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方式

于是，主体在这层历史新意义上受到质疑。在部落社会的小社群中，个体处于无所不及的亲属结构的关系网中，日常经历都在对身份进行再生产，因此从出生之日起就“为人所知”。在这一语境中，主体是社会化的，被构建和再生产为一种关系自我（relationalself)。与此相反，在城市中的个体则被抽离这样的身份再生产，但是现在是在信息方式之前，交谈还需要面对面的定位，需要确定该个体的身体“调号”，以便必要时还能在以后再回想起那些实际身份。书写与印刷中，身份进一步脱离交流，但是即便用了假名字，其原作者性也还起到固定身份的作用。在电脑音讯服务中，语言的使用则基本上与传记身份分离了。身份在电子交流网络及电脑存储系统中消散了。

人们终于能够与其他人进行远距交流，而且往往要坚持不懈地进行下去；交谈中，自己的身体、声音、性别等个人历史的许多标记必然被呈现给交谈伙伴，由此引起的诸多考虑，现在已不必顾及。交谈发烧友处于小说作者的位置上，在书写过程中把自己当做小说角色创作，从诸如自己的感情、需要、观念、欲望、社会立场、政治观点、经济状况、家庭境况等整个人的角度，虚构自己。他们置身于文化之中，其痕迹只局限于这一事实：他们有能力以某种特定的语言进行书写，也许是无穷度的（infinitedegree）书写。

由于电脑和音讯服务的介入，书面语言被抽离社会交往，以致身份已变成想象的。这种想象与拉康的想象界并不相同。拉康的想象界产生于镜像发展阶段，所有主体都会因这个阶段而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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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德里达与电子书写

118中心化和自我异化。电脑上的交谈发烧友并没有再生产自我与欲望之间的结构差异，这种差异是一种空缺，存在于无意识所结构的自我之内。而书面交谈则在其生产过程中创造了(想象的）主体，并没有对语境进行常规包装。可以这样说，主体总是想象出来的，而统一的自我只是资产阶级文化的一个意识形态幻象。然而在电脑交谈中，一种零度的或空洞的主体空间被结构到实践之中：书写主体直接将自身呈现为他者。

虽说电脑音讯的匿名性可能被电脑交谈发烧友当作一种解放体验，一种从社会约束中解放出来的体验，但我却要论证这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儿。电脑交谈发烧友根本就不“自由”，而是以多种方式受到约束。首先，他们被约束在在符号交换中，被约束在对主体进行定位的新的电脑化系统中；再者，他们被已有的自我构成所约束，最典型的情况是被这一自我的经验所约束，即作为限制并激发着越轨意识的这种自我在隐匿或悬置起来时的经验；最后，他们被约束在交谈所使用的语言中，这语言具有语义的、意识形态的及文化的特性，这种特性并不会因转换成美国信息交换标准代码而减弱。主体的某些方面在日常生活中是以一种否定形式构成的，我怀疑电脑音讯可能会强化主体的这些方面。我并不是在断言电子音讯能够在事实上促成某种“整体的”或“真实的”自我构建行为，而是说自我构建过程的一种再构型正在形成，这种再构型具有一套新的限制与可能性。

音讯服务一般会出现在电脑公告牌上。美国的每个主要城市都有数百个这样的公告牌。公告牌是个人在电话线上建立起来的，有时与一个电脑俱乐部或其他特别兴趣小组相联系。他们通常免收打进来的电话费，并提供公共领域的软件、游戏以及一项音讯服务。这些音讯绝大多数往往是关于电脑以及从公告牌上获得的软件的问题。有些人之间的友谊始于交换音讯，有些音讯的传递则在先前已经有所了解的人之间进行，他们已有的相互了解与电子无关。加州奥兰治县有一个公告牌叫做“法式关系（TheFrenchConnection译按，显然借用同名奥斯卡奖电影片名)”，它旨在激活并模仿单身吧或约会服务。你可以参加进来与一个“情人”进行私下交流，在“更衣间”与其他男人聊天，在“梳妆室”与女人聊天，或者在“公共”区域与其他参与者“见面”。该音讯服务限定用户只能使用一个“称号”，因此就降低了玩弄身份游戏的可能。然而，就以这个称号，一个人的日常自我便可能具有多重身份。在“法式关系”中，有一个叫“爱丽丝”的，人们之所以记得她，是因为她在“公共区域”大跳脱衣舞，而且还在屏幕上附上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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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方式

音讯服务在美国是由商业化计算信息服务机构提供的，而在欧洲则由政府通信机构提供。为普通大众提供的电脑通信服务中，法国迷你电信（FrenchMinitel)无疑是范围最广、最吸引人的实验。法国政府因为急于要在高科技通信领域赶上其他国家整个80年代期间，免费把数百万台小型电脑送给电话用户，这本来只是为了代替电话号码簿。迷你电信的用户除了获得电话号码外，还获得数千种服务，主要是有关各种话题的当前信息的数据库。尽管“迷你电信的玫瑰”被滥用作嫖娼联系，音讯服务(messagerie)还是迷你电信上最流行最有趣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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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特拉斯堡，GRETEL系统在80年代初期加了一项“音讯服务”，大获成功，很快便传遍整个迷你电信网。迷你电信中有一半拨号是为了音讯服务。玛丽·马香（MarieMarchand)在她关于迷你电信的书中，描述了法国人如此迷恋音讯服务的一些原因：“人们可以无所不谈，毫无禁忌，无论白天黑夜，想跟谁谈就跟谁谈。人们可以寻找心灵伙伴，惬意地交谈而不会产生与一个完全陌生的人交谈时的那种不安，还可以与固定的讨论伙伴再连接上。”对法国人来讲，“言论自由”在迷你电信的音讯服务这些条件下最充分地实现了。1986年通过的对“远程电信服务（telematicservices)”进行管理的法规，把这些服务，如迷你电信，纳入播放媒体的范畴；但对它们也予以特殊考虑，给它们规定了与新闻界同等的地位，保证不对它们行使任何采编或审查法。在政治舞台上，右派攻击迷你电信，而左派则欢呼说迷你电信的引入延伸了共和传统。于是，迷你电信的音讯服务被阐释为自由主义交流政治的延伸。

在法国人对迷你电信的不同观点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自由如今与公共领域或私人领域中个人身份的维护无关，而与其中个人身份的完全隐匿有关。马克·纪尧姆(MarcGuillaume)把迷你电信想象为将来的基本交流工具，对于监视器为个人所提供的保护感到欢欣鼓舞，匿名的个人安全地隐蔽在一个超越责任感的位置上。用马香的话说便是：“多亏可以随时改换的假名，人们可以玩面具游戏，玩不同身份的游戏了。……人们可以不必亲自来到而又能到场，能看到而不会被看到，能假扮成另一个人，走入未知世界而又不冒任何危险。”这些作者的假设是，在信息方式下，在超级全景监狱的世界里，对个人的监督是完全彻底的。自由王国于是便退守到电脑显示器以及虚构身份上，这些虚构的身份的交流可以通过调制解调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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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方式

这种眼光无疑是雅皮士式的：白种、男性、中产阶级。1983年对迷你电信用户进行的一份普查也证实了这种情况：百分之七十五的人是男性，百分之四十为年龄介于十五岁至四十岁之间的单身汉；绝大多数为中产阶级；迷你电信百分之七十的用户使用音讯服务，百分之七十使用假名，因为“这让他们开心”；百分之四十的人声称他们“宁可要迷你电信而不要电视”。我们可以推测，笛卡尔式主体陷于它自己造成的工具理性世界的陷阱中，而现在则已经发现自己又落入歹托邦（dystopia译按，乌托邦的反面）的图圄。无论公众的还是私人的职业追求领域中都缺少或减少了游戏性、自发性，以及想象与欲望。只有音讯服务以其虚构的自我构建与彻底的隐姓埋名，为许多人提供了一种显而易见的缓刑，使他们暂时不必踏入理性的囚车。

一旦与音讯服务相连，一个人的主体性便犹如春花怒放。“电脑咖啡馆”、“单身电子吧”等音讯服务提供了一种新型的社交形式，一种信息方式时代的“社群”。人们对电子村如此依恋不舍，巴黎人八月份到布列塔尼度假时竟会只带上他的迷你电信。贝尚松的一个单身女人创下一项迷你电信账单记录。她的月使用费为11666美元，联机时间达500小时，而一个月的总时间也才720小时。随着音讯服务越发成功，法国电话服务的收入也大幅度上升，迷你电信的通信量大有使现有技术难以承受之势，新旧社会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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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矛盾也越发显露。夫妻因为对方迷情电子而醋意大发。一位丈夫愤怒之下切断电话线以阻止妻子与迷你电信的“外遇”（但这位妻子还是能接上线，这位丈夫则把她的那套家什扔出窗外)；还有一位妻子为了一个“极好的”男人而离开丈夫，这位男人只是她在音讯服务中“聊上”的，她对一个朋友坦白说，当她决定离121开丈夫时，还没见过她的新情人。这些例证给人的印象是，电脑音讯服务中产生出来的新主体，恰恰正是过去的那种浪漫的人。然而我所要强调的是，当某些用户坦言，他们在电脑交谈中流露出的亲昵言行，比他们对相处很久的配偶所流露的还要多的时候，电脑交谈往往被认为比传统的交谈更加重要。虚构的主体性可能比“真实的”自我更具“本真性”。请注意上文的异性交往实例中，与“哈里”的关系可能证实是与海伦的联系。

电子社群

正如音讯服务中无性别的隐匿性从根本上瓦解了笛卡尔式的主体一样，在电脑会议（computer conferencing）中，其他的社会等级也受到质疑。如果说迷你电信只容许两个人进行私下交谈，那么电脑会议则允许任何数目的人参加同一讨论，但又可以“自己选择进度、时间与地点”。如果说迷你电信为面对面的交际提供了电子化的增补，电脑会议则替代了全体社群成员的相聚。在杰西·伯纳德（JessieBernard）的想象中，电脑会议改变了“空间对人际关系的重要性……要想理解一个社会如何运作，我们根本就不需要社群这一概念”。其他评论者则更为乐观。希尔茨(Hiltz)和图罗夫(Turoff)在他们论述电脑会议的重要论著中，希望满怀地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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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方式

我们将要变成网络国家，与同事、朋友以及具有相似兴趣的“陌生人”进行大量的信息交换和社会-情感的交流。……我们将要变成一个“地球村”。……可以说，一个人将能够在国家或世界的任何地方工作、购物，或者接受他人教育或与他人同受教育。

电脑会议是否会从全方位改变世界，且能达到其支持者宣扬的程度，这尚有疑问。不过，电子互联毕竟是一种新的书写、交际和交流形式，它进一步动摇了主体/语言“界面”的主导构型(译按，在此又可译为“配置”)。

电脑会议就像电子邮件一样，只不过参加“讨论”的人数可以随便有多少(但一般不超过五十人)。传送到中央电脑中的音讯被分类存储起来，立刻又能让其他参与者获取。存取顺序完全取决于读者，因此这便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原作者的作用。相反，整个会议倒变成了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原作者的一个单独文本。

对那些习惯于共时的聚会式会议(meetings）的人来说，讨论的过程既疏远而且又没有一致的方向。在一般的会议中，有许多东西并非依赖于说了什么，而是有赖于谁说的、他们的介入方式、他们如何着装以及他们的体态语言、面部表情和口头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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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脑会议中这一切都不在了，结果，主体被置于一个非常新的情境之中。电脑会议的参与者散布各地，虽说某些常规惯例和术语已经开始形成，但引导他们进行交谈的新礼仪仍有待建立。例如，“潜伏者(lurkers)”是指那些只阅读会议音讯但不对讨论发表意见的人。“私语（whispering)”的意思是私下的旁白，指只限于一个或几个参与者之间的音讯。同时新的“社会病状”也出现了。电脑会议与会者会担心他们的音讯不能引起他人的反应，事实上在很多情形中，参与者对是否针对他人的交流做出反应，态度也很随便，而在面对面的言说中很少体验到这种焦虑感。

由于电脑会议中缺少面对面的言说中起引导作用的常规提示和程式，很简单的程序问题就有可能产生很根本的困难。如依次发言并把讨论进行下去，这些事情都出现了问题。某些陈述类型，阐述风格和逻辑严密性会有压制讨论的倾向，而开放式陈述则征求回应，并进而形成会议。更为重要的是，参与者必须时刻做到尽量明白无误地表达其所说内容，不断以元陈述(metastatements)阐明自己的陈述。讨论中有很大一部分音讯必须专门用来阐述音讯，作为增补信息，以填补平常嵌入言说语境中的那部分。电脑会议的音讯不像共时的言语行为，它们对自己的语言实践的反思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因为语言惯例被如此彻底地动摇了，所以电脑会议很容易就变成有关言谈的言谈。

电脑会议除了无作者性和自我反思性以外，还会动摇权力关系，这些统辖着共时言语的权力关系既是经济的又是性别化的。可能有许多因素从深层影响着一种表述被接受的方式，所有这些因素，如制度性身份、个人感召力（charisma译按，或音译为“卡里斯马”)、修辞技能、性别及种族，在电脑会议中几乎没有什么作用。因而参与的平等性得到促进。要考虑的是诸如打字速度这些新奇而又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的事，它们决定了谁“说”得最频繁。在共时会议这些解决问题的情境中，有很大的压力要求与会者与现存范式或将要达成的共识保持一致。电脑会议则与此相反。由于有着隐匿性和时/空距离的遮蔽，电脑会议鼓励公开批评，并鼓励人们提出非流行的或离奇古怪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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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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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会式会议要求空间上的同步性，这既费钱又麻烦，而电脑会议则无须如此，仅这一事实便能使电脑会议促进权力的分散。先进的电话技术，如通信卫星等，容许参加会议的范围遍及全世界。会议日程安排变得无限灵活，其包含范围也无限广泛。从技术上讲，希腊集市的参与式民主以及殖民地时期新英格兰的市镇集会这种理想，在发达工业社会已变得可行。希尔茨和图罗夫预见了最好的前景：“我们相信，电脑化会议的基本作用将会是产生出以前所不可能产生的社会网络的数量和新种类。随之而来的将是价值观的性质及制度的性质的大规模转换，而这些价值观及制度则是社会特性的体现。”希尔茨和图罗夫未来学家式的眼光并非总是关注着这种制度性变化的政治过程。他们认为，电脑技术的民主倾向，将会因为对技能的开放式的自由获取和广泛传播而得以实现。电脑会议很经济，这方面的优越性显而易见要移动的是文字而不是人，因此电脑会议可能会遍及范围很广。果若如此，它将把一种交流形式引入日常生活，搅乱主体在其表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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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的定位作用。

在电脑上写作、在音讯服务网上交谈以及电脑会议都将新的限定关系引人作者/文本关系之中。最具发展潜能的变化是主体性的新构型，这一主体性的构成并不是通过对逻各斯中心式的在场进行文本置换得以实现的，而是在一个与作者/文本关系大相径庭的表达层面上，通过主体的一种分散形式得以实现的。电子记号与图示书写（graphic）记号相对，它容许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阅读与书写的时/空坐标进行深层改造。电子记号使反逻各斯中心的倾向更加激进，而解构主义争论说，这些倾向是所有书写中固有的。这种图示书写记号到电子记号的变化，容许电子书写在整个社会空间内广泛传播，并且也从根本上瓦解了前电子书写的时间局限。于是，主要问题便是解构主义是否能提供阐述手段，以便把握电脑书写的文本性，或者相应而相反地说，电脑书写是否对解构主义提出挑战，使它修改其策略并使之超越对逻各斯中心的文本的分析。

解构与电子书写

德里达在《明信片》一书中对电子媒介书写的主题处理是最为严密的，这本书无疑是他较难把握的著作之一。书的前半部分题为《寄发件》，声称是自1977年至1979年间寄出去的一系列明信片上的文本复制品，其中很多是一段段有缺损的散论。明信片针对非交流的语言这一问题：“谁在写？写给谁？……寄到什么地址？……我的诚实使我终于说出我一无所知，而我将这一切归功于我的诚实的任何遗迹。”将这些明信片归人某个作者名下自然不会有问题，如，假如归入德里达名下(尽管这些明信片可能就是他的，这本书本来就是署他的名出版的嘛)，或者弄清是那个(那些）收信人(尽管他/她/他们可能实有其人)或者确定书的内容是否对真实的明信片的复制，起码是部分复制，这样做都没问题。德里达的用意似乎是，明信片与书写一样是以说的形式而不说的手段(means of not saying in the form of saying)。明信片具有被寄给某人这一特殊属性，即它们被“指定了目的地”。可是，一旦它们不能到达目的地，它们便会瓦解逻各斯中心的理性。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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