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方式

私有财产这个原则在信息领域内受到了威胁。新的传播技术使得人们既可控制信息的再生产又可控制其分配。当一个人第一次观看他（她）录在录像带上的电视节目时，他（她）被自己对节目的控制所迷惑。复录到录像带上的节目可以随观看者的方便，停止、快进、倒放、重放、慢放、剪辑，每当此时，该消费者便会意识到他或她过去多么依赖节目播放时间表。索尼公司因为帮助实施这种所谓的侵犯自由企业的行为而被诉讼。电视网因为不能证明有任何物质损失而败诉。法庭结论是，只要消费者不进行批量生产并销售其录像带，便没有触犯任何市场法。这一诉讼揭示，资本家不仅想控制电波以及电波所发送的内容，而且还要控制观众，控制他或她何时观看，观看什么，观看的顺序，以及所看图像的速度。录像机并没有真正改变所观看的内容，它们只是从根本上瓦解了播放者对观众的控制及约束。⑨

消费者做出来的录像比生产者制作的还要好，录音则更是如此。人们可以很便宜地购买到空白带，这些空白带的质量比生产商的预录带的质量还要好。家庭录音师的录制或复制是在“实”时状况下(in“real”time)进行的，不像公司制作那样加速了这一过程，所以家庭录制产生更优质的拷贝，比商业拷贝中所含的原始信息更多。消费者以清洁磁带轨道这个很简单的方法保养设备，因而制作出优质拷贝，这对个人来说是很容易的事，而对于批量生产而言，这便是很难做到的苛求。音像带的制造商们使用劣质磁带，花在拷贝制作上的时间太少，也不把复制设备保持在最优状态。其结果便是，在信息方式下，消费者往往以最少的花费，制作出比生产者制造的产品还要好的东西。于是，信息方式以另一种方式破坏了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实践。

第三章 福柯与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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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逆转的最极端情形发生在数字化的信息中。一旦声音及图像被数字化编码，它们便可以被完美而无穷地复制。将信息商品化的这种努力碰到了数字化复制这堵看不见的砖墙。当声音、图像及语言被数字编码时，它们也就被从物质存在域中抽取出来。惯性法则和能量守恒定律即使没有在技术上受到违犯，在实践中也被弃置一边。信息转换的方式从模拟转变为数字化，就使信息转换可能从自然组织之物转化为可控电子。在语言这一情形中，字母被缩约为一套以0和1组成的二进制组合代码（美国信息交换标准代码ASCII)。一旦这种转换可以实现，电子脉冲便代替了0和1。突破了这个点以后，口头及书面语言的自然的物质限制便不再有效。如今，大量语言几乎可以在瞬间就被贮存、传输或复制。又由于这种情形的出现，数字化的语言与商品形式也就极不相称。被数字化编码的语言电脑程序、百科全书、书籍、银行记录等等既容易复制，亦容易产生讹误。在工业社会时期，资本主义与语言的关系似乎要求有某种复杂的组合方式，使语言的复制只有在它转换成沉重呆滞的物质形态时才能实现，而这些物质形态正是资本主义最善于控制的。一旦这种安排被电子媒介的传播设备所打破，资本主义便丧失了控制语言的能力，而在它丧失这种能力的同时，也就在生产（科学）、消费（广告）及控制（市场研究、系统理论、控制论、博弈理论等）过程中对语言产生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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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方式

当然，私有企业体制决不会轻易屈服于历史环境的这些解放潜能。无论其结果是如何不合适、不可靠、荒唐或不公平，这个体制都会尽一切努力使信息商品化。家庭联网这种新技术使家用电脑可以获得广泛的信息服务，它例证了信息商品化这一问题。家庭联网为消费者提供产品的图文化信息，并且使得人们能够只通过电脑就能订购那些产品。自80年代中期以来，法国就有了这些服务，而美国正在开发。从一方面看，庞大的数据库让消费者在家便能很方便地获取信息。从另一方面看，消费者每订购一次产品，也就为那些公司提供了该消费者的详细信息，因而又产生了新的数据库。正如凯文·威尔逊（KevinWilson）所述：

互动系统的返回渠道……将会……把消费者的需求与消费的许多相关信息传回给工业。这种信息将包括消费者的身份、消费的时间与地点……以及产品特性。这种数据……将出于营销目的而给消费者的活动描绘出一幅无价的肖像。这些系统将会创造一个真正的控制论意义上的生产与消费循环；因为每一次消费活动都会产生一些与将来的生产调节相关的信息。①

第三章 福柯与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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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庭联网的信息环路中，一个数据库（产品信息）产生了另一数据库(消费者信息)，该数据库又产生了另一数据库（需求信息)，而此数据库则为生产过程提供馈给。在此背景下，信息商品化便创造了它自己的扩大再生产系统：生产者拥有关于消费者的数据库，而这些数据库本身便是商品，可以被转售给其他生产者。社会批评家提醒我们，参与者对新的营销体制欣喜若狂，这时他们往往会忘记，90年代开始之初，电脑仍然还没在美国家庭广泛使用。然而，在法国，电话公司给装了电话的家庭提供的不是电话号码簿而是电脑，从而解决了电脑不普及这个问题。从长远角度看，这种政策是经济实惠的，而更有意义的是，它因此能够为别人提供消费者信息或家庭联网这一极其有利可图的服务。

言谈、印刷与电子

正当交流中的言说（speech)与书写形式因电子媒介而黯然失色之时，言说与书写的区别也受到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关注。在哲学领域，一场战火在塞尔(Searle）的言语行为理论（speechact theory)与德里达的écriture(书写）概念之间燃起。在社会理论领域，哈贝马斯虽然声称受到严重误解，但还是把“理想化的言语情境”作为一套普遍的总体化的交往行动理论的节点（nodalpoint)而津津乐道。安东尼·吉登斯也使用“言谈”(talk）这个概念作为他的辩护词，以反对结构主义者和后结构主义者对主体的批判。在《野性思维的驯化》一书中，杰克·古迪（J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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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方式

Goody）维护口头文化的复杂性，指责印刷文化的诸种局限。而传播史先驱哈罗德·英尼斯（HaroldInnis）则对书写与印刷做出了重要的区分。③马歇尔·麦克卢汉及其追随者只是区别了电子媒介和前电子媒介，这很可能已属少数了。

要在信息方式下对数据库进行分析，便要对口头文化与印刷文化的讨论中一些极其关键的论题有所理解。如果要求社会理论及历史从此认真对待数据库的扩散及其对社会的影响，那么必须质疑对语言的口头形式和书面形式所做的刻板区分。口头/书面这种二分法把电子语言纳入书写范畴，从而模糊了电子语言的独特性。需要提出的问题是：

1.作为与言语及书写迥异的电子语言(在此情形中指数据库)，它是以哪些方式帮助和限制意义的传输或贮存的？

2.电子语言独特的社会特性是如何构成了数据库的使用和影响的？

在本文的讨论中，我的目的既不是要庆贺电子媒介对书籍的“胜利”，也不是要为电子语言所导致的道德沦丧唱挽歌，而是希望能为批判性理解新兴的社会形式有所贡献。

将电子语言与言说及书写进行比较的难处，在安东尼·吉尼斯最近的著作中已经有所阐述。作为社会学的重要理论家，吉登斯很久以来一直维护一种主体理论，这种理论与诸如加芬克尔(Garfinkel)、西屈雷尔（Cicourel)以及戈夫曼（Goffman)等人种学方法论学家（ethnomethodologists）的著作密切相关。社会理论的这种倾向之所以为人所知，是因为社会行为者通过日常生活所进行的语言学上的和认识论上的协商极为复杂，而这种倾向所敏感的就是这种复杂性。吉登斯很精明地认识到，马克思、韦伯及迪克海姆（Durkheim）的著作中存在着一种危险的盲见，即对于普通个体的认识论上的成就的盲目。这些宏观社会理论家的著作暴露了他们依附于柏拉图对知识与见解所作的区分。知识是理论与科学的结果，而见解只是社会行为者可以获得的信息的低级形式。其潜台词是，社会行为者对控制他或她的命运的种种力量毫无意识，对于获得真理也无能为力。

第三章福柯与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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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吉登斯而言，这种傲慢给社会批判理论带来的结果，便是使它变成了一个有缺陷的社会行动理论。社会理论被迫摇摆于彻底的决定论与革命性主体这个浪漫概念之间，这个主体可以是一个群体或一个个体，以一种战胜自我的启示录式的姿态，神奇地超越了日常生活的诸多条件。反过来看，如果早把社会行为者看成是在正常的行动过程中取得了很大成就，自由与决定论、主体与结构之间的分野也就不会如此之宽。如果平凡的活动也要求语言上的精妙和认识论上的自我反思，那么社会行为者也早就能够进行批评性反省了。因此，对变化（从虚假意识到真实意识的变化）进行理论思考的主要障碍也就被排除了，而理论话语的特权地位也就受到质疑(普通行动已预先假定了批判理论)。然而，在吉登斯的著作中，对理论主体的批判仍然维持在一个含蓄的层面上，这种批判是对普通社会行为者的再评价所暗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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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言说与书写的区别时，吉登斯宁用“言谈（talk)”这一术语而不用“言说(speech)”。他辩论说，这是因为言谈暗示着社会活动。对他而言，言谈植根于人类日常交往的实实在在的语境中。因此，语言才牢固地停泊于社会现实，与语言复杂性相联系的不是语言的内部结构，而是语境相互作用的复杂排列。吉登斯观点的重要意蕴是，书写缺乏具体情境下的言谈所具有的复杂性。他在一个重要的陈述中坚持这一主张：文本的阐释“照样可以发生，毋须某个背景内共同在场（co-presence）所涉及的相互知识的某些特定因素，也毋须共同协调的监视（co-coordinatedmonitoring)，共同在场的个人把这种监视当作正在进行的言谈之一部分继续下去”。⑤这种对书写的强调，正如在解构主义中也可以看到的那样，并不适合社会理论；这并非像很多人争论的那样，是因为德里达无法超越文本，而是因为当书写模式被强加于社会行动时，它便系统化地误认了文本，忽略了文本语境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当文本的专家型读者面对阐释普通言说这一任务时，总是看错地方。文本的复杂性与词语的（verbal）复杂性并不相同。

吉登斯以言谈而非书写作为社会理论的中心，不管其长处是什么，但从信息方式理论的角度看，仍存在一个尤其麻烦的难题。言谈行为者这种理论模糊了当今社会中语言实践的丰富性，这些语言实践，如数据库，并不包括言谈行为者。言谈的模式尤其不适合对所有这类重要现象所做的分析。再者，吉登斯只关注对言谈主体的认可，这使他将电子语言的所有形式都当作是文本的另外一些例子而轻轻打发过去。他轻描淡写地说，虽说文本是非言谈式语言的主要形式，但“在当代，我们还得加上电子传播媒介”。于是，电子媒介便被归纳在包括了除言说以外的所有文化客体的宽泛范畴下，其中文本则是优先的(pre-eminent)。吉登斯这个事例说明，当前对语言进行的探讨有一个困难：由于这些讨论都集中于言说/书写的二元对立，因而就忽视了电子语言独特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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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各自立场进行辩护的论点是否有力，这并非问题所在：诚然，像德里达这样的书写学家(écriteuristes)已经为文本意义的非同一性进行了辩护；而像吉登斯和哈贝马斯这样的言谈学家(talkists)（如果能允许我使用这一生硬的术语）则使我们意识到日常生活中的言说复杂性。我感到，这两派人在选择语言经验的关键层面时，都严重偏离目标。标志着20世纪发达社会的特点的，恰好就是电子介入的新型语言经验的出现，它们不会很容易地便与言说或书写的特征相吻合。如果联系到电子语言的出现，将言说/书写这一辩论语境化，那么人们对此辩论就能有很深的理解。作为社会理论及文学理论优先关注的对象，语言能够出现，自有其社会语言学条件。谈到这一话题，在此似有必要把话扯开一点。

我将站在言谈学家一边，把讨论只限制在社会批判理论的传统上。法国1968年的“五月风暴”大肆鼓吹以“言语（laparole)”代替“语言（lelangue)”，以言说（speech）代替“语言(language)”(从结构主义关于内在二元对立网这层意义上理解)。在过去的十年里(译按，本书英文版出版于1990年)，法国知识分子已经从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转向以语言为中心的理论，从针对自由主体问题的理论转向揭示结构内部复杂性的理论。1968年5月的那些日子里，巴黎满街活跃着夸夸其谈的人，那些感到被结构主义思潮取代的知识分子（如，亨利·列菲弗尔，埃德加·莫林〔EdgarMorin]）如今指着众声喧哗的场面，以此作为证据，证明革命仍然可能，证明主体依然可能是历史的行为者，证明一个由共同在场的自我监视的言谈者组成的自由群体的语境会消解无意识结构的制约。面对“五月风暴”那种无可辩驳的喧嚣场面，结构主义人类学领袖列维-斯特劳斯伤心地宣布结构主义已经结束。对“五月风暴”后的平静日子所做出的最初反应中，值得注意的是大众群体的短暂出现被左派误认为是结构主义者对语言的定义不够充分的证据。当我回顾那些事件时，我却看到，对发达社会中的对抗进行历史中立化时，出现了暂时的断裂；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种断裂都无法证明结构主义的任何不足，这种断裂反而指向了当今社会具有的这种能力，即能够先发制人地阻止街头的群众集会或任何半官方机构的集体言语行为。换言之，1968年的“五月风暴”以其特殊的性质表明了信息方式的力量，表明了电子媒介语言的力量，这种力量抑制了社会变革语境中，亦即哈贝马斯所谓的“公众领域(the public sphere)”中的集体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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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登斯和哈贝马斯的传统都强调言谈是自由行动的立足点。吉登斯表明，当言谈在特定的社会交际语境下发生时，它是如何必然包括一个向外和向内的批评契机。哈贝马斯则表明，“交往行动”必然包括有效性要求，这些要求则要求社会个体像启蒙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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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一样，自律而共同地判断正义、理解真理并感觉热情。在这两种情形中，口语都包含着种种条件，使得由自由的理性个体所创造并组成的已解放社会成为可能。虽说吉登斯及哈贝马斯的观点无疑是语言与社会的关系的发展过程的一环，它也使新兴的语言状态，总的说来也是普遍的状态，不再受到直接关注。发达社会的典型特征并不一定是正义、真理和热情的对立面，而是在一个不同的语域中运作的语言情境，这种语域与共同在场的、语境性的、自我监视式的言谈或理想化的言语情境的语域并不相同。今天的理论/政治问题并不是要将自由言说的条件概念化，而是要解释清楚，实际语言情境以何种方式包含着支配性的结构和解放性变革的潜能。自由言说的历史一本体论的可能性，决不会使电子语言现实性的价值化为乌有。因此，“五月风暴”对“言语（laparole)”的鼓吹，连同吉登斯和哈贝马斯对此进行的详细的理论阐述，发出的信号正如黑格尔所说的智慧女神密涅瓦的猫头鹰一样：当语言实践受到以往的对立面的争夺时，其契机已过。因为许许多多原因，工厂及其众多的贫苦工人已不能再为革命性言谈带来什么机会。如果竞争性语言要在今天出现的话，它也肯定出现在电视广告和数据库的语境中，出现在电脑和通信卫星的语境中，而不会出现在共同在场的言谈或为了共识进行辩论这样的文化中。

另一方，即书写学家（écriteuristes)，其论辩也很有力，而且对形势的认识也错了。随着1968年“五月风暴”以后岁月的消逝，无论是结构主义的立场，还是前结构主义的或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立场都不可能生机再现了。取而代之的是种种立场的一种奇怪mélange(混杂)，它以后结构主义而为人所知，成为主导立场出现了，这种mélange起码在美国越来越流行。为了本文的讨论，我只想提醒大家注意后结构主义观点的这一方面:它对书面文本的集中探讨。要想获得某种正确的观察方式，就有必要先建立语境。在发达社会中，只有两种社会群体会把文本看作在人类经验中具有超验权力，他们的日常实践鼓励他们这样做：正统的犹太教士（rabbis译按，又译拉比）以及人文学科和某些社会科学中的学术人(academicians)。这些群体如果想避免自我普遍化这种缺乏远见的危险，就应该谨防把他们自己的实践看成是所有人的样板。从个人熟悉的狭隘背景观察世界这种太人性的（all-too-human)倾向是一种一再出现的诱惑，它当然不只局限于读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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