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方式

取道解构主义走向后马克思主义

拉克洛和莫菲没有德勒兹和瓜塔里的欲望的形而上学，而是提出一种去中心的分化社会观。他们转向后结构主义是因为它能为非同一性的（non-identitarian）批判理论提供基础。而与此相反的是，马克思主义以及自由主义凭借自我同一的主体强行实施一种理论话语，它把社会置于中心地位并使之封闭。拉克洛和莫菲在《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一书中想辩护的论题是，“雅各宾派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想象界之间的连贯性不得不因激进式民主的规划而受到质疑”。这种种话语都被“构建为一种对话语性的领域进行支配、对差异流加以阻止，并构筑一个中心的尝试”。拉克洛和莫菲提出“表达（articulation)”这一概念，以弥补这些不足：

如果我们接受所有话语固恋（fixation）的非完整特性，而同时又证实每个身份的关系特性，那么能指的模糊特性、它对任何所指的无固恋性，便只有在存在着一种意指扩散时才可能存在。…社会从来就没有力图与它自身保持同一性，因为每一个节点都被互文性所充溢并被构建在互文性范围内。8

因为社会是非同一性的，所以，对他们而言，批判理论必须是后结构主义的。在他们看来，在理论层面上维持语言的不稳定性，社会于是变得可以理解，这样，就很合适一种民主政治。他们声称，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话语中的这一“中心化”倾向的作用与政治中的民主倾向相对。

第五章 利奥塔与电脑科学

1 195

他们对资本主义进行重新定义，从而阐明了他们的这一论点。对拉克洛和莫菲而言，资本主义秩序必然是不稳定的，其特征是不断的“对抗”(antagonisms)。霸权之所以得以实现，就是通过对这种不稳定性加以否认，就是通过把社会作为固定、自然、必然的存在而进行的话语构筑。然而语言侵入了差异的关系逻辑，这一逻辑颠覆着霸权话语，维持着种种新联系、新陈述的可能性，他者借此将对抗性认识强加于自我。拉克洛和莫菲提出一种多元主义的政治，这种政治将会把差异与对抗的状态接纳为一种新民主的基础。用他们的话来说，

多种身份这种多元性的每项都能在其自身内部找到自己的有效性原则，不必在某个超验或潜在的实证领域内寻求这种原则；只是在这一程度上，多元论才是激进的。寻求这种原则便是为了建立所有这些身份的意义等级，并求证它们的合法性源泉与保证。这种激进多元论的每个项的自动构建性(autoconstitutivity）都是对平等想象界（the egalitarianimaginary）进行置换的结果；在这一程度上，这种激进的多元论是民主的。

资本主义易遭批评，是因为它阻抑了身份的再构型过程，即对后现代民主进行界定的那种不稳定性。我们在下文将会看到，在让一弗郎索瓦·利奥塔的著作中，对这种多元论的理论辩护得到最令人信服的发展。

196

信息方式

138

拉克洛和莫菲将后结构主义主题引人了已被修正了的葛兰西的霸权理论，从而大胆地提出了一种“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他们力图描绘一种非本质主义的社会理论的轮廓，其中客观性从未被看成是自我同一的，而历史也没被理论化为一个封闭的必然展开的事件链。对他们而言，霸权观念意味着任何马克思主义理论必然的不完整性。葛兰西和其他人提出的霸权观念，是作为一种增补，以便对诸如阶级意识这类社会现象进行解释；而这些社会现象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封闭逻辑所不能解释的。拉克洛和莫菲的论题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可能需要更新更好的增补（弗洛伊德、萨特等)，而是这种增补性是所有理论的一个必要成分。对他们而言，理论必须包含“不完整性”，以避免本质主义，避免产生控制社会的幻觉。这种增补既使得理论完整，又重新维持了它必要的不完整性。

拉克洛和莫菲力图以下列非本质主义的方式对社会进行构型。世俗积极性是“表述”和“对抗”的合流。日常生活是力的关系的种种特例的合集，这些关系通过对它们范围之外的东西加以抑制，从而隐藏起它们的起源和相对性。同一性因为禁锢差异而得以实现。拉克洛引用圣-茹斯特（Saint-Just译按，法国大革命时的极左翼革命家，著有《共和国宪法提纲》等)，所引的大意是“共和国的统一只不过是毁灭反对它的事物”。因此，社会是由种种相关立场组成，但这些立场又全都矢口否认它们的相关性。社会组织主动要求这样的解构式分析，它通过对种种同一性的“阅读”把它们被抑制了的缺席成分重新注入到同一性之中，从而使同一性失去稳定性。拉克洛和莫菲为理论的非决定性、不完整性及偶发性辩护，把它们作为表现历史中的对抗游戏的策略。

197

第五章 利奥塔与电脑科学

社会的文本性在命名（naming）实践中是很明显的。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说到商品的象形文字(hieroglyph)，就好像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种例外重复（duplicity)。拉克洛和莫菲坚持名称的必然性以及它们自身内部所具有的那种解构逻辑，坚持一种普遍化的象形逻辑。对他们而言，历史可以被描绘成一种双重过程，借助这一过程，诸种力量便既可用能指铭写自己的名称，又可用能指消除自己的名称。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自由主义”这个能指分别被包容关系和排他关系所界定。作为一个能指，当自由主义空虚无义的时候，它在模拟共识、统一其指涉对象过程中，最具意识形态效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这个能指非常含糊和不稳定时，对承载其身份的行为者来说，便是最透明的时刻。拉克洛和莫菲断言，当同一性要在偶发性和不完整性中协商出来时，激进式民主便更前进了一步。

他们的观点中存在的这一问题必须予以注意。对理论与社会的某种镜反作用潜入了他们的话语：解构理论揭示的是一个可解构的社会世界。例如，他们争论说，非话语的实践说到底还是话语的，因此他们便批判了福柯对话语实践与非话语实践的区分；“如果我们分析了所谓的非话语性复合体—公共机构、技术、生产组织等等，我们便只会发现客体之中差别性立场的复杂形式……这些形式只能……被构想为话语的表述。”②拉克洛和莫菲坚决认为，因为社会只有通过在话语中表现为差别关系，才变得有意义，所以福柯不可能假定一个非话语的王国。于是，文本之外，更具体地说是解构性文本之外，不存在任何东西。如果确实如此，封闭性便再次被引入拉克洛和莫菲的观点。为了使社会领域能完全经得住解构策略的检验，他们压抑了非话语的存在。收买解构主义社会的代价是将解构主义文本的思想策略总体化。因此后现代主义退守着现代主义者试图“缝合”或控制其客体的这一理论冲动。福柯的观点是，即便只是把它当作一个非可理解性（non-intelligibility）的视界，非话语的存在也应保留一席之地，我认为，他的这一观点对于节制人们对总体化的冲动具有优势。

198

信息方式

社会新运动中存在着霸权身份互相争执的政治趋势，拉克洛和莫菲注意到了的这种趋势，并以此寻求自我保护，免于本质主义的重新潜入。他们断言，现在的“地形（terrain)”已不再适合马克思主义式的批判，但是现有情境的哪些特征能够证明这种判断言之有理，他们却并没有充分描述。后结构主义的诸种概念之所以能够取代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是因为在促使社会领域具有可理解性方面，前者的权力更大；从这个意义上讲，拉克洛和莫菲的理论介入可被读解为一种哲学的批判。马克思主义者乞灵于工人阶级的革命潜力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力量，因此拉克洛和莫菲在与他们辩论时，便能够更多地基于理论而非基于语境挑战他们的观点。 23

第五章 利奥塔与电脑科学

1 199

他们的理论倾向于将自己表现为放之四海而皆准。我认为，要想瓦解这种倾向，还必须采取另一种措施。我所提出的信息方式，将一种语境偶发性引入了解构主义霸权的策略中。换言之，通过电子媒介语言的铭写，社会世界被文本化为一种有利于后结构主义阅读策略的形式。信息方式的语境给这些策略赋予了某种普泛化力量（generalizingforce)，又将一种历史化偶发性注入了这些策略。因此，他们的真理要求既是普遍的又是特殊的，既非“通用的”又非“相对的”。于是，理论家拉克洛和莫菲并没有作为一种固定的、超验的能指被嵌入话语之中。

利奥塔论后现代性

就福柯、德勒兹/瓜塔里和拉克洛/莫菲而言，走向后现141代政治理论的这一倾向所涉及的有权力与抵抗的场所的多重化，还有将社会复杂化、使之摆脱分析理性与辩证理性的理论桎梏，以及把它重新界定为偶发性、缺席和语言不确定性的一个定点(locus)的努力。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在其最近的著作中亦表现出相同的趋向，他把政治作为后现代性的难题，并对此进行极为明确的探讨。《后现代状况》(1979)和《歧见》(1983)可以阐释为开辟政治新领域的严谨之作。正如我在前几章中已讨论的其他后结构主义者一样，利奥塔从语言角度，尤其是科学话语的角度界定其主题。然而，利奥塔比其他理论家走得更远。他一方面在语言与电子中介之间明确地建立联系，另一方面又在语言与当代社会语境之间建立联系。从这一意义上讲，利奥塔，尤其是在《后现代状况》一书中，已经非常接近我在本书中所界定的信息方式这一可能命题。

200

信息方式

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的开篇第一句，就鲜明地提出这一论题：“此研究的对象是最高度发达的社会中的知识状况。”利奥塔将“知识”视为科学，尤其视为自然科学，将这类话语的巨大重要性注入当代事件及制度的所有维面。今天的科学不仅仅是一系列学科，分门别类地存在于高等教育机构的不同院系中，而且是一种为经济、军队和国家提供基本知识的力量。甚至社会科学学科也是按它们的方法与“严密科学”学科的方法的接近程度来衡量其合法性，衡量其种种努力的地位。正如劳丽·安德森(LaurieAnderson)所赞颂的那样，我们已处于“大科学”时代。科学家自称他们的工作在方法论上受实验室、专业会议和专业刊物的陈规惯例的限制，且这些陈规惯例严格区分了他们的所作所为，而这种区分的依据是从认识论角度看“较不重要的”技术运用活动。当科学家们自己如此表白时，他们实在太过谦虚。几十年前，加尔布雷思（Galbraith）就在《新的工业国家》一书中提出“科技阶层(thescientific estate)”这个名称，承认科学具有越来越显著的社会意义，他甚至还暗示这个阶级是新的统治阶级。 25带着这种诡诈的谦卑，科学家对自己享有这样高的地位、接受丰厚的联邦政府资助，且断然拒绝承担社会责任，绝大部分都感到心满意足。

利奥塔关注当代科学的这两个特征：它的合法化约定

第五章利奥塔与电脑科学

201

(protocals)以及它与电脑的关系。通过对这些主题的分析，他为自己关于后现代性的论辩奠定了基础：一个新的政治纪元来临了，142这个纪元结束了长达两个世纪的雅各宾主义和列宁主义，两个世纪的现代性。《后现代状况》中的主张包揽一切，其语锋也咄咄逼人。它对读者展开广泛挑战，把他们从自鸣得意的现代主义昏睡中唤醒，促使他们思考这种可能性，即一些根本性的变革正在毫不引人注目地悄然发生，而且频率越来越快。其后的著作《歧见》可说是更严谨地发展了他在1979年所提出的主张的哲学基础。《歧见》也放弃了早期的某些立场，倾向于采用一种更少全球化、更少社会学意味的方法。在这点上，我将先后从合法化问题以及电脑化论题这两方面考察利奥塔对科学的批判。

利奥塔断言，存在着一种极端情境，存在着一种“叙事危机(crisis of narratives)”，较早时期的宏大视角已不再可以相信；这种判断便是他在《后现代状况》中所作分析的基础。要想令怀疑主义者感到满意，便要对这一判断进行验证或例证，而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人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否定这一判断。然而，如果这一判断能被接受，利奥塔观点的重要主张就变得迫在眉睫：我们也许已处于一种全新的“后现代”情境中，面对着性质上全新的可能与挑战。他竭尽全力阐释他的危机判断，但他也注意到他的话语是一种“策略”（第7页，译按，指英文版页码，下同)，是他采取的一种立场，注定要引发争议，甚至会招致批判与反驳。利奥塔从好几个思想领域援引证据以佐证他有关危机的观点，然而，他最有力的论点都与科学自身有关。

202 1

信息方式

以我们认为最为典型的后结构主义转向为例，利奥塔争论说，在后现代时代，社会分析的决定性层面是语言。其所以如此的理论原因是，媒体的兴起赋予语言以一种新的显著性(第16页)，而其逻辑原因则是“语言游戏是社会得以存在所需的最低限度的关系”。（第15页）在利奥塔看来，分析当代社会的这一语言成分便揭示了一个本质上的新情境的主要原则：通过叙事与科学的总体化或统一化话语的瘫痪，开始走向一种多重性的文化。

利奥塔对叙事与科学的区分与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在《启蒙辩证法》中对神话与启蒙的区分，有着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两者都在话语层面上对前现代与现代加以区别，并作了比较。《启蒙辩证法》写于1944年奥斯威辛时期的沉郁心情下，当时盛行以法西斯主义和大众文化的观点对神话和启蒙进行阐释或综合，该书对此予以痛斥。对自然的启蒙支配竟辩证地变成了一场对人的支配这场噩梦，几乎没有希望看到辩证法在将来会有比较美好的转向。在《后现代状况》中，科学与叙事的关系更加复杂。科学对叙事的要求是它的合法化功能：“如果不诉诸另一种知识，即叙事性知识，科学知识不可能明白也不可能使别人明白其自身就是真知，而从科学知识的观点看，叙事知识根本就不是知识。”(第29页）在最近几年，科学的这些元叙事，如关于进步的故事(story)，已经丧失了连贯性。对利奥塔而言，这个危机中至关重要的是新兴了一门新科学，一门基于新叙事类型的后现代科学。

利奥塔把科学与叙事作为不同类型的话语加以区别，它们有着不同的语言“语用学”或语言游戏规则。在传统的叙事中，社会中的任何成员都可能占据言说者的位置。叙事的言说者、听者及指涉对象是流动的，人们轮流承担每一职能。在这些面对面的际遇中，社会借助于叙事的反复申说就能被再生产了，并不需要一种单独的话语使该叙事合法，而且只要否认故事的重复与早期实例有任何差异便可创造一种循环的暂存性（cyclical temporality)。与此相对的是，科学知识有着不同的逻辑：它只允许唯一的一种语言游戏，即外延游戏，它创造了一种与社会互为外部的关系；它只对科学家或言说者而不对听者提出资质（competence）方面的要求；至于汇报其发现结果这种行为，它则没有对此赋予任何特殊价值；并且，它的话语暂存性是线性的，而非迂回的。

第五章 利奥塔与电脑科学

1 203

143

尽管科学对叙事话语要求苛刻，但在某个特定的意义上，科学还得依赖叙事：即科学要想合法化，便要依赖叙事。利奥塔争论说，自柏拉图以来，科学便在叙事中寻求立足点，在一种自身不具科学性的话语方式中寻求立足点。直至最近，这层关系的再生产仍是哲学的任务。哲学学科之所以变成主导话语，其部分原因就在于它自身扮演的角色便是为科学提供立足点。在《后现代状况》中，利奥塔区别了两种为科学提供立足点的哲学叙事：英、法、美的进步观念(第31页)，以及德国促进民族素质的教育观念(第34页)。然而，利奥塔的目的并不是从叙事角度重述科学史，而是要指出科学的这些叙事已不再可靠。利奥塔问道：当科学规划失去合法性时，科学以及如此深深依赖着科学的社会，其情形又会如何？我接着他的这个问题问下去，便提出本书的中心问题：当生成和撒播科学的电子手段方便可用、处处行使之时，

204

信息方式

144