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方式

或许更为严重的是，后结构主义者对文本中心地位的辩护自然不仅停留在字面上。作为非同一性或延异（différance）的书写模式，而非书籍的物理或象征性质，才是解构学家、话语分析学家和语义—精神分裂—心理分析学家（semio-schizo-psychoanalysts）的关注焦点。后结构主义者想超越各种形式的还原论的、总体化的文本阐释。对他们而言，文本不是意义的同质(homogeneous)线性载体，不是作者意图的表述或阶级立场的反映。文本使作者与读者拉开距离，插入了至关重要的空间，这就允许阐释行为将作者居高临下的权威置于一边，容许读者把文本只当作纸上的印刷字符来阅读。白纸黑字的符号流通允许人们发现意义群集中的缺口，而对这些符号的策略安排，又使得这一发现指向尼采所言的权力意志，或肯定与否定这些不被承认的等级系统。于是，因为对其价值观的图表进行了编码，作者所说的就超过了他们想说的；又因为其论点的流动中留有缝隙和缺口，作者所说的便少于他们想说的。对后结构主义者而言，文本的意义源于阅读行为，同样也源于书写行为；果若如此，读者的多样性就会引导我们得到这一结论：文本具有多重的、甚至是无穷的意义。最后，后结构主义者还主张，不仅仅是文本和语言，而且一般的经验都必须按照这种阐释方式来理解。

第三章 福柯与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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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后结构主义者的论点便是：充满世界的行为与事物，没有一项只有一种意义、一种可能的阐释。在这种情形下，语言并不代表某种超语言的现实，因为书写的非同一性是所有语言固有的。没有一套言说世界的言辞能包含世界的真，而使问题更为复杂的却是，世界自身所包含的，除了别的东西以外，就有文本。西方哲学传统对终结真理的中心追寻（德里达认为这一传统始自柏拉图，但肯定是始于笛卡尔)，对这种确凿的、无条件地植根于时空之外的真理的追寻，对这种“明澈而独特”的真理的追寻这一目标，只不过是一种方便的故弄玄虚，某种权力意志的标志；这种目标与欧洲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支配同时共存，并包含在这种支配之中。

面对着后结构主义对基本假定所进行的令人晕眩的颠覆，我又一次想到黑格尔的猫头鹰的奇特运行。后结构主义者的介人是在印刷的伟大时代之后，是在再现论思潮的古典时期之后，甚至是在自然科学中自我肯定时代之后才出现的。当然，这是介于维也纳会议和凡尔赛条约之间的一个世纪，这期间，西方的广大精英分子坚持伟大的理性、科学和进步的元叙事。透明的现实、单一的意义、完美的再现、自我与世界分离的稳固感这些都是维多利亚时代资本主义文化的标记。印刷商式的文本性作为一种语言形式，其支配地位，在那个时代，正是伴随着后结构主义者所予以否定的立场而出现的。后结构主义奇怪的地方是，在印刷正被电子语言所取代或起码被它所补充的时代，它还维护一种植根于书写的阐释形式，并且以非线性、非同一性的术语对阐释进行定性，而促成这些术语的是电子语言而非印刷媒介。现实到底何在、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方面的混乱很可能附带产生，但不是发生在资产阶级阅读公众身上，而是发生在群众观众身上，他们受到大比特的数据的无声积累与处理的暗中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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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方式

于是，与后结构主义观点的长处相对应的，并不是书写压倒言说的力量，而是电子媒介语言对日常生活世界的渗透。后结构主义理论的价值在于，它非常适合于分析被电子媒介的独特语言特质所浸透的文化。我们暂且把这个讨论记在心里，先回到分析数据库的交流形式这个任务上来。第一步将要澄清几组术语：(1)言谈，言语行为，口头文化；(2）印刷，书写；以及（3）电子媒介。下一步便要联系数据库阐明福柯的话语理论。

口头的、书面的和电子的

对许多分析者而言，口头语言、书面语言和电子语言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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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似乎有一种线性的历史轨迹可寻：言语，接着是书写和印刷，再接着是电子编码，先对声音后对嗓音接着对图像进行编码。除了这种历时分析外，对其作共时分析显示，语言的三种形式在时空坐标上也有一种线性关系。在任何特定时刻，从言语到书写至电子的变化都增加了语言行为所能覆盖的空间，并减少了它传播所需的时间。语言使用的历史似乎与进步论者对人类发展的观点完全不谋而合。语言形式（1）是相继出现的，并且（2）每一种都使得交流行为更加“有效率”。后结构主义者宣称必须要有一种基于语言的理论，而对人类事务中的语言所进行的分析似乎反驳了这一论断。传播史似乎有助于被后结构主义革出教门的这种分析类型。从这一观83点看，传播史可以表现为总体化的、连绵不断的、进步的演化。这个历史也佐证了启蒙主义的这种观点：人是机器中的理性幽灵，为了自己的目的逐渐控制环境和顺从环境。人类语言的历史是思想与行动的历史，在这个历史中，人类犹如奥德修斯一样，臆想出一条道路，然后披荆斩棘地沿着这条道路，走向“所有时代所有地方的所有信息”这种天堂般的（Elysian）交流乐土。

许多被电子媒介的重大成就所慑服的作者，其思想精髓肯定就是如此了。有一位自由思想者写到这些媒介时，说它们是“自由的技术”，并以此作为他的书名。对他来说，简直就是人类的命运处于存亡攸关的时刻：“现代传播手段容易掌握、成本低廉并传播知识，这是我们抱有希望的首要理由。”社会主义阵营中也充斥着类似的论调。有人提出这些主张，“电脑与（电子）传播手段的结合……打开了个人审查和批评官僚政治的途径，从而消除了中央集权”。这两种立场对信息方式进行理论化时，所使用的历史领域的概念和假设都是相同的，它们以前就已被用来分析政治法律、宗教及经济的转型。而我的论点则刚好相反，新的交流方式的出现要求对它们的分析应该是基于语言的理论；早期的社会一历史理论的表征主义的假设已经不再适用新的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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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方式

当交流手段被理解为对言说与书写的选择时，交际的所有参与者的在场或缺席往往是其鉴别特征。言说是信息传输者和接收者都在场的交流；而书写则是只有一方在场的交流。言说与小规模群体相联系，如部落、村庄，以及高密度的城区街坊。书写以及后来的印刷，它们的出现可以典型地看作是认知技能得以发展的条件。我想论证的是，书面文本促进批判性思考，这是因为人们对其信息的接受并不是在作者劝导性的亲自出场下进行的，因为书页的顺序和文字的线性排列大致对应于因果逻辑，因为书写能够使人对信息的接受不受外界干扰，从而能促进冷静的思考而非冲动的热情，因为书面文字是物质的、稳定的，这就使得信息的重复接受成为可能，因而也就提供了一再反思的机会，还因为书写从根本上瓦解了传统的权威性和等级制的合法性。此观点的逻辑结论是，书写与印刷是西方经验的一个基本部分，这种经验包含着理性、自由与平等的价值观，包含着科学、民主和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这些制度。0

将书写与智力联系起来已经受到批判。书写主义（écriteurisme)因为其种族中心主义，而特别引起人类学家的关注。没有书面文字的文化，就显得缺乏作为人类的本质特征。人类学家杰克·古迪感到很有必要指出这一点：口头语言与书面文字同样复杂，从某些方面看，口头语言甚至还要复杂些。他坚持认为，书写使得口语中很少出现的某些语言形式成为可能，如列表、公式、菜单等，它们是语言极其简单化和缩约化的形式。古迪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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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示书写模式（the graphic mode)的特征之一便是倾向于把术语整理成（线性的）排和（等级化的）列，这样，每一项都被分配一个唯一位置，与其他事物具有一种确定的、永久的、毫不含糊的关系…(表格或清单）把口语的复杂性缩约为图示书写的简洁性，使“两两一对”这种关系的不同形式聚合成囊括一切的统一整体。②

在这种阐释中，书写比言说更无助于理性、自由与平等。

对于那些对言说和书写都拥护的人来说，语言似乎只不过是又一种制度，又一种行动形式而已。一条现实主义的假设便道出整个讨论的性质：语言，不论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都只不过是另一种工具而已。它的效果一样可以精确地测定，就像其他制度或行为的其他常规形式的效果一样。无论人们对其性质进行怎样的构型，语言还是世界中的一种物质事物。因此，书面清单像君主制度一样是等级制的，或者，从另一观点看，面对面的言说像民主一样引发批判性思考。在这些讨论中，语言并不存在什么能使它区别于其他社会现象的特征；并不存在什么原因，能促使历史学家或传播学专家或社会科学家从根本上改变其理论或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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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方式

如果对语言形式的分析基于传输者和接收者的在场/缺席这一鉴别特征，那么引入电子媒介语言的重要性必然会被降至最低。后者至多不过是书写范式的延伸。传输者和接收者的分离因书写而引入历史，新的媒介电报、电话、收音机、电视、录音机电脑、通信卫星等只不过是延伸了这一分离，无论其程度多大。然而，从我的观点看，电子媒介对言说与书写的区别提出质疑，同时也对与此对应的传播史提出质疑。例如，也许有人会问，电话是把传输者与接收者分离了，还是把它们联系到一起了？父母身居纽约，孩子身处伦敦，当孩子播放有关父母的录像带时，是否增强了信息传输者与接收者的在场还是缺席?虽说从言说转变成书写时，传输者与接收者之间的时空距离确实增加了，但距离的标准也随着信息方式的来临而失去了它的组构权力。电子语言的种种情境颠覆了使语言分析中的距离范畴增势的框架；它们从根本上瓦解了这种观点的貌似真实（verisimilitude)和分析力，由此，关于在场与缺席的陈述便能够进入科学的话语。

信息方式开始了对以前的所有语言形式的再思考。就如同在马克思看来，猿的解剖只有在人类的进化演变之后才可理解一样，语言的回溯性重构要从信息方式这个制高点进行。时空坐标一直被用来将语言固定在不同的语境中，而信息方式瓦解了这些坐标的基础。因此，信息方式所展现的对语言与社会的理解，在文艺复兴视野的坐标格中或启蒙主义理性的模仿现实主义中，是绝无参照的。主体不再站在客体的对立面，人也不再是自然的对立面，本质也不再是存在的对立面。无论是处于在场的空间语境中的说出的话所反映的“真实时间”，还是官僚的文件柜和图书馆档案室里的文件所反映出来的抽象时间，都不可能在时空中找到词语的位置。言说被戏剧化行动的时/空坐标加上了框架，书写则被书籍与一张张纸的时/空坐标加上了框架。这两者对表征的逻辑而言都是可资利用的。而与此相反的是，电子语言则不适宜加上框架。它既无处不在又处处不在，既永远存在又从未存在。它真可谓是物质/非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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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话语与超级全景监狱

监督（surveillance）是信息方式中一个主要的权力形式；联系到这一主题时，言说、书写和电子语言的区别就被放大并澄清了。对于当今社会的概念化，对监督的分析既阐明了基于语言的理论对它的重要性，又阐明了语言的电子形式在其中所起的独特作用。

失去了将日常生活的语言固定下来的时/空坐标，社会控制便成为统治群体所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对抗运动可能会出现，宣扬他们的观点，转眼间就消失，只是日后又会卷土重来。文化潮流和生活方式无须中央集权机构操纵的介入，也能演变和传播。谈到信息方式下的颠覆性语言结构，可以举一个微不足道的事例，它就发生在IBM电脑公司内部。像许多大公司一样，IBM公司鼓励员工为改善经营而献计献策。在过去，“建议箱”无所不在，“最佳建议”将获得数额不大的奖金和酬报，“建议箱”就是以这点区区代价开发着雇员们为了公司利益的创造力。在很多情形中，如果员工选择了建议箱这个途径的话，那只是因为对现状进行批判是一种很敏感的行为，而它能为他/她这样做提供一种匿名性。事情可以更好，就是意味着现在的安排还不是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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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方式

IBM公司过去也有类似的做法，但有着重要的不同。这家高科技公司不用建议箱，所提的改进建议可以通过电脑登记。员工们毋须离开他们的工作台，也不会被别人看到去建议箱提意见，他们产生什么巧妙想法，马上就可以传送出去。而且，这些建议会即刻传遍所有雇员。当批评意见源源不断地出现时，IBM的管理层开始担心了。员工不再提诸如改变墙壁颜色之类的无谓提议，而是对公司政策提出了强硬愤怒的批评，这些批评指名道姓，毫不留情。管理部门本来很开明地征求改进意见，而现在却陷入了这种自找的矛盾中，很难抑制越来越高的异己声音。然而，最使管理层感到恼怒的是，他们无法确认批评者，因而也就阻挠不了电脑上颠覆性的流言蜚语。出言不逊的“交谈”无处不在，而又处处不在。

与其说历史是辩证的，看来还不如说它是含糊的，或许更确切地说，它是混淆的。若说反叛性的语言是信息方式促成的，那么全知全能的支配又何尝不是如此。与电子媒介语言的兴起相联系的是权力的种种新形式的出现，这些结构系统地绕开了自由主义者的暴政概念和马克思主义者的剥削概念。对自由主义者而言，暴政是一种政治行为，是专制权力的行使。对马克思主义者而言，剥削是一种经济行为，是对劳动力进行没有补偿性价值回报的剥夺。信息方式下新兴的支配形式根本就不是语言行为，而是语言形成(formations)，是对象征符号的复杂操纵。诚然，暴政与剥削伴随着多种话语出现，而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概念，则较早地试图把统治观念的美丽外衣回译成统治阶级那赤裸裸的利益。对马克思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而言，组成社会的，一方面是“真实的”社会行为、力量和制度，另一方面则是虚幻的、上层建筑的附带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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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方式的诸多层面，如数据库，都能以种种方式产生新的支配形式。为了使这些方式能被理解，分析家们必须从自由主义的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假设转过头来，走向后结构主义的福柯式变体。福柯的话语概念，尤其是他70年代在诸如《监督与惩罚》这些著作中所使用的那样，以如下假设进行构架，这些假设相当于信息方式中，尤其是数据库这种情形中所出现的形成类型。

在《诊所的诞生》《监督与惩罚：监狱的诞生》以及《性史(第一卷)》中，福柯发现了制度性重组与科学的学科之间的联系。经济学、政治学以及各种思想观念在历史关头都占有过一席之地，但在如今出现的现代社会实践中，它们却在相当程度上，被称作科学的这些文本机体所组织并定型。福柯赋予培根的座右铭“知识就是力量（译按，或译‘权力’)”以一种新的、颠倒了的危险意义：

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中，基本上也是在任何社会中，有许多种权力关系渗透到社会机体中，确定其性质，并构成这一社会机体；如果没有某种话语的生产、积累、流通和功能发挥，那么这些权力关系自身就不能建立、巩固并得以贯彻。如果没有一个特定的真理话语的体系借助并基于这种联系进行运作，就不可能有权力的行使。我们受制于通过权力而进行的真理生产，而只有通过对真理的生产，我们才能行使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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