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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视角都看出并谈到了电子交流带来的某种改变：人与人之间符号的交换如今已不再受到时空的制约。如今，从理论上讲，全球范围内的信息瞬息即得，并且只要有电能就可以存取信息。时间和空间已不再限制信息交换。麦克卢汉的“地球村”在技术上是可行的，而随之而来的诸多重要结果，将会对现有种种理论及立场的适当性提出质疑。60年代末，越战场面被电子化再现，传送到美国家庭，对政治造成的影响令人振聋发聩。1985.年菲律宾叛军占领了一家政府电视台后进行的播送，使公众对他们的成功更加确信无疑，从而深刻地影响了马科斯政权的命运。最近出现的电视直销则预示着消费品营销惯例的一场革命。对指纹进行电脑分析，而给逮捕疑犯提供线索，这使得执法部门的情报获取手段达到了一个新水平。电子媒介为人们展现的全球信息瞬间即可获得的这一前景，显然对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影响程度仍然有待确定。电子媒介对时空的征服所预示的是，理论及种种机制仅仅再转一转惯例和观念的调谐钮是远远不够的，它们这样是收听不到新的传播频率的。

例如，电子媒介使得互联性达到了一个新高度，这便加重了社会网络的脆弱性。以研究机构的电脑网络为例。早在1988年11月，报纸便报道了一家由国内的军队、公司和大学约6000台电脑联网的ARPA网（译按，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署计算机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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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一种病毒感染”，结果是功能瘫痪。①“病毒”是附着于其他程序或文件上的一个很小的“程序”，或者说是一组指令，它在进行自身常规操作的同时又可以复制自己。病毒既能在一台电脑内传播，又能随着电脑文件或信息的传输从一台电脑传输到另一台电脑。病毒还能执行种种指令，这些指令可以是“在屏幕上显示搞到你啦！’”这样没什么危害的指令，也可以是“删除硬盘上的所有文件”这样灾难性的指令。1988年11月份出现的那种病毒只是锁死了电脑的存储器，无限制地复制自己。对用户来说，关闭ARPA网代价很大，而又无可奈何。尽管没有文件受损，没有资料丢失，也没听说有什么犯罪行为，但中央情报局还是被召来追查肇事者。

病毒是指在活的有机体间传播疾病的介质。把这一术语转用到电脑上，也就强调了电脑网络与活的有机体间的相似性：电脑相互联结得如此之深，这就使得它们的行为好像一具身体中的许多器官一样。正常情况下，机器若是机械性互联则不会把物理力传输到其他机器上，因而这一互联链中的其他点上仍然可以不受故障的影响。电脑则像活的机体一样，呈信息性互联，这样就能相互传递复杂的指令，从而可能使整个电脑网络失灵。随着越来越多的机构日益与电脑网络相联，并依赖它们发挥其作用，社会便像产卵一样产下了大量的电子的、信息的“机体”，它们像人类社群一样易受“传染病”之患。如今正当艾滋病毒威胁人类社群之时，其他病毒则威胁着电脑社会。若说艾滋病由性接触传播，电脑病毒的肇始，在ARPA网一例中，则出自俄狄浦斯式的性心理语境。该病毒的原创者乃康奈尔大学的一名研究生，其父亲是一位电脑安全顾问。如此看来，资讯学分析（Cybernoanalysis）与心理分析两个领域似乎可以相互联系了。但是电脑病毒实在常见，且出现的日益频繁。1989年1月和2月所报告的病毒总数达三千例。②病毒不再是一出弗洛伊德所言的俄狄浦斯情结戏(Oedipaldrama)，也许应把它看作是一种新的对抗形式，所抗衡的是控制着电脑化信息的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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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个颇为不同的层面上传布着这样的报告，说电脑显示器，实为整个电子网络，能改变DNA，从而在深层影响使用者的身体。③如果说病毒这个隐喻暗示，电脑网络已形成一个新的社会机体，那么与电脑显示器打交道便受到潜在的辐射影响这种说法，则暗示电脑与其使用者之间的联系已经密不可分。人类与机器间的共生合成体（symbioticmerger)可说是正在形成。我们一直觉得人类身体在世界中的位置有一个界限，而这种共生合成体威胁了我们这种感觉的稳定性。人类创造了电脑，接着电脑又创造新类型的人，这也许正在悄然发生。无数电影(如《机器警察》)和科幻故事（尤其是菲利普·K.迪克的小说）对此已有预示。虽说这些推测有可能把我们引向一些极富成果的方向，但我们可不能撇开眼前更为直接的问题。

电脑病毒传播的速度之快更加显明了信息方式时代中社会新的脆弱性。从病毒开始传播到整个网络的关闭，几乎不用什么时间。同样，1987年10月证券市场瘫痪的消息瞬间便从纽约传到伦敦和东京，而对方的反应传回纽约的速度也同样之快。两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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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距甚远，本可给人提供一点时间宽限，以便使人作出谨慎的反应，而如今距离已不再起缓冲作用。金融恐慌自一个金融中心传到另一个金融中心，犹如动物对危险的感觉一样很快便传遍整个群体。《纽约时报》报道过一件事，注意到了电脑对股票价格下滑的影响。④通信网络把世界金融中心连接起来，使它们能更好地5获取信息，但同时也使它们可能在顷刻间经济瘫痪。于是乎，语言的高效率传输这一简单实用的优点，只是因为速度的提高而变成了一种新的社会现象，确如量变“辩证地”转化成了质变。而这一社会现象促使人们对文化的语言学层面予以细致关注与考察，这也许是史无前例的。

有些分析家认识到，研究电子交流所要求的不只是对新技术或新机器的关注，此研究也不只是意味着符号交换效率的逐渐增强。卡洛琳·马文（CarolynMarvin）做过一项这样的研究，她论证说：电子交流的历史“与其说是交流效率的演变，还不如说是人们在一系列竞技场中所商谈的对社会生活的行为准则至关重要的种种话题。这些话题包括：谁在场内，谁在场外；谁可以说话，谁不可以；以及谁有权威且可以相信。”⑤例如，她成功地论证了电话的引入不仅仅使得人们可以进行远距离交流，而且拓展了谁可以与谁交谈的界限，从而危及了现存的阶级关系；它还改变了求婚的模式以及风流韵事的种种可能。同样，电灯的引入极大地改变了大众休闲及文化：例如，夜间的观赏型娱乐活动对大众文化影响很深，它们便是电灯带来的产物。因此，很显然，电子交流提出了一些重要的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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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文将她对电子交流的展望归纳为如下理论观点：种种新技术“企图精略、简化，或者强化人们习以为常的社会规范的行为准则，其结果可能会使这些常规被重组成一些新事件”。⑦在此理论前提下，虽然她认识到了文化形态和社会形态在技术革新关头对塑造新的交往模式所起的作用，但她却没有质疑这些变化所蕴涵的某些更为广阔的理论意义。为了识别这些“新事件”或新的交往行为，就必须对行动与语言、行为与信念以及物质现实与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重建，从而将现代社会中交往方式的性质作为问题提出。尽管文化主义观点展示了交往方式研究已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诸如马文的分析所示，但所取得的进展还不足以从新的交往形式的角度，对主导性的理论范式和学科范式提出质疑。

要想恰如其分地描述电子化交流方式，便要有一种理论，能够对社会互动新形式中的语言学层面进行解码。作为向这一目标迈进的一步，我在此提出信息方式这一概念。“信息方式（themodeofinformation)”这一术语借用了马克思的生产方式(themodeofproduction)理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及其他著作中，马克思赋予生产方式以两方面的含义：(1)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它按照生产方式的变化对过去进行区分和分期（区别不同的生产手段与生产关系的组合)；(2)作为对资本主义时期的隐喻，它强调经济活动，把它看作是正如阿尔都塞所说的“终极的决定因素”。我所谓的信息方式也同样暗示，历史可能按符号交换情形中的结构变化被区分为不同时期，而且当今文化也使“信息”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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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某种重要的拜物教意义。

每个时代所采用的符号交换形式都包含着意义的内部结构和外部结构，以及意义的手段和关系。信息方式的诸阶段可以试做如下标示：面对面的口头媒介的交换；印刷的书写媒介的交换；以及电子媒介的交换。若说第一阶段的特点是符号的互应(symboliccorrespondences),而第二阶段的特点是意符的再现(representationof signs)，那么第三阶段的特点则是信息的模拟(informationalsimulations)。在第一阶段，即口头传播阶段，自我（the self)由于被包嵌在面对面关系的总体性之中，因而被构成为语音交流中的一个位置。在第二阶段，即印刷传播阶段，自我被构建成一个行为者(agent)，处于理性/想象的自律性的中心。在第三阶段，即电子传播阶段，持续的不稳定性使自我去中心化、分散化和多元化。

在每个阶段，语言与社会、观念与行动、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各不相同。这其中的某些差异将在第三章中讨论。在此，我只想强调一点，这些阶段并非“实有其事”，也不能在每个时期的文献中“找到”，而是由理论强加在知识获取过程中的一个必要步骤。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这些阶段并不是历时存在的，而是同界面地（coterminous）存在于现时。它们之所以并非相继存在，还因为每一阶段中的某些成分至少也是隐含在其他阶段之中。信息方式这一概念的逻辑状态既是历史的又是先验的。在这层意义上，最新的阶段并不是对以往发展阶段高屋建瓴的辩证解决。然而，在某种意义上，亦即马克思所预言的那层意义上，当今的构型(configuration）必然是对早期发展阶段的总体化构建：也就是说，人们必定会在现时情境中看到早期的发展。套用马克思的观点便是，对电子化信息方式的解剖必然会使口头传播及印刷传播的信息方式的解剖更加明白易解。马克思的公式必须予以避免的危险是进步论(progressivism)。我倒宁可将当今时代仅仅看作是话语总体化所难以避开的语境，而不看作是发展过程的本体论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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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上文这些阶段证明具有启发价值，那么它们将会有机融入各种规点的总库，使我们借此理解过去。从这层意义上看，这些阶段便是“历史的”。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任何理论的诸概念都为该理论的经验主义研究提供所需信息，并使该理论的检验得以确定。由此观之，本书首先应被看作是将后结构主义理论的价值引入传播史研究，并在该领域开创一个新的研究方向的努力，故而也可被看作是福柯称为现时史研究的一个主题。

现在我想提及“信息”这一术语的某些特殊含义，并想指出此术语在第三阶段已开始具有的一种特殊的结合能力(valence)。在某种意义上，所有意符（signs）如今都被看作是信息，正如控制论中以及大众常说的那样，“信息”与“噪音”或无意义（nonmeaning）相对。信息已变成我们文化中一个备受瞩目的术语。信息服务机构的电视广告告诫消费者和公司管理人士，如果他们或他们的孩子不能与当前的信息同步，就会在成功之途上的赛跑中落伍。信息被当作当代生活的钥匙呈现在人们面前，而社会亦被信息富裕者和信息贫困者所瓜分。“多信息的”人是一种新的社会理想，对中产阶级来说尤为如此。而在美国，可以说除了无家可归的人以外，所有人都声称是中产阶级群体之一员。于是，本书标题中的“信息”这一术语也使人想到这种文化新局面的某种特征。人们对待这种局面必须抱疑虑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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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心存这一警觉，我便要提出信息方式研究需要予以关注的几个主要领域。该研究必须包括对各种信息存取形式的研究，从岩洞壁画和泥碑到电脑库和通信卫星。信息保存和传输的每一种方法，都深深地交织在构成一个社会的诸种关系的网络中。例如，人口达到一定规模后，如果没有文字记录，政府便不可能扩展。口头传信员只能依赖记忆，这严重限制着国力。分配给通信的资源只能是那么多，如果再多就会使军队和经济部门受到损失。便宜、可靠、耐久的通信是帝国所必不可少的。

如果弗朗兹·约瑟夫皇帝与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是以电话或电脑而非电报进行沟通的话，第一次世界大战也许就有可能避免。8这种断言并非太牵强附会。奥地利大公遭到暗杀后，德奥两国政府便一直急切地交换消息，了解彼此对俄国总动员的消息做何反应。威廉二世发给奥皇的电文大意是，德国不愿支持奥地利攻打塞尔维亚，但由于电报的诸多局限，收到这一消息已为时太晚，没能阻止战争进攻开始几小时后，这封电报才收到。⑧如今，平民大众对核战浩劫可能带来的全球大毁灭惶恐不安，而通信系统的神速则使得这一浩劫越发显得难以避免。同理，如果没有印刷机，也难以想象当代大众社会会呈现为现在的形态；意识到这一点，传播媒介的深刻影响和重要性也就无须赘言了。政治事件、社群形态、经济体制都得由交流媒介进行协调。如果还是套用马克思的说法，磨坊与封建主义相联系，蒸汽机与资本主义相联系，那么同样，我也可以这样说，电子化通信手段则与信息方式相联系。时空对交流的限制程度支配着社会可能发展成怎样的形态，其力度之大非常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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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对交流的时空远距化（distanciation）进行研究是信息方式这一概念的重要环节，问题的核心却并不在此。这是由于在交流效率（efficiency）这一点上，虽然在上述讨论中至关重要，但却并没提出信息交换的构型，亦即我所称的语言包装（wrapping)这一基本问题。除非对社会性质的传统假定及解读此性质的理论提出质疑，否则对交流远距化所作的研究无论多么重要，也只能依旧是既成观点的补遗而已。如果交流只是能促进或阻抑其他活动，那么它就不会有独立的后果。要是这样，对于像信息方式这样的新理论何以发轫，就没有什么合理解释。而我则要从反面进行论证：从分析角度看，任何特定社会中的交流构型都是自足的经验王国，其自身便很值得研究。再者，20世纪种种新交流模式出现得很快，这也构成了理论发展和经验研究一个亟待探讨的领域。新的语言形成（formations）尤其重要，它们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社会关系网络，并重新结构着它们所构成的社会关系及主体。

音乐复制说明了电子介入是如何改变语言情境的。录音发烧友（audiophiles）小圈子力求在他们的家里制作出与音乐的原始演出完全一样的摹本(copy)。①录音发烧友们坚信，某些录音的音槽中包含着创造音响技术奇迹所需的全部信息：即造成听众身临音乐演出现场的幻觉。要想实现这一魔法，一切都得毫发不爽。只有屈指可数的几种录音够格达到这一目的：美国无线电公司（RCA)(标签上的狗有色调变化的那种)可精选出几种，水星公司（Mercury）50年代末至60年代所发行的几种，百代公司(EMI)60年代至70年代初所制作的录音中有可数的几种。音响的部件必须细加选择并匹配，以便完美均衡地达到声音再现能力。甚至那些连接各部件的缆线也至关重要。房间本身也是一个音响部件，这是因为其声音反射与吸收的特性影响着所听到的音乐效果。录音发烧友坚持说，如果环境理想，当唱机在家中播放乐曲时，听者所听到的将会与在音乐厅所听的原始演奏非常接近。在这一情形中，录音发烧友把音乐信息或语言看作是艺术表达的中性媒介。他们认定，音乐信息可以在电子媒介形式中毫无改变地得以复制。信息作为一种表征，在此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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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滚乐的录制所呈现的语言构型则颇为不同。许多摇滚乐录音室开始建造时的初衷就是为了在家中再现。往往根本就不存在原始演出。取而代之的是每一位乐手先在不同的“音轨”上录好音；有些时候乐手实际上是在不同城市演出，而有些音轨，尤其是打击乐部，可能是从合成器上录下来的，根本就不存在“演奏”。技师把互不相干的“音轨”组合成一盘母带，这就成了“原始带”。技师这样做便带来了突出的变化：为了振幅和频率灵敏度或调性平衡，每一音轨都被调节了。除此以外，在录音中，乐器在音响音场内的位置也被“重新排布”，扬声器则被假定为恰好呈直角分开六英尺、面向听者放置。例如，对鼓声的平衡往往是要使每一节拍好像分别从左右两个扬声器中轮流发出，这样，鼓手的位置就好像是在房间后部的开阔空间中。播放录音时，消费者所听到的演出并不是原始演出的摹本，而是一次拟仿(simulacrum)，一个没有原作的摹本。这些摇滚乐演出只是在他们的复制中才存在。这种情形中，电子的介入生产出了数百万计的音乐信息的摹本，而这种音乐信息是永远不会在音乐这一术语的通常意义上演奏出来的。我们还可以举出许多其他例子说明信息系统能产生仿像（simulac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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