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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里达力图在他自己的文本中预防意义的封闭，他坚持对文本稳定性保持警觉并进行无情地颠覆，对逻各斯中心的话语及其依附主体进行始终一贯的瓦解。解构主义的这些标记被某些人有时还包括德里达本人，阐释为走向一种新政治的第一步，这种新政治将超越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陈腐的观点。因此，这一政治问题是新事物的孕育、起源和出生。德里达把他自己的介人定位在历史的一个转折点上：解构纲领的出现是在书籍时代终结以及与这一时代相联系的政治已经耗竭之时。

请注意，这种自我定位本身并不新鲜。起码自启蒙运动以来，很可能自文艺复兴以来，有影响力的思想家总是自以为处于一个转折时代，并感到有必要勾勒出一套新的政治。与德里达更为接近的是尼采，他自然也是以同样方式构建其作品的语境。我们马上就会看到，尼采像德里达一样，借用母亲的形象，把新政治说成是一种“诞生”。他以欢快的心情写道：那“自由精神”将会“诞生出一颗舞动的星”。③尼采走着另一条路，做更加不详的预言，把他的构想想象为一种令人恐惧的威胁。

就解构与电脑书写的关系，我想提出有关语境和政治方面的问题。我将论证，德里达描述了目前情境中他的观点的铭写，而他的描述方式限制了他对理解电脑书写所做的贡献，且这一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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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德里达与电子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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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了种种政治后果。我承认：

1.解构是对逻各斯中心的文本以及（男性）主体与这些文本的关系的深层批判，这种批判使人们的注意力转向文本性的瓦解作用，这种文本性被理解为书面（written）痕迹；

2.德里达是在这样的情境中提出上述批判的，这一情境被他正确地定义为巨大历史变化之中的一种普遍混乱，他将自己的观点铭写为阐明这一历史情境所必须迈出的一步；

3.因为逻各斯中心主义在当今文化中扮演着一个关键角色，所以对它的批判具有首要的政治重要性；

4.一个主要难题是如何发展出一种政治，避免与逻各斯中心主义密切相关的旧“现代”政治的种种总体化策略和稳定化封闭。

德里达定义他与在场（thepresent）之间的关系的方式，是我与解构主义之间的分歧之始。德里达处理逻各斯中心的文本细致入微，而与此相反，他界定当今情境时则往往使用省略而含混的陈述，其间的这一区别使我印象很深。他对在场的特征的归纳是泛泛的、矛盾的、犹豫不决的，对解构与新的书写形式间的关系也不甚明了。似乎他不能确定，解构到底是哲学家的“灰身灭智(grayongray)”，描画着印刷书写这个已逝时代的轮廓，还是先觉者舞动的星，在宣告电子书写的诞生。现今的情境是一个深渊(abyss)，向里面窥视只会看到怪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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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德里达采取的方式非常迂回曲折，但他还是把新时代的特征明确地归纳为“怪物”，而且我认为他对解构的特征也做如此归纳。德里达设想自己处于一个待产妇的位置，而且是一个非常焦虑的待产妇。在《结构、符号与游戏》一文中，他区分了两种阐释方式，一种是逻各斯中心的，另一种则是肯定性的“游戏”。他并未主张在这两者间做出选择，而是要求努力“构想共同点以及这种不可缩约的区别的延异”。这便是解构的立场：不要使“游戏性”阅读与逻各斯中心的阅读相对，而是要构想这两者背后的延异。带着这一想法，德里达便转向产妇隐喻：

这里存在一种问题，我们姑且还把它称为历史性的，目前我们还只是瞥见这一问题的产生胚胎（conception）、成形(formation)、孕育发展（gestation)，以及生产（labor）的一斑。我承认，我使用这些字眼是暗指生育过程的，但也影射这个社会中那些一遇到难以命名之物便避而不视的人，而我并不把自已排除出这一社会。这种迄今仍难以命名之物正在宣告它的来临，并且必然像任何一种即将诞生的事物那样，它只能被归为无种类的物种，以无形无声幼稚且令人恐惧的怪异形式宣告自己的到来。

解构主义在此被呈现为一种诞生。在上文所引的那句晦涩的迁回曲折的表达中，德里达“影射”着两个方向：其一指向“问题”的“产生胚胎”等，其二指向那些对“难以命名之物”避而不视的人。前一个方向似乎是解构的方向；后者则是一个新的社会的、一种“怪物”的方向。于是，在同一历史时刻，德里达分娩了，而社会也分娩了。德里达在分娩时没有对社会的怪异分娩避而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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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论文字学》中对怪异性也有类似的提及。“只有以一种绝对危险的形式才可能对将来进行预见。正是这一点才会与已构建的规范性彻底断裂，只能把它宣布或呈现为一种怪异。”虽说解构主义并没有被命名为怪物，但可把它当作是“宣布”了怪异未来的事物。归根结底，在这段文字中，正是解构主义之“母”德里达“宣布”未来是一个怪物。那么，一个母亲带着这样的恐惧，该如何为一个新历史时期的诞生做好准备呢?德里达的准备工作的特点可以归纳为一种双重运动：一方面，他游戏文本，对有些人来说，其游戏已经达到令人恼怒的程度；但是另一方面，他很警觉，警觉得着迷。解构主义一会儿嘲笑逗弄文本；一会儿主张要有非同一般的谨慎、细心与严肃，并身体力行。德里达建议，在文本阅读中要有警觉的细心，他使用的这些词语诸如“耐心冥思”和“苦心探究”，又如“慎重的、辩异的、缓慢的、分层的阅读”。当解构主义之母面对着这种在一个怪异时代孕育着一个怪物的“绝对危险”时，其典型特征便是太过讲究准备工作。

在上文所述的段落里，“怪物”这一术语可以被读解为一个毫无渲染的时代意象，核灾变、生态灾难、极权政治等都在威胁着这一时代，这是一个后大屠杀(post-holocaust)时代，任何噩梦都是可以想象的。抑或“怪物”可能就是解构本身，但这只是那些满足于逻各斯中心立场的人，心惊胆战地从外界(the out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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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这样看。虽说这两种阅读方式都是可能的，甚至或许是作者“所意图的”，但这一意象的修辞的/行事性的语力(rhetorical/performativeforce)具有一种语义过剩(excess),这种过剩溢出了防御姿态而涌向外界，它给读者的下马威太快了一点，使读者还来不及对解构主义做出反应。它暗示了第三种阅读，或许是一种解构式的阅读：德里达建立起一种外界与内界（theinside）的二元对立，外界由一般社会以及对解构主义抱有敌意的人组成，内界则是解构主义本身。内界防止外界对它进行侵染的策略是采取外界的立场，并站在那个立场上将解构称为“怪物”。但是，我们从解构主义便可得知，这些对立并不能像所意图的那样起作用：在防止外界对它产生侵染的文本过程中，内界渐渐具有了外界的某些特征。因此，德里达宣布未来是怪异的，而德里达正在分娩的这种阐释未来的理论策略也是怪异的。如果我的读解有什么价值的话，那就是它可能有助于阐明解构主义中条分缕析的文本分析和刚刚起步的政治姿态之间的对照。

解构主义的政治与焦虑的母亲这一隐喻相互关联，并受到这一隐喻的限制；焦虑母亲对她体内所“孕含”的未来前景爱恨交织。有些女性主义者已经争论说，德里达以一种“女性的”方式处理文本，他不仅从根本上瓦解着构成这些文本的男性主体，而且还拒绝以一种“男性的”、竞争性的风格与“对手”对抗。在这种读解中，德里达不是要摧毁逻各斯中心主义，而是宁愿暴露它的种种困难和局限，他容许它们继续存在，但现在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部分失败及不可避免的死胡同的认识则更加复杂。然而，德里达并没有站到女性主义一边，并没有加人到试图掀起文化革命的女性主义事业之中。相反，他抑制自己，不做出这种承诺。我相信，他这么做的部分原因是，对于将要出世的婴儿是个“怪物”这一点，他具有一种“产妇的”焦虑。这样的犹疑便导致了一种有所局限的文本政治，这种政治之所以得以宣布是因为凭借了与封闭和总体化相对立这一名义。由于这种新政治既被设想为具有迫切的不可或缺性，又被设想为具有噩兆般的令人畏怯性，因此，解构主义便被关在一间两头不靠的旅馆，这里的主要消遣就是无休无止地在文本上费心和游戏。解构主义把自己塞进了一个由多种力量组成的场中，不去直接争夺地盘，而宁可攻击现存立场，往往激起对方敌意的无意识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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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提出，因一个很具体的原因，解构主义政治可能会出现一个问题。我在下文中将要论证，对于阐明主体与电脑书写的不107同形式之间的关系，解构主义尤其有用；而且，解构主义的这一能力为它自身提供了一种普遍性，使它的分析范围延伸到它现行实践的局限之外。就像波德里亚的商品符号学和福柯的权力技术话语一样，德里达的文本解构主义使他能够进入电子书写和主体的新构型之间那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之中。然而，德里达建构自己的观点的语境时所使用的方式，可能并不会最大限度地发挥解构主义探究这种关系的能力。由于语境化这个问题决定了什么领域可以对分析开放，因此在这个特定意义上，我把它看作是一个政治问题。

那么，对于他的书写观念得以发展的语境，德里达该如何归纳其特点呢?德里达的书写观念与他著作的历史语境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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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语境和电子文本性

解构主义政治因为不能决定该走哪一条路、应站在哪一边、是与左派同一个阵营还是采取不甚投入的态度，因此它常常遭到批判。德里达正确地反击说：解构主义处于两个时代的转折点上，而分为左派和右派的旧式政治则起源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从立法机构代表的座次排列演化而来，已不再适用于这些还有待界定的论题，或起码已不能作为这些论题的定位点。解构主义所处的这个位置在一种明晰的政治得以形成之前、在各种力量的清晰关系出现之前便已确定，而这个位置的发展方向却还难以确定，人们只能在这些关系清晰时才能选定立场。要分析解构主义政治这一难题就必须联系到它界定自身情境的方式：解构主义是从在场的角度界定自身的，这种界定方式是否能使书写概念作为社会批判理论的一个出发点？

德里达对书写与在场的关系含糊其辞。在《论文字学》开始的关键段落中，他宣称书写既是“逻各斯中心的”过去的一部分，又超越了这种过去，于是他就在在场中开始进行一种新的语言批判。如果把当前的情境划为转折时期，那么上文这种含糊可能就难以避免，但是关键的问题是，德里达是否对这种含糊性做出了适当的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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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里达以修正当时通行的语言范畴的范围开始：

已有一些时候了……人们说，“语言”是为了行动、运动、思想、反思、意识、无意识、体验、情感性等等。现在，我们则倾向于说“书写”是为了以上这一切，而且还要更多：不仅要标明字面上的象形或表意铭写的物理形态，还要标明使书写成为可能的总体性；另外，还要超越意指面（face）而标明所指面本身。因此，我们说“书写”是为了所有能够产生一般铭写的一切……控制论程序所覆盖的整个领域都将是书写的领域。

书写的范畴宣告了“书的死亡”，“覆盖”了电子音讯，把它们作为“一般铭写”的一部分。但是这一论点接着便发生一种微妙的转换：“音书写（phonetic writing译按，又译“语音书写”或“话音书写”)”与另类书写被加以区别了：

情报检索实用方法的发展极大地延伸了“音讯”的种种可能性，以致它再不是某一语言的“书面”翻译，再不是在口语中保持完整性的一个所指的传达。它与表音文字的延伸、与维护口语语言使它在言说主体缺席时仍能发挥作用的所有手段的延伸紧密连在一起。……作为西方形而上的、科学的、技术的及经济的伟大冒险的媒介，音书写既受时空的限制，又自我限制，甚至在它处于给文化领域强加其法则的过程中时也是如此，尽管文化领域已经避开了它。但是控制论（cybernetics译按，译文对此词的处理仍系用过去习惯的译法）与书写的“人类科学”的结合并非偶然，这种结合导致了一种更深的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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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信息一旦开始便使“音书写”重新定位，使它相对化并给它划定了一个范围，改变了言说主体与音讯之间的关系。于是，问题便是:解构主义是否属于从电子书写这一新的立足点对“音书写”的批判?抑或，当它从外界目睹电子书写“更深的逆转”时，它只不过是希望达到对音书写的批判而已？一方面，德里达将“一般铭写”纳入他的书写概念的覆盖范围内。但是，他在界定了书写领域之后才宣称“控制论与书写的人类科学的结合”引发了“更深的逆转”，而且他并没有试图界定所述逆转的性质，没有界定它改变书写的具体方式，也没有对这种逆转的“深度”的性质的特征进行归纳。问得更确切一些便是，如与印刷相比，电子书写的间隔(spacing）增加了，这是否会引起主体与语言的关系中某种根本上的断裂?若是如此，其方式又是什么？

德里达之所以不愿提出这一问题，我相信这是因为，这样做便要求他对自己的书写语境进行深层考查，而他虽然嘴上大喊要这样做，但显然他并不真的想这样做。例如，在《论文字学》中，他从某种正在显现的书写“情境”出发，含糊其辞地界定他的书写概念的语境。他接着写道：“为何当今[情境]正在把自己呈现为这般面目(as such),而且在事后(after the fact)?”这个问题是提出来了，但他未着一字便很快把它打发过去了：“这一问题将会引起永无休止的分析。”既然德里达已经把他自己的纲要定义为永无休止的，那么难以穷尽性便不应该成为绕开语境这个问题的借口。要对逻各斯中心主义进行解构，就要从创建语境这个永无休止的任务入手，但是对解构主义的语境进行界定，这个问题的永无休止性只是为话语封闭提出的失败辩护。能够得出的唯一结论便是，解构主义既认识到它对其语境的依附，又不能界定这种依附，既不能严格地把它作为问题提出，又不能完全承认与这种依附相连的政治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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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署名事件语境》一文中，德里达联系他的书写理论阐述语境问题，他曾断言不可能对语境进行规定，此文对此断言进行了系统的辩护。他把书写铭写到延异这一可能命题内，把它作为一种抵制意义与作者的同一性的不可简约的缺席。

这种可能性才是我想坚持的：摘录以及引用性嫁接(grafting译按，又译“移植”）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附属于每一个口头的或书面的记号的结构；甚至在符号语言（semiolinguistic）交流的每一个视域（horizon）之前以及之外，这种可能性都会把每一个记号作为书写进行构建。作为书写也就是作为某一特定点上功能发挥的中断(functioningcutoff)这种可能性，记号的这种中断是与它的“原始”意义的中断，与它对一个可饱和的约束性语境的附属性中断。每个符号……都能与每个特定的语境断绝，并以一种绝对不会饱和的方式产生种种无限新的语境。这并不意味着这一记号在它的语境之外仍然有效，而是相反，意味着只会存在不具任何绝对参照（anchoring）中心的语境。②德里达坚信，所有交流、所有表达、所有符号都包含着与它们的发送者、言说者、指涉对象分离的可能性，以此作为自己的结构。这一假定是解构主义的本质，并且是其启发力量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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