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方式

问题是生产过程应该民主到何种程度。电脑被引进工作场所，信息系统的遍布，它们作为控制这些过程的手段，预示了工作和管理的一种新构型，这种新构型的轮廓界限如今还不很清晰，也还有激烈的辩论。有些人争论说，随着工人变得更有技术，更有智能，管理者必须变得更有灵活性，更少等级观念，且劳资双方的界级也正在越发变得模糊不清。②其他人则坚决认为，新的工作场所与旧的并无不同，资方仍占据其位；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工人正变得越来越丧失技能，而管理者则越来越远离车间现场，这是在强化而非模糊阶级界限。③

然而有一种倾向是难以否认的：科学知识正被日益应用于生产之中。它所呈现的形式可能是公司中的研究与发展部门，或者是与公司项目相联系的大学实验室，④或者是激发科学工作的军方创见，或者是市场研究、公共政策研究以及独立的企业资助等，但是利用电脑及高科技系统的系统化知识，简言之即是“科学”，如今已是生产过程的中心。生产方面的问题已不再是塑造材料、协调劳动、探明资源、建筑运输系统等方面的了，而是物品的设计、模拟、制模，以及物品生产出来后如何将它们缚在消费者的想象上。如果科学话语已经变成了一种主要的生产力，那么这种将会获得关键地位的话语，就不能复制其行动步骤，而必须发现一种认知(knowing)方式。这种认知方式要与艾萨克·牛顿以及17世纪后期的专家所开拓的系统知识的形式保持一定距离。⑤实验室的步骤程式⑥以及把科学家当作客观的、自律的、理性的男性主体而进行的构建，作为知识的基础，必须失去稳定性而变成知识的对象。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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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科学的“他者”的追寻已经在女性主义者®以及其他人的探索中获得了一些成功。当霸权性的知识方式、分析科学以及辩证法不再被看作具有奠基作用时，人们可能追求什么类型的知识，这仍是争论的要点。后结构主义者为了给一种新政治建立基础，力图改写科学问题，我将在本章中对他们的这种努力进行评价。一旦公民不再能够像科学家那样作为自律的理性自我在选举行为中采取批判姿态，一旦工人不再能够采取辩证否定的批判姿态，那么便会产生这样的问题：怎样的话语才有可能严格地支撑起一种批判性政治，怎样的自我才有可能表现并言说一种自由的语言。所以，新政治以及我们应如何在信息方式下从理论上探究这种政治就成为一个难题。为了探讨这一难题，我将追溯1968年“五月风暴”以来的后结构主义者的轨迹，他们对政治进行的理论探讨受到了“五月风暴”的极大影响。

后结构主义的政治

1968年5月以前，后结构主义者波德里亚、福柯、德里达、利奥塔、德勒兹都与左翼的政治团体或党派有联系，起码也是抱着同情态度。1968年发生在巴黎的“五月风暴”，引发了一场对早期政治学识的反思。巴黎及法国其他地方的学生/工人/市民的暴动并没有沿用传统的抗议路线，当时法国政治的特点是党派、群体和社团组成了广泛的网络，而“五月风暴”似乎既是一种政治抗议，又是某种文化剧变/街头剧/偶发艺术/表演。墙报和小册子所质疑的不仅仅是资本主义、代议制民主和官僚政治，而且还有左翼政党、激进知识分子的明星制以及发达工业社会日常生活的文化。用巴塔耶（Bataille）和巴赫金的概念术语来描述它很合适。“五月风暴”将异质性的突发引入了现代性的政治，对雅各宾/列宁主义框架里所普遍接受的惯例和假设提出质疑。它是一种越轨的节日，一种极度消费的展示，而绝不是一套策划周密、行之有效的工具性的政治举措，简言之，它绝不是“现代的”政治。随着全世界范围的期待与声援墨西哥城、纽约、布拉格、东京“五月风暴”成为对政治的性质与局限进行质疑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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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方式

后结构主义者的政治轨迹当然绝不可能相似，也不一定与70年代出现的诸如女性主义、反种族歧视、生态主义、区域主义、反核等种种立场你唱我和。诚然，在某些情形中，后结构主义者与监狱改革、同性恋权利、反精神病学等运动有着松散的联系。但他们并没有在抗议的主要方面占据领导位置，并没有明确与这些运动结盟，甚至也没有广泛撰文维护这些事业。而从伏尔泰到萨特的法国知识分子有一个长期的传统，就是为他们时代的进步运动大肆撰文。事实上到那个七年临近结束之时，已经能够听到左翼对后结构主义的强烈批判：福柯被指责与保守的新哲学家(nouveauxphilosophes)沆瀣一气，并支持霍梅尼在伊朗的令人深恶痛绝的新中世纪主义(neo-medievalism)政权；波德里亚因为《论引诱》等书，被指责为反女性主义；德勒兹奢谈精神分裂与游牧生活使他获得了不负责任的无政府主义的称号；德里达对文本的警惕没完没了，被斥责为摆出一副新面孔的寂静教派的(quietist)情感淡漠；利奥塔可说是这群人中最具政治经验的了，他也被哈贝马斯的信徒谴责为新法西斯分子。⑩后现代的民主政治要从这群人中产生，其前景确实令人沮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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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后结构主义者对语言的深思，尤其是当我把它置于信息方式的语境之下时，这种深思确实开辟了一条通往一种新政治的道路，或者起码也暗含着这种开端的可能性。一个人对后结构主义的政治抱着怎样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如何评价现存的政治场景。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把自律的（在马克思主义中则是集体的）理性主体预设为人民主权论的基础，所以在我看来，他们的眼光都很不适合信息方式下的现有局面。电子媒介交流的世界瓦解了这种观点的阐释基础。在这一程度上，信息方式构建了各种各样的主体多重的、分散的、去中心的、不稳定的，以此与同一性的文化相抗衡；这样描述出来的新的政治地形，其中必须放在前沿位置的是现代政治中“他者”的主张。对3政治新构型加以理论探究的努力中，最可能有所成就的当属拉克洛和莫菲将霸权理论与解构主义的嫁接，以及利奥塔的习语(phrases)与歧见(differends)的哲学。

拉克洛和莫菲以福柯和德勒兹/瓜塔里的著作为其立论基础。尤其在《监视与惩罚》(1975)以及《千座高原》(1980)这两部书中，这几位作者使社会科学的概念复杂化并消除其总体化，而拉克洛和莫菲则采用并改造了他们的这种方式。福柯的“权力微观物理学”和德勒兹/瓜塔里的“聚集(assemblage)”都是为社会提出的隐喻。它们在深层与现代的社会理论和政治理论进行竞争。这一理论着眼于界定这样的行为者，他们能够获得社会的客观知识，并尽力摧毁那些阻碍其自由的障碍。政治在这里变成了行为者为了控制社会以及控制对正义的定义的一场竞争。对自由主义者而言，正义是一件程序事项，是理性个人能否具有追求自身利益而不受异律干预的能力这个问题；对马克思主义者而言，正义是将个体团结起来并理性化地管理自身事务的能力。在过去一个半世纪中，有关这两者的差异的争执甚是激烈。其实，这只是白人男性人文主义者之间的争论，从长远角度看，这种争论所耿耿于怀的差异恐怕终究不会超过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的差异，而是类似于它们之间的差异。说到底，他们都是基督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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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方式

福柯使得政治领域多重化并失去主体性，从而对现代社会理论中的政治的定义提出质疑。他争论说，在“现代的”政治中，法律是权力的中心，是一种功能，即从多方面阻碍或促进个人的行动这一功能。福柯以典型的后结构主义姿态，到边缘中寻找证据，以便使这种铭写失去稳定性。他发现，权力作用存在于所有实践中，而不仅仅是存在于直接与中央法律权威竞争的那些实践中。例如，在确定两性人的性别身份时，权力便在医生中间发挥其作用。对福柯而言，权力散布在人际关系的始终。现代政府之所以能蒙蔽人，就是因为它有这种伪饰，能够把权力限定在中央政府范围内，使人们无从觉察其无处不在的多重形式。如果到处存在着权力的作用，那么人们不仅可以在权力中心也可以在其边缘进行合法的争夺。主导话语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将这些四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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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散的颠覆行为隐藏起来，只允许某些特定的行为者作为“政治性的”而粉墨登场。福柯对现代政治的批判与70年代爆发的抗议134运动不谋而合，这种情况过去往往发生在公认的自由主义及社会争论领域之外。

福柯还重塑了政治中主体的位置。现代政治赖以建立的基础是笛卡尔式的主体观，这种主体观认为主体是一个理性存在，介于客体世界“之外”并能通过认识客体而控制它们。福柯动摇了主体/客体、知/行、观念/行动、话语/实践这种二元论，从而反驳了笛卡尔式的主体观。他在话语以及实践的构型之中找到了权力游戏的位置，从而使得社会“客观化”，而话语与实践的构型说到底却既不是主观的也不是客观的。监狱对建筑设计、管理条例、科学知识以及法律机器进行综合，从而构建了一种“权力技术”。在任何主体中都找不到监狱的权力，所以也就不存在可作反抗对象的行为者。福柯使人们的注意力从囚犯改造这一问题转向管理权力的机制，即全景监狱，从而他就反驳了自由主义者对现代监狱的赞颂。自由主义者认为现代监狱是对早期的野蛮主义更为人道的进步，而全景监狱作为支配的一种形式却被自由主义话语掩盖了。他的分析没有针对犯人如何被改造为理性主体这一现代问题，他针对的主体是如何被一种特殊的话语/实践的运作所构建这个论题。他所暗含的意思是，甚至连“理性”主体也是被如此构建的。

对福柯而言，后现代政治暗含着他律因素的爆发，越轨姿态在社会边缘的推动(这便揭示了以前一直隐蔽着的权力游戏)，以及“局部知识”对既成话语的置换。在此情形中，自律主体的形象必然被相对化，而理论家的位置也随之受到质疑。理论家被卷入了对行动的批判：如果理性主体的模式在福柯的中心权力批判中被证明无效，那么理论的位置也就受到质疑。因为理论家并不比社会行为者更有权要求站在理性的坚实基础上。为了这一目的，福柯驳斥了西方传统中知识分子的普遍要求，也驳斥了从洛克(Locke)到马克思这些西方理论家的总体化要求。但是福柯自己的理论地位以及该理论对批判地位的要求也因而值得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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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方式

例如哈贝马斯便强烈反对福柯的尼采式话语，反对其中他所谓的“行事性表述的矛盾(the performative contradiction)”，他认为福柯的话语中没有一个观点能当作真理的基础。为了给自己辩护，福柯回到启蒙主义思潮的“批判精神”这个侧面，从而否认了对“非理性主义”的依附。按福柯之见，当讨论的对象正是批判话语的传统时，给批判话语确立一个空间也就成了问题。他断言，援用规范而又不把它们落在实处，追求“真理”而又不把主体构建为真理的中心，这种批判立场是可能的。无论这种回应是否能自圆其说，哈贝马斯所指责的行事性表述的矛盾，即人们在例示理性批判的同时必然援用理性法则，假定着一个统一的同质文本场的存在，这一文本场首先就不容许有“矛盾”存在。但是，后结构主义者认为，话语一直已经是他律的，并被缺席和绝境复杂化了，如果真是如此，那么这种指责就会失去很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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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的欲望

在《千座高原》中，德勒兹和瓜塔里把社会看成是去中心化的并且是去主体化的，而他们为此进行的表述比福柯还要复杂。他们的早期著作《反俄狄浦斯》，依赖精神分裂欲望这个观念批判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观点，而那个观念本身就值得怀疑。《千座高原》继续把欲望这种很成问题的观点提出来作为批判基础，但已包括着对社会和政治的后现代理论那颇有前景的详细阐述。该书试图瓦解对理论的线性呈现方式：“我们俩人合写了《反俄狄浦斯》。由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好几个人，因此我们已经是一群人了。……一本书既无客体又无主体；它是由形式多样的物质组成的……把一本书归功于某一主体便忽视了这些物质的作用，忽视了它们关系的外化性(exteriority)。”《千座高原》缺乏一个中心主体引导读者一步步深入，因此它便从文本形式上向现代理论发起挑战。同理，德勒兹和瓜塔里也鼓励读者随便从哪里开始阅读，因为他们并没有把该书组织成一篇连续不断的线性的论文。

德勒兹和瓜塔里将社会构型为一种处于连续的非线性运动中的机体强度（bodilyintensities）的综合体。他们所呈现的逻辑是多维的、变换的、非连续性的。他们谈到层次(strata)、聚集(assemblages)、局域化(territorializations)、飞行线路(linesofflight)、抽象机器等一大堆术语，它们瓦解了诸种概念借助话语表述来控制一个领域的功能。他们的概念范畴切断了常规的理解线路，戳穿了支配现代社会理论的二元逻辑，这种现代社会理论从一种原始生命力的视角呈现现实图景。似乎在人类历史过程中，地球本身便会把这些变化描写在其表面，这一居高临下式的观点与个体的自我或者社会科学家受约束的意识相去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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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勒兹和瓜塔里从语言与行动两方面对现在进行构型，其构型方式对于后现代政治的发展具有特殊意义。他们写道，

就总体而言，资本主义体制的运作，越来越不依靠与工作的物理社会学概念相对应的时—空辉纹（striation）…[而是越来越依靠]一种普遍化的“机器的奴役（machinicenslavement)”，以至于一个人可以不做任何工作便有可能提供剩余价值（如小孩、退休人员、失业人员、电视观众等）……[如今]资本主义更少依赖劳动量而运作，更多的是通过复杂的质的过程而运作。这种质的过程调动了运输方式、城区模式、媒体、娱乐工业以及感知方式等每一种符号系统。

在后现代世界这一景象中，个体因其在信息流的环路中的位置而被构建。一直要听到潮流之声便是最主要的政治行为。

在20世纪晚期，资本主义内部形成了一种新的“聚集”，它使人与机器的关系“重新局域化”：

如果动力化机器构成了技术机器的第二时代，控制论的(cybernetic，又可译为“资讯的”)及信息的机器则形成了第三时代，这个时代重构了普遍化了的征服政体：循环的和可逆的“人一机系统”代替了这两个因素之间旧的非循环的不可逆的征服关系；这种人机关系基于内在的相互交流，而不再基于惯用法或行动……随着自动化而来的是……一种新的奴役……人被电视奴役成一个人类机器，由于电视观众不再是消费者或使用者了，按说他们应该是“制造”它的主体，而今甚至连这也不是了。如今他们是其内在的组成部件，“输出”和“输出”反馈或循环，他们与该机器相连的方式已不再能使他们生产或使用它。在机器的奴役中，除了信息的转化与交换外，别无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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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与客体的对立不可能用来理解人类与机器的这些新习性(dispositions)。要理解这种环路形式的主/奴关系便要求有一种独到的眼光。

137 《千座高原》恰好对这样的社会世界进行了非线性的表现，使我们对政治的理解更进了一步，但该书的分析却基于一个值得怀疑的自由观念，即把自由当成是欲望之流。与无意识的分裂式发展相对照的是，人类/电脑这个界面变成了一种“奴役”。但是对这种判断的权威首先来自欲望所具有的特权。德勒兹和瓜塔里退守在理论家/立法者的位置上，赞赏欲望的真理，反对“机器聚集”的衰变，这一退守使他们又回到了他们一开始就想瓦解的现代立场。对欲望的阐释使他们的著作走向封闭，违背了其多重的非中心化的作者的主张。他们又一次变成了这样的“主体”，它促进了欲望的成因，甚至在该书的反权威的（anti-authoritarian)组织结构中，这个一元主体的施为语势（illocutionary force译按，或译为“以言行事的语力”）还抑制着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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