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方式

激励着他们；而在商业性出版社中，赢利动机和异见倾向很容易干扰复制过程。与此类似的是，文本复制手段从印刷转向电子化也极大地增加了不完全复制的可能性。

实在论的假设以其唯物论而自豪，却也因忽视了媒介的物质层面而难圆其说。从手稿到印刷文本的这一变化导致生产者和产品之间感官环节的丧失。印刷机消除或缩约了产品中的手艺痕迹。手稿的首字装帧让位于蚀刻甚至是插图。人工手绘线条的低效率被印刷机毫无人情味的重复敲击所取代。书籍本应是与某个特定的工人群体相关的一种产品，如今这层意义丧失了。好几种因素促进了电子化复制这一过程。例如，当《圣经》被电子编码后，它可以通过调制解调器被复制成软盘中的文件肉身或阴极射线管上的像素肉身；那些曾经使一页页上等纸为之增辉的字母符号，如今虽然顺序依旧，却在新媒介的化身中失去了一层意义。于是，济慈的《希腊古瓮咏》这首诗，录在英国浪漫诗歌数据库中，便与原始手稿、第一版，甚至大学的导论课课本中的这首诗，不太会是同一实在。

我坚持认为，数据库在现有语言之上强加了一种新语言，一种贫穷的有限的语言，这种语言利用规范来构建个体，并界定不随众的人。数据库在严格界定的范畴或领域内排列信息。在电脑监视器上浏览或打印在纸上时，每个领域便是一列，每个文件便是一行。每个领域都包含数量有限的空间，如果这个领域是关于日期和数字的，那么收人数据库的条目形式就更加有限了。数据库的速度和效率直接随着其中信息形式的固定性的变化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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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福柯与数据库

一个数据库可能以下列种种域组成：一个人的姓和名，社会保障号码，街道地址，市，州，邮政编码，电话号码，年龄，性别，种族，未付的违规停车费，租看成人录像次数，订阅共产主义刊物次数。为这一数据库收集信息的机构根据这些参数构建个人。

许多数据库的域，就它们所指的现象而言，只能是大概充分。只要人名域还有足够空间拼全人名的所有字母，就决不会缩写。数据库中另一个极端的域是“订阅共产主义刊物次数”。在此，这个范畴本身便充满政治色彩。但是，数据进入这个域的方式便很好地揭示了数据库的话语功能。刊物的名称可能也会收入这个域，但这样做就比键入不同刊物的数量或级别值（values）的效率来得低。可能有某种综合值（summary values)，例如，从1到4，4表示最具颠覆性，1表示最少颠覆性。在这点上，一切都依赖具体刊物得到的特定值。《琼斯妈妈》可能被标为2,《纽约书评》可能标为1。不管怎么说，刊物与级别值的关系虽然是任意的，数据库中这个域里的数字却毫不含糊。在刊物没有被预先编好代码的情形中，录入该域中的值就更为任意了，因为这个值的变化将因进行数据录入任务的人而定。

这一事例表明，数据库的结构或语法创造了不同信息之间的诸种关系，这些关系在数据库之外的原有关系中并不存在。从这意义上讲，数据库通过操纵不同信息单位之间的关系构建着个体。使数据库具有效力的，不仅是它们的非歧义的语法结构，而且还有他们的电子化编码方式和电脑化贮存方式。对电子形式的数据进行分类、搜寻，其速度之快令人惊叹，可达每秒数百万次，可谓是光速了。在上文的例子中，美国的整个人口可以在几秒钟内分类，搜寻出《纽约书评》的订户，并将这一信息传遍世界各地。如果个人的指纹和照片图像作为域加进数据库，如现在的警察局的电脑那样，那么数据库认人的能力就更不用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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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方式

福柯在《监督与惩罚》一书中争论说，在全景监狱中完善起来的监督方法，是现代工业社会得以诞生的重要因素：

如果说西方的经济起飞始于那些使资本积累成为可能的技术，那么也许还可以说，随着人口增加，其管理方法使得相对于传统权力形式的政治起飞成为可能，这些传统的权力形式是仪式化的，昂贵而且残暴，它们很快便废弃不用，被特意设计的精巧的统治技术所取代。

从封建政体到代议制民主政体这种权力的变化是从折磨到监督的转变：

（监督）取代了一种权力，这种权力通过那些行使该权力的人的才华而得到展示，并伺机将它所实施的对象客体化；(监督）形成了一套有关行使该权力的人的知识，而不是部署具有炫耀色彩的统治权意符。一言以蔽之，监督是种种细枝末节的技术发明的总成，这些发明减少了权力的种种不便，从而使得大规模使用的范围才有可能增加；而为了发挥这些发明的用途，权力必须对它们加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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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福柯与数据库

全景监狱的话语/实践是生物权力（biopower）新形式的条件，是为了生产过程的发展而对人民大众进行控制的手段。

同样，数据库的话语，即超级全景监狱，是在后现代、后工业化的信息方式下对大众进行控制的手段。福柯没有破译主体或工具行动的意图，而是破译话语/实践的形成，他以此教会我们如何解读一种新的权力形式。当这种话语分析运用于信息方式时，便带来了这一令人不快的发现：全民都参与了这一自我构建过程，把自己构建成超级全景监狱规范化监视的主体。我们认为数据库不是对隐私的侵犯或对中心个体的威胁，而是对个体的增值，一个额外自我的构建。这一额外自我可能在“真”自我根本不知发98生何事时，就对“真”自我造成伤害。数据库的图型构成成分便存在于这种自我构建中。以信用卡进行交易已很广泛，无人怨尤，今天在超市使用，也许明天便进入教室和家庭；这些交易以越来越快的速度给数据库提供馈给，给无处不在的电脑提供监督与控制的语言。即便采取对抗性策略，恐怕也不该是“所有时代所有地方的所有信息”这个格言，而最好是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中的结论：“让公众自由进入记忆库和资料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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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方式

第四章

德里达与电子书写

电脑的主体

无论谁与怪物搏斗，都应保证在此过程中不要变成怪物。当你长时间窥视深渊时，深渊也就窥视着你。

——尼采，《善与恶的彼岸》

解构是否随时可用电脑进行？

我在本章中提出的问题是，从电脑角度看德里达书写概念的地位：电脑书写的出现所预示的这一交流阶段，是否是德里达的文本解构法未能预见且无法解释的？就其本身而言，解构是否在前电子时代就颠覆书写、使之失去稳定性并复杂化，从而开辟了电脑书写的理论分析之路?因为技术是书写多种形式之所以可能产生的条件，所以我想提出的论题确实与技术有一定的关联；尽管如此，本章的这个问题并不打算对手写/印刷与电子书写这两种书写技术发难。在从印刷到电子书写的转变过程中，主体和文本这些术语被重新构型，而我感兴趣的便是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我所感兴趣的是，这两种情形中，书写过程构建主体的方式有何差异。

更具体地说，我将分析电子书写的出现是如何发挥作用，使西方思想的伟大传统所描绘的主体形象失去稳定性的。其中，笛卡尔式的主体是站在客体之外的一个位置上，获得对立的客体世界的知识；康德的主体既作为知识起源而位于世界之外，又作为这种知识的经验客体而位于世界之内；而黑格尔的主体则在世界之中转变自身，但也因此体现了世界存在的最终目的。我想论争的是，电子书写消解了主体，因此使得它再不能像在前电子书写中那样发挥中心作用。

格雷戈里·厄尔默（GregoryUlmer）争论道，德里达的阐释策略阐明了电脑媒介书写对主体的影响。他坚持道，“德里达的文本……已经反映了电子媒介的内化(internalization)，因此也就标明，在围绕西方形而上学的终结所进行的辩论中，到底什么才是最关键的”。①然而，为了要提出信息方式这一问题，厄尔默发现德里达的观点仍嫌不足。他觉得有必要将德里达的思想向前推进一步，发展出他所谓的“应用文字学（applied grammatology)”，以便“提供一种与当今这个电子传播时代相适应的书写方式”。②最终，连厄尔默也不能肯定德里达是预示了新的书写时代的到来，还是只看到了这个时代的苗头而并没有真的接受这个时代。德里达与信息方式的关系中包含着诸多有待澄清的含糊不清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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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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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里达有好几处明确地把他作品的语境指向电子媒介交流。在《论文字学》一书中，他认为当今时代的特征是：它“悬置于两个书写时代之间”，是一个“线性书写”和“书籍”都已“穷途末路”的时代。③在《立场》一书中，他声称，《论文字学》描述了“交流形式目前所发生的剧变，一切形式实践以及档案和信息处理领域中出现的新结构，这一切都全面而系统地降低了言说、语音文字及书籍的作用”。④在1979年《哲学的一般状态》会谈辑要中，德里达参与会谈的文字有十六页，他在五个不同场合讨论了“信息技术”⑤。他的主要论题是，当媒体虎视眈眈地要以“对话语的控制、操纵、颠覆或同化”来瓦解“评价的批判能力”的基础时，我们需要“保持警觉”。⑥《明信片》也可以被解释为一篇关于电子或“远距（tele)”书写的论文。最后，德里达1988年在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谈话，尽管带着那惯有的艰涩策略，但他还是指出，作家使用电脑会使主体失去稳定性。他在这次谈话中争论说，电脑有助于文本的可逆性并且使得增补的插入更加方便；然而，电脑扩展了书写的整合能力，从而保护了线性书写（整合能力亦即把注释，因而也就是他者声音，从主要文本中删除出去的能力)。因此，德里达坚持，无论这种整合是由作者、还是另一个人，或者一个集体完成的，电脑都使他们失去稳定性，因而开创了诸多局限的一种新情境。然而，他接着又闪烁其词地说，这也可以理解为对旧情境的延伸，对线性书写旧类型的延伸。⑦因此，在德里达的著作中，电脑书写是一个次要但决非微不足道的主题；很有意味的是，他往往是在联系社会语境为其立场定位的时候，才在他的文本中插入这一主题。

第四章 德里达与电子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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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在本章（1）分析德里达关于主体与书写关系的早期观点；(2）讨论与主体相关的数种电脑书写；以及（3）评价德里达的后期观点，尤其是把《明信片》作为分析电脑书写的一种理论策略，而分析其中的观点。本章中，我还将探讨解构是以何种方式使我们能够理解电子书写的，并且探讨电脑话语如何对解构理论的适当性提出一些问题，尤其是语境方面的问题。

他在《言说与现象》、《论文字学》、《书写与差异》、《边缘》以及《播撒》等著作中争论说，书写的某些特性显明了所有经验的特征，在西方的思想传统中书写的这些特性一直被忽视或压抑，而西方思想传统从某个方面看是限制性或强制性的，所以当前情境下迫切的理论任务便是探讨这些特性，以便动摇这一传统并使之失去稳定性。为了阐明他所说的书写的意思，德里达往往使用一些与书籍相关的术语，尽管他并不是指书籍的字面意思。这些术语之一便是“文本性”。在西方的哲学传统中，不管是用逻辑分析法还是修辞分析法，思想家分析文本都是为了译解文本的“意义”。这一传统的形而上假设把“存在”（包括书籍的存在）界定为自为一体的、封闭的、稳定的、有限的实在；一方面就文本而言，这些实在对于作者是透明的，而就社会行动而言对于行动者也是透明的；另一方面，对于这些存在或现实的读者或阐释者来说，这些实在也是透明的。

在这场意义探求中，分析领域的某些特征虽然对这一分析领域很重要，但还没有被注意到。对现实的这个封闭层面，德里达最常用的术语是“文本性”。多米尼克·拉卡普拉（DominickLaCapra）对此术语进行了确切的梳理，把它描述为“普遍被制定的痕迹’的关系网络”。®当德里达写道，“文本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存在时，他所使用的这一术语便是指“普遍经验”的特性，而非仅仅指书籍的特性。⑨这些“被制定痕迹的关系网络”是一些差异，这些差异既使我们能论证稳定而有界限的意义的存在，而同时又使我们能从根本上瓦解了意义是封闭而自足的这一论断。结构主义语言学家争论说，一个言说者不可能既有足够能力使用一种语言，而同时又考虑到使得该语言能像任何一种语言那样发挥功能的差异结构。德里达坚持认为，文本的读者或文化的阐释者要想揭示稳定的封闭的意义，便不可能同时阐明这样的“文本”条件，即只要有了这些条件意义便有可能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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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方式

例如，在印刷出来的书中，文字被空间和痕迹或记号所区分。再者，与面对面言说相反，印刷书籍可能与它们的作者在时间和空间上都离得很远。文本的这些基本层面看似无所谓，但却很重要。对于那些认为世界和书籍的组成是某种终结方式能够表现的可知实在的人来说，文本的这些基本层面给他们带来一些严重难题。本着这种精神，柏拉图才会不相信书写，而极力把真理界定为一种心理体验，其中的理念实在与心理表象完全对应。换句话说，他追求的是我们所谓的“真理”。书写与这种心理体验有距离，它与言说是对立的，并时时受到这一特定距离的影响。因此，书写就承受着这一“耻辱”，即它只不过是心理现实的摹本。词语是对精神的完全在场，精神是对现实界的完全在场，这三者是对真理的完全在场，这几个论点是西方理性文化的标记，尽管在西方传统这个轨迹上的不同时期，这些术语彼此之间的关系非常不同。

第四章 德里达与电子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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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某个特定情境中，书写可能是“尾随”言说的，但德里达从言说转向书写，则是力图把书写看成是始终已经(alwaysalready)先于言说的；他的这种阐释方法，是从寻求“文本”中形而上的固定意义转而探求“文本”中差异的矛盾游戏。他的关键范畴书写、延异、药（pharmakon译按，指解毒毒药）把逻各斯中心传统中的观念呈现为种种不能阐述这一逻辑的二元对立。德里达所使用的书写这一术语与言说并不对立，而是先于言说与书写的区别。言说始终已经被作者和真理的非同一性这种始终已经的“书写”所影响。由于将言说与书写进行二元论分析的观点没有将这一点考虑在内，因此德里达就发展了一种不同的范畴，一种非范畴，一种合乎“非决定的（undecidable)”逻辑的范畴；根据这一逻辑，言说之中已经存在“书写”因素，层序化(hierarchical）术语之间的对立既不清楚亦不是最终的，而且书写与言说不断“摆动”，所以彼此都不可能相对于对方而固定下来。

德里达完会清楚，要论证这一观点便要求在差别的“逻辑”内、在文本性的种种不稳定因素中提出自己的论点，甚至在立论过程中就得如此。德里达的书写存在着看似造作或嬉闹的文字游戏，这只不过是他的一种策略，以便使他自己的书写具有其自身的文本特性，以便防止封闭性并因而防止回到他所攻击的立场。例如，假若德里达只是颠倒了言说/书写这个二元对立的两极赋予书写以高于言说的固定的优先地位，那么他对逻各斯中心论作家的批判，就刚好适于批判他自己的立场。由于这一原因，他不断寻求种种术语，寻求能够阐明起防止封闭作用的文本特性的术语。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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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