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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的护封复制了一张明信片，文中没少讨论这张明信片。明信片上苏格拉底坐着写作，而柏拉图则站立其身后口授。这张明信片颠倒了这两个人物的关系，表明德里达关于书写先于言说的主题。实际的书写者柏拉图先于言说者苏格拉底，所以他们关系的一种可能再现颠倒了他们的角色，正如明信片所做的那样。但是在德里达看来，明信片是一种书写形式，并因此在逻各斯中心的传统中扮演着一个瓦解性的角色。作为一张明信片，它描绘的是明信片/书写的去稳定性效应，其描述方式是调换苏格拉底柏拉图的关系。

《明信片》的读者起初可能会被该书的结构搞得莫名其妙。《寄发件》这部分包括明信片上的文字，在此之后重印了两篇论弗洛伊德的长文(《思索论“弗洛伊德”》和《事实的要素》)。弗洛伊德与明信片的关系所涉及的，是无意识中复杂的记忆痕迹与明信片这种远距书写的距离效应之间的相似性。在《文明及其缺憾》一书中，弗洛伊德对技术的进步以及工具主义倡导者感到遗憾，而且妙语相讥。他说，虽说电话使得人们能够与遥远的朋友谈上话，但首先是这一技术革命才使得人们可能离得这么远，因此才觉得需要电话。弗洛伊德着迷的“技术”并非电话，而是蜡板（wax tablet)或“神秘的书写本（mystic writing pad)”。在德里达看来，这已变成了弗洛伊德对无意识的主要隐喻。德里达认为，弗洛伊德明白这块蜡板通过保留痕迹而起着书写工具的作用，且它由多重层次组成。这些层面有所区分地作用于书写，保持和抹擦痕迹的方式并不直接受书写者的控制。正如蜡板般的无意识超越了工具理性，因而与明信片的“文本”效果相似一样，弗洛伊德着迷于其侄子所玩的“寻宝”(fort-da.译按，有人音译为“福-达”)游戏，即找回抛出去的物体，也使德里达想到“邮政的某种状态……”在这两种情形中，主体都给表述指定了一个接收人，但这一音讯却被另外一个人收到了。如此而言，德里达觉得把他的明信片与他对弗洛伊德的持久探讨结合起来就很妥帖。他的明信片中有许多是情书，这真是再明白不过的心理分析主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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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信片》中，德里达延伸了书写的文本性这个领域。书写具有间隔(spacing）以及诸多记号，因此明信片这种媒介也被包括在其探讨范围内。明信片被寄出了：它们是跨越了一段距离的音讯。德里达认为，这种“远距的”音讯传递对书写内容而言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书写产生物质痕迹，所以它颠覆着理性主体对真理的控制能力。这些痕迹介于思想与表达之间，使书写延误、变异，在作者与观念之间打开一道裂痕。明信片还产生另一种复杂情况。因为有距离，所以它们必须远行，它们可能会被寄错地方。作者的意图是把音讯寄给某个特定的人，而这一意图可能会受挫，且大体上总是受挫：“一封信可能总是因而肯定永远到达不了目的地……”相对说来，明信片丢失事件极少发生，但因为这件事会动摇那种把明信片仅仅看作是信息传输工具的工具理性的观点，所以德里达赋予它很高的重要性。德里达想强调的是，明信片丢失的可能性极小，但这却是远距离音讯传输中固有的，因而不可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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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强调明信片这类特性中的其他方面，诸如邮局或邮政所的卷入、信息从一个邮局传到另一个邮局等。他提醒我们，邮局并非一个纯然的职能之所，而是一个权力之地。德里达写道，“邮政所’总是权力之所。这权力依照邮政网络而实施”。作为一个权力之地，邮政所还改变了明信片的音讯，将它散布在种种交流位置组成的迷宫中。邮局还具有“其后的（after)”这种时间内涵，暗示着迟延，因而也就暗示着改变。明信片最为重要的特质也许是其物质构型：它是一个“开放”的音讯，任何接触到它的人都可阅读，因此它的交流对象不仅是那位收件人，而且还是许多读者，这些读者的数量就难以预测了。如果书写者只想让接收者理解其音讯内容，那么为了隐私起见就必须将音讯转化为密码。于是，明信片便既是公开的又是私下的。明信片上可以用于音讯的空间很小，这也限制了书写者。这种音讯往往只是一句话，说明我在这儿，以及某种表示关系的音讯，如遇到某人时所说的“你好吗?”或“你好!”之类的话,人们并不指望按字面理解它们，而只不过是重申关系的一种方式。这些都是明信片的物质特质，它们使明信片成为一种中继性媒介，使得明信片能够像弗洛伊德的无意识以及一般意义上的书写那样起作用，从而塑造了文字“背后”的意图以及文字之中的意义，并颠覆发信人对音讯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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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信片》一书中，德里达对语言媒介、明信片构筑音讯亦即它塑造交流主体的方式，以及明信片在技术史中的位置等都很敏感。正如德里达提到的那样，明信片很难说是这类技术的最新发展。他把明信片的起源追溯到1870年的普法战争，当时明信片这种发明，使士兵能与后方老家的亲人交流。但是对这种情境的疑问又一次引发德里达得出矛盾的结论。德里达在某些地方暗示，明信片是一个时代的基本书写原则，这个时代从柏拉图延伸到弗洛伊德。而他又在别的地方暗示，电子化的传输形式要么与邮政时代不同，要么就是它的延续。最终，这种情境还是不确定的:我们是否仍处于明信片时代，还是这个时代已经结束?明信片是书写的延伸，还是一种新的语言形式?邮政记号(postmarks)是否与电子邮件的记号不同？

就我的目的而言，《明信片》的主要意味是它表现了一种碎片化的(fragmented）迷失方向的主体。德里达证明了书写是如何成为一种疏远作用，使主体多元化和去中心化，以致读者不能在任何程度上确定主体/作者的位置和特性。德里达在一张明信片上写道，“你是谁，我的爱人？甚至当你置身那里，完全在场，我对你说话之际，你还是那么为数众多，四分五裂，各自为阵。”3无论明信片的接收者还是发送者，都没有呈现为完整一贯的个体。在时空坐标中，也只能含含糊糊地指定他们的位置。在《寄发件》中，明信片是不完整的，有大块大块的文本丧失或被删除了。收件人姓名也从没明确给出过，所以她或他是好几个人，也有可能是一个人。厄尔默这样阐释本文的这些特征，他说它们表明作者德里达就像弗洛伊德的潜意识压抑(censor)一样，处于阻抑直接交流的位置。如果我们把明信片与书相比，把这两者与电脑相比，我们便会看到主体越来越趋向于多重化和分散化。在每一情形中，书写的文本性都大相径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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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里达确实对不同媒介中的差异很敏感，这些差异涉及痕迹的物质性这一关键论题，但他似乎并不积极地想把这些差异主题化。他写道：“在日常语言中，邮政文件’的传递是对文件的物质支承体的传递，由于这一特性，严格意义上的邮政便能与其他每一种电信传播区别开来（如电报或电话，以及总体上的远程电信)。这个观点并没表达清楚，但是要想就有关邮政的陈腐观念达成共识，这一观点还很有用我们确实需要这一观点。”最后那句话躲前闪后，犹疑不决，不敢对“物质支承物”立论。我力图把每种技术的文化构型，把语言与情境的相互作用，把语境对表述的包装作为问题进行探讨；德里达却不是这样，他似乎更热心于探讨书写的同质性，而宁愿将这种技术上的差异大而化小，甚至有时要弃之不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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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将来的岁月里……可以设想，所要传递的将不再是书写，而是打上小孔的卡片、微缩胶卷，或磁带……“远程邮政”……事实上这些伟大的技术一直就真正具有一种玄学家的天真…因为只要还不能证明，并不是有好多发信人，亦即好多地址，已经将自身渗透到我们每封如此神秘、如此密封的信件之中，那么便还不能证明会有什么混乱。 66

对德里达而言，书写本身已经包含着反逻各斯中心的原则：新技术的差异趋向于被吸收进书写范畴内。然而，当记号或痕迹128像屏幕上的像素那样瞬息即逝，我们便要问一问，是否真的有什么东西可以寄送、邮递或“指定其目的地”。

也许正在改变的远不止文本性本身，如今，书写的情境也正在改变。随着电子书写的出现，书页上的间隔已变成世界中的音讯间隔。随着电脑书写的出现，间隔便从属于文本的新包装：书写可以随处发生，而记号（字〔gramme]）的电子化又对书写的物质性提出质疑。由于记号不再植根于空间之中，它的时间性也就变得复杂。电脑书写瞬间即可传遍全球，它使自己置于一种非线性的时间中，这就动摇了它与书写主体之间的关系。电脑书写所挑战和激化的远不止是书、信和明信片，而且是解构主义者最先提出来的诸多分析术语。如果说痕迹、间隔和记号使逻各斯中心的主体失去了稳定性，那么关于电脑书写、音讯服务和电脑会议的文本作用，我们能说些什么呢？从一种情形走向另一种情形时，人们也就从对中心主体的本体论权威的挑战，转换到对身份的再构型，这种再构型的形式又对身体本身进行根本的质疑。电脑书写例示了解构主义提出的游戏，虽说这种游戏是一种很根本的矫正药，但也只是为了矫正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傲慢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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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脑书写对主体的去中心化作用当然并不是全然没有预料到的。工业革命创始的交通系统铁路、汽车、飞机、宇宙飞船等——逐步提升人类身体在空间中的运动速度。如此说来，这些技术可说是将自我分散到世界中。化装舞会、私人广告以及衣着风格这些行为都为人们提供了玩弄身份游戏的机会；但正在被铭写进我们的文化中的这种电脑书写，强化了这些身份游戏的早期形式，并使之更加激进。这种强化和激化到底能达到何种程度，将取决于电脑书写在将来会撒播到何种程度。只有对这些现象的经验研究才能确定它们准确的社会影响及文化影响。然而，电脑书写仍是最典范的后现代的语言活动。由于电脑书写在非线性时空中分散了主体，由于其非物质性以及它对稳定身份的颠覆，电脑书写便为后现代时代的主体性建立了一座工厂，为构建非同一性的主体制造了一部机器，为西方文化的一个他者（another）撰写了一篇铭文而载入其最宝贵的宣言中。人们可以把它称为一种怪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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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利奥塔与电脑科学—后现代政治的诸种可能

我想，与这些电脑待在这个房间里，更像是一种脑力劳动。但是你与它打交道越久，你就会越信任它。学会信任它并非易事。如今，人们很怕；他们不信任它，所以有很多压力。他们需要学会如何依赖它，才能放松下来。

—最近才电脑化的工厂里的一名工人，肖莎娜·朱波夫

在《聪明机器的时代》一书中的引述

电脑、科学与工作天地

信息方式意味着马克思所知的工人阶级的结束。随着电脑被引进工厂担负起工人与机器之间关系的中介作用，一种新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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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主体得以构建，该工人/主体的劳动已不再是工业资本主义时期典型意义上的劳动。劳动已不再是一种体力行为，倒更像是一种脑力运作，是阐释监视器上的符号这样的认知行为。用肖莎娜·朱波夫的话来说：“由于新的技术安排抹去了行动语境，因此人们就更少有机会求助于以行动为中心的技能，以此作为直接知识的源泉。这就意味着，人们要想找回肯定感、能力感及控制感，就会越来越依赖于智力技能的特质，也越来越依赖于那些为了紧密符号与现实的联系而发明的创造性方法。”①手艺人和流水线上的工人无论有什么区别，他们都还与生产中所使用的材料具有一种积极的“伸手可触”的关系。他们的身体直接参与从原材料到成品的转化过程。工人的感官、心智以及肌肉都被调动起来，统一在技巧与技能的努力中。构建着工人经验的是同样的景象、同样的气味、同样的物体、同样的运动，多少年来日复一日。如今，由于工作场所中引进了电脑，一种新型工人正在产生，他们远离生产场所，坐在监视器前、坐在开关前、指示灯前，坐在一个信息阐释器前。

当我们与无产阶级道别时，我们也就必须合上有关一个整个政治时期的书，有关辩证法和阶级斗争的书。当人们从今天这种位置回头看的时候，人们能够把现代时期看作是自由主义政治与社会主义对立的时期。自18世纪以来，西欧及北美的行政权力就一直受到宪法和代议制议会的限制。对这种权力布局的主要挑战来自于社会主义者，他们争论说，质变要求劳动力的重组。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都承认，社会总要致力于扩大的物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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