个角色：一个是其话语的客体，是被操纵的、被动的、消费主义的；一个是其话语的主体，是法官、验证的钢印、指涉对象。由于观众既被构建为客体又被构建为主体，既是物又是上帝，于是便面临着主体位置的不可能性，即主体根本上的无实质性。要想“阅读”电视广告，要想在其中寻求意义，便要求有一种双重定位：人们既必须接受其音讯的施为力(illocutionary force)(购买那件产品)，又必须把流动能指附加到所指产品上，创造广告的意义(制造符号)。观众的这一既共时又分离的位置，动摇了被构建主体的那种虚幻的稳固性。电视广告中创造出来的那种语言，任由/促使观众将自己的主体性看作是一种被构建的结构，将他们自己看作是自我构建者社群中的成员。这个社群是与时空分离的异步社群（有了录像机、卫星)，一个沉默的社群，这个社群中的个体只用一种方式参与了电视广告中的自指性交谈：即把他们自己构建为其音讯的主体/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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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方式

电视广告（以及，从趋势来看，整个媒体）把主体构建为自我构建者，在这层意义上，自我构建的霸权形式便要受到质疑。按非民主方式结构起来的交谈，老板与工人、男人与女人、白人与非白人、成人与小孩之间的谈话，都巩固着自我构建的霸权形式，这些霸权形式中的主体既是从属的又是固定不变的。因此，电视广告的“另一面”就是它们对这些话语/实践的威胁，这威胁也许目前还没有多大直接的政治影响，但仍然可能是对种种支配性语言的批判的开端。电视广告以及，更广义地说，信息方式下的媒体领域，通过对消费者主体进行语言构建，扩展了非自由的范围，并通过对中心主体的所有形式进行解构，为话语打开了一条通向自由的新层面的道路。

第二章 波德里亚与电视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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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与数据库参与式监督

所有时代所有地方的所有信息。

——摘自《谷登堡续》

电视广告与数据库

在电视广告中，一种新语言情境是通过对语境的操纵、把交谈还原成独白以及音讯的自我指涉性而构成的。数据库所代表的语言情境则有些不同。在这一情况中，根本没有人对个体说话，他或她也不会收到任何音讯。实际上，这里的交流是反向进行的。个体，往往间接地，向数据库发送音讯。从某种意义上讲，数据库至多不过是信息的贮库。作为语言的一种形式，它与书写的最早用途很相像：日常生活某方面数据的收集。①然而，在电视广告这一情形中，语言情境的电子介入改变了一切。在本章里，我将在信息方式下对贮存起来的语言，用电脑行话来说即是，数据库，加以分析。参照米歇尔·福柯的著作，尤其是他对话语的分析，我们便能很好地揭示数据库的结构以及数据库与社会的关系。如果一种理论把语言与行动的相互依赖作为问题进行探讨，像福柯的理论那样，那么数据库的语言特性以及它对政治的潜在含义便能被充分把握。

第三章

69

70绝对主体的报信员

热衷于信息社会的人高声通报了完美交流时代的来临。戈弗雷（Godfrey）和帕克希尔（Parkhill）宣称：“所有时代所有地方的所有信息。不可能的理想。但是，电脑与现有通信线路的联姻将使我们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这个目标。”②《谷登堡续》(译按，谷登堡Gutenberg，欧洲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者）的这两位作者所触及的话题，正日益变成未来学家的标志：坐在舒适的家里，面对一部装有调制解调器的电脑，人就可以进人世界上所有数据库的所有信息了。这使人想起福楼拜对这种追寻全部的完美知识的行为的滑稽描绘。他笔下的两个角色，布瓦尔和佩库谢，徒劳地积聚并整理所有真理。与他们的堂·吉诃德式的追寻如出一辙，萨特在《恶心》中描述的一位负面人物，毅然通读了整个图书馆，从字母A开始向Z进发。这种幻想的当今翻版则有着如下的臆想：

100

信息方式

1. 所有印刷出来的东西都被编码并贮存了；

2.由此形成的“图书馆”无一受到“口令的保护”，或者用老式资本主义的行话来说，无一“属私人所有”；

3.人人都将使用这类信息，且这样使用并不具有政治意蕴；

4.在数字编码、贮存、提取、传输及复制过程中，不会丧失任何有意义的东西。

这些假设的每一条都非常值得质疑。

监视

首先，图文记录的数据编码确实发展迅猛。数据库的数目和内容都很庞大且增加很快。凡看到过数据库中的统计数据或见识过其遍及范围的人，无一不为之震惊。戴维·伯纳姆（DavidBurnham）在1983年写道：“美国五家最大的信贷汇报公司在其电脑中保存着一亿五千万人次的个人信贷记录。”③刚好也就是那一年，我买了一辆车。在签署合同前，经销商按惯例对我进行TRW信用检查。就在我眼前，与一个我从没见到过的推销商坐在一个我从没到过的地方，几秒钟内，一张我所有的赊购交易清单便从打印机中吐出来了，还包括了教育贷款以及我早就忘了的一些小事。虽说今天看来，这只是微不足道的技术成就，但这种信用核查生动地图解了“所有时代所有地方的所有信息”的可怕意义。

第三章 福柯与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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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信贷公司以外，拥有数据库的有健康保险公司、市级警察、州级机动车辆机构、不计其数的政府部门、银行、公用事业公司等等，这个名单还可以无限罗列下去。早在1974年，詹姆斯·鲁尔(JamesRule)对主要机构的档案做了研究，得出这样的结论:数据库能够对任何人的日常活动进行详细的重新构建。④数据库除了范围变得更广，还新增了一些能力。现在，数据库可以包括彩色图片和文字内容，因此对人或事物的识别就容易了。记录也可以转换成永久的微型ROM芯片，以这种形式，例如，包含个人病史的“生命卡”便可以戴在手腕上，以防紧急情况。 5另外，数据库很容易相互连接，从而构建一个庞大网络，贮存着全民信息，这肯定可以与天堂里那无尽的生死簿相抗衡。⑥

面对这样对个人隐私的大肆侵犯，立法者徒然地奔波忙碌，想赶上信息技术传播的脚步。1974年《隐私法案》(ThePrivacyAct)，再加上《信息自由法案》(Freedom ofInformation Act),对联邦政府拥有的数据库加以管制。法律限制了可以贮存的信息类型，严格规定数据库的使用，把它限制于收集时的目的，禁止在某些情况下买卖通信地址。《隐私法案》还允许个人查看有关他们的记录。但是这一法案没有覆盖到州、市或银行这类私有机构，而且最为麻烦的是，没能够设立一个机构实施这一法律。⑦《隐私法案》提出了信息方式的一个很普遍的社会问题：信息复制、传输、存取的戏剧性变化已深深地影响了整个社会体制。交流手段和交流关系的急剧变化正在搅乱社会秩序的微妙平衡，这一秩序是在19世纪工业资本主义和20世纪中央集权的福利经济统治时期，通过协商和斗争而达到的。国家政府与地区政府间的关系，国家及地方政府与经济、教育、宗教、媒体及家族间的关系，以及所有这一切与个人间的关系，简言之，整个社会基础结构，必须重新校准，必须与信息方式的数据库保持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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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方式

然而，怀疑主义者可能指出，还有许多信息收集与贮存的工作要做，而且新信息的产生将使得所要收录的数据内容这种负担不断加重，即便不是荒唐可笑，也将是西西弗斯式的（Sisyphean)徒劳无功。不过，通过给信息的定义设置很严格的参数，数字编码极大地加强了信息传输及复制的效率。假设犹太教-基督教《圣经》印刷出来有1800页，数据库里有这样的一个摹本与电话线相连，那么在配置了速率为9600波特的调制解调器的电脑上，一个人便可在十分钟内复制一份，而中世纪的一个修士以羽毛笔蘸墨水在羊皮纸上写，恐怕要辛劳一年才能拿出一本《圣经》。语言、图像及声音的数字编码及电子操作使得交流的时空限制失效了。信息的复制精确无误，传输瞬间即得，贮存持久永恒，提取易如反掌。如今，启蒙运动所梦想的有教养社会，即最底层的人亦可获取所有知识的社会，在技术上已经可行。在哲学家所憎恨的那个黑暗世界里，僧侣们以一种无人能懂的语言喋喋不休，王公贵族私下里便决定了社会的命运，商人及工匠对其产品的生产及分配的方法秘而不宣；在这幽暗世界中，信息流动受到限制，如今这一切似乎已一去不复返了。人类历史新的一天无疑已经破晓，但这一天所预示的是什么还远未清晰。

第三章 福柯与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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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到前场

数据库也许是使得全民真正受到教育成为可能的条件，但是，只有技术决定论者才相信这必然发现。技术新玩意儿是在现有需求的背景下开发出来的，受特定位置上的个人的感知力影响；它们的生产及传播受到统治权力的限制，并受到霸权文化模式和个人恐惧的抵制。虽然从技术上讲，每个人都有可能不费吹灰之力便能获得信息，但这一事实绝不保证这种可能必然会实现。实际上，在私有财产的神圣庇护下，一定会有人不遗余力地确保信息不会让每个人都能获得。在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物质商品的生产所必需的社会及自然资源受到自私自利的私人控制。在信息方式时代，这一过程又在起作用了。现在我们不能不相信“信息”首先是一种商品，其次，它受各种市场力量的严格控制。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学假定资源是匮乏的，因而资源的分配最好由市场机制来决定。然而，信息却并非匮乏而是丰裕而廉价。在信息方式中，市场自己颠倒了自己：市场通过限制信息的流动，从而形成信息匮乏，经济学家告诉我们说，那是自然事实。

问题是，信息太容易再生产了。迄今为止，商品都是难以再生产的。几乎制造每样东西都需要材料与技术的复杂组合。生产者与消费者被生产过程分离。衣物、用具、家具等等，很少有消费者会认为他们可以自产自销这些东西。®书籍、音乐、电影的情形也决无不同。消费者付钱购买的是书籍的制作，而非书中的信息。书中的信息不必花钱便可在公共图书馆里获取。同样，唱片也是如此：人们所购买的商品是那黑色圆盘，而非其中所包含的、人人皆可哼唱的曲调。信息很难与传达信息的“包装”分开，而包装却有着一张价码标签。信息复制的新技术已经改变了这一切：复印设备、录音录像机、光盘驱动器以及卫星接收器等，使得每一个消费者都成为制作人。任何人都能复制信息，把它包装起来，他的包装与商业包装一样好，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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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