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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真理是社会场中权力运作的关键。应该注意到，在上面所引文字以及他的著作的其他地方，福柯从未充分阐明话语与现代社会的具体关系。

马克斯·韦伯也强调了书面知识与制度之间的关系，至少是与现代科层组织的制度之间的关系。像福柯一样，韦伯注意到了理性与支配之间的关系：科层组织构成了工具理性，以实现其权力。但是，韦伯的术语Zweckrationalität(工具行动)与福柯的术语discourse（话语）之间有着重要的不同。韦伯的术语适用于行动以及与这一行动相连的意识的诸种形式。福柯的术语适用于具体书面文本中的语言，这些文本是按照某个社会科学的学科规则收集并形成的。韦伯的文本没有任何语言分析；而福柯的文本则把语言当作一个可能命题而集中探讨。事实上，在社会科学与科层组织之间，韦伯没有看出任何联系。在他看来，社会科学并不是一个历史问题。相反，它是一种特权位置，原则上与科层制统治的兴起和传播是分离的。最后，韦伯力求“客观性”：

有一个原则是我们在工作中坚持得最为坚决的，那就是，一种社科刊物，在我们看来，若说是科学的，则应是一个追求真理之所，它……应该能够声称具有一种有效性，甚至对一个中国人来说，这种有效性都能适合于分析经验现实。（后一组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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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坚持对科学知识与社会“现实”进行康德式的区分，虽说从某些认识论的目的来看，这也许情有可原，但是却模糊了工具理性的科层组织与社会科学之间的联系。再者，这使他的立场偏离了把语言构型作为科学话语而进行的分析。

与此相反，福柯的观点是，只有把话语作为一种语言形成来理解时，才可能辨明科学话语对实践的影响。如果假定话语是某个主体的作用，或者是某个非话语性的社会区域的效果—如经济，那么话语的运作和有效性就会丧失。在这两者中，分析的适用域便转换成前者中的意识活动或者后者中的结构实践。虽说这些都是可能的阐释策略，但是选择这些策略的代价是，当语言以书面话语形式出现时，它们便系统地阻碍了对这种语言效果的不同种类所进行的分析，语言的书面形式总是受到一个科学学科的制度性框架的制约。福柯的观点旨在集中探讨如此组构的语言的内部复杂性，以及这种语言的外部的或实践的效果。他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些方面：这种话语中可能证实的陈述是什么，这些陈述的形成需要什么规则，以及要有怎样的体制才能使得这类陈述能在学科共同体（disciplinary community）内生效。话语分析并不适于揭示作者意图或经济对话语的终结决定性。福柯式分析的价值在干这一信念：对科学话语的仔细研读可能揭示出种种语言模式，当这些语言模式与实践联系起来时，它们便会以特定方式将这些实践定位，并且使这些实践内固有的支配模式合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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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我有必要联系福柯关于监狱的作品，阐述他著作中话语分析的运作方式。下文的要点中，应记住的并不是这种分析在较早的时期具有多少有效性，而是：(1）科学的学科已被日渐被置于社会场中，因此话语分析对批判理论来说是很重要的；(2)当文本被理解为一种语言形成时，话语分析便使得文本比主体、意识、理性和观念受到优先阐释；以及（3）随着语言形成方式从印刷文本转变为电子编码，话语分析就有修正的必要，这必须特别引为注意。

《监督与惩罚》对监狱史所采取的阐释策略，与另外两种策略相反：自由主义者的观点是，监狱是对早期惩罚形式的一种改进；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监狱因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而形成。这两种观点福柯都摈弃了，但他也对此进行了区分。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乃偏颇之论：生产方式这种分析法允许历史学家阐明监狱史的某些特征，但没能阐明福柯认为最值得探讨的特征。 25与此相反，自由主义者的观点达不到任何分析的目的；毋宁说，它是分析的对象，因为自由主义者所提出的对罪犯进行人道处置和改造这些原则是现代监狱体制的基础。

启蒙主义改良者的小册子是福柯必须分析的话语的第一个层面，这些小册子从贝卡里亚(Beccaria,1738—1794，译按，意大利人，因提倡刑法改革和经济分析而著名）对旧政体(OldRegime)残酷的惩罚体制的抗议，到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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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按，指英国功利主义哲学家、法学家）为使犯法的人制度化地转化为有用的人而提出的详细建议。所论述的话语的第二层是行政机器层面上的：监狱运行所需的日常文书工作，以及有关控制犯人日益聚集这一问题的专论。所研究的话语的第三层是刑事学90层面上的：监狱管理中系统知识的运用。这些层面的每一层都要求在处理上多少有些不同，但是在每一情形中，福柯的兴趣全都是与话语如何将实践组织到支配结构中有关(用他的术语便是“权力技术”)，他并不关注现代监狱发展过程中一个作者的想法在多大程度上被实现了或者没有实现。他也不关注社会群体是以何种方式对监狱问题大做文章，从而决定了监狱的命运。在观念或行动中是找不到福柯的监狱“起源”的。监狱的起源是对“权力技术”的复杂表述，这种表述（1）与话语的早期形成有关，（2）通过断断续续的话语链才得以实现。监狱“结构”的位置的设定，与上文提及的三种话语语域的交互作用有关。

监狱通过生产一些规范(norms）而运作，这些规范把所有人口分为囚犯和非囚犯。既然监狱的目的是要把囚犯还原到非囚犯状态，那么就必须有一个标准，一个审慎的综合的详细标准，以此确认非囚犯、囚犯，以及从一种状态转变为另一种状态的发展阶段。要实现这种转变，还必须有一种详细安排的生活方式。最后，还必须要有一套方法或体系，能够对每一个囚犯的转变进行跟踪记录。福柯借用边沁的术语Panopticon（一个能看到一切的人)，以此指代整个机器，这个机器能界定规范、约束消极因素、观察从消极向积极的转变，并研究整个过程，以便使机器能够完善。但是也存在着不同。对边沁而言，全景监狱(Panopticon)是这样的一种设计，它使罪犯的心智从犯法这种不理性转向规范这种理性。它以一种固定不变的总体的方式将社会权威施加在囚犯身上。囚犯的行动可能时刻受到狱卒的监视，而他根本就不知道。用卢梭的话说就是，囚犯将会被迫自由。因为不可能逃避或缓期接受全景之目的监督(Panoptical eye)，囚犯只好接受规范的权威，接受这种规范的合乎理性的欢娱与痛苦系统。对福柯而言，他的任务是把该系统看作一种支配结构，而非一种理性的人道主义意图的强行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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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若以自由主义的和边沁的理论标准来评价的话，全景监狱是失败的。福柯的目的是要在自由主义的框架之外把握全景监狱的作用：如果它没有改造囚犯，它做了什么？监狱的社会文本及全景监狱话语的效果又是什么？他的论点是：在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语境下，监狱将权力技术，将规范的“微观经济学”强加于这个世界；而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对市场的无政府状态、自由单元无止境的欲望追寻的混乱状态，以及无约束主体的理性都抱赞赏态度。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调控采取了话语/实践这一形式，它们对规范进行生产和再生产。学校、精神病院、工厂、军营等都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模仿全景监狱，尽管可能有很大变异(参看示意图)。在早期时代，权力是由贵族阶层的亲自在场和淫威暴力强制行使的；而在现代社会则不一样，权力是通过话语中的系统梳理、通过对日常生活的不断监视、通过对个性的规范进行adinfinitum（无穷）调适和再调适而实施的。现代社会可以被读解为一种话语，名义上的行动自由被他者无处不在的眼光所剥夺。也可从符号学角度把它阐释为一个符号场，其中全景监狱的元话语被再次施加到所有地方，甚至施加到没有设置全景监狱的场所。我们也许可以说，哪怕只是为了保证自己的自由，自由个体也会要求有一个受压抑的他者，一种外部超我，一个不在场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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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全景监狱受到技术上的局限。它既要求在安排好的封闭受控空间中被监视者的亲自在场，也要求监视者的在场。狱卒在中心塔楼里，可以看到所有囚犯的牢房，这些牢房分布塔楼周围，窗子全都朝向塔楼。窗子的位置使得囚犯不能确定狱卒是否在监视他。对主体的这种单向全盘监督，因档案记录而延伸。没有对主体行为的系统记录，监督便是不完全的。为了使全景监狱机器发挥作用，个体必须变成一个个案，记载细密的个人档案反映着他偏离规范的历史。当时出现的刑事学，为监狱管理部门提供了档案记录和档案评估的动力与知识。

20世纪后期，监督的技术条件大大进步了，但福柯却没能注意到它们。大体上，全民都已被标上数字，规范所规定的戒律已变成第二本性。19世纪城市中的粗鲁、肮脏、目不识丁、不守规矩的盲流，这些“危险阶层”，已经部分地被聪明、有教养、关心3时尚、举止优雅的人群取代。福柯感到，在20世纪后期，监督已是一种新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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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鲁大学心理诊所幼儿辅导所中的隔离观察装置。在上图中观察者（0)坐在ABCD所示的凹室里，在下图中则坐在A的位置上。幼儿(I)坐在ABEF所示的地板上。一堵16网的屏风墙把观察者（0)与幼儿（I）隔开。这个屏风起着视线滤网的作用，只能单向观看。(选自阿诺德·格塞尔(ArnoldGesell)《幼儿与人的成长》，纽约：麦克米兰，1928年版，第32—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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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社会不是一个景观的社会，而是一个监督的社会；在图像的表面下，深深地掩盖着身体；在交换的大抽象背后，继续进行着有生力量细致具体的操练；传播环路是知识积累和集中的支柱；符号游戏界定了权力的停泊地；不应说个体的那种美妙的总体性被我们的社会秩序所肢解、压抑和改变，而应说在这一社会秩序中，根据种种力量和身体的一整套工艺，个体被仔细地制造了出来。

福柯注意到了这种新技术，但他仅仅把它阐释为19世纪诸多模式的延伸。

今天的“传播环路”以及它们产生的数据库，构成了一座超级全景监狱（Superpanopticon)，一套没有围墙、窗子、塔楼和狱卒的监督系统。监督技术的数量增加导致了权力微观物理学中的质变。然而，技术变化只是这一过程的一部分。人民大众已经受到监督的约束，并参与这一过程。社会保障卡、驾驶执照、信用卡、借书证等等，个人必须申办、必须随时准备好，并不断使用它们。每一次使用都被记录、编码并加进数据库中。许多情况中，人们自己动手填表；他们便同时既是信息源又是信息记录器。电脑的家庭联网构成了这种现象的一体化的顶点：调制解调器与生产者的数据库相连，消费者通过这个调制解调器订购产品，便在购买行为中将自己的数据直接键入了生产者的数据库。马克思分析了工业革命时资本对劳动的重组，大批群众早期亲躬农田和作坊，接着在工厂和后来的现代化流水线上重新找到位置。同样，我们也可以说，自20世纪20年代以降，在日常生活的重组过程中，个体被构建为消费者，并且他们作为消费者而参与了对自己的纪律约束和监督。这样，消费主义者的活动便从少数贵族精英传到资产阶级，并进而在1920年以后遍及平民大众。这种蔓延并不是走向消费社会的经济变化，也不是走向一个流动能指世界的符号学变化，而是一种政治变化，是全民自我相互控制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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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发达的技术(本章开始已对此加以讨论）以及受纪律约束的自我监督的人群外，超级全景监狱还生造了一种新的语言情境，其特征非常独特且令人困厄。电子化的信息收集构成了数据库，尽管这种收集方式快速、准确且运算能力强，但仍然招致数据的巨大损失，或更确切地说，它强行进行一种强阅读（strongreading)。以数据库进行的当代监督所依赖的信息编码方式是数字化的，而不是模拟化的。数字化编码对信息强行实施二进制还原。二进制是由0和1极其复杂地组合起来的语言，但它毕竟还是源于那种简单的格栅。数字化编码根本就没打算再现或模拟，而这正是它与模拟编码的区别。模拟码是物质的直接模拟。地图便是模拟编码的极好例证，磁带录音也是如此。在磁带录音中，电磁处理使金属膜的细屑按顺序排列，模仿音乐所产生的声波。因此，一个高音产生的金属膜结构便与那个频率的短波周一致。振幅中的磁差被编成氧化物颗粒“堆”的相对不同的深度。音长被编为磁带上图形模式的重复；重复越多，音越长。如果用数字码或脉冲码调制的录音机代替模拟码的录音机，那么金属膜就会按0和1的代码排列。如果你查看一下数字带的膜结构，就会发现那上面的图形模式与声波没有直接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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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字母k与联系着它的英语声音之间的关系只是任意的或约定俗成的，数字编码与它的材料对象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然而，书面语言依赖着植根于文化背景中的内涵意义。因此，书写对文化材料的“编码”能力是无限的，正如模拟编码对其材料对象的模仿可以无穷分级。一词多义可使书写的编码能力得以无穷延伸。数字编码则不存在这种能力。事实上，数字编码的奇特力量缘于它限制意义以及消除歧义或“噪音”的程度。若说书写以其内部结构，以某些方式还原了经验，又以某些方式塑造经验，那么数字编码同样也因其格栅的限制，强行改变了它的材料对象。通过数字化编码了的信息而进行的监督，会因为使用数据库所使用的语言而构成了新的主体。

数据库将会提供“所有时代所有地方的所有信息”，这种希望的基础是对语言的实在论假定。从这个观点看，数据库是一种工具，一个技术窍门，它完美地复制了印刷信息。这种看法忽略了语言在塑造意义和实践中的生产作用。对于这个随印刷术的出现而产生的错误观点，本文特此重复：语言复制的这种新技术只会消除旧方法的差错和缺陷，它提供了知识或数据复制的透明度，而不会使意义有任何损失、文本有任何讹误。但是，谷登堡的这一发明与手抄相比既有得又有失。随着印刷机的采用，错误和故意的讹误不但没有消除掉，可能反而成倍增加。文本复制的控制本来只是针对几个抄经室，如今却要面对数目多得多的商业性出版社。在抄经室里干活的人分成小组，能够监督，在劳动中，要么是对上帝的信念(修道院)，要么是对真理的献身精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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